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抗战胜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长期处于张作霖父子统治之下，即使1928年底“易帜”之后，东北仍基本处于国民党实际统治之外。九一八之后，东北沦为日本占领区，国民党基本无法活动；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亦随日军统治日益严酷而趋于沉寂。
自抗战后期开始，国共两党都注意到了东北在战后政治天平上的重要性。国民党曾组织有关人员预拟了战后东北接收方案，但只是若干初步研究与评估。真正使国民党认识到东北问题紧迫性的，是1945年2 月美苏三国雅尔塔首脑会议就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达成的密约。3月间， 蒋介石首次得知苏联在密约中对东北提出若干重要权益要求，认为“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1〕。本来， 东北就一直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战前便有一些问题悬置未决，一旦苏联出兵东北，不仅对于中国国家主权会有影响，蒋介石更担心中共与苏联可能的合作危及其统治。
因此，在国民党决定其战后东北方针时，限制苏联的权益要求与遏制战后中共可能在东北的发展，是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前者属于外交范畴，后者则是内政问题，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衡两者是非常困难的。着重于遏制中共，就需要对苏多作让步，从而损害国家主权，不利于国民党的公众形象；着重于维护主权，又会得罪苏联，从而可能对中共有利。两者处理不当的直接后果都是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威胁。
国民党的决策者是蒋介石。他注意到了美苏交易中斯大林对罗斯福的承诺，即“尽其力之所能，为促进蒋主席所领导的中国统一”〔2 〕。这一承诺似乎为蒋提供了化“不利”为“有利”的条件，即以苏联要求的东北权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与对中共的约束。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商讨后作出的决策是，在对苏外交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要求苏联保证对中共“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3〕。
蒋介石作出上述决策，源于国民党由来已久的一个看法，即中共“与中苏关系为一个问题”〔4〕。因此， 国民党想在战后国共争夺中利用苏联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将中共问题作为中苏交涉的一部分去解决，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一是苏联可以完全控制中共的行动。这两个条件显然都是不存在的。更何况苏联向来视中国东北为其后院，密约已表明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能否允许美国背景甚浓的国民党独占东北是非常可怀疑的。令人不解的是，从现有资料看，国民党高层在讨论战后东北决策时，并未涉及上述问题。
从1945年7月到8月，中苏签约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除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一度出现僵局外，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雅尔塔密约的框架下进行的。蒋介石当初的决策重心在于遏制中共，但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宋子文与外交部长王世杰担心外交让步太多会招致骂名，在谈判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苏方争执中长路、大连港与旅顺基地的一些具体问题，使谈判方针倾向于外交层面，与当初决策有所偏离。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要求“派往东北之行政与经济人员之运输方法，务与苏联切实商定具体计划与步骤，予我以充分便利”〔5〕。 但既未见宋子文在谈判中提出这一问题，亦未见蒋的后续指示。后来在中苏条约附件“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双方只笼统规定，中方派代表在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指挥中国军队；收复区停止军事行动后，中国政府即负管理公务之全权〔6〕。 这一安排缺乏苏联协助国民党接收及其撤军程序的具体有效并有约束力的步骤。
1945年8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件在莫斯科签字。苏联承诺其援助只给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当初希望通过中苏交涉“减少中共之猖獗”的决策似乎达到了目的。然而蒋介石早先已意识到，如果“我对苏所要求之答复为具体，而苏对我所要求之答复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败”〔7〕。结果正如蒋介石所预言， 国民党所失非常“具体”，而所得又非常“抽象”。
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国民党的东北决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然而现实情况自始即越出了国民党设计的轨道，向着它最不希望出现的方向发展。
自抗战后期开始，中共已经确定向东北发展为其战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共虽未得到国民党与苏联谈判的详细情报，但对苏联动向的判断却极其准确，即苏联对中共进军东北“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8〕。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立即调派部队出关，9月19日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且作出一系列相关部署，目标非常明确，行动极为果断，表现出高度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性。
国民党虽然一直估计战后中共会在东北有所动作，但其行动如此之迅速，规模如此之大，则是国民党始料不及的。9月开始， 蒋介石即不断接到有关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密报。这些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使蒋预感到东北接收不会像以前设想的那样顺利，因此考虑到“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9〕。9月中旬，蒋介石曾经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一事。他认为“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10〕。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实际困难，国民党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中苏外交交涉方面。
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内部对东北接收多持乐观态度。1945 年8月31日，国民党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公布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稍后又任命张嘉璈为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但这一套接收班子并没有用多少功夫研究具体接收方案，外交当局亦未对外交交涉作过指示，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无所准备。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自始即不顺利。10月1日， 熊式辉通知苏方，决定船运军队至大连登陆，接收东北。不料苏方答以据中苏条约规定，大连为商港，不能运输军队，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由于中共的迅速动作，东北已不能如国民党前所预期的从苏联手中行政接收〔11〕，而必须辅以大军。由于中共部队已控制了山海关这一陆路咽喉，国民党迫切希望苏联协助实行海运登陆计划。苏联的答复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仍未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重视。
1945年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国民党开始为接收东北而与苏联进行交涉。熊氏一行“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12〕，但在中苏双方的首次谈判中，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就没有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却提出了所谓秘密组织反苏问题。蒋经国甫抵长春，得出的两个印象是：“苏方暗中确有支持共党行动”〔13〕， “不愿我军海运登陆”〔14〕。
苏联的态度大大出乎国民党方面意料。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国民党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就此进行谈判的依据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对此并无具体规定。国民党于无奈之中只能抓住条约不放，勉力与苏方交涉。虽然国民党在长春、重庆两地一再努力，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交涉，仍未能使苏联让步。10月下旬，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大连登陆计划，改提营口、葫芦岛、安东三港登陆的方案。苏联的反应是，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葫芦岛已无苏军，苏方不负登陆安全之责〔15〕；营口已有十八集团军，他们“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16〕。在协助运输部队、恢复交通、行政接收、编组地方团队等几个关键问题上，苏方也持不合作态度。
国民党本希望依靠中苏条约对苏联的约束完成东北接收，尤其希望军队出关后“一切可迎刃而解”。但苏联虽承认条约，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使国民党东北接收毫无进展，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一致感到事态严重。11月初，他们先后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共同看法是，受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影响〔17〕，苏联“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使我中央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并将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他们提出的对策为，或由外交当局继续与苏联交涉，或由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18〕。但事态演变至此，已经不是通过外交交涉便可解决的了，国民党东北决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当时，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四个：
一、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的妥协求得苏联的协助。张嘉璈力主此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19〕。如果沿袭当初谈判中苏条约的思路，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前一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不再有当初那样的乐观，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对苏联的意图颇为怀疑，拒绝对苏再作让步，此一方案遂搁置不行。
二、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持此主张。他们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此案可以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20〕。问题在于，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21〕，这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是否会甘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22〕。
三、立即从军事上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虽在东北登陆问题上受挫，但在美国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此前出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23〕。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即先华北还是先东北。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东北前线国民党兵力尚显单薄，增援需时，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大军出关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这又回到了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因此，此案亦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三案均被否定，剩下唯一的选择，不外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中苏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军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 “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24〕。
自从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解决问题的重心偏于军事接收上，一再指示东北行营，“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25〕。大体在11月上旬，蒋介石已觉得“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它道路可循”〔26〕，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集中兵力于华北，伺机再由陆路进入东北。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 “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 ”〔27〕蒋的决策在有宋子文、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 熊式辉等参加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被接受，国民党遂于11月15日由外交部通告苏联，将东北行营由长春撤至山海关。
此一阶段的东北接收，国民党在外交上既低估了苏联在东北的要求，又高估了苏联对中共的控制力；而在内政上，则低估了中共进军东北的决心与速度〔28〕，高估了自己的组织与应变能力，因此国民党接收东北出师不利并不奇怪。
三
国民党作出撤退东北行营决策前后，东北形势确实对它非常不利，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国民党的处境也未必就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国民党撤退行营的举动，使苏联多少感到一些压力，它毕竟对苏美、苏中关系还有全盘考虑。苏联立即作出了一些姿态，11月17日，苏联复文表示将履行条约义务，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同时又要求前一段几近于公开在东北各大城市活动的中共机构退出，在组织地方团队、空运部队等事上也有所松动。无论苏方表示的真实意图如何，至少证明国民党在外交上尚有活动余地。
在军事方面，中共出关部队虽迅速发展到不下20万人，但主力部队经长途跋涉，极度疲劳，新扩充的部队未经训练，素质不高。且中共在东北也是一切从头做起，根基尚不稳固。而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13军与52军11月在秦皇岛登陆，16日占领山海关，26日又占领锦州，未经激烈战斗，便控制了陆路进出关通道。在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实际已在11月中旬放弃了原先独占全东北的设想。因此，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尚有相当的转圜可能性。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苏联，张嘉璈与蒋经国对此最有体会。蒋经国在给他父亲的信中陈明，“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29〕。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地域，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与苏美、苏中关系的现实不能不使苏联对此心怀疑虑，从而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处境。
前已论及，国民党在决策东北问题时，如何把握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它既想借苏联之手约束与遏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又不能不担心外交妥协影响国家主权而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行营撤退之后，国民党既未作出寻求两者之间平衡的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而是将东北问题暂时束之高阁，“一面表示并不因行营移转而放弃东北，一面对苏联并不取决裂形势，仍与之继续周旋，……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30〕。本来，蒋经国在行营撤退前，曾提出“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31〕。蒋介石私下也提出四条意见，指示蒋经国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32〕。然而蒋也许是心有不甘，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因此除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它三事未见正式向苏方提出。
行营撤退之后，国民党只在两件事上与苏联达成了协议。一是与苏方协商，将撤兵期限从12月3日延至次年2月3日；二是于12 月底至次年1月中旬，派出行政人员及若干保安团队接收了沈阳、长春、 哈尔滨三市及辽北、松江、嫩江三省。这基本出于苏方主动，行政接收“因无充分武力”，“等于虚饰”〔33〕。就对国民党占据东北而言，苏军延期撤兵表面有利，实际弊大于利。但国民党既无心亦无力改变现状，也只能照单全收。
1946年2月初，在东北外交交涉难有突破的情况下， 张嘉璈离开长春返回重庆。4日张面见蒋介石。他认为， 东北如果丢失华北亦很危险。他请蒋决断，或与苏决裂，或对苏让步。蒋的方针仍是：如苏不撤，我亦不进，不谈经济，任其搁置一段时间再说〔34〕。此后张嘉璈没有返回长春，东北交涉从此中断〔35〕。
与国民党的消极外交姿态相适应，蒋介石对进军东北亦暂持审慎态度。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便停止不前，即使在苏方作出某些缓和姿态后，蒋也惟恐“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而表示“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36〕。因此在苏联同意空运部队之后，国民党也只空运了一些保安部队，正规军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军事重心在华北，其东北军事计划则以热河为攻击对象，一方面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一方面避免与苏联可能的冲突。
国民党在东北的消极恰与中共在东北的积极形成鲜明对照。在处理东北问题时，中共自始即以“有时间布置一切”为目的，使国民党军队“不能在本年内向热河及东北进攻，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37〕。为此，中共一方面力求苏联的谅解，一方面布置军事抵抗，以“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38〕。
从1945年11月中旬到次年2月中旬，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 国民党对东北接收持消极态度，外交与军事均无所作为。它的东北决策，对外无法取悦于苏联，得到其协助；对内则不仅不能遏制，反而有利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四
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于1946年2—3月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消极而转为积极，决定这一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苏军的动向。蒋介石决定前一阶段的东北政策时，主导思想是等待时机，但从未放弃过占据东北的想法。蒋之所以迟迟没有命令军队进入东北，主要是顾虑苏联的反应。2月3日是苏联从东北撤军的最后期限，蒋介石判断，苏联将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撤离东北，以前的顾虑不复存在，消极便一变而为积极。还在1月19日， 蒋介石已要求熊式辉与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39〕2月13 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40〕。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一直控置于锦榆间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随苏军的撤退而跟进。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新1军、新6军、71军陆续运抵东北，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其次是国民党内的政治动向。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内主政的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人，主张与中共和谈，寻求某种武力之外解决中共问题的途径，重庆谈判、停战令、政协会议、整军协议等便是这一思路的产物。然而他们的做法在派系成分复杂的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弹。以CC系为代表的党内“革新”派既不满意上述一批人把持党内决策权，更不满意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约束。陈果夫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表示：“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41〕他们与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为国民党内强硬派势力，借苏联撤军迟缓为借口，在2月下旬鼓动重庆及其它城市大中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外交、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的举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因为蒋亦认为政协决议对中共让步过多，“皆已逾越其所希冀者矣！”〔42〕
1946年2月以前， 国共双方在东北的行动虽是围绕对抗与争夺的大目标展开的，但直接冲突还不多，东北问题也基本没有出现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在中共方面，是有意不提，“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43〕，以尽量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从实力出发迫使国民党让步。在国民党方面，是根本不愿提，其出发点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企图独占东北。因为国民党的坚持，1月发布的停战令规定， “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44〕。但国共双方对此各有各的解释，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现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2月开始，随着苏军逐步撤离，中共在东北战略部署基本完成，以及国民党将进兵东北的态势变化，中共改变了不谈东北问题的态度，开始“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中共的基本要求是：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承认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45〕。2 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为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为此，中共内定让出中长路及沿线沈、长、哈等重要城市，并批评了党内“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不能允许存在的”〔46〕。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中共有时也作出一些公开的强硬姿态，但其解决东北问题的立足点最初还是“和”，而不是“战”。
中共的主张没能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2月整军谈判期间， 周恩来多次希望与张治中讨论东北问题，张治中却一再回避。叶剑英也在北平主动找熊式辉对话，熊答以东北“为中苏交接问题，非容中国任何党派来破坏”〔47〕。对于中共而言，东北与关内不同的是，关内是现地停战，不损失多少实际利益，而东北则需“让出许多地方，所以最难说服同志”〔48〕。但是这一“最难”的让步，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其二中全会更有对中共强硬的表现，从而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国民党的真实企图，并相应改变自己的对策。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并以此为中心据点向四周扩张。 18日，中共军队便攻占四平，扼住了中长路往北的咽喉。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9〕，表明中共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国民党一方的东北决策也正处于“战”还是“和”的大门口。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内政治风向的变化，使国民党失去了在东北问题上应有的弹性，武力解决中共的大气候已经形成。虽然军令部方面出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一直主张，在东北不宜孤军深入，“军事力量仅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矣”〔50〕。何应钦亦认为“后防不可少忽，主要兵力不宜远出”〔51〕。但东北前线军事将领多持主战态度，杜聿明力主“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52〕。3月间， 行营与长官部一致认为，“苏军将撤，共军自危”，主张“对苏对共应取强硬态度”〔53〕，否则“此后青纱帐起，继以雨期，故此时间性之重要，甚为明显”〔54〕。他们的态度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其实就纯军事角度而言，虽然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较前增加很多，苏军的撤退打消了一些顾忌，但中共的政治军事实力同样亦较数月前大为增强，国民党实际已失去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令部的意见不无道理，但国民党内多数人当时还看不到这一点。
东北作战的最后决断是由蒋介石做出的。蒋介石在处理对中共的关系时，基本态度是：（一）不愿承认中共已有的地区；（二）凡是能用武力解决则用武力解决，不得已时才进行谈判；（三）他是“中央”，一切要听他的命令〔55〕。蒋的这一态度在东北被具体化为“中央军队之行动在东北不受限制也”〔56〕。由于美国的调停〔57〕，3 月间国民党同意就东北问题与中共商谈，并于27日达成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的国共美三方协议。但蒋介石此时已做出武力解决的决断，所以他明白指示熊式辉，“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58〕
自3月中旬起，东北战火四起。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 表示中共“今日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59〕，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回答是战争。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乃外交问题”，“东北主权未收复以前，决无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及政权“决不能予以承认”〔60〕。4月6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61〕13日又严令国民党军于20日前攻下四平。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举动， 更使蒋十分恼怒，确立了至少打到长春的决心，否则“一切问题皆不可谈”〔62〕。
从4月到5日，东北爆发空前激烈的大规模战斗，国共两方的精锐部队，在四平、本溪两条战线进行了实力较量。中共方面是“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以“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63〕。国民党方面则必以中共退出长春“为解决东北问题之唯一办法”〔64〕。虽然美国及第三方面提出过各种调停方案，但都不能动摇国民党的决心。
四平之战本来是一次局部性战斗，蒋介石本人作出决策时，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攻占长春的反应。战前，蒋介石对四平之战没有十分把握。蒋有“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地步”的想法〔65〕，国民党军在战斗初期的受挫，更使蒋“忧心如捣”，“焦虑万分”〔66〕。四平之战的结局却使国民党态度大变。5月19日， 国民党军队经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攻下了四平，22日又占长春，蒋介石立即认为“共军之惨败实为意想所不及也”〔67〕，国民党内不仅强硬派兴高采烈，主和派亦动摇不定，多数人开始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68〕。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的次日，国民党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69〕。蒋介石以此为后盾，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并在国共谈判中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条件。6月26日中原战事爆发。7 月2日，蒋介石以近乎最后通牒的语气要求中共接受他开列的条件，否则“一切无法再谈”〔70〕。至此国民党已决心武力消灭中共，全国性内战终于不可避免了。
四平之战对国民党的影响主要是战略上的，相反，国民党对东北的注意力却因此一战而大大减少了。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决策重心转向关内作战，也由于“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71〕，因此蒋介石很快改变了四平战后“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的决定，而于6月7日下令东北停战，26日决定“东北军事应暂取守势，不可亟求进展。……故关内共军未戡定以前，对东北之军事决心维持现有形势为要旨”〔72〕。这样，国民党军队基本停止于松花江南岸一线，既未能根本占据东北的军事要地，也未能如战前设想的“歼灭”中共军队主力。蒋介石后来曾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73〕。然而这是蒋介石当时的必然选择，因为他自以为这样既可敷衍美苏，又可在关内集中兵力。无论如何，四平战后，东北问题在国民党决策层心目中的地位与重要性都大为下降，作为一个阶段的国民党东北决策至此告终。
五
分析评判抗战胜利前后一年间的国民党东北决策，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国民党有无必要在战后急于接收东北。对这一点，不仅当时国民党内部存在分歧，时至今日研究者们也仍然意见不一。然而，东北的地域、人口、资源、经济诸要素，在中国政治斗争天平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蒋介石也不会忽略这一点。蒋曾经在国民党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74〕
东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以东北保华北，还是以华北固东北，即东北与华北孰轻孰重是个很难作抉择的问题，但是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首先占据东北更为有利，也更易于掌握战略主动性。无论国共哪一方占有东北，都将给对方带来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军事压力，不仅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国共双方对此的认识也基本一致。中共担心国民党首先向东北进攻，“尔后以东北为根据地，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75〕。国民党则认为，“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76〕。
由于上述原因，国共两党在抗战后期都注意到了东北问题的重要性，就不是偶然的了。对国民党而言，东北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14年，国民党因此而备受各方指责。收复东北已成为国民党挽回政治信誉的一个重要举动，党内外回旋余地较小。如果不能占据东北，国民党将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政治风险与压力。
综上所述，战后能否得到东北，于国民党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国民党的东北决策未能达成预期的目的。
国民党东北决策的失败首先是战略重点不明。如前所述，争夺东北本是富于战略性与进攻性的行动，需要对整个战略做出通盘考虑与精确算计，并且进行明确的部署。但是在战后国民党的全国战略中，争夺东北处于什么位置并不是很明确的。蒋介石本来意识到东北在国共斗争中的重要性，有在中苏谈判中以外交让步换取独占东北的决策。可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急于在全国所有地区确立优势地位，四处出击，以致力量分散，在大部分时间里，东北并不处在国民党的战略中心位置。东北的重要性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实际作为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国民党东北决策的动摇不定，与蒋个人的决策方式有很大关系，而东北战略地位的不确定，又影响到国民党能否全力以赴地投入争夺东北的行动。在战后一年间，蒋介石的决策导致国民党始终没有一个与中共争夺的真正战略重点。这种状况，对于国民党的最后失败，影响非浅。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是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因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77〕。
导致国民党东北决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对苏判断失误。最初，国民党希望借助中苏条约，完成东北接收，但对苏联的战略企图与利益始终缺乏明确清醒的认识，结果发生苏方“制造事变、阻滞接防、延误行政接收等事”〔78〕。其后又不知设法补救，更出现了对苏强硬论调、鼓动反苏游行等进一步刺激苏联的举动。对苏联动向判断的失误，背离了当初国民党东北决策的初衷，以使苏联不仅没有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反而成为无法越过的障碍。以至后来不少人认为，东北接收失败“当时未能善用外交关系，是为主因”〔79〕。
国民党东北决策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轻率决定依靠武力解决中共。国民党内有一些人始终主张对东北军事对抗宜取慎重态度，理由是东北地域辽阔，气候寒冷，补给困难，长途远征必使师老兵疲。但国民党既要争夺东北，而又不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不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在于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而言，军事行动需要适当的时机与条件。国民党军队没有能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所以导致军事失利。
国民党东北决策失败最后一个原因是，内部缺乏协调，各行其是。国民党官僚体制此时已是弊端丛生，不仅外交与军事当局缺乏彼此协调，外交与军事系统内部也是各唱各的调。张嘉璈批评说，“外交部方面事事循平时正常方式应付，在军事机构方面缺乏准备与联系”〔80〕。结果，首先是军事行动受制于外交活动的因循敷衍，其后外交活动又被军事行动牵着鼻子走。
注释：
〔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台北1978 年版，第693页。
〔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727页。
〔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736页。
〔4〕《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6日，台北1990年版。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第1册，台北1981年版，第22页。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战时外交》第2 册， 第666—667页。
〔7〕《战时外交》第2册，第596页。对于苏联承诺可信度问题，主持中苏谈判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与外交部长王世杰，一个表示须“参考苏联历来对中共之态度”（《战时外交》第2册，第575页），一个担心苏“对于彼之声明，未必切实履行”（《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20 日）。但他们在谈判中并未作出多少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7页。
〔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28页。
〔10〕同上，第834页。
〔11〕国民党曾在9月19日决定， 行政接收可不待军队到达先行开始，后格于实际，即未再提。
〔12〕《战后中国》第1册，第134页。
〔1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49页。
〔14〕《战后中国》第1册，第123页。
〔15〕《战后中国》第1册，第131页。
〔16〕《战后中国》第1册，第138页。
〔17〕苏联对美国插手东北抱有极大戒心，因而坚拒国民党军队由美舰海运至东北登陆，并在双方谈判中，多次对美国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与苏联合作。
〔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4—877、880页。
〔19〕《战后中国》第1册，第561—562页。
〔20〕《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9日，台北1991年版。
〔21〕《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4日。
〔2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7页。
〔2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第8页。
〔24〕《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7日。
〔25〕《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25日。
〔2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2页。
〔2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8页。
〔28〕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在其8月16 日呈蒋的东北接收整理意见中，无一字涉及中共可能的动作。直到12月下旬，陈诚估计中共出关部队不过4万余人，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2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7页。
〔30〕《战后中国》第1册，第146页。
〔3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876—877页。
〔32〕《战后中国》第1册，第146页。
〔33〕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26日。
〔34〕《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4日。
〔35〕张嘉璈走后，只有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以驻苏军代表团团长身份留驻长春，负责双方日常联络工作。
〔3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第901页。
〔37〕《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3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3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20—21页。
〔40〕《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
〔41〕徐泳平：《陈果夫传》，台北1978年版，第934页。
〔4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32页。
〔4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5页。
〔44〕《战后中国》第3册，第69页。
〔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
〔47〕《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4日。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0页。
〔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页。
〔50〕《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
〔51〕《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12日。
〔5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4页。
〔5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88—89页。
〔5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10页。
〔55〕《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61页。
〔5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81页。
〔57〕美国在东北问题中的作用，已有较多研究涉及，本文不赘述。大体而言，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基本持支持态度，美国舰船为国民党运送大批军队去东北即一证明。
〔5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82页。
〔59〕《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30日。
〔6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91—92页。
〔6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00—101页。
〔62〕《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30日。
〔6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90页。
〔6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15、125页。
〔65〕《郭汝瑰日记》原件，1946年4月6日。
〔66〕《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4日；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2日。
〔6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50页。
〔68〕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 年版， 第619页。
〔6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9页。
〔7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208页。
〔7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52页。 马歇尔担心东北战事使其调停功亏一篑，极力主张东北停战。苏联虽然已自东北撤兵，国民党对其可能的反应亦不能无动于衷。
〔7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第191页。
〔73〕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1984年版，第336页。
〔74〕《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75〕《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5日。
〔76〕《中情部通报》，1945年9月20日。
〔77〕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1987年版，第57页。
〔78〕《熊式辉致蒋介石函》，1945年10月30日。
〔79〕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1976年版，第69页。
〔80〕《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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