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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5-0039-10
20年来，中国改革不仅以它骄人的业绩使世人瞩目，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休克疗法”以及把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常识”提出了挑战。发韧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80至90年代苏联东欧等国家纷纷变质改制的时刻，却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这其中的原委总使人费解。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方略。但是从1956年至80年代后半期，苏东等国家的改革大多也是渐进式的，只是因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而造成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据此认为，苏联模式与系统的改革是不相容的，成功的改革必须以彻底否定旧体制为前提。正是这样一种背景才使得“休克疗法”一时大行其道。中国改革自1978年始，通过一系列渐进但又是大推进的方式，推动经济在80年代超常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从1992年开始明确市场取向，成功地实现了模式转换。所以，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同样是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于这一成功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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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但是，在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中，社会主义各国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却发出了极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年，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等报刊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社论中称：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注：196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同年，在近十年理论酝酿的基础上，欧洲共产主义重要领导人、社会党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主义理论会议上，强调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形式不应千篇一律，应创立“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等等。次年，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捷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忧郁地说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只是想说明，毛泽东的确看到了在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分化。不管人们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但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分化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从经典进入当代的一种形式。
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面临着从经典向当代发展的任务。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又面临着扬弃传统模式、创立当代模式的重大转折。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缘政治等等条件的深刻差别，各国党、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任务的理解和实践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世纪前半叶，不仅出现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那样的对立，也出现类似列宁与卢森堡、斯大林与毛泽东那样的种种分歧。在不同起点、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始后没多久，各国、各党在方法、道路以至目标方面的区别便逐渐显现出来。到60年代上半期，几种改革模式取向、实质的区别已经比较明显了。
苏联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在没有先例的改革尝试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对高度集权体制的调整虽远谈不上彻底，但已使苏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他为解决中央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等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只不过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向另一种行政手段，并由于方法的粗率和急躁冒进、缺少章法等等，引起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些混乱；他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及个人崇拜的做法，也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他最初的改革毕竟是做了那个时代所能做的事情。
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经济改革虽然收效不大，却也从未停止过。以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为标志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注：通过的决议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等。），成为60年代中期后苏联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这与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作法大致相同。这一类的改革虽然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传统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都是以保留和完善过时的经济体制，同时辅以经济杠杆的必要补充为出发点的。“新经济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以及保守力量的抵制，改革逐步后退，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赫鲁晓夫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一度出现的活跃气氛，被再度回潮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思潮所取代。改革的停滞和保守倾向的上升，使70年代苏联广大党政干部中形成一种被学者们称之为安于现状、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勃列日涅夫风气”，这一时期也被公认为“停滞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科学严重滞后，领导干部严重老龄化，党内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整个社会一潭死水，死气沉沉。
中国的改革以中共八大为良好的开端。在此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一些与苏模式很不相同的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注：例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陈云的“三为主，三补充”，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等。），并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但在后来又几经坎坷。1958年的“大跃进”后，在60年代初的调整中，一方面是对传统体制的修复，一方面也萌生了一些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幼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内在有关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不足与分歧，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发展到对传统模式的系统改革。长期阶级斗争的巨大惯性和种种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党内分歧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以至于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除了这两种模式外，在东欧一些以社会民主党为前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渊远流长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1956年前后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时起，就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之类“新思维”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实践。1957年至1967年间，欧共党人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注：如1961年匈牙利出版的《多党制社会主义》杂志对“新社会主义”的展望，1964年南斯拉夫《实践》杂志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又如1963年布拉格举行的纪念卡夫卡诞辰80周年大会和1964年东柏林洪堡大学冬令讲学会上对多元社会主义的深入讨论，1966年和1967年间，欧共著名理论家、社会党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天主教徒在一系列讨论中对多党制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推崇。法共多列士、意共拉迪切等提出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得到了广泛的共鸣。）。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在欧共党人影响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长期酝酿的“多党制”思潮的最初尝试。捷克事件虽因苏联出兵镇压归于失败，但它所提出的扎根西方传统的、具有“人道面貌”的“布拉格之春”模式，却得到了欧共党人的高度评价，成为他们进一步设计“多元化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动力和基石。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到60年代中期已在改革模式取向上分化为几种基本类型。此后至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发生了类似的“文化革命”），苏联则正处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东欧一些国家虽在苏联的重压之下，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滋长和蔓延。
这种状况从70年代末起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76年后，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并在80年代以大推进的业绩为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而直至80年代初，苏联仍一直苦于改革的停滞而不能自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虽然也是从经济体制入手，并强调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希望以此挽回苏联经济颓势，但大体上仍然还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且一遇阻力便畏缩不前或左右摇摆。在改革问题上长期无所作为的保守主义思潮反过来又加强了苏联社会内部要求否定现制度、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加强了体制内外反对派的力量。当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根底的戈氏越来越感到难以依靠传统体制去改造传统模式时，便转而乞灵于“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挽救危机的奇迹。1987年底，戈氏提出他的“新思维”，次年6月，苏共宣布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继之便是私有化法案的出台，苏联的解体和“休克疗法”的实施。对苏联改革的失望，更增添了“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东欧一些国家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吸取了社会党和欧共党人设计的“混合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大胆尝试的同时，“多元化社会主义”一类主张也在滋长。
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妄自尊大，自我感觉良好，苏共对欧共、社会党及某些东欧国家的改革理论还不屑一顾或坚决反对甚至刀兵相向的话，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相继恶化，人们普遍感到以往的思路不能解决问题时，其改革过程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欧共、社会党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的印记和影响。当年不可一世的模式“输出国”，现在却屈尊纡贵，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顶礼膜拜，直至满怀虔诚和感激地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萨克斯计划。
同样是从50年代出发，同样经历了60至70年代的危机或停滞，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在80年代的改革业绩却如此迥异，以至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个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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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过历史对现实的影响。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发展中每一步选择都与过去的选择相联系。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各国改革迥然不同的结局，以及同期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转轨实践，使人们愈加认识到，各国改革的实绩与其各自特殊的、历史形成的初始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并扬长避短，在此基础上创造改革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命运。（注：在这里，引入并区分改革的“必要条件”和“初始条件”，有利于进行深入的分析。传统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比较弃分，公众与决策层强烈的改革意向，广泛有力的社会动员，改革的理论趋于成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各界对改革中各种变化的承受力，是进行一场成功的改革所必需的条件。所谓初始条件，即改革前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它虽并不一定都对改革有利，但却是改革由以出发的起点。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国情”。）
在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时，人们都注意到了它十分独特的初始条件。例如，中国是个按照苏联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传统农业异常庞大，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建国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等。然而，更为特殊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政策首先是在7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后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又是对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世界范围里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走上改革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启动改革时对改革方式、过程的选择空间，使之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重要特征。昨天的历史已成为今天的国情，这是研究中国改革初始条件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1978年以后，邓小平对此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政治智慧突出地表现在把这一十分特殊的初始条件转化为改革的必要条件。他曾多次强调过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又说：“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这些论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内在联系，强调了“坏事”向“好事”的转化，而这一切又都首先归功于由“文化大革命”所催生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
上个世纪前半叶，当马克思主义处于从经典到现代的第一次飞跃时，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一种开拓创新的勇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自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风靡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上个世纪后半叶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上改革之路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处于从经典到当代的第二次飞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飞跃往往不是已失去了当年那种创新的锐气，就是失去了创新的正确方向。到60年代中期后，实际上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其表现形式，便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停滞，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向带有浓厚“第三条道路”色彩的欧洲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曲解，在理论上长期满足于引述、注释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为过时的传统模式做辩护，使这一发展的、批判的理论逐渐失去其真谛和精髓，逐渐僵化，落后于时代发展，（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尽管还显得幼稚，但却似乎很少得到认真的对待。直到80年代初，它不是几乎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假思索地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加以批判，就是被欧洲共产主义当做“第三条道路”的基石。）并且往往把批评教条主义的使命拱手交给了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当邓小平把改革比作一场革命时，实际上也是强调了陈旧体制和观念的强大与深广。为了走出这种停滞，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以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但与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的需要相比，这种解放的广度、深度显然是不够的。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或是因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抵制而中断，或是臣服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践结果来看，这样一种突破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当时似乎还没有成熟。
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六七十年代，传统体制内的活力已日渐消失，停滞以至倒退的后果日益显现，但深层改革所赖以诞生的思想解放依然步履蹒跚。需要怎样的一种历史机缘才能使鲜活的改革思想冲破教条主义僵硬的外壳，而又不至于走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呢？当一般的、常规的发展已不能满足要求时，某些特殊的事件也可能引发思想解放的高潮，因为后者已是历史的必然，它所需要的只是某种历史的机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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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放思想，人们并不陌生，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果，毛泽东就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他高举“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建树，都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结果。他的突破意识、创造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是许多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大跃进”是错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错的，但都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虽不能代表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却也显然不同于苏联模式。长期革命的巨大惯性、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陌生限制了他的眼界，使他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向当代第二次飞跃的使命。
马克思曾指出，事物发展到典型或完备状态对于认识事物及其发展某个阶段的意义，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初期的一些特征往往只有在其发展完成时才能被充分认识。（注：例如，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先驱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的认识是在过程结束后完成的。有许多矛盾，也只有等它发展到某种极端状态时才具备了彻底解决它的条件。（注：参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1848-1851年革命的总结。）在中国，对于1957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当时党内外都已有所认识，党内也存在着与之不同的正确发展趋向，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住“左”的错误的发展。而且每一次纠“左”的努力都导致了它的反弹和再次膨胀，形成了“左”的错误不断升级的循环。例如1962年的重提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只能用“左”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了”（邓小平语）及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加以解释。而加速这种历史条件成熟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长期“左”的错误发展的结果，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它在最典型、最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与落后。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庸俗生产力论”批判，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甚至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许多谬论，荒唐至极。物极必反，当错误已经发展到如此荒诞不经的时候，已经造成如此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时，也就剥夺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加速自己的衰亡。“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发展的顶峰和极致，也是对它的致命一击。同时，它又从反面证明了党内外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正确发展趋向的合理性。
1978年底，真理标准这样一个普通哲学常识之所以能引发那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能用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时代需要来解释，只是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而且其程度和规模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有了这样一种解放的思想和心态，才能最终结束反“左”却又导致“左”的膨胀之类的循环，才能广泛、深入地吸取苏东等国家的经验教训，才能大胆地借鉴、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中反映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各项成就，充分地利用改革中的“后发优势”，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改革的起点，降低了改革的成本，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问题。中国改革的灿烂之花，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丰厚、肥沃的土壤之中。“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现实，落后的经济现状和空前的思想解放，强化了人们的生存压力和思治图变的决心，构成了推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改革大推进式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场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改革的启动，还表现在它已经沉积、上升为一种解放、开放的民族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为在改革中有效地排除各方面的思想障碍提供了基础性的保证。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有着长远影响的“左”的错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还远没有使它绝迹。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发生过与“左”的倾向、思潮的论辩和较量：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1981年至1983年全国范围内对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竟然使在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也不得不在此问题上换用比较“缓和”的提法（注：直到1994年新版《邓小平文选》出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4页。）；80年代中期有关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先后次序的激烈争论；经济特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压力和指责；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的大论战中，又有人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市场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论，对改革的这些指责，以及由于这些指责所造成的改革的倒退，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史上屡见不鲜。苏东等国初期的渐进改革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随后大多由于反对派的诘难、抵制而半途而废或效益递减。值得注意的倒是发生于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此类争论并未使中国的改革发生较大的停滞与倒退。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常乃至全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反倾向斗争中，重点放到了反对“左”的错误方面。“要注意反右，但重点是反左”，“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375、229页。），“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种为全党全国所接受的、已经成为民族心理一部分的论断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正是这种认识和心理，成为中国改革能够冲破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的阻力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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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引起利益分配上的重大变化。包括领导层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对这些深刻变化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力，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得到多数人的政治支持，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中国改革初期能出现快速大推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人对于这种改革及其进程的认可和巨大的承受力。那么，这种承受力从何而来呢？
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30余年间，苏联等一些国家的改革虽未停止，更没有发生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震荡和倒退，但也无重大突破和模式转换。在基本框架未变的前提下，这个模式不断完善、精致和成熟。它虽然缓解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些突出矛盾，但又淡化了全社会对改革的紧迫感，强化着维持现状、不思改革的惰性，发展着遍及社会的保守思潮和势力。整个社会虽已百病丛生，但暂时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候。不断膨胀的官僚阶层成为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一般民众虽不满意旧体制的低效、贫乏和压抑，却又从中得到低水平的福利和没有竞争的安全感。改革的紧迫感一直未能成为党内的主流意识，全社会进行基本模式转换的理论、心理准备还远未成熟，普遍缺乏对深刻改革的承受力，致使改革从政策层面进入体制层面时因缺乏政治支持而风险不断加大。
更为严重的是，在信息交流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停滞和保守主义思潮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从反面为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反社会、颓废放任的极端主义思潮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培养了大批体制内外的反对派。等到人们发觉到在这个模式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而经济状况又每况愈下时，原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对执政党说“不”了。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潮使改革陷于停滞，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守主义和由它激发起来的极端主义两种思潮和势力的双重压力，又大大缩小了改革的回旋空间。戈氏从渐进主义开始到明确反对渐进和改良，提出“革命性”的“根本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成熟的惩罚，是对长期僵化、停滞、保守的惩罚和补充，但它无疑也超出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以至导致矛盾全面爆发。
中国是在经历了20年大起大落后进入全面改革的，相对于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中进入改革的国家来说，这样一种经历客观上特别突出改革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客观上激励着绝大多数中国人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之路。“文化大革命”使绝大部分中国人因各种罪名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迫害。今天整人，明天被人整；今天大红大紫，明天或为阶下囚，或坐冷板凳，已成为动乱中的通例，十年中一以贯之的既得利益者微乎其微。政治上的“左”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注：同上书，第10～11页。）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动乱，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所有阶级、阶层的利益，它在使全体中国人都成为程度不同的受害者的同时，也使他们成为程度不同的改革者。
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共同推进的色彩。中央领导层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表现出强烈的改革热情。在广大的干部群众中，几乎不存在希望维持现状的人群。不论他们还有什么分歧，都会认同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尽管在理解上还有不少差异，而且不久后又会发生分化。他们的改革愿望不是在充分思想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再也不能忍受不改革、反改革的恶果时的自发要求，是不愿再继续传统体制所带来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低效率和形形色色的票证所表现出来的短缺经济。改革之初，与其说他们知道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他们痛切地感到不能怎样做。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宁愿受到“专政”的惩罚也要继续“包产到户”的事实，起码说明了生存压力的巨大，以及改革方法的成熟与明显收益的强烈吸引。而这正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生动写照。十年动乱的噩梦使国人宁愿忍受改革中的种种困难而不愿回到过去，因为不论这些困难有多大，与“文化大革命”相比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他们的一些损失很快又从改革的收益中得到补偿。“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增加了全民对改革的承受力，强化了全民对改革的政治支持，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初始条件中一个明显区别于苏联、东欧等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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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条件从多方面制约、影响着改革路径、方法的选择及至改革的成败，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潜伏在历史的深处，并通过一系列偶然因素表现出来。
虽然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最为接近，影响更为直接，但这个极左怪兽硕大无朋的残骸显然不是改革起点的全部。作为中国成功改革的初始条件，不论是从时间跨度来看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更为广阔的方面。改革前的正确决策和建设成就，成为发动改革的坚实基础。改革前的一些不那么正确或成功的探索以至失误，也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提高了改革的起点，使后来者越来越接近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多方面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邓小平的贡献也正在于对已有基础的充分尊重和发挥，对初始条件的充分发掘和转化。
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分化、观念变化、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等等所引发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广泛政治参与所带来的种种脆弱、动荡和压力挑战，客观上更需维护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用权威性的制度优势，保证改革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并成为维系各方面的纽带。此外，还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应付国际上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个问题在小生产还大量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尚不发达、社会组织能力差的不发达国家经济转轨中显得更为突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这种在转轨初期极为重要的体制资源。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之一，是一个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它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缺少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职能分化，但却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员功能、简化的组织机构和灵活决策的机制。庞大、严密的行政体系为进行有效政治动员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是中国改革初期出现大推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着浓厚革命传统、严密组织纪律、广泛社会基础和队伍庞大的、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里，党的领导是整个制度和体制资源的关键，转轨时期国家动员力、控制力的强弱直接取决于党的状况和能力，尽管此时党本身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政治的、行政的领导会更多地让位给经济杠杆的调节。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往往是执政党错误和软弱的直接后果。这些党或是因为执政党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或是党内的分裂，或是教条主义盛行，满足现状，缺乏锐意改革的决心，或是在改革方略上的失误，或是缺少既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又能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权威领导。在苏联，苏共的瓦解使苏联失去了唯一具有统一组织协调能力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全社会为之奋斗的希望和理想，破坏了国家的动员、制衡和控制能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近十年的混乱和衰退。在复杂艰巨的转轨期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维护国家政治权威，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充沛的政治资源的问题。
如果说支持和倡导思想解放是邓小平的一大历史贡献，那么，与此同样重要的还有他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强调和坚持了思想解放的正确方向，也就是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时的情况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苏东改革及剧变中出现的各种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潮几乎都在我国出现过，但却终未成为主流，而这正是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于他对改革与坚持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使两者在积极的平衡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循环。
改革之初，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一个思想，即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改革中，必须要维护中央的权威，要加强党的领导，否则必然四分五裂、天下大乱、一事无成，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这一认识既反映了中国党的优良传统，也来自他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总结。他指出：“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391、171页。）有了十年动乱的共同经历后，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比较容易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一特殊的历史“资源”成为改革中维护党的领导、克服动乱因素的重要条件。
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有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有在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普遍提高这一基本事实的依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党的作风和威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政治资源的流失显然极不利于改革初期对政治权威的迫切需求。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如果说1966年前党内两种发展趋向的分歧还不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知晓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经过周恩来、邓小平1972年和1975年两次整顿及其反复，这种分歧及其是非已为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所觉察。197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中，广大群众已对此作出了清楚的区分。他们所激烈反对的并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党内“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和最深厚的感情放在了党内代表正确方向的代表人物身上。十年中邓小平两起两落的传奇经历，使他和他所代表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1977年以后，正是在众望所归的基础上，邓小平再次回到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岗位上。一个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锻炼得更加成熟的党，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以及大规模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改革的初步启动及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党因失误所遭受的损失，满足了启动改革时对权威、秩序及正确决策的迫切需求。
中国的改革正是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区别于苏东等国，其成功的另一些深层原因也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学界公认，中国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双轨制”政策（尽管它也有缺陷、带来许多后遗症并引起了争论），而它正是渐进改革的产物和突出特征。“这个办法看上去非常简单，但这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想法”（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语。见1998年8月14日《光明日报》。）。改革之初，在改革目标尚不明确的时候，渐进方式是怎样被选中的呢？除去一些主客观因素外，政治上的一些基本考虑显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地说，在启动改革时，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渐进改革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原有的政治、思想资源，重视历史给定的基本条件和制度变迁的积累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不把新旧体制看作是互不相干甚至截然对立的事物，而是在肯定传统体制有其历史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这是一“轨”），充分利用其内部有利于新体制孕育、生长的积极因素和原有政治资源、初始条件的优势，使制度性变革的成份（这是另一“轨”）在旧体制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育、壮大，直到新体制成为整个体制的主导方面。不论当时人们认识的深度如何，现在可以看到，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也规定了对改革方式的选择，提供了解决转轨期间最为棘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矛盾的良方。因为它所要求的正是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的肯定，以此为基础培育和建立新体制。
中俄两国在国情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改革方式的差异。“休克疗法”也有其适应的范围和对象。但是，这一“疗法”在一些国家里的勃兴勃衰，显然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如同“休克疗法”与苏东各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崩溃，各国政局普遍右转，以及“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一类反共偏执狂热甚嚣尘上这一背景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样，中国的渐进改革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因“坚持”而渐进，因渐进而成功，因政治方向正确而经济改革成功，这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深层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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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与邓小平的坚持、转化和发挥中，寻找到许多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
例如，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特殊形态及其所造成的改革中特殊的利益、动力结构，亦即领导体制的分权，而这显然得益于建国后毛泽东的长期探索和努力。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决策权高度集中，部门管理原则优先于地区管理原则。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已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它既不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也有悖于中国革命的传统，因而必须着重加以改革。“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统一，也要特殊”（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730页。）。1956年至1976年间，在还不可能认识和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条件下，中国改革的重点只能一直围绕着在保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行政性分权”这一中心，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以1958年和1970年两次最为典型。这些改革强调权力下放、自力更生，突出群众运动和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它们虽然没有跳出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对中国的在此之后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分权所造成的比较分散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自主权、对预算盈余部分的保留和使用权，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给自足倾向成为中国经济体制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降低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和体制化程度，使国家的计划控制程度大大低于苏联等国家，在结果上趋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散决策，为非国营系统的成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这种“分散的集权国家”的现实，对于1978年以后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这种体制“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式的实际运作中，必然出现很多粗放的、非程序化的过程，“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优先于计划，表现出较大的弹性。改革前发展起来的特殊形式的计划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适应性，使市场因素首先得以在计划薄弱和空白处自然生长，这无疑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的改革是从70年代末放权让利开始的，它在方法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但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市场化取向。中国改革的最初一步实际上就已反映出起点与改革、坚持与创新等等一系列渐进改革的鲜明特征。
又例如，独立自主是中国党的重要传统和特征，是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保证。改革中，决策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把它提到发展道路和立足点的高度，使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中能始终坚决地坚持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而这正是它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欧各国的改革虽然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但往往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便渐渐陷于停滞。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的控制和束缚，改革往往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如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诸国的改革等。所以，在80年代，它们的改革高潮往往与摆脱苏联控制甚至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高潮同时出现。80年代末，当苏联已经无力控制这些国家时，西方国家又利用它们的困难，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利用“小马歇尔计划”、“欧洲发展基金”等名目，提供紧急食品援助、减免债务、推迟还债、低息贷款、诱压兼施，以美元换取必须接受“自由、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市场”的保证，使东欧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符合西方的口味。就连俄国这个超级大国在改革陷于困境时，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的压力，迎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贷款要求，以实行“休克疗法”为条件获取西方国家提供的大量贷款而进行急救输血。实际上，对俄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似乎也应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帮助俄振兴经济的诚意。
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成功，正在于在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资时，仍然自觉地、清醒地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地位。“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就是这样决定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更微妙的还有，60年代后中国曾一度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当做战略目标来追求，这显然是对独立自主的某种误解，但它又出乎意料地为初期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铺垫。起步较早的匈牙利改革曾经取得过公认的成绩，但从80年代后期却落伍了。原因之一是80年代举借了大量外债，在转轨开始时，其人均外债居世界第一，这不能不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相比较之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中国的低外债率使中国政府可以排除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再如中国的改革处于比较有利的国际态势，而这又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重要决策密切相关。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毛泽东晚年制定的有关三个世界、团结反霸、同美日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国际战略原则，对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172页。）
即使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经过科学的总结和转化，也成为改革中独特的有利因素。
对世界范围里转轨经济的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经济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思想的僵化，而是以往的体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也都指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是苏联经济、社会停滞，也是其改革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阶层是旧体制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脱离群众，养尊处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唯上唯书、思想僵化，为维护从旧体制中既得的利益，反对任何深入、实质性的改革（注：例如，赫鲁晓夫时期曾想对高薪阶层特别是高级军官的工资进行某种改革，但遭到高薪者的强烈反对，成为军队撤销对赫氏支持的原因之一。），与广大群众的矛盾不断加深。它们的存在，使反对派靠对执政党腐败和官僚化的揭露、抨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使反对现行制度的行为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戈尔巴乔夫上台主政后，处处感到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掣肘。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再受阻的情况下，他更加激烈地抨击官僚主义，用在大范围里频繁更换干部的方法打破组织上的一潭死水，结果又大大削弱了苏共的组织和队伍，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力量，为反对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颇富戏剧性的是，苏联剧变后最大的赢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的倒爷，而是原苏共的许多官员（注：如3/4的所谓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2/3的富翁，都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的官员，参见《理论前沿》1999年第13期。）。
在相同的体制背景下，中国也会产生与苏东各国性质相同的官僚主义现象。但是，由于中国的革命传统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个人作用，这种体制通病却受到了顽强的遏制。建国后毛泽东政治思想一个几乎占据核心地位的内容，便是反对官僚主义，尽管他往往简单地把它等同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整风运动”、“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等等虽然带上了越来越明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色彩，但其所包含的反官僚主义内核也是不容否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对经济民主、干群平等的执著追求，更与苏联模式大异其趣。即使“文化大革命”对“走资派”的声讨，也会无一例外地看到“脱离群众”、“特殊化”、“特权”等罪状。在所谓“新生事物”“革委会”中，要求有“群众代表”参加领导机构，要求干部“下放劳动”，到“五七干校”锻炼，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不论其方法如何无序、狂暴和荒谬，后果如何严酷，不论它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损失，也不论它根本上谈不上“治本”和持久，它们都带有对官僚主义及其根源进行否定的强烈愿望，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从体制内外对官僚主义的某种破坏。历史上的这些特殊遗留，使得在同样体制背景下的中国难于形成一个稳定、强大的反对改革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大大减少了改革初期的阻力和成本，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不期而遇地满足了转轨初期的迫切需要。
又例如，与苏联等一些国家长期平稳、停滞不同，我们是在在十年动乱后走上改革之路的。对无政府主义和动乱的恐惧与厌恶，使公众和决策者都十分珍惜和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对动乱保持高度警惕。这种经验和自觉，成为转轨期间克服动乱因素、实现稳定的重要精神资源。“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2页。）
在改革曲折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与苏东等一些国家的不同并不在于没有风波和动乱，而在于有了十年动乱这一剂“预防针”，全党、全国人民对动乱、无序的警惕、拒斥心理和承受力已大为提高。
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会走上改革之路，但那样的改革过程就会表现出另一些特征和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深刻认识、充分利用和积极转化。昨天改革的实践又成为今天和明天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前期一些重要措施在以后又表现出其明显的负面作用：地方分权几次造成中央权威的流失，如何处理加强政府权威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问题已经凸出来，“双轨制”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经济秩序混乱和大面积腐败，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格局形成后，其低效高耗、严重污染和种种不规范的生产交换行为使自身面临严重生存考验，改革深入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层面时所面临着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更进一步的观念更新问题，由经济改革的深入而凸现出来的经济民主对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带来的严重的反腐败任务……这些问题又成为深入改革的起点和动力，决定着新的路径选择。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历史对现实、初始条件对于路径选择的影响，对于进一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成果为依托和起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改革取得更大成就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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