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国际关系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史阶段，已经出现了国家，并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早期的国际关系。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具有了新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本文拟从国际关系基础、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关系观念三个方面探讨和揭示近代国际关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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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的基础而言，近代国际关系基础既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也不同于中世纪的封建经济，而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从原始社会起，就已经有了各地区、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交往，但就国际关系的严格意义而言，国际关系是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相关联的。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并从事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出现阶级社会，开始突破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结成有一定地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最早结成国家、跨人文明门槛的是经济先进的农耕地带，包括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西欧的爱琴海地区等亚欧大陆南部各农耕中心，而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地带则发展相对滞后。与此相应，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交往也首先而且主要地从亚欧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带逐步频繁起来。大河流域各文明地区经济的发展，促使其政治上统一，先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到公元1世纪后，罗马帝国、安息帝国， 贵霜帝国与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西太平洋、横贯亚欧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得各文明古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影响和交往。当时，东西方交往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亚欧大陆中部的陆路，即丝绸之路，把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罗马经过许多中介连结了起来。另一条是环绕亚欧大陆边缘的海路。但是，在整个古代文明条件下，亚欧大陆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亚欧两端的大国还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相互之间也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从总体上说，当时各地区发展是平行而独立的。〔1〕
中世纪文明关系的突出特点是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从公元4、5世纪起，遍布亚欧大陆、连绵不断的游牧民族人侵浪潮东来南下，其中包括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公元7世纪， 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曾东征西讨。13—15世纪，蒙古鞑靼的铁骑又一次横扫亚欧大陆。游牧民族的攻战征伐，使古老的农耕文明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各地传统文明大体得以幸存。中国虽几经战乱，国家与文化仍基本保持统一；印度虽然在外来侵略与内部纠纷夹击之下，曾长期陷于分裂，但文化上始终保持统一；唯有欧洲在蛮族入侵之下，不仅长期分裂，而且传统文化失落。于是，在中世纪，出现了与古代文明时期绝然不同的一幅图景：印度、中国诸文明形态持续发展的同时，西欧文明明显发生断裂。但就整体结局而言，游牧世界被农耕文明所同化：进入中国中原地带的各周边游牧民族在长期对汉文化进行骚扰之后，终于先后转入农耕定居；印度、波斯也分别同化、融合了进人当地的游牧部落；进人西欧的游牧民族在扫荡奴隶制上层建筑，最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从而加速了欧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后，也并未使得欧洲农耕区域缩小，相反使其从南欧、西欧扩展到包括中、东、北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吴于廑先生对此作了精辟阐述：“游牧世界各族在人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2〕自此而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
古代社会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奴隶制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但是，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两者在经济上都是以农为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3〕 这就是说，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为本，是农本经济。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劳动分工不发达，农业贵族阶级占有土地和完全或不完全占有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在农本经济的社会里，其经济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毕竟有限，与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附随这一根本状态而必然存在的现象。在与农耕地带并列的游牧地带，除了在大移徙、大冲击浪潮中形成多部族的广泛联合而外，各部落、部族之间，也是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生活很少越出狭小牧地的范围。因此，“在孕育人类最初文明社会的亚欧大陆及其毗连的北非，包括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4〕这种闭塞性的农本经济基础不发生根本变化，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迁都难以发生。正因如此，古代的世界虽有丝绸之路和海路交通，但亚欧大陆两端的大国未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各地的发展是平行而独立的；中世纪的世界虽有游牧民族的东征西战，但未能打破各地相互隔绝的闭塞状态，世界仍处于诸多封建区域并立的分散发展格局。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才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真正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其鲜明的历史特点而载人史册的。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完成了由农本向重商的重大历史转折。西欧经济领域于14世纪前后便出现庄园制逐渐解体、农业生产加速增长、以圈地为原始积累、城乡工商业急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动。城乡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自16世纪起，西欧国家一反农本的传统，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扶植和发展工商业。重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了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继农耕和畜牧的发生、亦即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之后又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西方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从而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新涌现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优势。西方国家挟此优势，在重商主义的引导下，首先走向世界，沟通全球的海上航路，广泛开展殖民贸易，以崭新的姿态与外部世界交往。在此之前，文明基本上以大陆为中心，而在此之后，各大陆之间逐渐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历史舞台扩展到以前无人知晓的原始地带。
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交换以实现利润的经济和闭塞的农本经济两不相容，它是一种全球性扩张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伸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为销售商品而开拓市场。自从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无处不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投资牟利的乐园。于是，世界不再是亚欧大陆加上地中海南岸的世界，美洲、非洲、大洋洲都加入了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地被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
正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这一纽带“把中世纪的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世界几大部分沟通和联系了起来，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5〕马克思、 恩格斯在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状况时，同时也揭示了近代国际关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他们写道：“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6〕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往日自然的、 闭塞的农本经济完全不同的以全世界为市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
2 就国际关系结构而言， 近代国家关系的特点既不同于古代文明时期的区域集中，也不同于中世纪的亚欧大陆式扩张，而是走向全球扩张。
古代文明时期国际关系结构的特征是，在缺乏全球联系的前提下，各大文明区域在相对独立地开展对外关系的同时，逐步地走向区域内集中。区域集中的表征之一是，各文明中心的小国林立被大国统一所取代。各古代文明中心在早期阶段均处于小国林立状态，其交往也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之内。从公元前6—5世纪起，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在各大文明中心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普遍趋势，即各古代奴隶制城邦小国或区域小国经由武力征伐、经济竞争与外交角逐，逐步形成了地中海沿岸、西亚、印度半岛、中国等地的各统一的大帝国。区域集中的另一表征是，各区域的交往逐渐向中心凝聚。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为大国统一和大国之间彼此对峙的局面之后，特别是西亚、北非和东部地中海地区，不论是在中心范围以内或中心与周边地带之间，都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交往的主要途径是和平方式。生产技术、各地特有物产、艺术品以及文字、科学知识、思想、宗教信念等等，都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学问家、求道者和布道者而直接地、间接地交流，并逐渐地向中心凝聚。分散在周边的许多孤立的点，也渐渐与文明中心发生微弱的、却又有发展前景的联系。当然，和平交往并非交往的唯一方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势力强大之后，往往因开拓土地、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而与邻近国家、部落发生冲突，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交往，这在大国并立的形势下尤其如此。暴力交往不是经常采取的方式，而是间歇性的，且具有破坏性，但它具有和平方式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之后，从爱琴海地区到印度河流域，经济文化发生了范围空前广阔的交往。虽然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是当时罕有的跨文明、跨亚欧大陆的大规模国际政治军事行动，但它对于古代文明时期的走向区域集中的国际关系结构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亚历山大没有创造出新的传统，更没有使他的帝国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不久就一分为三了。〔7〕至于尔后的罗马帝国， 虽然其内部结构的健全完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版图也扩展到了北欧、中欧、黑海沿岸与两河流域，但是，就罗马人所据地域空间而言，仍只具有区域性意义，古代文明世界之外的广大地域仍为人所鲜知的游牧民族所居住。
中世纪国际关系结构的特征是从古代文明时期的走向区域集中迈入了亚欧大陆式扩张，而进行扩张的主要力量是古代文明区域之外的各游牧民族。被文明世界排斥于外的“蛮族”，在中世纪国际社会的较量中焕发出惊人力量，雄踞整个亚欧大陆，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名符其实的跨地区大扩张。
第一次游牧民族的大扩张从公元3世纪延续到公元6世纪。公元3至6世纪的游牧民族的人侵结束了古代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游牧民族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亚欧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游牧民族。主要的入侵路线起自亚洲北部，沿着横贯亚欧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大体止于匈牙利平原。多数游牧民族抵达匈牙利盆地之后，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亚洲游牧民族的西侵迫使住在中欧与东欧的日耳曼人各部落，包括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西侵南下，推翻西罗马帝国，使西欧陷入分裂。在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和拓跋诸部）的打击之下，中华帝国虽仍保持统一，但公元3世纪， 中国北部也进入割据状态，直到公元6世纪末，才由隋王朝重新统一。公元5世纪，东支匈奴人，亦即白匈奴（□哒），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在匈奴人猛攻之下，印度笈多王朝于公元6世纪前半叶崩溃，直到7世纪前半叶才重新在北方归于统一。西亚伊朗的萨珊王朝也遭到了突厥人的猛烈袭击。征服亚欧大陆的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对原有政治结构的破坏远远超出了亚历山大远征时的程度与范围。
第二次游牧民族大扩张是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于公元7—8世纪在伊斯兰教旗帜下进行的。贝都因人起源于荒野草原， “贝都因”的意思是“荒野的居民。”〔8〕公元7世纪，随着贝都因人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伊斯兰教应运而生。随后，以贝都因人为主体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下东征西讨，不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建立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穆斯林大帝国，使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到亚、欧、非各个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的结果是，使欧洲人实际上被围困在亚欧大陆的西端。7—8世纪，由伊斯兰教扩张所筑起的一道横穿北非与中东的屏障，使欧洲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之中，大大缩小了他们的视野。直到公元13世纪，当十字军远征部队从东方返回，才使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重新获得了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延续数世纪之久、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伊斯兰大帝国的存在，是将亚欧大陆的东西两部分真正连成一片，是人类旨在建立统一延续的国际整体结构的前所未有的一次实践。
中世纪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征战，是13世纪草原征服者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古铁骑在亚欧大陆的纵横驰骋。征战的结果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大帝国。它不仅占有东欧、外高加索、中东、整个亚洲北部和整个中国版图，甚至敢于派兵出海远征日本和爪哇。蒙古人征战的冲击范围最广，但延续的时间最短，到14、15世纪，蒙古帝国即遭崩溃。蒙古帝国的殒落说明，从整个亚欧大陆的国际关系结构而言，要想长期征服东西两端文明根基深厚的两个地区——西欧与中国，以及海上诸岛，远非游牧民族的文明教养、技术工艺及内部社会政治结构所能及。实际上，任何古代和中世纪的强大国家，不论是罗马奴隶制帝国，或阿拉伯和蒙古封建大帝国，其所进行的对外扩张，“都不得不受农本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对军事的支持能力的限制，包括交通技术上的限制。而且，即使在这些强大国家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占支配地位的也仍然是闭塞性的农本经济。”〔9〕农本经济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际关系结构就不会仅仅由于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结构的特点既不同于古代文明时期的区域集中，也不同于中世纪的亚欧大陆式扩张，而是新崛起的欧洲列强的全球性扩张。无论是亚历山大远征，还是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铁骑横扫亚欧大陆，都未从根本上造成稳固的全球性联系，因而，自从人类祖先向全球各地散居开来，几千年只不过持续不断地重复了在各处彼此隔离、区域自治的生活。但当西方列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彼此隔离的区域自治便不得不让位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统一过程。古代与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族的陆上侵占攻战为开端而闯进各文明中心，而在近代则是以西欧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
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第一阶段是15—16世纪。这一阶段的扩张，主要是在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国家的国王支持下由冒险家航海家开始进行的，无论是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是打着国王的旗号进行探险或者海盗活动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绕非洲航行、麦哲伦环绕世界一周，这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闭塞和隔绝的状态，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四大洲开始发生直接接触，这是人类向全世界联系为一体迈出的第一步。这一阶段争夺的主要目标是金银产地，掠夺的成果不是直接归入国库，而是交给国王， 由国王论功行赏或进行分赃。在这一阶段，西班牙、葡萄牙海上殖民者在远东、非洲和拉美边缘地带取得了立足之地。
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这一阶段的扩张主要是由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进行的，除了已经衰落的西班牙、葡萄牙老牌殖民者之外，还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俄国等主权国家。这一阶段列强争夺的主要领域是商业、航海与殖民地霸权。作为争霸行为主体的，除了民族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反复无常的国家间联盟，无论是30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方战争，各国大都以结盟的形式出现。这一阶段，列强的扩张大大向各大洲腹地推进，印度、南北美洲几乎全然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第三阶段是19世纪。这一阶段，虽然争霸的主体未发生变化，或是单个民族国家或是国家间联盟，但是争霸的主题已不光是为了维护海外贸易权益，而是要最终分割世界了。特别是19世纪最后30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的过渡，列强分割世界的步伐加快了，到20世纪初，世界各大洲的殖民地基本上被瓜分完毕，广大的亚、非、美、澳地区被纳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随着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一步一步推进，伴之而起的是亚、非、拉人民反抗斗争的兴起和加强，各洲之间、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和复杂，从而改变和结束了古代、中世纪那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了世界性的国际关系体系。
3 就国际关系观念而言，近代国际关系观念既不同于古代文明时期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同于中世纪的高度宗教化，而是走向世俗化。
在古代文明时期，作为国际关系行为普遍指导理念的是以国家、地区、民族甚至种族为单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古代，各个种族与民族，各个国家与地区大都把自己本族视为“圣族”，而把外族视为“蛮族”，尤其是各国统治者，把自己自喻为主宰世界的主人。亚述帝国的君主就始终把自己称为“宇宙之王”、“王中之王”。后来的波斯国王居鲁士也自称是“世界之王、伟大的国王、强有力的国王、巴比伦的国王、苏麦尔和阿卡德的国王、天下四方的国王。”〔10〕中国西周末年出现的“华夷之分”也是这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表现，到了春秋年间，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者将华夷视为不同种属，有优劣之分，甚至称戎狄为“豺狼之德也”，“若禽兽焉”；或者将华夏民族四周的戎狄各族说成是历史上被惩处的刀墨之民的后代，生性不善；或者认为华夏与戎狄同族同姓，但戎狄比之华夏乃等而下之。甚至在一般认为比较文明开化、注重平等的希腊城邦国家晚期，也受到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伊索克拉底就认为雅典城邦最有权利成为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领导下的希腊联盟征伐波斯是由于希腊文明高于其他蛮族，他呼吁，要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之下。”〔11〕可见，古代文明时期各个地区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之深远普遍。这种观念成为支配和制约古代文明时期各国各地区相互关系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
中世纪国际关系观念的特点是高度宗教化。国际关系高度宗教化的主要标志有三。其一，中世纪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了的一神教成为支配各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不仅成为影响和控制欧洲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挑起十字军远征，使宗教成为打击异教徒的主要意识形态手段。东方的华夏帝国虽无西方式教会和宗教信仰，但汉武帝之后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宣告了儒学成为支配一切对外关系的准宗教意识形态。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更是以新兴的伊斯兰一神教为依托，推行其帝国外交与对外征战。以某种程度上说，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移的标志，是多神教国际关系向一神教支配下的国际关系格局嬗变。
其二，宗教传播本身成为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在中世纪，宗教的传播远远超过了国界和洲界，成为堪与贸易和战争相比较的交往与接触媒体。基督教的被传播与被抑制成为中世纪国际竞争与交往的一种典型方式。佛教在中世纪也迅速向中国及其周边区域，诸如朝鲜、日本、西藏、蒙古和东南亚传播。与基督教对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对于亚洲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理解，尤其对于远东地区国际结构的长期稳定产生了历史影响。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加迅速和广泛，不仅传遍西亚、中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而且传人西欧、东南欧和北非，不仅使“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且“使印度洋变成了穆斯林的保护区。”〔12〕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欧洲人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共同反击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伊斯兰世界也念念不忘把蒙古人拉入自己的怀抱。基督教与穆斯林世界对蒙古人的争相献邀争宠表明，在中世纪，宗教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交往形式，而且宗教信仰共同体本身也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
其三，宗教势力成为国际仲裁的主要因素。中世纪的欧洲，政治上长期分裂割据，但意识形态上相对统一，主张整个世界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基督教教义，成为欧洲各国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为互相对抗冲突、纷争不已的欧洲国际社会提供了仲裁与调解的依据。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依靠自己的领土、财力和意识形态权威对抗封建欧洲的激烈纷争与混战局面。罗马教皇经常派出各种使节分赴各国执行任务，并且在各国派驻有永久性的大使。罗马教廷所发动的几次十字军远征，可视为实施宗教制裁的极端，因为远征的目的不仅指向异教徒，而且也暗中针对了与异教徙勾搭的拜占廷。总之，宗教在中世纪不仅成为维系大一统帝国稳定的工具，而且成为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近代国际关系观念的特点是把世界从宗教桎梏下解放出来，使国际关系观念走向世俗化。近代国际关系观念的世俗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最早提出建立统一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是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他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道德实体，国家利益和国家主义高于一切，为了保全国家的生存与自由，可以不择手段。在马基雅弗里的学说中，不仅否定了基督上帝的世界帝国，而且否定了一切除国家利益与义务之外的任何道义和利益原则。马基雅弗里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中所占的地位，诚如汤因比所说：“自从‘君主论’一书发表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因震动了西方人的思想而冒犯了他们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阐述中没有模棱两可和虚假伪装的成分，而不是因为歪曲了他的同事及其后代在实际中所遵循的原则。”〔13〕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以民族国家观念取代神权统的国际战争，是马基雅弗里的主张见诸整个欧洲的一次国际政治实践。自此之后，无论是新教国家还是旧教国家都已不再臣服于超民族的教会，国与国之问有了真正意义的国际关系，有了真正意义的“外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长期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成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开端。
将民族国家观念推向极至的是18、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们。费希特和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其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费希特认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根本在于“民族精神”，它是民族的灵魂，民族复兴的根本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黑格尔认为，国家只有当其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时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是民族国家的本质规定，日耳曼民族是世界精神的体现，是优秀的领导民族。世纪之交，斯宾塞提出社会有机理论，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提出权力意志理论，鼓吹“高贵种族”和“奴隶种族”论，将民族国家意识推向了极端，不仅伴生了生存竞争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成为世纪之交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强劲潮流之一，而且为日后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成了20世纪强权政治、 对外扩张路线的滥觞。〔14〕
其次体现为建立世俗国际秩序的思考与探索。建立世俗国际秩序的观念与理想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建立国际体系和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原则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格老秀斯首倡主张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实际上意味着国际法学说的诞生，它第一次把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提出了主权不仅具有国内最高统治权的意义，而且有对外独立的意义。〔15〕格老秀斯主张：各国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发展；各国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各国不可凭恃强力对其他国家的独立施加威胁；违反国际行为规则理应受到自然界的制裁。这里，格老秀斯已经意识到国际社会的统一和相互依赖性，他的学说反映出，人类的国际关系意识已从马基雅弗里的困家道德实体观上升到国际社会道德实体观。
第二，关于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方式，也即关于建立联邦国家或世界政府的构想。这类构想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和平主义的国际秩序构想。这种构想源于对近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对欧洲的国际战争和纷乱的社会现实不满，而主张以国际的、特别是以欧洲范围的合作与联盟来求得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最早完整提出欧洲政治联合的思想家是法国人圣·皮埃尔。他将国际和平与政治联合联系在一起，指出追求永恒和普遍的和平是欧洲各民族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建立“邦联政府”，所有参加邦联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邦联政府的法律。〔16〕19世纪下半叶之后，要求通过欧洲联合而实现和平的主张已经成为广泛的和平运动的口号。第二类是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理论。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卢梭提出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欧洲联合和国际秩序构想。他认为，通过建立欧洲联邦、成立一个全欧议会、并成立类似国际法庭的机构来维持和平与公正的方案，只有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人民主权之后才能实现。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给茅舍以和平，给宫廷以战争”这些彪炳史册的口号即是印证。第三类是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这一派的主要倾向是把和平问题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进行考察。康德在《永恒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中提出通过三个层次的和平方案来实现大同：第一，通过有关当事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来解决眼前的争端与冲突；第二，通过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共和制，通过对统治者本身进行约束，使和平较有保证；第三，欧洲各国在共和体制基础上组成联邦，再由欧洲联邦扩大为世界联邦，建立“国际政府”。〔17〕
以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为标志的世俗化的近代国际关系观念有其深刻的基础，它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折射和反映。
综上观之，我们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为经，以国际关系基础、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关系观念为纬，纵向考察和横向剖析相结合，通过比较分析，探讨和揭示了近代国际关系的特点：即在国际关系基础方面表现为全球性的资木主义商品经济，在国际关系结构方面表现为全球性扩张，在国际关系观念方面表现为以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为特征的世俗化。在这三个特点中，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前提，是基础，全球性扩张的国际关系结构和民族国家意识崛起特别是建立世界秩序构想的国际关系观念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和反映。这三者互相影响，互相辉映，构成近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点生动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名符其实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形成，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199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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