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2-0056-08
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或隐或显地，“十七年文学”始终都是“当下”人们谈说的一个资源。承认“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承认“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的“知识考古学”法则(福柯)，那么，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五十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谈说，暗含着对这一段“历史叙述”——“十七年文学史”的重构功能。这种“重构”，指向“十七年”“当下”，同时也指向“十七年”的“过去”与“将来”——它甚至超越着“当代文学”学科的范畴。正如此，关于“十七年文学”谈说的意义，被不断地凸现出来。
本文以下内容，将从“‘历史叙述’的重构”角度对五十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清理，看它究竟给我们提出了那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50～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清理
若从与“十七年文学”发生发展同时展开的“谈说”算起，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1949-1966年：这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同步研究”时期。“研究”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周扬等为代表的，有别于“文革”时期的文学激进派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数身居文艺界要职，是当时文艺方针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也是执政党在文艺界的“代言人”。他们对“十七年”“当下”文学的评说，目的是为建构共和国以来富于“新质”的“社会主义文学”寻找立论依据。在他们，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1](P75-76)这时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担负着检测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实践中执行情况的使命，在当时比较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中起着发起与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6-1976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研究论调的是“空白论”(注：“空白论”语出“文革”时期的张春桥：“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辞典》，王庆生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大约是从1966年开始，以周扬为首的文学左派，逐渐被以江青、姚文元等为代表的激进派所替代。文艺界的形势从此陡然逆转。“文化大革命”从文学“开戒”，首当其冲的是对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进行重估。在次年发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文中，“十七年文学”被激进派扣上了“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的帽子；他们断言“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2](P632-633)激进派如此评说“十七年文学”，其实是为他们“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制造声势——后来“初澜”在1974年的《京剧革命十年》中干脆这样概括道：“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注：见《红旗》1974年第4期。)激进派强调“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文艺评论“要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2](P639)，文艺评论直接参与了政治斗争。在这种“政治文学”观念下，“十七年文学”被彻底拒之于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史”视野之外，被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注：《纪要》几乎否定了1949年以来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说》中提到“六十年代后期，一部流传很广、反映了江青等的观点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的小册子中，列入了包括《保卫延安》、《三里湾》、《山乡巨变》、《红日》、《青春之歌》、《苦斗》等‘十七年’间几乎全部的有影响的小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谈说，一方面同步于当时政治上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还无从创建一种正常文学秩序的情况下，文艺界试图通过“回归‘十七年’”来恢复一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文学的发展营造一种健康的环境。似有“权宜”之嫌，但在当时只能如此。80年代末《“柳青现象”的启示》一文对这一阶段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是从‘回归十七年’这个起点上跨出的。面对十年动乱后的满目疮痍，‘十七年文学’被蒙上了一层淡金色，滤去了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变得格外令人赞叹怀恋起来”，“肯定十七年，歌颂十七年”“体现了‘重评十七年’的价值取向”。[3]“拨乱反正”成为了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中心：把在“文革”期间被文学激进派颠倒的“十七年文学”“颠倒”过来。对文学外部环境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来不及“向内转”，挺进到“十七年文学”的纵深处。
但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在进入80年代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对50-70年代政治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外来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和现有文学观念的调整变革，一些研究者已开始反思和重审“十七年文学”，质疑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持的价值尺度与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沉思——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回顾》一文在谈到“十七年”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存在问题时指出当代诗歌“在三十余年的发展道路上，‘配合任务’的诗风实际上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那时人们对此引以为荣，丝毫没有觉察它将破坏诗歌艺术的发展”；[4]《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一文则就“再认识”“再评价”的“方法与法则”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指出“我们对作品的认识如果围绕着农村政策的变化而变来变去，衡量作品的价值尺度就成了可长可短的橡皮尺，当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作品可能就没有多少可以靠得住的了。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与它所反映的那一段生活的历史功过、政治是非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不能用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评价来直接判断作品的历史真实”；文章认为只有用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去取代“用政治来裁判作品”的批评法则，“再认识”才有意义。[5]1986年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一书的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变化”的情况。
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研究引发于1988年《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辟。“重写文学史”并不狭义地针对“十七年文学”，但在“专栏”开辟近两年的时间里，围绕“重写”在《上海文论》发表的22篇文章中有12篇都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这些文章涉及到了“十七年”时期主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这一阶段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80年代以来知识界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回应，研究者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取向。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一体化”局面走向解体(洪子诚)，文学在“失却轰动效应以后”(王蒙)日益“边缘化”的同时逐渐回归自身情况下对“十七年文学”所作的一种“文学还原”式的审美观照。同时还跟这时期正在滋长的对“五四”以来的左翼——革命文学的情绪化“清算”有关。——诚如此言：“……当代文学一旦有机会思考其自身存在的时候，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文学研究的展开，文学就不仅仅摆脱了极左政治强加给它的种种任务，而且开始重新检视‘回归十七年’这一度无可怀疑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再评十七年’已不只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且也日益成为文学高度自觉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3]——亦如主持“专栏”的陈思和所言：“重写”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6]回眸当年的“重写”“再评”，不讳言多少地存在“思想”大于“行动”，过于“乐观”与“理想”的遗憾；且由于受80年代以来知识界日益高涨的启蒙思潮冲击，“研究”难免“激进”与“偏颇”，如过于强调“文学”与“审美”的因素而淡化甚至消解了复杂“史”中“文学”实际存在的情形，使“重写”真正操作起来不免“顾此失彼”——如十多年后一论者在谈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情形时所说：“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先锋性逐渐被美学的先锋性所取代，难以抑制的历史激情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发动机。于是，就有了一个抑制泛滥的历史激情，但同时保持内在激情的饱满度之间的‘平衡’问题，一个处理当代文学的‘历史主义化’和‘非历史主义化’中间取得协调的问题。”[7]——但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研究的意义还是深远的，其“得”“失”对90年代以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研究中表现出不少“新的生长点”，如研究者对研究规范建构的尝试，“大文学史观”的初步形成，多元价值尺规的设置与多维研究视角的建构，等等。
二“体制化”文学观与“知识学”立场的“重构”视角：9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检讨(一)
大而化之，进入90年代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都可以说是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余绪”的产物。不过走进具体语境后我们又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因此当我们用“‘历史叙述’的重构”来统括描述90年代以来的具体研究个案的同时，实际上已不可避免地遮蔽着“重构”的复杂性。“‘历史’的重建并非是各种复杂、矛盾因素的陈列”，因此“在这一‘重建’中，如何确定‘选择’与‘评价’的位置，来显现叙述者在受意识到历史的拘囿和束缚时对于可能性的思考和争取”。[8]这确实是我们在“描述”或“统括”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十七年文学”迄今亦不过50年的时间，对许多曾经参与建构这一段文学的“当事人”来说，对这段文学的“事后”“描述”与理解，不仅与其所操持的知识范式有关，还无疑地离不开其“个人的精神背景”。这样，考察90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辨析在具体展开中“不同的立场、方法和各自的可能性，所能达到的境地，以及它们各自的限度”，[9]便显得很有必要。
基于此，从这部分起笔者将对90年代以来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个案进行初步的清理。
首要提到的是洪子诚。要言之，标志“十七年文学”研究规范建构意识觉醒并开始尝试的，是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期间。但若要往前沿溯，则应推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在受80年代启蒙思潮影响，“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纷纷致力于构建宏大“历史叙事”的90年代，洪子诚选择追求的是“反省”中的“创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原来的叙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他认为“这一研究思路的确立，不但基于一般‘学术史’方法上的考虑，同时，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复杂性”。“体制化”(或“一体化”)文学观念的确立与“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的尝试，是洪子诚对自己80年代以来研究趋于成熟之时对“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观念形态的一种本质化描述，同时也蕴涵着他对这一研究学术史与学科史意义的深刻反省。这种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极大地改变着“十七年”——“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在“当下”政治时势制动下被任意评说的状况，赋予了其独立的学术研究品格。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另作展开，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看他在90年代中期以后撰发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10]《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11]《“当代文学”的概念》，[12]以及《当代文学概说·前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1999年出版)等系列论著。
在洪子诚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或者说仍需澄析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析其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这实质是隐涵两个问题的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研究中要不要价值判断，“价值中立”本身是否包含价值判断?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洪子诚提出“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的背景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洪子诚在对从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界所坚信的“启蒙”“理性”立场从“稳定”到“惶惑与恐慌”裂变的震撼回顾中，清醒地看到了“历史”并非是过去所理解那样，有单一的主题。由此，洪子诚提出“批评‘立场’”的重建，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以及对‘自我’的反思来实现”，把对“历史”进行清醒冷静的梳理作为重建“批评‘立场’”的第一步。(注：批评的“立场”断想，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准备在大陆出版时，洪子诚曾增补该书的“序言”道：“我们所要质疑的‘当代文学’的叙述(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发生、建构其实是‘同步’的，且几乎可以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在‘当代文学史编纂’直接成为‘当代文学现象’的情况下，探索新的历史叙述尝试，原是离不开对这种参与‘建构’的叙述的‘清理’的。”这“清理”，在洪子诚看来显然应是客观公正的，唯其如此，方能真正察其得失，以利于“探索新的历史叙述”。这在2001年的《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该文在谈到“过去的”“新问题”即“当代人”如何处理“‘时间’距离过近”的“当代史”时指出：“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有另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时间’的‘洗涤旧迹’的难以阻挡的运动中，使一些事情不致过快被冲刷掉，抵抗‘时间’造成的深刻隔膜”。
洪子诚这种“慎重”的产生并不是凭空的。程光炜在《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一文中曾这样谈到不少“当代文学”的治学者长期以来在研究中难于回避的一种“矛盾与困惑”：“我们一方面试图把文学史的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学术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其中更具本质意义的，我以为还在于“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价值观”问题。
因此，作为一种理想与目标，我认为不应排除洪子诚是在作为一种“策略”来提倡“价值中立”研究立场的可能性和意欲矫正我们五十多年来在“十七年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偏差”的企图。他提醒我们面对这处于复杂多样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十七年文学”时，要“冷静”“公正”，要努力通过对“事实”与“事实叙述”的“清理”来表明我们的态度。“提倡”“中立”不等于要消灭我们的“态度”与“立场”，放弃对历史的责任。——即便是1997年第一次提出“重建”“批评‘立场’”尝试“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时，洪子诚仍认为“学术工作”中的“历史责任”和“人文关怀”应是“重建”的“起点”，尽管他同时也强调不应把这种作为“起点”的“道德立场”“转化为批评研究的理论框架”。这在他与李杨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其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的“补充说明”中可以找到注脚：“我在《文学史》(即《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者注)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的方式”。在谈到为什么对80年代以后文学的描述中这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没有坚持下来时，洪子诚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解答，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
因此，担心洪子诚在对“十七年文学”这一段“‘历史叙述’的重构”中这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会“滑退”到“乾嘉式的治学”是不必的。——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已感觉到了洪子诚此中“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并对他这种“知识学立场”下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给予了“恰到好处”的理解与把握。(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文章最有代表性：《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钱理群)、《寻找诠释的“阿基米德点”》(陈美兰)，《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程光炜)等颇能说明问题。另昌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的《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颜敏发表于《创作评谭》2000年第1期的《建构中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等文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或许，洪子诚的这种“冲突”，也是不少研究者在面对的。
三“启蒙主义”的“重构”视角：9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检讨(二)
这主要以陈思和与丁帆等为代表。
早在80年代末，陈思和便提出以“三分天下”(即由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分裂的分别代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民间文化形态)的文化格局来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的视角，以改变长期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只注意体现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的单一文学观念。(注：具体阐述可参见《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有关章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90年代以后，为把这种文学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研究，陈思和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概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潜在写作”。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打捞”了一批长期以来被“主流文学”排挤“搁置”在抽屉里或手抄流传于民间的作家作品，也补充着洪子诚“体制化”文学观念在叙述“十七年文学”时可能的遗漏。从自己的话语体系出发，陈思和对“十七年”期间许多作品如《李双双》等所作的“民间”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十七年”时期不少作家作品命运在文化层面所作的探析，如沈从文及其《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等。(注：陈思和对以上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除包含在《教程》中的外，主要论文还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重新审视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关于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新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以及《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这一层面上的研究，鲜明地凸现着陈思和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启蒙立场，那种隐藏于文化批判之中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对艺术理想主义的追求。
对已有“观念”与“框架”的有意识突破使陈思和的“重构”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几年针对“潜在写作”、“民间”(系列概念)等观念“商榷”甚至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直未曾间断。这些概念的科学性如何?对其涵义的界定是否准确?把它们引入“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否可行?这样做是否会反过来导致某些问题的模混不清?(比如认定“十七年”时期一些“日记”“书信”为“潜在写作”，以及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依据是否可行?)对寓含在这种“十七年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中的价值判断，不少论者亦提出质疑。如李杨从文学史写作研究的角度出发，诘问陈思和“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理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进而质疑其“认知方式”，认为：“不管是否形成了自觉意识，作者在这里预置了一个潜在的模式，即‘非文学’——主流文学与真文学——潜在·民间写作的对立模式。这种对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无疑仍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李杨认为，恰恰是陈思和在研究中“不断批判与解构的范畴”。(陈思和在《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提到“我们过去研究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深受‘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我们这部文学史(即《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尝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沟通和消除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路”。)另外，李杨对陈思和主编的《教程》“对包括在5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内的许多曾经引起广泛社会影响，参与塑造了数代中国人灵魂的”一些“十七年”作品的“盲视”，也表示疑惑。[13]另一论者昌切在《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一文中对陈思和包括“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启蒙立场及由此衍生的价值判断，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教程》在“国家与民间，或显在与潜在，共名与无名”中，“著者的价值天平始终是偏向后者的，并以一种矛盾对立的法则对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进行描述”。
但这种启蒙立场上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在90年代却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部比《教程》早半年出版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下简称《失落》)(丁帆、王世诚著)。作者在“绪论”中曾对该书的写作动机与评说立场作过直接的明示。(注：“绪论”写道：“作为描述文学史的一种模式，我们在描述‘十七年文学’(1949～1966)时，尽量用中性的客观叙述，但这并非是抹煞论者的主观意识，它必然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然而我们要声明的是，这种‘批判’的精神要素是指哲学内涵的批判，亦即是尽量排斥个人意气和政治功利性的庸俗批判方式的侵入，尽量进入历史的原生状态，进入作家创作的即时性的心理(包括潜意识)层次之中……”)《失落》体现着论者追求“主体论批评”的一贯风格。(注：丁帆在《我与批评》(《文论报》1986年3月1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治史方法的对话》(《福建论坛》2001年第4期)、《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粤海风》2001年第4期)等文中均表达过自己对“主体论批评”风格的追求，如在“价值立场”一文中，面对“充满‘价值判断’”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丁帆认为“纯粹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式在梳理这段文学史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他为此主张研究者“主体的介入意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知识分子学术和学理的治学方法的根本区别”。)“从‘人的文学’预设出发”，著者对“十七年文学”从创作主体(作家)→对象主体(艺术形象)→接受主体(读者，包括特殊“读者”批评家)进行“价值重估”与“历史重构”，揭示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如何压抑扼杀着这系列“主体性”的。著者设想对这种压抑机制(体制)的批判“尽量排斥个人意气和政治功利性的庸俗批判方式的侵入”，多一些“哲学内涵的批判”，但行文中那种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启蒙姿态还是鲜明的，并潜隐着一种双重的“二元对立”认知方式，即全书宏观理念上的“主体性”/“非主体性”构架与“向建构召唤的解构”的具体叙述方式。(注：所谓“向建构召唤的解构”，“即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辩证否定的同时，注意发掘其内在的反对因素”，通过对“‘人’与‘自我’的失落”的批判来“发现人建构人”，在“解构‘文学’”的同时“重建‘文学’”。(见蒋小波：《解构“文学”，重建“文学”——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在引进“潜在写作”与“民间”等概念后，陈思和对“十七年文学”有无“主体性”问题的态度还是比较慎重的。相比之下，《失落》的“姿态”则要显得激进：“十七年文学史是文学主体性意义上的非文学史。”
“主体性”是80年代以来理论界一个“暧昧”的问题。9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大都强调“主体性”。但由于对这个概念涵义的理解不一而产生歧义。如与《失落》形成“有趣”的“对倒”，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认为“十七年文学”的过程，是在时代、国家与民族语境中，在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中建构一种新“主体性”的过程。
“启蒙”的重构视角是对80年代文学史叙述方式的一种延续。其对“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的“过分信任”，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洪子诚)最终可能导致的相应结果，我以为一是造成对对象的新的“遮蔽”与“盲视”，二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归拢于某一预设的理论，导致新的误读。
文学研究者当然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应关注文学的“主体性”。但在强调这一切之前，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这“主体性”进行反思，考虑该把它提到怎样适度的位置?是否应该考虑是否“存在脱离一切压抑和权力的全面解放的理想状态”?
四“现代性”语境中的“重构”视角：9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检讨(三)
“十七年文学”有没有“现代性”?这也是90年代以来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同时被不断质疑的一个问题。而在承认“有”的前提下，由于对“现代性”所指的理解不一阐释各异。一篇谈说“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文章在对近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中“最有代表性”的“唐小兵、黄子平、李杨、洪子诚等”的观点进行质疑的同时，借用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理论(即“审美的现代性与世俗的现代性”)来观照“十七年文学”，认为“‘十七年文学’具备着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则明显不足”。[14]是否，且录为一说。
这里想重点谈的是黄子平和李杨。在《“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黄子平显然也关心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革命历史小说”讲述什么，但在进行“意识形态现代化”革命的这一“非常时期”，他更关注那些“革命历史”是怎样被讲述的，关注“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以及“文学形式与革命、政治之间”是如何形成一种“互动关系”，“革命的现实发展”最终是如何“虐杀了”“革命历史小说”本身的。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提出的同时已暗含着把“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当作“‘异质’性的例外”，后者是对前者“现代化”进程“断裂”的情形是存在的，那么，作为“命题”提出的当事人之一，黄子平在十多年后对“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话语方式的研究，是否也暗含着他对当年“命题”存在偏颇“修正”的可能?提出这个质疑的一个有力证据是80年代中期黄子平撰写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一文。(注：此文收入作者《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该文“想‘从内部’来把握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艺术形式中的折射”，“从‘结构-功能’方面来理解”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这种“结构-功能”的“有意味”“形式主义”视角，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十七年文学”的“生产机制”与“意义结构”，看到了“时代”对“文学观念”的“动摇”。显然地，便是在80年代参与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同时，对于“十七年文学”，黄子平已欲找寻其中的“另类”思想，并从“形式”着眼解开这一段文学的“一捆矛盾”，重构这一段“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是“解构”式“重构”的一种“找寻”。当然，解构这一时期的文学，跟解构自己的价值立场是两码事。——诚如作者言：“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了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15]
与黄子平重“结构—功能”的“现代性”研究相比，李杨的研究更趋近于新历史主义立场。他并不同意8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坚持的那种“断裂说”，即认为“十七年文学”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断裂，(注：见《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一文，《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但也不同意虽持相反意见，却简单地用“‘非文学’——主流文学与真文学——潜在·民间写作的对立模式”来切割它的情形。李杨指出这两种研究都是典型的“一元论”立场。历史的道德化与政治化在许多时候更能表达人们对历史的一份态度，也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李杨指出这并不能真正替代科学冷静的历史研究，甚至容易造成对历史复杂性的“误读”(注：李杨2001年在《书屋》第9期发表《“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及其理解“历史”的方式》一文，对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从政治与道德的角度去评说历史与学术的价值立场提出质疑，同时对1980年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辨析”的“以‘政治’作为‘他者’来确立”“学术独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对“历史”与“学术”的“价值重估”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他由此在“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一文中提出一种设想，即通过价值立场的重建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来实现一种“纯粹”的研究，抑制我们难免的政治激情与道德冲动。他极力推崇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立场，理想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植入这样一种立场与方法，“致力还原历史情境，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得历史的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如此“返回”“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现场，李杨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些长期以来被“形式”所“遮蔽”的“意识形态”意义。(注：已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家庭·身体与焦虑——作为<红岩>主题结构的三种关系》(《黄河》2000年第3期)，《<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等。)《抗争宿命之路》沿依“叙事”“抒情”“象征”(话语类型)的思路把1942～1976年中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放置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谱系学”分析，探寻“十七年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ofForm)。李杨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反抗有关，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的变化，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在“现代性”“叙事”的脉线上，“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继续和发展，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最集中地体现现代民族与国家主体性的一段文学；这“十七年”文学话语的不断转换，是政治权力不断运动交替的必然结果；“十七年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其“形式的意识形态”本身便是一个深刻的话题。(注：如李杨指出，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文学领域“短暂的人性抬头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共产党放松了政治管制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政治已运行到了它的抒情时期。既然人民已经找到了本质，叙事的使命也就自然终结了”。)
“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关注和“清理”“十七年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揭开其“话语模式”建构与转换的历史真相，而不是站在今天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判断”，这种“历史叙述”的“重构”——如果这也算是一种“重构”的话，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有意义。
当然李杨的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个被质疑的可能性：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更彻底”?洪子诚曾经谈到他在撰写文学史著作中面临的矛盾：“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在这条路上，我们能走多远?”(注：见洪子诚与钱理群关于文学史撰写的一次通信。转引自《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这确是一个问题。另外，有论者提出在解决中国文学的具体问题时，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借用”，是否合适?“是否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误读?”(见刘保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文)
五“重构”与“预设”
9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界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注，显然与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史意识’的觉醒”有关。[16]但又与90年代前期对50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所做的学术层面的反思分不开。“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被明确地赋予了严肃的学科史意义，甚至成了一些研究者探讨“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关于这一段文学作为“历史叙述”(文学史)“重构”的研究已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不再展开。
我在这里想提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五十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在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以后则已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否“十七年文学”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至此已趋于成熟?抑或蕴藏着其它更深层的问题?我想这两种情形都存在。但此中最有意义的是由此引发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秩序的重构与21世纪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的思考。
“重构”与“预设”是五十多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这一“功能”我们在上面清理这五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指涉。但与前几阶段情形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重构”与“预设”的背景要更为复杂些。它隐含着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去”搜寻某些“历史合理性”(这样说并不狭义地意味着要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肯定的价值判断)来解疑我们“当下”文坛的“疲软”与“无序”，以及从在新的话语叙述中很可能被永远湮没的历史记忆中掘取某些可靠资源来滋养新世纪民族国家文学的动机。也潜隐着藉此修正我们偏颇“历史观”的企图。不论90年代的文坛如何“热闹”，但在这样“一个以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占据较大份额的文学时代”，“没有史诗”，“大众消费文化的汹涌”，“以个人化排斥社会化，以世俗化排斥理想化，以后现代性排斥现代性等等”的情形，已是不讳的心照不宣。[17]一篇篇措词犀利的文章，如今甚至已不再能轻易平息抱怨“失范”与缺乏清正之气文坛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历史的检讨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提供一种建构新文学秩序的参照中介，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2001年8月3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座谈会，对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进行研讨。其中不乏“矫枉过正”的激烈言辞，但我以为这并不是主要的。“对左翼文学及其左翼思潮的认识，实际上与人们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现状以至未来的认识、想象与选择是有一种内在关联的。”(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编后记”，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80年代，“全然否定革命文学的必然性、合理性，宣称革命文学缺乏现代性，因而它的存在即使不是历史的反动至少也是历史的错误”；“或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极左’倾向肇始于左翼文学，清算中国文学的‘极左’倾向必须从左翼文学做起”。(注：孟繁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王富仁在同期的《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后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结构中被置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被“淡出视野之外”，关于左翼文学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18]必须看到“激烈言辞”中隐含的这种为左翼——革命文学曾经失落“打抱不平”的心态。当然其中更有价值还在于对我们偏颇文学史观的修正，对作为“历史叙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这些“熟视无睹”问题上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表露出来的对我们“当下”文坛的忧思。有论者提出应“重新进行反思和批判”“文学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曾经我们的文学为了反抗(某种特定的)政治，因此把文学理解为必须规避政治，为了某种具有挑战性的‘纯文学’从而走向引刀自宫的‘纯文学’。‘为文艺正名’、‘文学回到自身’的结果，是文学的‘净身’”。[19]在谈到“左翼文学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时，有论者认为“‘左翼’中的‘左’字，并不是‘左倾’或者激进之意，而是一种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市民意识，一种眼睛向下看、同情和支持弱势群众的精神”。[20]如此种种“说法”，妥否，可讨论，但“说法”中含藏的对我们“当下”文学中某些精神缺失的担忧，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基于此，有些论者在“重构”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同时试图掘取左翼——革命文学“遗产”中某些可靠的资源来滋养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藉此来表达对更宏大“问题”的关切。程光炜的一篇文章中在谈到应如何对待“革命文学遗产”时，认为“能否冷静地认识50～70年代文学，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他反对“‘非历史化’的文化倾向”(即“用现代化追求的‘误区’等流行意见来批评文学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但也反对“作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烈反弹”，“在‘怀旧’的心理中重温历史的激情，甚至表现出对革命时代价值观念的简单认同”的倾向。[21]2001年春在华南师大举办的“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研讨会中，有些论者把“启蒙”、“激情”、“回归浪漫”作为21世纪文学的“精神指归”，指出如何“回到民间，回到现实生活，回到我们文化的母体，将是21世纪文学质量的关键”。[22]——“激情”、“浪漫”、“现实生活”，这些都是20世纪左翼——革命文学曾经面对的。
既如此，否认这些“预设”与90年代以来对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左翼——革命文学作为“历史叙事”“重构”的关系，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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