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 民政府的腰杆，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它重新同美 、英交涉，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以 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 力，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为中 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
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实力。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鸦片战争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要恢复中国 的大国地位，首先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正是这样一次伟大的 革命运动，国民政府审时度势，把握了这种历史的机遇。
应当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以往的北京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做出过努 力，象实行关税自主的政策，使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 废除或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收回镇江、汉口、九江、厦门、威海卫的英租界或租借 地，以及天津的比利时租界。在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的五 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权各国交涉 早日实现，以维护我国法权之完整案》，(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 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以加速这项工作的进 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曾一度搁置废约问题，意在利用英、美与日本在这 个问题上的矛盾，以争取英、美，孤立日本。西方学者韦斯利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 日本侵略满洲和整个中国，使解决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比以前更加困难，这是中国推迟撤 销外国领事审判的主要因素。日本入侵后不久，明显的是外国租界在其保卫范围内对中 国具有很大的价值，它不仅成为避难所，而且还是经济力量的中心。外国居民的存在， 当时还起到了制止日本军事活动和日军所制造的残暴事件的作用。(注：(美)韦斯利R· 费塞尔：《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结束》，加利福尼亚大学1952年英文版，第216页。)这是 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考虑的。然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方面，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 和深入，这些租界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不可能再为中国所利用；另一方面，既是权宜之 计，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轴心 国集团的逐步形成，中国与英、美结盟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且中国因持久抗战也声望日 隆，再允许存在英、美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显系不宜。美、英主要是美国考虑到这种形 势，曾明确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1940年7月19日，美国代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
Sammner Welles)发表声明，他在回顾九·一八事变后美、中关于废约问题谈判因中日 关系而一再耽搁后，指出：“美国政府的既定以及希望是，遵循法律程序迅速与中国谈 判和订立协议，只要时势许可即可放弃其治外法权以及其他所谓的‘特殊权利’，这些 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国际协议在华拥有的。”(注：《美国国务卿关于美国放弃在 华治外法权的政策的声明》，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卷1931-194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437页。)关于其动因，韦利斯揭示说：“英、美 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不仅是中国事业上的功效，但更重要的是其国民的福利。进一步说，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它们在制定政策和行动方针时必须对公众意见给予适当考虑。尽管 这两国的公众关心其在华公民的福利和安全，但他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志气表 示极大的同情，并情愿且普遍地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满足中国的热望。”(注 ：《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结束》，第220-221页。)这一分析应当说是客观而深刻的，抓住 了美国自身利益这一对外政策的关键点。出于这些考虑，美、英表示要废约，但又说要 等到战事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起初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强调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象19 40年10月10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双十节演说中“提到中国在国际新地位，盼英美今后 以平等与我合作，勿再视中国为穷亲戚”。(注：郭泰祺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10月22日 )，《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又密电已任外长的郭泰祺， 要他经美回国时，“向美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新约，废除现有条约束缚。实行之期， 不妨俟诸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 注：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4月20日)，转引自《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543页。) 5月26日，郭泰祺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表明此意。这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重提废约问 题的开始。5月31日，赫尔复函郭泰祺，表示非常欢迎他来访，并说：“美国政府仍将 一如既往继续采取措施以适应中国调整中外关系不正常状况的愿望，美国希望在和平条 件再次具备以后，与中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尽快放弃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条约在中 国长期拥有的某些特权。”(注：《美国国务卿致中国特命外交部长(郭泰祺)》，《美 国外交文件》，日本卷1931-1941年，第438页。)赫尔在这里传递了三条信息：一是美 国愿意通过废除旧约与中国改善关系；二是这要等战后而不是立即进行；三是废除的是某些特权而不是所有的。实际上，美国想废除的只是领事裁判权，远不可能实现中国的 期望值，这就已经预定了后来中美、中英谈判之效果的局限性。
应当说，领事裁判权在不平等条约中确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列强均因获该项特权而获 得诸如扩展其在华企业、操纵中国对外贸易、保护外国宗教团体等其他权益。抗战前， 中英、中美虽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但在这一权益的“保留地区”和“ 保留期限”上仍存在分歧，且因九·一八事变谈判长期搁置。而意、比、丹、葡、西等 国虽同意废除该项特权，却都提出须待华盛顿会议各签字国一律承认放弃时才可实行。 这样，废除华盛顿会议主要发起国英、美的在华特权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无可奈何地卷入到对日战争中来，最终成为 中国的盟友。这给国民政府的废约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太平洋战争将迫使英、美 更加看重中国的战略地位，迫其进一步调整对华关系。中国方面则乘势而上，敦促英、 美迅速成立联合战线。12月2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应即刻在华盛顿成立最高联 合作战委员会，以加快制定广泛的作战计划。这将是民主阵线国家协调和协商他们致力 于反对轴心国侵略者的一个具体步骤，是促使早日消灭我们共同敌人的最有效的因素。 ”(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1年远东卷4，华盛顿1956年英文版，762页。)29日， 罗斯福回电蒋介石，赞成其建议，并告知：“我愿提议您着手行使对现在或许未来在中 国战场作战的联合国家所有部队的指挥。”(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1年远东卷4 ，第763页。)实际上即任命蒋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该战区辖中国、泰国、越南，具有 相对的独立性。紧接着，由26个国家参加签字的《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发表。罗斯 福亲自排出签字国顺序，中国仅在美、英、苏后，列第四，而其他国家则以英语文字母 为序。罗斯福对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 注：《中国外交史1911-1945》，第511页。)蒋介石闻此讯，亦喜亦惧，呈矛盾心态。 他在1942年元月份反省录中写道：“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 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 、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 之害，能不戒惧乎哉。”(注：《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 9页。)蒋何以戒惧?因其知名实不符。冠中国以“四强”之名，束缚中国之不平等条约 还尚未解除，能不戒惧乎哉!他在元月3日的日记中曾就罗斯福“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 ”语感慨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注：《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289页。) 皆出于同一心境。蒋矛盾的心态反映中国矛盾着的现实，这更加促使蒋介石及其国民政 府加紧外交努力，要求英、美在战时就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使中国寻求到一个切实的 大国地位。
此后，国民政府即令其驻美、英使节与驻在国政府进行非正式协商，为正式谈判提早 做准备。9月11日，国民政府改派曾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担任过南京政府司法部次 长和司法行政部长、时为驻法大使的魏道明继胡适任驻美大使。这是一种暗示，在美国 务院看来是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取消治外法的要求。(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 ，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840页。)1942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陈布雷奉命撰拟希望美国率先自动表示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新闻稿，阐明此举之理由。 稿中写道：
“中国对于这一次大战，既然是担负着同等的义务，负荷同样的责任，为鼓励士气与 国民精神，似乎应使其没有一些卑抑之好。……”
抗战以来，两国关系更是一天天的增进，我们希望美国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 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美国何妨 单独自动的将对条约中所包含的不平等条约，就在这时候率先声明放弃，不必待之战后 再出以双方谈判的形式。这样，在美国是实行其作战理想，在中国仍不失尊重条约信义 的立场，可说是相得益彰。而且这样一来，可以根本打击敌寇和汉奸们在中国战区和在 东亚占领地造谣欺骗的宣传，可以更加鼓舞中国军民艰苦作战的勇气。”(注：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11页 。)
擅长文辞的陈布雷将美国应率先废约的道理说得滴水不漏，且娓娓道来之语中有咄咄 逼人之势，无异于向美国发出一份哀的美敦书。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正在美国的宋子 文加紧向美交涉，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7日，宋回电，告知“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 ，但最好等他回国面陈后再进行此项工作。(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 册，第711页。)蒋却迫不及待，复电宋：“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 方应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 册，第712页。)9日，宋再电蒋，说美国务院已正式通知中国大使，愿与中国商谈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办法。蒋即电示：“美国表示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愿与我订立新约，殊 为欣慰。并望为我政府与人民致谢罗总统。又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 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注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第712页。)蒋的这一想法较之以往又进一步 ，为中方谈判确定一个较高的基调。发此电后，蒋仍感不放心，于12日又电嘱宋子文： “甚望其(美方)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 约也。”(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第713页。)后来情况表明，美 方最初的计划主要是废除领事裁判权，不想涉及其他问题，故中方有此预案实为必要。 10日，美国务院发表准备与中国谈判立时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声明。是日恰为双十节 ，美国“独立厅”内鸣响起“自由钟”，庆贺中国双喜。11日，蒋致电罗斯福，表达感 激之情。电报说：“此项自由钟声，已在我国每一国民之心中，激成对美亲密热诚之回 响。此其有裨于敝国继续抗战民气之提高，实胜于其他任何之力量。”(注：《中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第713页。)16日，罗斯福回电，说明美国政府废除在华 特权一举“乃久欲实行者”，以示美方之主动。罗电还说：“吾等甚慕中国在亚洲为自 由而给予侵略者以有效之打击，吾人并全信中、美二国联合其他盟军，将向全面胜利之 途共同迈进。”(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第714页。)罗电固然带 有礼节性，但从中可再次看出，还是中国的持久抗战才赢得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人的敬 重，罗斯福才会有此举措，使中国废旧约缔新约的夙愿得以实现。促成中美在战时进行 新约谈判，是中国向大国地位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宋美龄在为争取美国废约和谋求中国国际地位方面担任着特殊的 角色。宋美龄凭借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出众的外交才干和与生俱来的天姿，对美国政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1942年4月18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如是我观》的 长文，该文中文本同时在国内发表，颂扬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 抨击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错误观念，进而要求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尽快放弃在华特权 。该文发表前不久，时值中国军队取得长沙大捷，毙伤日军5万余人，这是珍珠港事件 后同盟国获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宋美龄就此大作文章，用中 国人的坚韧对比西方人的懦弱，一褒一贬，效果强烈。文章写道：“过去三个月来，我 中国人民以惊奇而难信的眼光，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但我们却拿起武 器来对抗敌人。到了今日，快要五年之久了。”“西方人往往以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的 及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斯巴达式的尚武牺牲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证明 这种观念的是错误的。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字汇中所没有的；‘成仁取义’这句话深 深地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注：(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 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1卷，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5118-5119、5120页。)这就 要求西方人去掉对中国传统的偏见，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精神，重新评价中国的国际地 位，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取消西方在中国的特权。文中历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 ，设立租界和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握中国经济命脉等事实，批评和谴责了这种不平等关 系，要求中国实现自主，示意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带头将以往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 特权“发还一些”给中国。文章指出：“西洋人必须改变他们对东方的观念”，“不应 当再有谁是优秀谁是低劣的思想存在，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携 手往崇高的理想迈进。……我们中国的精神力量使我们会渡过最恶劣最艰辛的难关，希 望西洋人能够了解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注：(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 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1卷，第5116、5122页。)至此，宋美龄点明了该文的主旨， 这就是必须摒弃西方对中国的错误观念和错误做法，实现国家间关系的平等。应当说， 宋美龄这篇文章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不平等关系是进行了较为有力的谴责。文章的 利刃在于以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为基础，进而引伸出深刻的国家和民族的的平等观念和 关系问题，并且又巧妙地抓住了富有“优越感”的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严重失利而“ 受辱忍垢”的把柄，予以辛辣的嘲讽，这自然使美、英等国感到难堪，并不得不反思对 华关系。当然，文章在指出西洋人必须改变其对东方观念的同时，也表示中国应当尊重 西方国家，学习西方的科学进步。这是比较客观的，从策略角度说也是为抨击对象留下 面子。特别是考虑到战时与盟国的关系，宋美龄在措词上相对要平和一些，比如，要求 西方国家将从中国掠夺去的东西“发还一些”给中国，而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问题，这显然与该文的基调不符，无法体现中国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和实现平等国际 地位的坚强决心，这也正是战时国民政府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局限性所在。
宋文发表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目。5月6日，赫尔国务卿在给美驻华代办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的电报中说：“我向哈里法克斯勋爵(Halifax,Lord)(英驻美大使)提 起我注意到蒋介石夫人最近在报刊上谴责领事裁判权的文章，并觉察她没有给予本政府 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进步的自由的政策以应有的评价。因为她关于这类题目的文章实质上 是政府的官方文件，所以这也许是好事，即我们驻重庆的代表会去使她的顾问们牢记， 我们立誓在形势允许时将尽快取消领事裁判权，并且这些誓言最近尤为被重新提起。” (注：国务卿致驻华代办(文森特)(1942年5月6日)，《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2年中 国卷，华盛顿1956年英文版，第279页。)宋美龄的“政府的官方文件”使美国不得不抓 紧废约工作，美方为此曾与英方数次交换意见，研究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取消在华领事 裁判权。9月5日，赫尔电告美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国务院决定立即取消 这一美国在华特权。美国终于带了这个头。
二、以大国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国民政府在努力促成废约尽快实现的同时，还以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方面 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蒋介石在1942年访问印度。此行从2月4日至21日，历时半余 月。其目的有二：一是与印英当局讨论军事合作问题；二是调解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 (国民大会党)之间的矛盾。蒋此时萌生访印意念，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直接有关。中 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以及蒋介石被委任战区司令，特别是长沙 大捷，使蒋感到中国已今非昔比，自己俨然为亚洲大国领袖，应发挥大国对国际事务的 影响。此间，拉铁摩尔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也有同感：蒋介石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 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注：中央社华盛顿13日合众电，《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942年卷，第237页。)英方在接到蒋介石将访印的通报 后，起码在表面上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也说明在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后，英国对中国即使 是与英殖民地印度的外交活动都不便拒绝。
2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一行从重庆起程。陪同人员有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张道藩、中宣部长董显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 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L.E.Dennys)，飞机途经腊戍，5日抵加尔各答，停留2天，8日 抵新德里。
印度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主张印度独立的国大党为摆脱英殖民统治，发动对英 不合作运动，拒绝支持英国进行战争，并因国大党的影响，全印都弥着强烈的反英情绪 。英国则以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存在尖锐矛盾为由，不肯交还政权，想继续英殖民统治 。日本则乘隙而入，提出“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煽 动蛊惑，排除反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发兵攻印，英军将会失去印度人民的 支持，印度必沦陷于日寇之手。而印度失陷，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路和唯一 出海口仰光将被切断和封闭，这给中国抗日战争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将会带来灾难性后 果。蒋介石预计到这一点，故抵印后，即对英、印双方展开工作。
与英方的会谈主要是在蒋介石与英方驻印代表人物林里斯哥(Lord Linlithgow)和英军 司令哈特莱(Alen Hatley)之间进行的。蒋与林里斯哥在10日和15日先后会谈两次。林 在会谈中为英国政策辩解，说将政权交还印度国民，“目下尚非其时”，因为“印度没 有一党或一派可以执行政权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 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注：蒋介石林里斯哥谈话记录(1942年2月10 日)，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第4卷(下)，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1060页。)蒋听了林里斯哥陈述后指出：“印度今后最重要的问题，厥为如 何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用。”意即大敌当前，英、印应团结一致。如何做到 这一点?蒋在交谈中透露出来：一是英国政府应先宣布印度实行自治，二是印度现在不 应要求完全独立。(注：蒋介石林里斯哥谈话记录(1942年2月10日)，章伯锋、庄建平： 《抗日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第4卷(下)，1062页。)蒋意在英、印双方各处再做些 让步，以求得团结。蒋、林在会谈中还论及军事形势。两人都认为，德、日有联合行动 的作战计划，中、印两国必须联合起来打破这种计划。蒋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主要是在 2月16日与哈特莱会谈时。蒋说，对印度战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集中力量于东北和 西北。在东北方面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与中国军队的联络，在西北方面必须保持与苏 联军队的联络。蒋认为印度的海上交通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陆路交通。哈特莱表示完 全同意蒋的这个观察。蒋还指出，日军如进攻印度，将先攻锡兰；如果锡兰失陷，孟买 和卡查克就在日军威胁之下；德军这时如再从近东前进，就很便利与日军会师。因此要 不惜任何代价保卫锡兰。这一点是哈特莱及英军没有估计到的。哈特莱当即表示，蒋的 这些见解“当永志心中”。(注：蒋介石林里斯哥谈话记录(1942年2月10日)，章伯锋、 庄建平：《抗日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外交》(以下简称《抗战外交》)，第4卷(下)，106 5页。)从会谈情况看，蒋从军事角度协调中国与英印当局的关系还是较为成功的。
蒋访印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政治方面，而政治方面又以国大党方面为重点。蒋与国大党 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ul Azad)和执行委员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数次会谈，建 议国大党放弃不合作主义，积极支持盟国对日作战，以赢得盟国同情，进而为战后争取 独立创造条件。2月11日会谈时，蒋首先单刀直入，问国大党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如何 。阿柴德回答，英国给我们以独立，我们就可以协助战争；假使我们手中无权，对战争 也就无能为力。蒋说，在获得完全自由之前须经若干阶段，而采用政治的策略。蒋这里 说的政治策略，就是他同林里斯哥会谈时提到的印度成立自治领的问题。阿柴德却强调 ，要使印度国民得到真正的主权，而不是空洞的诺言。尼赫鲁认为，英国即使让印度自 治，也不是真正的自治，印度一国较澳洲、加拿大合并起来还要大，假使真正实行自治 领地位，印度将显得十分重要，英国不愿见此。蒋还是劝说先得到真正的自治领地位， 然后独立。但这一意见终未被接受。2月17日，蒋与尼赫鲁再次会晤，阐述自己的主张 。蒋指出，由于印度交通太发达，革命活动不易得到根据地，因此只有用教育和外交两 方面同英国斗争。发展教育，就是培养军政两方面的干部人才；开展外交，就是乘世界 大战的机会，积极参战，与盟国发生密切关系，取得世界同情。如果印度抱残守缺，永 远采不合作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印度革命的损失。蒋还对合作的含义作了解释，即不是 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蒋认为，如果印度革命党能改变态度，参加民主阵线作 战，助成民主阵线的胜利，对印度必然有利。尼赫鲁感到蒋说的话都是至情至理之言， 但从英、印关系的历史和实际看，他认为坚持不合作主义还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印度对打倒德国有很大贡献，并得到英国对印度战后恢复自由的诺言，但战后英国却 不履行诺言，印度反而比从前更不自由，此其一。其二，一次大战前，印度曾循合作途 径解决国民被虐待问题，但英国制造了旁遮普惨案，才迫使印度放弃合作的企图。其三 ，英政府对暴力革命很有应付办法，但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感到非常棘手。其四，不 合作运动可以养成人民不怕政府的心理，并欲借此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且已取得良好 效果。(注：参见《抗战外交》，第1070-1071页。)从尼赫鲁所言可看出，国大党对英 国已失去起码的信任，而决心用不合作主义同英国斗争到底。蒋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 同时也劝导国大党要相信中国所起的作用。蒋说：“现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与上一次世 界大战，形势完全不相同了。这一次大战，有为你们印度最切近的兄弟之邦的中国参加 。我们中国向来是扶弱济倾，重信尚义的；何况中印两国到今天不仅是利害一致，而且 是命运相同的，有我们中国的自由，决不会没有印度的自由，这一点你们应该不必再有 顾虑。”(注：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张其昀：《先 总统蒋公文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1984年版，第1592页。)这是蒋明显 地以大国身份来说话，要对方认识中国的大国地位。蒋还谈到中国的影响力问题。他告 诉尼赫鲁，现在英国对同盟国，尤其对中国的意见，必特别考虑。(注：蒋介石、尼赫 鲁谈话记录(1942年2月17日)，《抗战外交》，第1070页。)又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 两周，他就致电罗斯福，要其注意英、荷殖民地问题。电报说：“这一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英国必须彻底了解现在局势，决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限 于欧洲战场可比!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对于各 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广大的、有历史、有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 ，群策群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注：《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 》，《先总统蒋公文集》，第1592-1593页。)可见，蒋在印度问题上是想充分发挥中国 的影响力，并极力使国大党能够认识一点。
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拜会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甘地是 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长期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是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英印当 局与甘地的关系比较紧张，极力阻挠蒋介石与甘地会晤。蒋原拟前往甘地的住地孟买附 近的瓦尔达与其晤谈，但为英印当局拒绝。林里斯哥在2月11日给英国印度事务部的电 报中说：“我认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容忍这类访问。……如不能说服蒋取 消此次访问，我将不惜冒犯他，采取措施阻止他前往。”(注：印度总督致印度事务部( 1942年2月11日)，《抗战外交》，第1072页。)12日，丘吉尔亲自电告蒋介石：“这里 内阁同僚都以为阁下拟往瓦尔达访问甘地之举，可能会影响我们集合全印度力量以对抗 日本的期望。此举或含无意中加重地方上的歧见，而在此时则全国团结实属必要。余谨 恳求阁下体谅此点，勿坚持与印度总督愿望相违之主张。余谨寄最大期望于英印与其他 帝国军队，对于长期对抗日本野蛮侵略的中国英勇军队加强其合作。”(注：《第二次 中日战争史》下卷，第804页。)由于英印当局和英国政府的极力反对，蒋介石与甘地的 会晤地点只好改在加尔格答。
18日，蒋介石与甘地在加尔格答白拉尔公园里会见，一谈就是5小时。两人主要就不合 作主义进行了探讨。蒋问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是目的还是方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 的?甘地回答说：“我的不合作主义，乃是一种方法；若讲到实际目的，我不仅要与世 界爱好和平的人类合作，而且要与英国人合作。”(注：《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 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文集》，第1590-1591页。)蒋介石向甘地谈到革命有两 要素，一曰争取时间，二曰争取同情。蒋认为，争取时间，就是中印两民族此时应切实 合作，共同参战，目下实为最好时机。争取世界同情，因为世界同情的力量比任何力量 都大；印度如得此同情，惟有参战。(注：蒋介石甘地谈话记录(1942年2月18日)，《抗 战外交》，第1075页。)蒋的意思是要甘地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考虑，正确处理同 英国的关系。甘地表示同情中国抗战，也不妨碍英国援华行动，但他不同意改变其目前 对英国的政策。甘地的这种态度当时就给蒋一种感觉：甘地只在考量着印度问题，而没 有放开眼光来观察广大世界的情势。甘地的固执态度使蒋与他的会谈毫无结果。
2月21日，蒋介石发表告别文告，指出：“凡参加反侵略阵线之同盟者，无论何国，皆系在整个反侵略民主阵线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之问题也。吾 人于此憬悟民族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乃为时代之一大转变，而各民族求得自由 之方式，今昔实亦有所不同。现各反侵略国家皆要求印度国民在此次新时代中，尽其应 尽之责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而印度之将来实为自由世界整个之重要部分。”(注 ：《蒋介石告别文告》，《抗战外交》第1076页。)蒋在这里对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下“ 合作”的涵义作出了与甘地不同的解释，强调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整体利益由此而来，他 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应当服从“自由世界”的利益，印度应为“自由世界”尽其责 任。这种观点反映了蒋的大局观念，这恰是甘地及国大党的领袖所不及的。当然，蒋对 英国的对印政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回国后不久的访印报告中就说道：“今后惟盼 我们盟邦英国政府能够运用现在所已得的功效，顺应印度国民普遍的心理，将现行统治 政策，积极的改变过来，则他们对英国不仅不会再取这些消极的反对态度，而且有利于 英国之事，定必踊跃从事，努力以赴。”(注：《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 观察》，《先总统蒋公文集》，第1591页。)这就是要英国放弃对印度的殖民政策，英 国当然也没有接受蒋的意见。
22日，蒋返抵中国。从其对英印关系的调停来看，蒋此行是无功而返，但就扩大中国 的影响而言，还是达到了预定目的。通过访印，蒋进一步感到中国自身地位的重要性。 他在上述访印报告中说：“必须认识我们中国在东方的地位，及其所负的责任是格外的 重大。”(注：《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先总统蒋公文集》， 第1594页。)访印后，他没有放弃对英印关系的调解，只是把工作重心移到了英、美方 面。3月下旬，英国派掌玺大臣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s)抵印，要求国大党协助政府 作战，允诺战后印度可实行自治。国大党拒绝这一方案，坚决要求英国政权退出印度， 英方则称要限制国大党活动，二者矛盾进一步激化。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重申 不妥协态度，声言为自由甘冒任何巨大之危险而不辞。蒋获悉此情，亦觉无奈，打算请 罗斯福调停。6月25日，蒋电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说：“惟望美国政府对此事勿太轻视 ，应为战局成败实有共同关系，不能不望美国相机处理，有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注 ：蒋介石致宋子文(1942年6月25日)，《抗战外交》，第1079页。)然而，罗斯福对国大 党的对英政策是不满意的，认为在战争形势紧迫之际，国大党要驱逐英人脱离实际，难 与其共事，而且这样走极端易为敌人利用，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可见，罗斯福是不 想介入英、印关系的，并把矛盾的主导方面归咎到国大党方面。7月上中旬，国大党执 委会作出《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英、印关系更加恶化。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于 7月24日亲自致函罗斯福，再次请求罗予以调停。蒋说：“余以为此时美国应以公正之 态度劝导英印，谋得合理与妥善之解决，诚以此事，实于人类之祸福与盟邦之信誉有关 ，而其责任则莫宜于由同盟作战领导者之美国毅然肩荷之也。”(注：蒋介石致罗斯福( 1942年7月24日)，《抗战外交》，第1084页。)但罗斯福却不愿肩荷此责。8月8日，他 在给蒋的复函中陈述了两点理由：一是相信英国政府的方案会被国大党接受；二是其他 国家调停会使英国感到损害英印政府的权威。显然，罗的屁股是坐在英国方面的。罗还 把蒋的函电传给了丘吉尔，并告诉丘：“目前考虑采取他在给我电报中建议的任何措施 都是不明智和不妥当的。”(注：罗斯福致丘吉尔(1942年8月9日)，《抗战外交》，第1 088页。)就在罗斯福8月9日向丘吉尔发去这封电报的同日，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印英当局因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而逮捕了国大党执委 会成员。8月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第三次请其出面调停，“主持正义，以缓和印 度之局势，而使之归于安定”。(注：蒋介石致罗斯福(1942年8月10日)，《抗战外交》 ，第1089页。)无奈罗斯福大主意已经拿定，不可能接受蒋之建议。12日，罗电复蒋， 告知因争执双方涉及很多事实和因素，美国政府不宜进行调停，但可施加影响。同时罗 指出：“无论争议的是非曲直，任何延缓战争努力的行动，不是在理论上而在实际上帮 助了日本的武装力量。”(注：罗斯福致蒋介石(1942年8月12日)，《抗战外交》，第10 89页。)显然，罗斯福是把同盟国的战争放在第一位的，而认为国大党的政策妨碍了战 争的进行。蒋介石寄希望罗斯福调停未成，反被英国指责为干涉内政。13日，丘吉尔在 致罗斯福电报中首先就谈到这件事。他说：“蒋介石在我们之间制造难题，并干涉那些 他本人不甚了解且影响我们主权的事情，这是很不妥当的。”(注：丘吉尔致罗斯福(19 42年8月13日)，《抗战外交》，第1091页。)18日，英国外交部致函中国驻英使馆，措 词更为尖锐：“中国政府应接受劝告，放弃干涉英国内政的念头。”(注：英国外交部 致驻华使馆(1942年8月18日)，《抗战外交》，第1096页。)英方的这种指责反映了在其 对外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观念，以及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歧视。尽管如此，蒋 介石却不打算放弃对英、印关系的调停。他在12日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会谈时表示：“余深愿能得时间之许可，亲赴伦敦向英国当局详述衷曲，使其 相信余所取政策之有充分理由也。”(注：蒋介石薛穆谈话记录(1942年8月12日)，《抗 战外交》，第1095页。)然而，这只能是蒋的一厢情愿。
三、战时外交中的精彩一幕
蒋介石对英、印关系调解的失败，是他在寻求中国大国地位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其失败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一点却很明显，即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 它能够担当起调解英、印关系这种艰巨而重大责任的程度。蒋过于自信了，以致在国际 事务中做了一件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与这件事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美龄在此后不 久的访美活动中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成为中国战时外交中颇为精彩的一幕。
宋美龄一行是于1942年11月17日离开重庆赴美的，27日抵达纽约。罗斯福总统助理霍 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往机场迎接，并陪宋去纽约长老会医院。宋此行目的之一是 治病养伤，同时展开外交活动，可谓公私兼顾。1943年2月，宋美龄出院，在罗斯福海 德公园的住所度过一段时间。2月12日，她前往华盛顿，作为罗斯福及其夫人的客人访 问白宫。18日，在国会两院发表她来美后的第一次演讲。之后，又到纽约、波士顿、芝 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并参加了许多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其足迹和声音几乎 遍及美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
宋美龄访美演讲的一个的最明显的效果是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使美国更加了解中 国。2月18日，她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用纯正流畅的英语发表演讲。她说，中美两国有 着160多年的传统友谊，现在迫切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中国流血牺牲，不屈不挠，已 独立抗战了五年半，美国不应当袖手旁观。她引用了一句谚语：“看人挑担不费力(Ittakes little effort to watch the other fellow carry the load)，恰到好处地表 达了这个意思。她在演讲中还委婉地批评了美国在中日战争开始时，对日本估计过高， 而对中国估计不足的错误，希望美国不要忘记在抗战最初之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 却英勇地抵抗了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她呼吁中、美、英、苏等联合国家必须尽力加强 作战，以早日获得最后彻底之胜利。翌日，宋美龄与罗斯福总统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规模可观，共有172名记者出席，宋美龄借此机会进一步宣传了中国抗战。当记 者问中国是否最大限度地运用人力抗战的问题时，她回答：“在过去的五年半中，我们 一直在没有空中保护的情况下对敌作战。但我们不能赤手空拳地去打仗，虽然我们用刺 刀去与敌人进行肉搏战。说中国没有全力支援前线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尽了全力。”( 注：第881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和蒋介石夫人联合记者招待会(1943年2月19日)，《抗 战外交》，第1106页。)她对中国抗战情况的介绍促使罗斯福必须明确表态支持中国抗 战。罗说，我们和中国一样渴望打败日本，并准备在各个方面帮助中国，表示美国“将 用全部智慧，以上帝所允许的最快速度来做这件事”。(注：第881次记者招待会——总 统和蒋介石夫人联合记者招待会(1943年2月19日)，《抗战外交》，第1106页。)宋美龄 则机智地跟上一句：“上帝帮助那些自助者”。(注：第881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和蒋 介石夫人联合记者招待会(1943年2月19日)，《抗战外交》，第1106页。)表明中国首先 是独立自主进行抗战的，而不是乞求外援。离开华盛顿后，宋美龄继续到美国其他地方 游说，宣传中国抗战，扩大中国国际影响。4月14日，她在洛杉矶发表长篇演讲，详尽 地介绍了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事迹。她说：“中国有什么呢?我们没有海军，只有刚刚 建立的空军，用步枪和机关枪装备起来的步兵，以及一支过了时的炮兵部队。然而，我 们有人力，他们自愿献出其血肉之躯。我们有一种战斗精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 正义而战，而且我们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中国面对艰巨的困难所进行的持久的 抵抗说明，我们在精神和军事方面对形势的想象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嘲笑中国的‘磁石 战略’的怀疑论者，我要问：在当代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民族能够如此之长和如此勇敢 地忍受这种战争的苦恼，如此不屈不挠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原则?并且面对着这样 在战斗装备上的优劣之差?”(注：《蒋介石夫人的演说》(1943年4月4日，K·C·李： 《美国在远东的外交1942—1943》，纽约1945年英文版，第470页。)她的这些演说词真 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加之其流畅优美的英文表 达，因而收到强烈的效果。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这样评论，宋美龄“以流利之 言词，对伟大中华民族之努力与愿望，作极佳之阐释”。(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 汇编》，第12卷，第5693—5694页。)美参议员拉佛莱特称：“此乃余担任参议员十七 年来所闻同类演说中最完善者；余不仅感觉吾人必须紧记，吾必须立即在财政和物资方 面援助中国，使能超过吾人所作之诺言。”(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2 卷，第5694页。)美众院女议员史密斯夫人说，宋美龄演说“言词无多，而如此有力， 殊使人惊欢”。(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第12卷，第5694页。)美国新闻媒 体大量报道了宋美龄访美及其演讲盛况，宋一时间成了全美热点人物。据有关人士逶露 ，宋美龄能使那么多的美国人倾向她的看法，连罗斯福都感到恼火，因为这样一来，就 会把美国对欧洲的优先考虑转向亚洲。(注：司马春秋：《宋美龄的魅力和美国卷入中 国战争》，《宋美龄侧写》，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66页。)宋氏访美之功效 由此可见一斑。
访美期间，宋美龄除进行游说活动外，还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就有关问题与美方进行了 商洽，主要有缅甸战役、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战后中美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以及 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等事项。宋在美逗留了7个月，6月28日由佛罗里达乘机启程经由巴西 回国。
宋美龄访美成功，使其声誉雀跃。罗斯福夫人这样评论：“她的到来，标志着对于一 位妇女的承认。这位妇女靠自己的品德和所作的贡献，在世界上取得了地位。”(注： 司马春秋：《宋美龄的魅力和美国卷入中国战争》，第166页。)这一评论不乏主观色彩 ，但肯定了宋氏访问的成功，这也正是宋氏访美所要达到之目的——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正如《大公报》社评所指出：“由于蒋夫人的华府之行，使新大陆(美国)人士能普遍 的由心灵深处理解中国的作战目的，由智慧高点明了中国的世界地位。”(注：《蒋夫 人在华府》，《大公报》1943年2月20日。)宋美龄访美能够取得与蒋介石访印的不同效 果，除宋氏自身的天然魅力和外交才干外，基本原因就在她是宣传中国自己，而不是干 预别人；而好风凭借力，中国5年多的英勇抗战又为她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本，为她强 有力地撑起了外交活动的腰杆。
宋美龄访美促进了中美外交关系迅速进展。面对一个持久抗战的伟大民族，美国不得 不审视自己以往的对华政策究竟是否还适用于大战中的两国关系?作为中国盟国的美国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究竟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因此，还是在宋美龄访美期间，美 国就已经毅然采取了提高中国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行动，即通过谈判废除近代史上在中 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相关特权，订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中美平等新约。
中美新约以及在其带动下的中英新约在1943年都得以签订，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 一个重要标志。对此，国民政府做出了重要努力。这种努力固然体现在外交方面的许多 工作，但最根本的，还是它站到了抗日阵营一边。这是国民政府能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 提高做出应有努力的前提。如果国民政府象法国维希政府那样叛变投降，一切则无从谈 起。中国的汪伪政权曾与日本达成所谓协议，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但这不过是以汪 伪政权为傀儡，而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欺人之谈。国民政府站到抗日阵 营一边，才有可能通过战时外交政策，切实推动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高。这是一个基本点。同时还要看到，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虽有提高，但毕竟有限， 这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达到一个大国的水准，而经济实力又是决定大国地位的一 个重要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实力，使之达到大国水准，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这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才能实现。因此，对国民政府的努力，一方 面应给予基本的肯定，但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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