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城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布局研究_考古论文

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布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魏论文,北齐论文,布局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在斛斯椿等胁迫下西出长安，高欢于是奉迎元善见为孝静帝，并东迁于邺，是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文宣帝高洋逼孝静帝退位，建立北齐。东魏北齐自公元534年建立，至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前后历时约43年。东魏北齐都城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20公里处①，与之对应的墓葬区则分布于邺城西部古漳河与滏阳河一带。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墓群的范围和分布并不十分明确。1994年，马忠理据出土和传世的墓志、墓碑，结合文物普查资料和相关文献，首次对东魏北齐陵墓兆域制度进行了详细探讨②。在随后的20余年里，对于东魏北齐陵墓制度的讨论多数承袭了马氏观点，相关研究也并没有太多突破③。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研究机构在这一区域内陆续发掘了数百座墓葬，一批位置明确且不乏墓志出土的墓葬资料，为东魏北齐陵墓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线索。由此，结合这批墓葬资料对东魏北齐陵墓制度进行重新总结，完善和补充以往认识中的不足显得尤为必要。

一、考古调查与发现

邺城地区发现东魏北齐墓葬数量众多，截至201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约300余座，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特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四大类④。

(一)特大型墓葬

特大型墓葬经发掘确认的仅湾漳壁画墓一座，此外通过调查发现或结合周边出土墓志可大致推定的还有大冢、二冢和天子冢等。这类墓葬规模较大，均应属于帝陵一级。

湾漳壁画墓位于磁县西南后湾漳村东南，编号M106，1987～1989年发掘。该墓规模宏大，封土直径达100～110米，墓葬周边还勘探发现石人、神道和陵园建筑等。墓葬的墓道长37、宽近4米，墓室五重砖砌，平面呈弧方形，边长超过7米，墓道、甬道和墓室内均彩绘内容丰富的壁画，墓中出土各类遗物2000余件，尤其是甬道内石门外两侧出土的两件陶俑高达1.42米，是目前所见北朝时期最大陶俑。该墓规模远高于同时期茹茹公主墓和文昭王高润墓等大型墓葬，发掘者根据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和壁画特点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该墓为文宣帝武宁陵⑤。

大冢位于磁县南大冢营村西北约300米处，编号M1(图一)。该墓封土大致呈圆形，直径约80米，其北部破坏较严重，残高约25米。1979年在M1西北约300余米处曾发掘出茹茹公主墓，墓志铭文记“葬于釜(滏)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⑥。茹茹公主墓周边封土较大的墓葬仅M1和M2，且M1尤大于M2。《北齐书·神武高欢纪》：“(武定五年)八月甲申，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于紫陌。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天统元年，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⑦。《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记：“高齐神武陵，在县南三里”⑧。《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六记：“高齐神武陵，在东魏二陵之侧，去县三里，今天鹿、石阙尚存”⑩。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M1为神武帝高欢义平陵的可能性较大⑩。

大冢西北约300米处有一大型封土墓，编号M2，俗称“二冢”，该墓封土东西长30、南北宽68米，被晚期烧窑严重破坏，残高约17米。《北齐书·文襄高澄纪》：“(武定七年)七月辛卯，王遇盗而殂，时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齐受禅，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北史·齐本纪上第六》：“(武定八年)二月甲申，葬于义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庙号世宗，陵曰峻成”(11)。M2是M1周围仅存的具有大型封土的墓葬，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可能为文襄帝高澄的峻成陵。

图一大塚、二塚(前为大塚，左后为二塚，南→北)

天子冢位于磁县西南申庄乡前港村东南约1公里处，编号M35(图二)，封土直径120余米，高达30米。据调查“陵墓围墙残基以河卵石加红土夯筑而成，宽3米多。北墙个别处残高0.8米，南北墙长1140、东西宽1140余米。……南墙外神道两侧和封土西侧还采集到莲花纹瓦当和筒、板瓦等”(12)。这座墓葬位于邺城西北方向地势高亢处，是磁县北朝墓群中封土规模最大的一座，其规格应属于帝陵一级。东魏北齐诸帝中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和文宣帝高洋如前所述已有对应墓葬，后主高纬和幼主高恒“葬于长安北原洪渎川”(13)可排除。废帝高殷为文宣帝高洋长子，“太宁二年，葬于武宁(陵)之西北，谥闵悼王”(14)。在湾漳壁画墓西北方向据调查有编号M107～M111五座墓葬(15)，除M108尚残存32米×42米×3米的封土外，余均地表无存。从方位看这五座墓葬均有可能为高殷陵。再从高欢义平陵与高澄峻成陵的对应关系来看，M107距离M106最近，为高殷陵的可能性较大(16)。排除前述诸帝后，那么有可能是天子冢主人的便只剩下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北齐孝昭帝高演和武成帝高湛。孝昭帝高演太宁元年“葬于文靖陵”，武成帝高湛天统五年“葬于永平陵”，文献中均未指明具体方位(17)。《魏书·孝静帝纪》：“(武定八年夏四月)丙辰，诏归帝位于齐国，即日逊于别宫。齐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为中山王……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时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谥曰孝静皇帝，葬于漳西山岗。其后发之，陵崩，死者六十人”(18)。孝静帝虽卒于北齐禅替后，但高齐仍按帝陵规格为之下葬，且陵园营建应自东魏初年即已开始。M35所在位置是一片高亢的山岗，与“漳西山岗”相符(19)，并且在其南侧山岗之下为孝静帝之父元亶和兄元景植的陵墓，在东南方向的坡地上又分布了大批元魏皇室成员墓葬，因此学者们一般将天子冢推测为孝静帝西陵。

(二)大型墓葬

大型墓葬经正式考古发掘确认的共有8座，主要包括元祜墓、元良墓、茹茹公主墓、高润墓和高孝绪墓等。此外，经调查发现基本可确认墓葬位置的还有属于元魏皇族的元诞墓、元始宗墓、元景植墓和属于高齐皇族的高盛墓、高翻墓和高肃墓等(文后附表一)，其中元景植墓和高肃墓是磁县北朝墓群中目前仅有的两座墓碑尚存的墓葬。

这类墓葬由于晚期破环，封土一般保存较差。墓葬形制包括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墓道长15米以上，墓室平面呈弧方形，边长5～7米，墓道、甬道和墓室均彩绘壁画；土洞墓墓道长10米以上，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3～5米，甬道立面和墓室彩绘壁画。墓主人大多属于元魏或高齐的皇室成员。

(三)中型墓葬

中型墓葬在邺城地区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今漳河南北两岸。漳河北、磁县西南经正式发掘确认的有6座，主要包括赵胡仁墓、垣南姿墓、尧峻墓、周超墓等；分布在漳河南、安阳西北经正式发掘确认的有8座，包括和绍隆墓、叔孙多奴墓、贾进墓、刘通墓、刘贵墓、贾宝墓、范粹墓和李华墓等。此外，经调查发现可基本确认墓葬位置的还有司马兴龙墓、司马遵业墓、暴诞墓、赵炽墓和张满墓等(文后附表二)。

这类墓葬封土保存也较差，墓葬形制包括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墓道长15米以下，墓室平面呈弧方形，边长3～5米，少数甬道立面和墓室彩绘壁画；土洞墓墓道长10米以下，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2～3米，少数甬道立面和墓室彩绘壁画。墓主人一般属于勋贵和上层官吏(三品以上)。

图二天子冢(西北→东南)

(四)小型墓葬

小型墓葬发现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漳河南岸，且在施家河、固岸、吉庄一带尤为集中。这类墓葬一般未发现封土，墓葬形制较为简单，以土洞墓为主，墓道长2～6米，墓室平面不规则，边长仅1～3米；也有少量砖室墓，墓道长10米以下，墓室平面呈弧方形，边长仅2～3米，无壁画。这类墓葬的墓主人一般属于中下层官吏(三品以下)和平民，如赵明度墓(20)、颜玉光墓(21)、固岸墓群和吉庄墓群等。

固岸墓群位于漳河南岸、安阳市北15公里的安丰乡固岸村和施家河村之间。墓地以幸福渠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南区以北齐墓为主，北区以东魏墓为主，共发现北朝时期墓葬144座(东魏50座、北齐92座、北周2座)，其中仅东魏、北齐墓葬各有1座为砖室墓，其余均为土洞墓(22)。吉庄墓地共发掘墓葬117座，均为土洞墓，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稀少，一般不出土墓志(23)。由于固岸墓地和吉庄墓地均属于配合基建发掘，并未对墓地周边进行全面勘探调查，而这两处墓地又距离非常近，因此也不排除两者同属于一片大型公墓的可能。

二、墓群分布特征

在上述考古调查和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同时对邺城地区历年出土的北朝墓志也进行了辑录(24)(附表三至附表五)，结合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和墓志记载，可以发现邺城地区北朝墓群的分布具有较强规律性(25)(图三)。

图三邺城地区北朝墓群分布图

(一)皇室成员的墓葬

1.元魏皇族据墓志可考磁县北朝墓群中最早葬入皇宗陵范围内的是昌乐王元诞，“天平三年葬邺县之西北”。根据元祜墓志“天平四年葬于邺都城西漳河北之皇宗陵内”和元显墓志“武定二年移葬於邺城之西陵”等记载，可知东魏从天平初年就开始规划和营造西陵。同时，在元显墓志中提到“皇居从邺，坟陵迁改”，也提醒我们西陵之中还包括了从洛阳伴随迁都迁来的一批墓葬。元魏皇宗陵范围大致相当于今磁县西南的西小屋至前港村以东、南白道至西陈村以西、南营至高庄村以北、八里冢至曹庄村北以南的区域内。这一区域位于当时的武城之北、漳水之阳，地势比较平坦，距离邺城较近，是东魏北齐最早规划的皇室茔域。茔域内墓葬密集，基本见不到其他姓氏的墓葬。

元魏皇宗陵主要涉及皇室八个支系：平文子孙、道武子孙、太武子孙、景穆子孙、文成子孙、献文子孙、孝武子孙及孝静帝一系，其中以道武至文成子孙为多。墓地排布以孝静帝西陵为中心，呈现明显的支系集中性，如属同宗的元祜和元良、父子关系的元显和元均、元亶和元景植，以及兄弟关系的元融(卢贵兰)和元凝(陆顺华)等，相近墓葬一般遵循以南、东为尊的原则。因皇宗陵使用时间较短，故一般只见到前后两代的情况，至北齐时期也有个别离开皇宗陵埋葬的现象，如元洪敬葬于漳水南野马岗区域(26)等。

2.高齐皇族目前所知高齐皇室最早进入皇宗陵区的是高欢的从叔祖高盛和叔父高翻，这两座墓葬及武定五年(公元547年)葬入的神武帝高欢和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葬入的茹茹公主，均是东魏时期下葬的。从茹茹公主志文记“齐献武王之茔”，可知高欢其时虽只是王一级，但已在离邺城较远的滏阳河一线开始营建家族茔域，北齐禅替后则转变为皇陵区。从位置来看，高齐皇宗陵的大致分布范围相当于今磁县八里冢至曹庄村以北和滏阳河以南、大冢营至东陈村以西、槐树屯至东窑头村以东一带。这一区域虽然距离邺城略远，但是地势较为平坦，之所以被选为皇宗陵用地应该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规避与元魏皇宗陵区在用地上交叉冲突；其二，与北齐皇室营建响堂山石窟的原因一样，皇宗陵区位于往来邺城和晋阳的古代交通要道之上，便于皇室成员前往进行各种祭祀活动。

高齐皇宗陵内，高欢及高盛、高翻、茹茹公主等在东魏年间葬入者位于皇宗陵最东端，其子高澄、高洋、高清、高浞及高润等则依次葬于义平陵西北方向。按照葬入次序，从高欢叔祖辈开始至高欢子辈高润等，大致顺滏阳河流向，自东南向西北依长幼尊卑顺序依次排列，基本遵循前排为尊、以东为尊的原则。而从高欢孙辈开始，则转向西南方向，同样依东南-西北向前后顺序按尊卑排列。北齐末年，由于时局动荡，部分皇室成员的墓葬出现在离邺城较近的西陈至南白道村一带，如高妙仪墓。相对元魏皇宗陵而言，高齐皇宗陵内墓葬分布则较为稀疏，且在皇宗陵东西两端出现了如司马氏、尧氏等勋贵的家族墓群。

(二)勋贵与上层官吏的墓葬

1.尧氏茔地在高齐皇宗陵最东端今磁县东陈村西北，调查发现了4座墓葬，一南三北排列，俗称“四美冢”，编号M4～M7。其中南冢(M7)于1974年发掘，从出土墓志可知为东魏赵胡仁墓(27)。北三冢中间的尧峻墓于1975年发掘，出土尧峻及妻吐谷浑静湄、独孤思男等三合墓志(28)。由此确认，这四座墓葬属于当时勋贵尧氏的家族墓地，尧峻墓东西两侧的墓葬或为其兄尧雄和尧奋之墓。该墓地只葬入两代四人，同样遵循了以前排为尊的原则。

2.司马氏茔地高齐皇宗陵最西端是一片山岗，墓志中称“平岗山”。在这片岗坡地上有三座墓葬，其中最南端的为M30，1953年被村民掘出墓志，知为司马兴龙墓。该墓封土东西宽36、南北长41、残高11.4米，墓前有石羊一对。司马兴龙墓北侧还有两座墓葬，其北侧约300米处的M29封土南北长37、东西宽34、残高10.5米，从早年被盗墓志知为司马遵业(司马兴龙之子)墓。M30西北约30米处的M31封土残高2.8米，推测可能为司马兴龙长子司马纂之墓。这三座墓葬大致呈南北一线排列，也是遵循以前排为尊的原则(图四)。

图四 M29、M30、M31(东→西)

3.暴氏茔地高齐皇宗陵西山岗(墓志中称“永吉岗”)的西侧、今磁县田庄东南1公里处，调查发现有三座墓葬，大致呈“品”字形排列，依次编号为M96～M98。其中M96位于最南端，北距M98约23米、东距M97约50米。M96封土底面呈不规则圆形，封土内夹杂卵石，南北长25、东西宽21、残高2.7米。据出土墓志知M96墓主人为“子贵父荣”的暴诞，“武平元年迁葬於邺城西北卅里永吉岗”，则M97、M98其一应为定阳王暴显之墓。暴氏茔地的墓葬分布亦遵循了前后排列、以前排为尊的原则。

4.其余散布的墓葬东魏北齐时期诸多勋贵大臣的墓葬除祔葬于皇宗陵周边外(即元魏皇宗陵和高齐皇宗陵之间的缝隙，一般不进入核心区域)，在邺城西南“漳水之阴、豹祠以西、野马岗以东”区域，也有大批墓葬分布，其中不乏如和绍隆、刘通、贾进、范粹等上层官吏，但如窦泰、赵炽、徐之才、张满等勋贵还是首选在邺城西北、皇宗陵附近营造墓地。

据出土墓志统计，勋贵和上层官吏墓葬共有45座，其中位于邺城西北、漳水之阳的墓葬有20座，位于邺城西南、漳水之阴的墓葬有21座，方位不确定的墓葬有4座。从现有数据看，葬于漳河北和漳河南的墓葬数量大致相当，尚无法明确区分出孰轻孰重，并且位于野马岗区域的墓葬也呈现出一定的以家族为核心聚葬的特点，如和士开、和绍隆家族和贾进、贾宝家族等。此外，位于野马岗东南的刘通墓(29)是目前所见位置最偏南的墓葬，对于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范围和平面布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标意义。

(三)中下层官吏与平民的墓葬

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的墓葬发现数量最多，且分布较为集中。从历年出土墓志和近年考古发现，可以了解到在“西门豹祠”以西、“野马岗”之东和之北的区域内散布了大量下层官吏和一般平民的墓葬。这一区域相对于邺城而言，属于外郭城西侧、太行山东麓的岗坡和平原地带，北侧有漳水流过，是一处较适宜用作大片公共墓地的地带。墓地里墓葬分布非常密集，且排列集中有序，如固岸墓地在不足1.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即发现了上百座墓葬。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分布的几点规律。

1.墓群的分布范围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一是以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陵为中心的元魏皇宗陵区；二是以北齐神武帝高欢义平陵为中心的高齐皇宗陵区；三是以邺城西南“西门豹祠”和“野马岗”之间为中心的中下层官吏及平民墓葬区。勋贵和上层官吏一般首选在邺西北皇宗陵外围营造茔域，基本不进入皇宗陵核心区域。次选在邺西南、野马岗北一带规建墓园。三大墓区的分布利用天然河流、沟渠作为界限进行划分，如元魏皇宗陵区位于漳水北，与高齐皇宗陵区大致以前港村至八里冢-曹庄村间的天然坡地为界，高齐皇宗陵则基本位于滏阳河南，中下层官吏和平民墓葬区则北以漳水为界、南不过洹水。从地势而言，绝大多数墓葬均以100米等高线为界，环布于100米等高线以下区域，只有极少数墓葬分布于100～200米等高线之间。

2.墓群分布均以邺城宫城为中心，一般分布在距离邺城宫城5～15公里的范围内。从陵域规划角度而言，元魏皇宗陵是从距邺城最远的西陵开始，向靠近邺城方向发展。西陵所在区域处于一片山岗之上，与北魏“因山为陵”思想相合。皇室成员墓葬分布以支系为中心，呈散点分布。高齐皇宗陵则因规划自王一级开始，故最初选择在平原地带建造大型封土墓。北齐禅替后则转为皇宗陵，但总体规划思想仍继续因袭，总体发展趋势呈线性、向远离邺城方向发展。邺城西南中下层官吏和平民墓葬的分布，依时代先后、由近及远发展，兆域制度相对松散。

3.墓群中“家族葬”明显，一般包含前后两代人，或依长幼尊卑、自南向北顺序排列；或分作南北两排，以南为尊，同辈则自东向西排列、以东为尊。墓葬均坐北朝南，夫妇合葬墓居多，因此前后相隔时间较长的二次葬较多。

东魏北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虽持续时间较短，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对于隋唐帝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都城规划而言，陵墓选址和规划向来是都城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汉开始，古代都城址往往选择在一个大型盆地中的平原地带，附近有多条大型河流作为都城的供水系统，而皇陵区则规划在都城西北或北侧的高原或岗坡地带，一般与都城以大河或外郭为界。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平原上，西北有漳河流过，并引漳水作为都城防卫用水和生活用水，在漳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岗坡地带形成大片皇陵区，在规划思想上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前代。

从陵墓制度而言，秦汉以来就已开始形成较为严格的陪陵制度，如西汉帝陵陪葬墓数量多、规模大，大多分布在帝陵东侧或北侧，距离帝陵、后陵越近的陪葬墓封土规模越大，墓主人地位越高，部分规模较大、距帝陵较近的墓葬还建有小型墓园(30)。不过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印证，陪葬墓墓主情况和墓葬间的排列规律目前并不十分清楚(31)。三国两晋时期由于薄葬和潜埋思想的盛行，帝陵位置的确认成为考古学的一大难题，陪陵情况也难以厘清。南北朝时期帝陵制度又有所恢复，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迁洛以后，在全面汉化的过程中对于陵墓制度也多有创新，如规定迁洛的鲜卑人死后只能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北等，这样的规定也同样适用在世家大族出生的汉人官僚们身上。北魏洛阳时代四帝均葬于都城西北的邙山上，陵墓排列以孝文帝长陵为中心，大致以瀍河为界，帝陵位于瀍西，皇室子弟、勋贵大臣等位于瀍东，呈现明显的聚族而葬特点，在各族葬地内又依长幼尊卑顺序排列(32)(图五)。

东魏帝陵规划完全承袭了北魏洛阳时代帝陵制度，帝陵位于远离都城的高亢地带，在帝陵东南方向依次分布着皇室子弟和勋贵大臣的墓葬，墓葬分布具有“聚族而葬”的特点(33)。北齐帝陵制度与东魏帝陵制度相比，则开始出现一些较明显的区别，如帝陵排列次序从距都城由远至近的尊卑顺序发生了逆转，皇室依支系聚葬的特征开始不那么显著，勋贵大臣和上层官吏的墓地逐渐脱离皇宗陵而独立以家族墓形式出现在都城附近，这些变化与贵族制和中央集权制之间的此消彼长有着密切关系。隋唐以后陪陵制度逐渐严格化，中央政权对于帝陵陪葬人身份、陪葬墓数量和墓葬规模等都有了明确规定(34)，如唐十八陵均分布在渭河以北的黄土高原及北山地区，各陵均有兆域规划、陵园建筑和石刻布置，陵园附近集中分布着陪葬墓，且多可与文献记载相合(35)。作为秦汉至隋唐陵墓制度发展的中间环节，东魏北齐陵墓制度既继承了秦汉传统，同时也有所创新，并直接影响了隋唐及以后的陵墓制度。

图五北魏洛阳皇室墓地布局示意图

(采自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朱岩石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

②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第11期。

③a.徐光冀、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b.张子英、张利亚：《东魏皇陵考》，《邯郸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研究》，《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

④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届硕士论文《邺城地区六世纪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曾对此做过分类统计。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⑦[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

⑧[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434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⑨[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1162页，中华书局，2007年。

⑩[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中华书局，1956年。此说法出现时代偏晚，今武安北响堂石窟大佛洞中心方柱顶部虽确发现一长3.87、宽1.35、高1.77米的长方形洞穴，但是否为墓葬尚缺乏足够证据。

(11)[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12)同②。

(13)《北齐书·后主幼主纪》。

(14)《北齐书·废帝高殷纪》。

(15)资料存邺城考古队。

(16)马忠理认为M105为高殷陵(参见注②)，然M105位于M106西南，与文献记载不合。

(17)在M106西南有M105，其封土规模与M1相当，边长约75、高约15米。高演在位仅一年多，不大可能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高湛在位时间较长，从墓葬方位和封土规模推测，M105可能为武成帝高湛的永平陵。

(18)[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19)《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六“磁州”条引《隋图经》云：“(东魏二陵)在县东，即武城西北大冈”。一般认为武城即今讲武城，武城西北大冈与讲武城和天子冢所处山冈形势也大致相符。

(20)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安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安阳县东魏赵明度墓》，《考古》2010年第10期。

(21)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1973年第2期。颜玉光为文宣帝弘德夫人，其墓位于安阳水冶镇清峪村，1971年发掘，墓地远离邺城，应与北齐末年政局动荡有关。

(22)a.潘伟斌：《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收获大》，《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16日第5版；《河南安阳固岸北朝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及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第5版。

b.朱岩石、潘伟斌：《河北磁县东魏元祜墓与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1日第7版。

c.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d.关于该墓群已报道多次，但相互间矛盾颇多，文中引用的数据暂以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比时公布的数据为准。

(23)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北朝墓葬》，科学出版社，2013年。

(24)墓志辑录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彙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胡海帆、汤燕《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诸书收录为主，列表中均用简称。此外，收录邺城地区出土墓志的著作还有罗振玉《邺下冢墓遗文》(1923年刻本)和贾振林《文化安丰》(大象出版社，2011年)两书。前者收录的墓志均为赵超书采用，不重复注明。后者非专业学术著作，故未采用。

(25)1986年，邺城考古队曾对磁县北朝墓群进行全面调查，并绘有实测图，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正式发表。《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第4期在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涉及磁县北朝墓群的报道中引用了一幅图，该图实即据邺城考古队调查图绘制，亦是目前公布的唯一最完整地显示磁县北朝墓群分布状况的总平面图。本文磁县北朝墓群分布图即据此图改绘，安阳北朝墓群分布则依据考古报告记述来标识。

(26)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76页，中华书局，2005年。

(2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

(29)结合出土墓志和文献记载，有学者认为刘通应即《历代名画记》所记北齐著名画家刘杀鬼。

(30)a.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b.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考古》2014年第1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有学者认为陵区陪葬墓的这种布局，可能反映其仿照都城长安的宫城与达官显贵宅第的方位关系。

(32)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33)宿白先生认为，这种聚族而葬的特点反映了母系氏族制的残留，“洛阳这样北魏墓地的出现，自然与中原旧制无关，而是渊源于原始残余较重的代北旧习”，金陵时期血缘纽带的原则影响了北魏洛阳时代的陵墓制度(参见注(32))。但也需看到的是“聚族而葬”的特点在帝陵中的出现是始于北魏时期，但在世家大族墓地中的出现则从汉晋以来就已很流行。

(34)[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华书局，1955年。

(35)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