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语境——解构症结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症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当意大利著名学者翁贝多·艾柯在剑桥大学设立的“丹纳讲座”上批评杰弗里·哈特曼的诠释逾越了“合法诠释”的界限、走向“过度诠释”时，解构主义的拥护者乔纳森·卡勒这样反驳道：
艾柯因为对界限的过分关注误入了歧途。他想说本文确实给予读者大量自由的阅读空间，但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相反的，解构主义虽然认为意义是在语境——文本之中或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功能——中生成的，但却认为语境本身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设立界限。……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运作方式使我们无法确立这种界限。①
发生于艾柯与卡勒之间的这一公案，需要回到争论的焦点，即哈特曼本人的阅读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解构主义阅读模式，才可做一客观的判断。争论始于一首诗的解读——哈特曼从华兹华斯的《昏睡蒙蔽了我的心》中读出了死亡与丧葬的主题。据他的理解，诗的第六行diurnal一词蕴涵了die（死）和urn（骨灰盒）的意象，course则令人联想起corpse（死尸）。他接着写道：
这一诗节的魅力主要在于，诗人用地球引力的意象（gravitation）替换了grave（坟墓）一词。尽管对这一诗节的基调众说不一，但显然，有一个词虽然在诗歌里没有出现，但其声音却回荡在整个诗节的字里行间。这是一个与fears（恐惧）、years（岁月）、hears（聆听）有着相同韵脚的词，但在诗中却被最后一个音节trees（树林）给替换掉了。这个词就是tears（眼泪）。②
而对于艾柯，即使die,urn,corpse可以从diurnal,course联想而来，但使人联想起grave的gravitation根本没有在诗歌中出现，况且，严格来讲，tears也不是trees的变位词。③ 因此，哈特曼的解读逾越了合理的界限，有过度诠释的嫌疑。艾柯认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联想是必要的，但这个联想必须是合理的，必须有根有据。根据何在？在于文本的意图。
何谓文本的意图？这是艾柯提出的一个富于挑战性的概念，目的是为了避免两种阅读模式的弊端：一种只考虑作者的意图，寻求与作者本意吻合的真义；另一种只在乎读者的意图，提倡充分发挥读者的自由想像。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一瞬而逝的经验事实，即使可以揣测，也无从确证，将它立为标尺，不免失于武断；读者呢，包含了纷繁芜杂的个体，有品味高下志趣大小之分，以众人喜好为准绳，则必然流于泛滥。为此，艾柯在两种选择之间，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即“作品的意图”，将阅读的重心从经验的个体转向文本。怎样推测“文本的意图”呢？“唯一的方法是将其验之于文本的连贯性整体”，④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上下文语境。
我们再来看卡勒的辩护。与艾柯相反，卡勒认为没有必要为诠释设限，与中规中矩的诠释相比，“过度诠释”也许更有趣、更吸引人。他甚至认为哈特曼的解读只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展示了独特的、被人们称为文学感受性或感受力的东西”。⑤ 言下之意，这种解读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解构。
饶有意味的是，在艾柯那里，设限是因为有语境的限制，而在卡勒，不设限的原因也是语境。那么，艾柯的语境与卡勒的语境有何区别呢？“语境”，准确地说，“无限语境”，是卡勒为解构辩护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如果语境是开放的、生成的、无边无际的，为诠释确立界限就好比西西弗斯推动巨石，永无成功的希望；判别“合法诠释”与“过度诠释”的努力也失去了意义。语境之于解构主义果真是无限的？倘若是，它又由何而来？这个无边的语境，是诠释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还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陷阱？回答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判别艾柯与卡勒之争的关键线索，也是深入研究解构主义、消除我们自身的理论困惑的重要途径。
一
关于语境，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上下文关系，二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场合、对象、时间和主题等等。前者称为内部语境，后者为外部语境。艾柯所谓文本的意图，不仅涵盖了两方面的因素，而且有更周详细致的考虑。首先，“文本”不是一客观、自足、凝固的存在，而是活动的、开放的，其建构与塑形同读者、作者以及社会现实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其次，文本的意图，据艾柯所言，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这一推测过程，既要考虑文本的连贯性，又要尊重作者所处时代的语言背景与社会环境。所以，文本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作品与文化习俗之间，始终是动态、辩证、互动的关系。艾柯用“诠释学循环”来形容这一复杂的现象：“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同时又是“诠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⑥
卡勒所谓的“语境”，或者说解构主义的“语境”，依据的也是一个活动而开放的“文本”。但这个文本，不再是诠释学的对象，而是符号学的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解构主义不考虑诠释的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与主体所处的环境，它只关注构成作品的符号。文本不再是具体的作品（work）或言语行为（parole），而是作为抽象体系存在的语言（langue），不再是一个可以封闭的单位，而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网状结构。对于这点，德里达讲得很清楚：
文本不再是一个完成的集子，不是一本书里或空白处包含的内容，而是一种起区别作用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印迹构成的织品，这织品不断指向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指向其他起区分作用的印迹。⑦
德里达宣称“il n
a pas de hors-texte”,不谈内外之别，认为所谓“内”与“外”纯属形而上学制造的幻景，也就意味着一切都已被纳入文本，外部语境自然不在考虑之中了。内部语境呢，也不再是通常所谓的上下文关系，而是无所不包的文本，无限延宕的符号关系。符号据说可以不断播撒，不断指向其他符号。究竟怎样播撒呢？通过印迹（trace）或延异（différance）。意义在德里达那里，既是一个空间的区分，又是一个时间的推延。在空间的层面上，意义不具有“核心的凝聚力”，而是依据“区分性的对立网络发挥作用”；在时间的维度上，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的“当下元素”既“留有过去元素的痕迹”，又“听任自己被将来的元素打上印记”。⑧ 这个包含了空间和时间差别在内的网络或文本，也就是解构意义上的“语境”。如果说艾柯的“文本的意图”吸收并丰富了传统的语境观，解构主义则走了一条激进路线，完全背离了传统。这一背离虽然在探索新的阅读方式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却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分析这些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进入具体论述前，我们先来看解构主义究竟是如何用文本打开语境的？这牵涉到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体系的一个基本的双重关系。根据索绪尔的理论，语言各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是在组合关系（syntagmatic）和联想关系（paradigmatic）上展开的：前者是水平的横轴，由两个或多个连续的词义单位组成，以相邻性为特征，例如“If it's sunny tomorrow,we'll have an outing”，每一单位词义取决于其前后语言单位的词义；另一个是垂直的纵轴，以相似性为特征，指能够互相替换的成分之间的对立，比如“outing”从词义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想到“jaunt”，“expedition”，“journey”，“trip”等等。在后一根轴上，不但有一词多义的现象，有同义词的相互替换，甚至还有词形相似、语音相近带来的丰富的联想。所以，由名词enseignement可以联想到动词“enseigner”。及各种动词形态变化，联想到有相同词缀的changement，armement以及意义相近的apprentissage，éducation等等。
组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句法，也是通常决定意义的主要依据。对于刻意求新的解构主义批评家来说，横向组合提不起他们的兴致，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是纵向组合。重视纵轴，是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阅读策略。如果运用得巧妙，确实能发常人之未见，得独到之理解，这类经典的例子有德曼的《面目全非的雪莱》、米勒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以及哈特曼针对华兹华斯的评论。
前文所引哈特曼的解读，从diurnal到“die”与“urn”，从“course”到“Corpse”，从“fears”、“years”、“hears”到“trees”，从“gravitation”到“grave”，都是充分发挥了纵向联想功能的效果。而米勒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更是通过聚合关系将词语的游戏发挥到了极致。为了回应艾布拉姆斯等人的指责，即认为解构必须寄生于明显或单义性的解读，米勒详细追溯了“寄生物”（parasite）与“寄主”（host）两个词的词源。根据他的理解，“parasite”由para（在……旁边）加上sitos（谷物，食品）构成，意思原本是和你分享食物的亲密来客，后来才衍生出职业食客的含义，指吃白食赖以生存的人；同样，“host”来源于拉丁文的“hospes”，兼有“主人”和“客人”的意思。此外，“host”还有一个拉丁词源“hostis”，当作为“客人”时，既可能是友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敌对的入侵者。由此，米勒得出结论：
这种神秘莫测的对立关系不仅存在于这一系统中寄主和寄生物、主人和客人的对立之间，也存在于每个词自身之内。一旦对立关系确立，它又对这一关系加以改良。这就颠覆或者说打破了看起来很明确的，适用于系统思维的概念图式的两极关系。……解构主义阅读与单义性阅读，两种方法都是“坐在食物旁边”的同桌食客，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这是一种三角关系，而非两极的对立。⑨
面对艾布拉姆斯的质疑，米勒的策略既迂回又巧妙。不是说解构的阅读像寄生物一样，要倚赖单义性的阅读吗？他不径直反驳，也不分辩这两种阅读的高下，而是借助词源分析，消解掉寄生物与寄主之间的等级关系。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
然而，精彩的解读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问题。首先，米勒的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是围绕两个关键词（parasite与host）来做文章的。从词语或符号本身而言，具有多义甚至反义的现象并不少见。可是，如果把词语放入句子、段落和文本中，“这种神秘莫测的对立关系”还可能“存在于每个词自身之内”吗？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词语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进一步看，源于“hostis”与“hospes”的“host”其实不属于一词多义的范畴，而是共享一个词形的两个符号，拥有各自不同的词源。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同形异义（homonymy）。所以，与其说host同时拥有“主与客”、“敌与友”等多重对立的意义，不如说它既可以作“主人”解，又可作“敌军”解，如何选择，需要依据上下文而定。
其次，继续深究下去，米勒的解读还有粗率与过当的嫌疑。比如，能否根据parasite源自希腊文“para-”与“sitos”，来判断parasite“原本是个正面人物，是一位亲密的来客，同你一起坐在食物旁边，共同分享食物”呢？查阅各种词典，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解释。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这个词的字面义是“蹭饭者，以阿谀奉承为回报的吃白食者”。可见，所谓“正面人物”和“亲密的来客”属于米勒自己的臆测与发挥，换句话说，米勒凭主观臆断抹去了parasite约定俗成的贬义内涵。又比如，为了消解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路，米勒主要依据的是“para-”这个词缀。据他的考证，“para-”是一希腊词根，有“在旁边、靠一侧、横靠、远于、不正当地、有害地、不顺利地以及在其中”等含义，因此，这个词像一层“薄膜”，意味着“界限”本身，“使内与外彼此混淆，让外得以入内，让内得以出外，使其一分为二又使其合二为一”。⑩ 然而，他罗列的一长串词汇，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词源：一类源于希腊语，有上述种种含义；另一类源于拉丁词“parāre”，表示“防卫、防护、遮蔽”，像“parachute”（降落伞）、“parasol”（阳伞）、“paravent”（挡风玻璃）即属于这一类。后一个“para”，如何能使内外彼此混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一点上，说米勒越过了诠释的界限，恐怕是不为过的。
回过头来审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在索绪尔那里是相互并列的，客观存在于共时的语言体系之中。前者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后者却是不在场的，它是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联想集合里的各个要素既没有一定的数目，又没有确定的顺序”。(11) “现实”和“潜在”两个词至关重要，意味着横向组合是必定要影响语句的意义的，而纵向的置换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是否需要置换，并不取决于存在的这些可能，而是取决于其他的因素。这也是艾柯批评解构主义的依据所在。他强调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根据同位群（isotopsy）使本无联系的东西发生联系，但就“具体本文而言，必须有证据才能将相关的‘语义同位群’分离出来”。(12) 这个证据，就是作品的意图，或者说，是语境。
再看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区分。索绪尔作这一区分，主要是为了分离出语言研究的对象，即隐含在具体的话语实践背后的形式系统。但这一区分，早在20世纪初叶就有人提出质疑。其中，沃罗什西诺夫的批评最为尖锐，也最切中要害。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历史中并没有可以建立共时语言系统的真正时刻”，语言总是处于“流动不居的变化与发展中”。(13) 也就是说，在现实的语言经验里，根本不存在共时的漫无边际、无限延伸的符号体系。所谓的符号体系，是语言学家为了寻找语言内部的规则，将研究条件理想化，假定语言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后，通过分析得到的主观产物。如果将这一抽象的主观建构等同于支撑词语意义的“语境”，运用到具体的言语实践，必然会造成误解。应当说，索绪尔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是基于理想环境的抽象，也是为了保证这一环境的理想性，他才着意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只可惜，当众多的批评家将语言学的成果一股脑挪用于文学、政治、社会批评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具体、真实的言语。解构批评家希望借用langue来拓宽语境，尝试一种崭新的、激进的、开放的解读模式，殊不知，他们在开创新的思路与颠覆旧的传统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种下了祸根。
解构批评家们总是刻意淡化、忽略句段关系，以单个词语或符号为核心，围绕联想关系大做文章，而忘了联想关系具有无序性、不确定性和任意性等特点，对它的过度、无节制的运用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违背常理的解释。追溯词源固然是阅读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如果一味诉诸历时的词源分析，就会失去帮助我们理解的更重要的维度，即共时的语境。
二
较之于米勒与哈特曼，另一位解构主义者保尔·德曼更直接地将索绪尔的双轴关系运用到解构策略中。为了寻找矛盾的现象，达到消解整体的假象、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德曼借用索绪尔的句法与联想关系，冠以语法与修辞之名，试图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颠覆，来打破常规的阅读模式。
根据我们的常识，修辞与语法是相互配合的。修辞不能违反语法，当字面义无法解释语句的时候，就需要寻找另外的含义，新的含义也必须符合语法。因此，修辞与其说是引起冲突的手段，不如说是消除冲突的手段。然而，这一常识的理解被德曼当作了逻格斯中心主义。他认为，修辞与语法不仅不相互配合，反而时刻处于紧张的对立与冲突中。当他问道：修辞能否被纳入语法，能否用语法来解释一切语言现象？他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修辞与语法之间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像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那样，作为语言结构的两个维度并列存在。
径直断定语言的联想关系（paratagmatic）是修辞性的而不是表征性的，不是表达某种指涉关系……这标志着对已确立的先后次序的彻底颠覆，因为传统的作法是从外在于语言的指称对象或意义而非内在于语言的修辞资源中寻找语言的权威。(14)
德曼将联想关系定为修辞关系，表面上是将修辞与语法相提并论，实际造成的效果是完全不顾句法，一味倚重修辞。他希望由此建立一个漫无边际的符号网络，利用语言内部的修辞资源，改变传统的阅读程式，即改变从“语言之外的指称对象或意义寻找权威的理解的作法”。这种新的阅读模式就是所谓的修辞性阅读，或寓言化阅读。修辞之于德曼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联想轴可能打开的阅读空间，而且体现于修辞与语法相互颠覆与制约的张力关系。 《符号学与修辞学》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篇文章以两个例子力图表明，一方面，修辞不仅不受逻辑与语法的辖制，而且对语法和逻辑模式所保证的确定意义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某些熟悉的修辞技巧，如果照字面义（纯粹依据句段关系）理解，也往往造成意义无从决断的困境。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阿奇·班克的妻子问他想把球鞋的鞋带结在上面还是结在下面，丈夫回答： “what's the difference？（这有什么不同？）”妻子耐心解释两种结法怎样不同，结果弄得丈夫非常恼火。“What's the difference？”既可以表示“没什么不同，都一样”；也可以表示“有什么差别？”德曼认为，这句话表明“一个完全清晰的句法范式”可能“产生至少有两个含义的语句”，并且使我们陷入无从选择的困境。这一困境，德曼称之为undecidability（无可判定）——修辞使我们无法确定文本的语法结构表达的究竟是字面义还是比喻义。他写道：“问题的语法模式变为修辞模式，并不是说我们一方面拥有字面义，另一方面拥有比喻义，而是说不可能以语法或其他语言学手段来判定在两种（可能完全相互矛盾的）意义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修辞从根本上悬置了逻辑，展示出指涉发生畸变的令人晕眩的可能性”。(15) 因此在德曼看来，丈夫所表现的恼怒，与其说暗示了烦躁不安的情绪，不如说暗示了一种绝望的情绪——因为无法控制语言的意义而感到绝望。
第二个例证来自叶芝的名作《在学童中间》的最后一行诗“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 from the dance？”（“我们如何能辨出舞者与舞蹈？”）。一般而言，对这行诗的习惯解读是舞蹈与舞者体现了形与神、内容与形式、精神与载体的统一，这反映了诗人追求和谐一致（unity）的理想境界。德曼却认为，这句诗也有可能在寻求分辨舞蹈与舞者的方法。前一种阅读是从修辞的角度切入，把这一行诗读成设问句；后一种从语法的角度切入，把它读成疑问句。德曼指出，两种解读不仅存在差异，而且互相对峙，彼此取消，使我们再一次面临“无可判定”的局面：“两种阅读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因为其中一种阅读恰恰被另一种指控为错误，并且必然被它取消。我们无法有效地判别哪一种阅读具有优先地位。当一种解读缺席时，另一种也就不存在。……另一方面，由语法结构产生的意义的权威性，完全被比喻的双重性弄得晦涩不堪。”(16)
德曼认为，这两个例证反映的是语言自身的矛盾，更准确地说，是语言的两个维度（修辞与语法）之间的必然矛盾。然而，如果细心玩味，我们会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意义的不可判定，而在于德曼拒绝判定的姿态。“what's the difference”，单看这句话，两个意义都成立，但如果放到具体的交流情境中，就必须依据当时的情形，依据说话人的脾气、口吻和情绪作出选择。其实，丈夫恼火不是因为语言学的困境，而是觉得妻子笨拙、古板或不通人意。反过来，妻子则因丈夫的无名之火感到委屈。他们的冲突不是语言学困境造成的，而是缺乏相互理解造成的。如何选择合适的意义，使交流畅通无碍，关键是要辨别语境，准确把握话语的意图。阅读文本，需要敏锐的理解力和对文本的尊重；在日常交流中，领会话语的意图，相互沟通，也需要这种理解力和对他人的尊重。班克与妻子欠缺的正是这些。
但这个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冲突，不是修辞与语法的冲突；是可能解决的矛盾，不是必然存在的、无从消除的矛盾。德曼把这种可以通过沟通和交流解决的矛盾上升为无可避免的语言困境，不算危言耸听，也有小题大做之嫌。
Undecidability还有一层含义，即数理逻辑的“不可判定”。德曼是否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呢？逻辑的“不可判定”或“悖论”，是指从可靠的前提与证明中产生的矛盾立场，比如“我说我在说谎”这句话永远无法确证真伪；而在修辞领域，我们既不需要严格的三段论，也不需要黑白分明的结论。从语义学的角度讲，如果两个意义都符合语法规则，通常考虑哪一个更恰当。即使分不出优劣，也完全可以当作并存的歧义现象来理解。德曼一方面想利用修辞来挑战逻辑，另一方面又使用逻辑的对错标准来描述修辞： “两种阅读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因为其中一种恰恰被另一种指控为错误，并且必然被它取消。”在另一篇文章中，当自己的意见与德里达相左时，德曼宣称德里达运用修辞讲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而故事“不同于认识论的陈述，并不互相取消”。(17) 那么在《符号学与修辞学》里，修辞产生的歧义（或者完全不同的阅读）为什么不再看作故事，一定要相互取消呢？显然，“无可判定”的困境并非根源于语言的修辞性，而是根源于德曼不愿判定的主观意志，根源于他飘忽不定的价值立场。
叶芝的诗，同样涉及语境的问题。诚然，单看最后一行诗，既可以读为设问句，又可以读为疑问句。然而，它是有上下文的，我们理解这行诗时，既要顾及前后的语境，又要顾及诗人一贯的思想倾向。当德曼把它当成疑问句来理解的时候，我们不免要问：这有什么意义呢？诗人真的是要寻找分辨舞者和舞蹈的方法？他难道不想表现这样一个主题：理想的生命境界是一个统一有序的整体，好像舞者和舞蹈融为一体，又好像根深叶茂、树影婆娑的栗子树，叶、花和枝干不能彼此分离？当我们期待德曼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他戛然而止了，仅仅用权威的口吻，下了一个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判断。
1980年，德曼在接受罗伯特·莫尼汉的采访时，曾将“解构”界定为“运用文本之内的因素质疑或取消文本提出的观点”。(18) 在他看来，当我们在文本中发现两种矛盾的、无法共存的观点时，阅读便无法继续。这是我们无法解决也无可逃避的困境。文本之所以“不可解读”，不是因为“文本产生误读”，而是因为“文本产生相互抵牾的阅读”。(19) 所以，文本的“不可解读” （unreadability）、“阅读的不可能”（impossibility of reading）与意义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都是一回事。寓言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然而，阅读的失败与其说是我们必然面临的窘况，不如说是人为造成的困境。像德曼这样，既不考虑常识意义上的“语境”，又不考虑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甚至不考虑如何选择意义，一味凭借联想关系将文本化为无边无际的网络，最终留给我们的，除了精彩的词语游戏就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了。解构批评家希望推陈出新、另辟蹊径的雄心壮志也只能淹没在无休止的符号关系中。
德曼所谓语法与修辞的相互制约或颠覆，其实是关注纯粹的符号关系，语言之外的事件、情境、人物则一概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所以，语境在他那里，也是抽象的语言体系，并未真正坐实。作为“修辞”的对立项的语法，其作用仅在于颠覆读者熟知的修辞技巧。事实上，德曼的“语法”并非“句段关系”，而是某个句子的字面义。这种对语法的简单处理表明，在德曼心目中，句段关系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为修辞的联想关系。只有后者才能让符号成为活动的、开放的、相互指涉的，才能摆脱主题式批评（thematic criticism）的套路，发现别开生面的解读模式。
语法与修辞的二元对立无非反映了字面义与比喻义的冲突。然而，一个词（或语句）有两重含义，哪怕是相互抵触的意义，也不见得会颠覆语法或逻辑。德曼“断定联想关系是修辞”的同时，也就将联想轴具有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和任意性统统用到修辞上。修辞通过联想关系成为永不停息的符号之链、无所不包的语言之网，这样做好像是无限扩大了语境，但真正意义上的语境——帮助我们在各种可能的意义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获得连贯、清晰、自圆其说的解释的那种语境——实际上是失落了，化为了文本（text）、文本性（textuality）或者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于是，阅读就容易滑向纯粹的词语游戏，或者，套用解构主义的术语，能指的游戏。
三
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谈到的解构批评家没有使用“语境”一词。常识的“语境”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而无边的语境，即无边的文本或无休无止的符号关系，在他们那里有实践的例证，无理论的论述。之所以不需要理论，是因为有人早已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个人，当然就是德里达。
相比于美国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对“语境”的态度更为复杂。正是在他这里，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语境，一种是常识意义上的，另一种就是卡勒所谓无边的语境。他在一篇题为《签名、事件、语境》的文章中，先将通常理解的“语境”解释为“在书写的那一刻规定符号的现场因素”，包括“写作行为的某种现场感，写作内容的现场感，作者体验到的整体环境和视野，尤其是他的意图，那种想畅所欲言的欲望，在某一特定时刻激发他创作的欲望。”每一个文字符号，据说具有“一种与语境断裂的力量”，“这一力量不是次要的特征，而是构成了文本的根本结构。”(20)
语境被当作一瞬即逝、无可复制的“现场”（presence），注定是要遭受否定的命运了。本来嘛，真实存在过的场景一旦消失，怎么可能完全复原呢，作者本人也无力回天呢。接下来，德里达笔锋一转， “然而，即使这一生产的过程永远丢失了，即使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作的时刻想要说什么，符号也具有可读（readable）的特性。……正是通过符号本质的可重复性，书写的语段（syntagma）总能从它所插入的或给定的语链中分离出来，而不至于丧失所有的功能，即便不包括一切交流功能。通过把它刻写或嫁接到其他语链上，我们或许会看到其他可能性。没有语境能够完全封闭这一活动。”(21)
真正的场景消失了不要紧，符号的运动会产生新的语境。既然每一个符号都是可重复的，可被征引的（cited），那么在重复与征引的过程中，这个符号就会“脱离给定的语境，以根本无法限制的方式，制造出永无穷尽的新的语境来。这并不是说记号能够外在于语境，相反，意味着只存在没有中心或绝对稳固的支撑点的语境。”(22) 给定的语境，是从“现场”意义上解；新的语境，是德里达所谓“没有中心或决定稳固的支撑点”的语境，即符号的相互征引所生成的新的语境。
这里显然有一个矛盾：到底是符号决定语境，还是语境决定符号呢？前半句是肯定符号的决定作用，好像符号的可重复性允许它被不断嫁接到其他语链上，生成新的语境；后半句又犹疑不定了，承认记号不能在语境之外起作用。如果有了语境的限制，符号还能不断指向别的符号，随意嫁接，生成新的意义吗？
此外，为什么语境一定要从“现场”的意义去理解呢？艾柯提醒我们：一位负责任的读者虽然没有义务去揣测作者在写作时头脑里到底在想什么，却有责任考虑作者所处时代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读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必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与文化状况，才不至于轻易造成误解。比如，《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赖着脸皮向法官借钱，法官训斥他说：“You are too impatient to bear crosses.”crosses一语双关，既指钱（伊丽莎白时代银币正面刻有十字架），又指背负十字架的苦难（语出路加福音：“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读不出“crosses”背后的双关义，就没法理解这句话。除了社会与文化语境，上下文的关联同样重要，当福斯塔夫说“pregnancy is made a tapster,and his quick wit wasted in giving reckonings”（才思敏捷的人屈身为酒店的伙计，把聪明才智都消耗在算账中），如果不知道“pregnancy”有“机敏”（quickness or readiness of wit）的意思，径直理解为“怀孕”，显然是读不通的。而能够让我们在字典的各个义项中选定一个意义的，只能是前后文提供的语境。
假如德里达认为不存在唯一真实的、绝对可靠的语境，我们还可以理解，因为“语境”确实不是唯一的。但他否定“现场”的同时，就把我们通常理解的“语境”一同否定掉了。这也是解构惯用的手法——设置一种极端情况，如果证明极端情况不起作用，就径直走向它的反面。
德里达宣称随着符号的意义的不断延宕，语境也随之变为无止境的，对此我们难免心生疑惑，因为只要有语境在，单个的符号是不可能依靠联想或者别的方式随意漂移或浮动，除非语境被当作抽象的语言体系。事实上，不论是延异、印迹还是总书写（arch-writing），所依据的是作为整体的符号系统，倘若放到现实的话语中去，其有效性恐怕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就德里达的解读而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药”为例，来看一看究竟哪些困惑是确实存在的，哪些是人为造成的。德里达认为，《斐德若篇》关于文字发明的讲述中，图提的pharmakon本来有丰富的含义，甚至包含相互抵牾的含义，既可解作“良药”，又可解作“毒药”，国王没有意识到，只当作良药来理解，才会对文字发明进行批驳。于是，德里达写道：“毫无疑问，图提在玩文字游戏，故意让两个价值对立存在，中断了沟通的渠道，是国王重新连通了这一渠道，而翻译看不到这一点。”(23)
可是，图提在使用pharmakon一词时，是否有“毒药”的含义呢？我们不妨辨析一下图提的原话，将英文与中文抄录如下：
Here,O King,says Theuth,is a discipline（mathēma）that will make the Egyptians wiser（sophōterous）and will improve their memories（mnēmonikōterous）:both memory（mnēmē）and instruction（sophia）have found their remedy（pharmakon）.
（论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
当然，这已经是翻译了。德里达正是认为译者将pharmakon译为“remedy”，中断了同一个词上面不同功能相互交织的关系。就pharmakon而言，除了remedy，还有drug,medicine，甚至poison的意思呢。德里达指出，drug和medicine暗含的“巫术、魔力”的意味，在．remedy那里消失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显示了超乎常人的洞察力，揭示了翻译无可避免的困境。确实，不同语言进行转换时，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意义的领会，而在于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难以复原（或者说不可能复原）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环境。正如索绪尔所言，法语的mouton（羊，羊肉）跟英语的sheep（羊）可以有相同的意义，却没有相同的价值。新批评家理查兹也提醒我们，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理解词汇的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不在场的词语作用，比如，洞悉flare与flame，flitter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翻译可以找到相应的意义，却无法再现源语言的价值体系。然而，我们在承认困境的同时，不应夸大其词，陷入另一个极端，认为任何翻译都是有问题的或者不可能的。一个词在词典里有各种意义，但并非每一个意义都可以带入语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熟悉的诠释学家保尔·利科显示了非凡的洞察力。他在《隐喻的规则》中申明，词语的多义性（plurality）只是潜在的意义（virtual meaning），由语境决定的意义才是它的现实意义（real meaning），选择意义必须以不违背句法规则和述谓结构为前提，同时以不违反语境为前提。语义学家乌尔曼在论及language-context与speech-context的区别时，也郑重指出，符号的联想关系“以虚拟的状态存储于大脑中，只有在具体的话语环境即语境中才得以实现。正是在语境中，符号才获得现实状态所具有的确定性”。(24) 那么，回到图提的语境，我们能用“毒药”替代“良药”吗？联系上下文的“make…wiser”，“improve”，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很显然，德里达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矛盾，于是又将图提与国王分开来谈：图提的pharmakon按照语境只能理解为良药，在国王那里，writing却是毒药，存在不少弊端。问题是，当国王说：“So it's not a remedy for memory,but for reminding,that you have dis-covered”（oukoun mnēmēs,alla hupomnēseēs,pharmakon hēures；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pharmakon是否可以解作“毒药”呢？显然还是不能。可以说，pharmakon在德里达援引的语境里，并没有“毒药”的含义，德里达所谓“毒药”与“良药”并存的含混意义（ambiguity），其实是如何对待文字的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文字大有用途，另一种则认为文字并没有那么神奇，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弊端。而这一态度的分歧反映在哲学上，就是诡辩家与苏格拉底的分歧。
当然，德里达如此解读，是有他的用意的。他要借文字意义的含混性来说明哲学概念的含混性。他认为柏拉图忽略pharmakon的双重意义，目的是要“通过国王之口，将这种含混简化为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善与恶，内与外，真与假，本质与现象”。(25) 在他看来，正如pharmakon既是良药又是毒药，这些对立项之间也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善与恶、内与外、真与假、本质与现象都是交织并存的，无绝对的是，亦无绝对的非。这一思想固然具有启发意义，也包含真理的成分，与希腊哲学的乐观精神相比，德里达看到了人世的两面性和复杂性，(26) 但他在试探颠倒形而上学的等级秩序的同时，却简化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为了否定这个“在场”，德里达不惜将“不在场”（absence）运用到极致。当他认为翻译打破词语意义相互交织的状态时，他意识到这种交织状态是潜在的（virtual），但又断定它们“必然相互征引”（necessalily citational），并据此推断，语境在决定pharmakon意指remedy的同时，会“援引、列举这个词的其他含义，并使它们合法化”。这样一场词语相互征引的游戏，德里达名之为anagram（字谜）或textuality。(27) 可见，玩文字游戏的是德里达，不是图提，他不过是借图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罢了。
什么是anagram？通常用来指词语游戏：改变一个词或词组的字母顺序以构成新的词语，比如Satin变成stain，silent变成listen，lived变成devil；或者用一组字母组成单词。(28) 字谜游戏在解构内部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不仅语境不再发挥作用，语句丧失了交流的功能，甚至词语也退而居其次，让位给字母了。发展到德曼手里，字母据说有了一种物质性（materiality），或者说不可估量的颠覆性，它“可以消解语句看似稳定的含义，将一种滑移的运动引入到语句中，通过这种滑移，意义会消失、蒸发，甚至于一切控制意义的手段都会失效”。(29)
所以，解构的关键词不是语境、话语、句子，甚至不是作为词语的符号，而是字母或者能指。(30) 他们所谓的符号其实就是能指。能指的漂移又被称作“播撒” （dissemination）。播撒不同于一词多义，因为它既不以词为单位，也不指向意义，相反，它是对词语的割裂，是对意义的消解。解构主义者反对寻求意义的主题式批评（thematicism），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批评“必然不考虑稳定的词语统一体形成之前的形式的、声音的、图像的相似关系”，“必然会忽略那种拆解和分割词语，使词语的碎片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游戏”。(31) 什么叫形式的、声音的、图像的相似关系？词语又怎样被分割呢？德里达以马拉美的诗歌《黄金》（“Or”）为例，说明整个文本中or如何以播撒的方式，分散在dehors,fantasmagoriques,tresor,majore,horizon,hors等词语中。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歌好像是要保留“黄金”这一所指，然而通过一系列不露声色的交换，突出的恰恰是能指。言下之意，能指（or）具有相对于所指（黄金）的优势地位，它引申出许多能指来，不仅挑战了“任何一种现象学、语义学、心理分析学”，同时还打破了“句法与语义、形式与内容、基础与形象、比喻义与字面义、隐喻与换喻”之间固有的区分。(32)
德里达反对主题批评的同时却还是表达了一个主题：能指优于所指。能指的纯粹游戏究竟要说明什么？这种游戏真有用武之地吗？再回到马拉美的诗歌，能指or将互不相干的词语联系起来又怎样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偶然现象，只能在音律方面寻求解释，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如果将这种批评模式广泛运用到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它所带来的消极意义恐怕要多于积极意义。
解构主义通过发挥能指乃至字母的联想关系，将文本与作者、读者、写作环境、历史背景等等因素分割开来，赋予文本以自己的生命。他们关心的不是文本如何粘为一体，而是如何分崩离析。为了反对整体化（totalization）的机制，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宣扬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碎片化的、偶然的。这其实还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自己的反对目标运用的是同一个逻辑，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又由于他们公然藐视逻辑，以批判逻辑为名，不遵循逻辑的规则说话，往往运用偷梁换柱、鱼目混珠的把戏，更加迷惑了我们的心智。
从“语境”来看，解构主义好像拓展了语境的空间，给予文本无限丰富的可能，给予读者充分自由的发挥权利，但这种开放与自由是以阅读习俗为代价的，运用得巧妙，或许能获得某种洞见，但稍不留心，就会造成认识的混乱与乖张的理解。基于这一点，艾柯对解构的意见可谓深中肯綮，解构的某些批评实践确实已经超出了诠释的界限，走向了过度诠释。相比之下，卡勒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语境”在解构手里表面上没有了界限，实际上是真正的失落。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2) 《诠释与过度诠释》，艾柯等著，北京：三联书店，第148，73，73—74，78，138，78，75页。
⑦ Jacques Derrida,“ Living On”,in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by Harold Bloom et al.,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5,p.84.
⑧ 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0,13.
⑨⑩ J.Hillis Miller,“The Critic as Host”,in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by Harold Bloom et al.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5,p.221,224; p.219.
(1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生校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3、175页。
(13) V.N.Volos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66.
(14)(15)(16) 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06,p.10,p.12.
(17) 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19.
(18)(19) Robert Moynihan,“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The Yale Review,73:4,Summer 1984,p.599,p.591.
(20)(21)(22) Jacques Derrida,“Signature Event Context”,in Deconstruction: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ed.Jonathan Culler,London:Routledge,2003,Volumel,pp.230—1,p.231,p.233.
(23)(25)(27)(31)(32) 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trans.Barbara John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98,p.103,p.98,p.255,p.263.
(24) Stephen Ullmann,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Oxford:Basil Blackwell,p.61.
(26) 这里边或许有犹太教的影响。古希伯来人认为，神是完美无缺的，而人作为善与恶的结合体，通过服从神谕得到救赎，却永远无法分有神的至善和完美。
(28) 字谜的灵感同样来自于索绪尔。这位语言学家就字谜现象做了大量笔记，指出诗人往往在诗歌里隐含专有名词的字谜，比如，他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前十三首诗中发现了希腊女神的名字“Aphrodite”。
(29) Paul de Man,Resistance to Theory,p.89.
(30) 德里达认为，将词作为基本单位，恰恰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表现：“语词（vox）已经是意义和声音的统一体，是概念和声音的统一体，或用索绪尔的更为严格的语言说，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体。……我们迄今似乎认为，唯有我们受称之为词语的那种单元的迷惑才妨碍我们对文字作应有的考察”。参见《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