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考论文,歌行论文,吴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3)03-0070-05
吴梅村以七言歌行著称于世，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也以谈论七言歌行的为最多。然而，有关其七言歌行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搞清楚，甚至连作期也没有搞准确。清人程穆衡虽然编写过一本《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也对其作品的作期多有注明，但都谬误太多，难以为据。近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一些资料，初步搞清了吴梅村一些作品的作期，纠正了程、顾二说的谬误。限于篇幅，现仅就其部分七言歌行的作期考证如下。
1 《永和宫词》
《永和宫词》是咏崇祯帝宠姬田贵妃的一生。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因将此诗系于田贵妃的卒年——崇祯十五年。[1]但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诗中在田贵妃死后接着还写到了崇祯帝的死以及和田贵妃相见于黄泉“宫草明年战血腥，当时莫向西陵哭”、“穷泉相见痛仓黄，还向官家问永王”，可见其作期绝不可能早于崇祯十七年。
那么此诗究竟作于何时呢？诗的最后四句透露了消息：
昭丘松槚北风哀，南内春深拥夜来。莫奏霓裳天宝典，景阳宫井落秋槐。[1]
让我们先来看最后三句。这三句很显然是讽刺南明弘光朝皇帝朱由崧的荒淫。何以证明？一、“南内”原意虽然指唐代长安城内的兴庆宫，但在吴梅村的诗中向来都是借指南京的明皇宫。例如《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中的“南内因洒扫，铜龙启未央”，[1]《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的“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等就莫不如此。[1]还有“景阳宫”乃南朝陈宫殿名，故址也在南京。“景阳宫井”就是著名的“胭脂井”，当年韩擒虎统率隋军攻破建康，就是在这口井里俘获了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南内”和“景阳宫井”这样的词语和典故，明末清初之际只有用于建都于南京的弘光朝才恰当。二、弘光帝朱由崧的荒淫是出了名的。吴梅村曾多次在诗歌中给予揭露与讽刺。例如，《读史杂感十六首》其五：“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1]和上面提到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漫咏临春琼树篇，玉颜零落委花钿”等等，在用典、用语上与《永和宫词》末尾的这三句诗如出一辙，用来写朱由崧恰如其分，也符合吴梅村对朱由崧的一贯态度。而对于崇祯帝和南明其他皇帝，吴梅村从来没有讲过他们荒淫误国。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判断此诗的作期了。此诗叙事，只到弘光朝止，不及以后事，而且品味最后几句诗的语意，用的乃是“现在时”，而非“过去时”。其大意是说，正当“昭丘松槚北风哀”（这一句的意思下面再说）的危急时刻，弘光帝正拥着爱姬寻欢作乐（“夜来”是魏文帝曹丕妃薛灵芸的别名，此代指弘光帝妃）。像唐玄宗天宝年间《霓裳羽衣》那样的淫靡之乐切莫再演奏了，否则，必然和陈后主之流一样，落得国灭人亡。末句的“落秋槐”是用典，出自唐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赋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取其朝廷垮台之意，而非写眼前实景。和前面的“春深”相对照，“落秋槐”，应该说是对即将出现的下场的预见和推测。“春深”才是此诗写作的具体时间。弘光朝从清顺治元年五月至顺治二年五月，只存在了一年。此诗作于弘光朝，又作于“春深”时分，那么，它只能是作于顺治二年，并且应在二月和三月之间。那时，吴梅村由于“知天下事不可为，又与马（土英）、阮（大铖）不合”，[1]刚刚脱离弘光朝，回到家乡不久。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昭丘松槚北风哀”这一句诗。所谓“昭丘”，为春秋楚昭王墓。故址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当阳县，明朝时属承天府。这让人联想到也在承天府境内的明朝“献皇帝”（嘉靖帝生父朱祐杬）的陵墓。顺治元年五月之后不久，弘光朝左良玉军曾乘楚西一带空虚，从李自成手中夺得承天、德安、荆州等地。当时，弘光朝廷立即诏令速补给左军军饷缺额40万，以示对其收复献皇帝陵的嘉奖。由此可见弘光朝对这一控扼着江南上游、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的重视了。问题是这首诗咏田贵妃，场景集中于北京皇宫。结尾几句写到弘光朝，才提到南京。而这里却跳出一个“昭丘”，且全诗只有这一句涉及楚地，显得十分突兀。这该如何解释呢？以往的吴诗注本均未说明。笔者认为这同诗人写作此诗时楚地的形势密切相关。据吴梅村《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记载，顺治二年二月，李自成被清军战败于西安，率军经商州、襄阳至武昌。当时左良玉军南下，武昌守备薄弱。李自成遂乘机攻占之，并控制了周围地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才放弃武昌南去。李自成居武昌共五十日。其初据武昌之时，虽经新败，然而尚有部众几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在武昌李自成改县名，设官职，而且“运铜炭铸‘永昌钱’”，[2]大有永远驻扎下去，并以此为根据地向东南发展，以求昌大之势。这对于刚刚建立10个月之久的弘光朝，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谓‘昭丘松槚北风哀”，当即是针对这种形势而言的。“北风”，典出《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
。”朱熹的《诗集传》解释为：“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3]此典用来形容顺治二年二三月弘光朝所面临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把《永和宫词》的作期定于顺治二年二月和三月之间，“昭丘松槚北风哀”这句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2 《东莱行》
此诗题下原有作者自注：“为姜如农、如须兄弟作也。”姜如农、如须指姜埰和姜垓，如农、如须是他们的字。姜埰是吴梅村同年进士，明末著名直臣，因上疏言事谪戍宣州卫，入清，拒荐不仕。姜垓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崇桢朝灭亡后，曾被鲁王政权召为考功司郎中。《小腆纪传》卷五十六有此兄弟二人传。吴梅村与他们交往密切，且钦敬其气节，故作此长篇歌行以赠之。诗题“东莱”指姜氏祖籍山东莱阳。
为辨明作期，且看如下诗句：
本为逐臣沟壑里，却因奉母乱离中。三年流落江湖梦，茂陵荒草西风恸。头胪虽在故人怜，髀肉犹为旧君痛。我来扶杖过山头，把酒论文遇子由。异地客愁君更远，中原同调几人留。司空平昔耽佳句，千首诗成罢官去。战鼓东来白骨寒，二劳山月魂何处。左氏勋名照汗青，过江忠孝数中丞。孺卿也向龙沙死，柴市何人哭子卿。只君兄弟天涯客，漂零尚是烟霜隔。思归诗寄广陵潮，忆弟书来虎丘石。[1]
据《姜贞毅先生（按，姜埰死后谥贞毅）自著年谱》，姜埰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被谪戍宣州卫，未至戍所，即闻崇祯朝灭亡讯，于是南渡长江。弘光朝立，阮大铖执政，迫害复社人士。姜埰与姜垓曾一度变姓名避于苏州。弘光朝灭亡后，又奉母流亡浙江，后即播迁于江、浙一带。[4]“本为逐臣沟壑里，却因奉母乱离中”等句正谓此。“三年流落江湖梦”之“三年”，在此诗中并非虚数，乃实指。姜埰自崇祯十七年二月开始流落江湖，三年后为清顺治四年，此诗当即作于顺治四年。
让我们再验之以其它诗句。“我来扶杖过山头，把酒论文遇子由”二句是写与姜垓相遇于苏州事。“山头”就是后文所说“虎丘”。“子由”为苏辙之字。此乃以二苏喻二姜，以苏轼喻姜埰，以苏辙喻姜垓。“遇子由”就是指遇姜垓。根据何天宠的《姜考功传》，姜垓正是于顺治四年由浙江返回当年避于苏州时的寓所的。[5]而姜埰此时却仍在飘泊之中，未与姜垓在一起，故诗中有“只君兄弟天涯客，飘零尚是烟霜隔”及“异地客愁君更远”之句。据《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姜槚本年“七月，自太平县取道东还……九月至真州”。真州，在今仪征一带，地近扬州。而扬州古称广陵。故此诗又有“思归诗寄广陵潮，忆弟书来虎丘石”之句。由上述所考，则不仅可以断定此诗作于顺治四年，且知必作于九月以后。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将此诗系于崇祯十七年，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将此诗系于顺治三年，皆误。
诗中还提及另外两个人物：宋玫和左懋第，在此附带加以说明。“司空平昔耽佳句”至“二劳山月归何处”四句写宋玫。宋玫官至司农卿，故以司空称之。他喜作诗，“平昔耽佳句”谓此。崇祯十五年他被罢官，十六年在莱阳抵御入侵清兵，城陷被杀。所谓“千首诗成罢官去”和‘战鼓东来白骨寒，二劳山月归何处”指此。“左氏勋名照汗青”至“柴市何人哭子卿”四句写左懋第。左懋第于顺治元年七月奉弘光朝之命，以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衔出使清朝，清廷逼降，不屈而死。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与汉代御史中丞略同，故诗中称左懋第为“中丞”。“左氏勋名照汗青，过江忠孝数中丞”是对懋第不辱使命的行为的赞颂。懋第之行为气节同汉代苏武（字子卿）相仿，故诗中又称之为“子卿”。诗中“孺卿”本为苏武弟苏贤字，此代指左懋第之弟懋泰。懋泰投降了清朝。“孺卿也向龙沙死，柴市何人哭子卿”大意是说假如懋泰也像懋第一样死去，就会没有人收取懋第的骸骨了。宋玫和左懋第也都是莱阳人，并且都与吴梅村相熟：左懋第是梅村同年进士，宋玫曾与梅村于崇祯九年一起奉命主持湖广乡试。另外，他们又都因抗清、拒清而死于顺治四年之前不久，故此诗一并言及之。
3 《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
玉京道人即卞赛赛，明末名妓，与吴梅村有过一段颇为密切的交往。在她生前，吴梅村就曾为她写下过《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琴河感旧》以及《西江月》、《醉春风》等等作品。在她去世以后，吴梅村又写下了这首一往情深的著名歌行。诗前有一长序，略云：
玉京道人，莫详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与鹿樵生一见，遂欲以身许……寻遇乱别去，归秦淮者五、六年矣。久之，有闻其复东下者，主于海虞一故人。生偶过焉……逾两年，渡浙江，归于东中一诸侯。不得意，进柔柔奉之。乞身下发，依良医保御氏于吴中。保御者，年七十余，侯之宗人，筑别馆，资给之甚厚……道人持课诵戒律甚严。生于保御，中表也，得以方外礼见。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为保御书《法华经》。既成，自为文序之，缁素咸捧手赞之。凡十余年卒。墓在惠山祗陀庵锦树林之原。后有过者为诗吊之。[1]
“良医保御氏”指的是郑钦俞。钦俞字三山，他的哥哥是吴梅村伯祖的女婿，故梅村谓“生与保御，中表也”。[6]味此诗序之意，卞玉京“凡十余年而卒”当自投靠郑钦俞之时计起。余怀《板桥杂记》中卷卞玉京小传亦可证明之：“……逾两年，渡浙江，归于东中一诸侯。不满意，进柔柔，当夕乞身下发。后归吴，依良医郑保御，筑别馆以居，长斋绣佛，持戒律甚严，刺舌血书《法华经》，以报保御。又十余年而卒。”[7]既如此，那么，卞玉京究竟是什么时候投靠郑钦俞的？邓汉仪的《慎墨堂笔记》云：“卞生字云装，名噪吴下。侍儿柔条亦善解人意。云装后归郑民部应皋（按，郑应皋即诗序中所说“东中一诸侯”）。癸巳冬日，仆同赵编修玉森饮汪然明之不系园，编修云：‘云装近以柔条与郑君，且出千金奁物为赠。扁舟独影、已去之吴门，掩关学佛，不复作人世想矣。’然明未之信。甲午春，仆同钱宗伯牧斋访之郑三山家，果然，然终不出见宾客。”[8]“云装乃玉京之字”，[9]而柔条当即为柔柔。据邓汉仪的记载，卞玉京往投郑钦俞乃在顺治十年（癸已）。第二年春（甲午春），邓汉仪和钱谦益还往郑钦俞的家验实了这件事。可见这段记载之可靠。卞玉京往投郑钦俞之后“又十余年而卒”，则其去世绝不能早于康熙二年（从顺治十年至康熙二年为十年）。卞玉京墓在无锡惠山。考梅村行迹，康熙二年之后，康熙七年首次至无锡。他是在这一年的九月来此探望无锡知县吴兴祚的。[10]他极有可能顺便来到卞玉京墓祭扫凭吊并写下了《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这首歌行。诗中有“龙山山下茱萸节”之句，时令亦合。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编年诗注》，将此诗系于顺治十七年，误。
4 《咏拙政园山茶花》
《咏拙政团山茶花》诗引：
拙政园，故大宏寺基也。其地林木绝胜。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广其宫。后归徐氏最久。兵兴，为镇将所据。已而海昌陈相国得之。内有宝珠山荼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势争高，每花时，钜丽鲜妍，纷披照瞩，为江南所仅见。相国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再经谴谪辽海，此花从未寓目。余偶过太息，为作此诗。他日午桥独乐，定有酬唱以示看花君子也。[1]
拙政园在苏州。诗引中所称“海昌陈相国”指陈之遴。之遴，浙江海宁人。海宁，古称海昌。之遴官至清弘文院大学士，故称相国。据《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陈之遴传》载，之遴于顺治十三年获罪以原官徙居盛京（今沈阳），同年年底召回京城，顺治十五年因交结内宦被革职，家产籍没，流徙尚阳堡（在今辽宁开原）。诗引中“再经谴谪辽海”指此。故知诗必作于顺治十五年之后。
顺治十五年之后吴梅村哪一年首次至苏州？《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九《亡女权厝志》提供了消息：“未几，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数惊。女积忧劳久，病咯血，返而就医郡城。余怜其无依，父子尝相守。二女甥四五岁，颇慧黠。长者教之礼佛，祈直方早归。女凝视长吁日：‘汝父不还矣。’余讶问故。曰：‘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赎论，易耳。余株送者尽室在南，安坐无行色，部檄屡不前。事且有变，变则祸重至，渠何以独免乎？’居两月，果有后命。女病已惫，闻之，忧且悸，呕血数升，遂以是卒……卒于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师与诸兄弟竟同谴云。”[1]此亡女为梅村仲女，卒于顺治十七年（庚子）五月六日。其丈夫陈直方乃陈之遴子。据上引文，直方被遣在梅村仲女去世前二十四日，则当在四月十三日。而梅村仲女预言“事且有变”乃在直方被遣之前两月，则当为二月。由此可知，梅村仲女“就医郡城”应即在顺治十七年二月或二月之前不久。这里所谓郡城，即指苏州。那时，梅村曾陪同女儿在苏州看病。
吴梅村伸女为陈之遴儿媳。梅村因仲女之不幸而伤陈之遴之遭遇，因伤陈之遴之遭遇而至陈之遴之别墅拙政园，又因而赋诗以抒怀，乃顺理成章之事。且《咏拙政园山茶花》有“杨柳丝丝二月天”语，与吴梅村陪女儿至苏州看病之时间正合。因而可以断定此诗必作于顺治十七年二月。
5 《短歌》
《短歌》：
王郎头白何所为，罢官岭表归来迟……入门别怀未及话，石壕夜半呼仓卒。胠箧从他误攫金，告缗怜我非怀璧。田园斥尽敝裘难，苦乏家钱典图籍……历遍风波到故乡，此中别有盘涡石。[1]
“王郎”指王瑞国。据《娄水文征》卷六十三唐孙华的《敕授文林郎广东增城县知县书城王公墓志铭》载，王瑞国字子彦，号书城，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入清后，曾官广东增城县知县，三年后辞职归。诗中“罢官岭表”指此。另，其仲子王陈立为吴梅村女婿。
“入门别怀末及话”以后诗句指王瑞国被“奏销案”牵累事。佚名在《研堂见闻杂录》中写道：“乃抚臣更立奏销法，岁终，将绅衿所欠，造册申朝……既达于朝，部臣议复。吏部先议：绅既食禄，不当抗粮。现任降二级调用；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子彦，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时诸生惴惴恐，乃礼臣议复，俱革去衣顶，照依户部所定则例处分。”[11]味《短歌》诗意，王瑞国是刚刚从“岭表”归来即被“奏销案”牵连，而遭官吏追逼的。据《清圣祖实录》卷三载，“奏销案”起于顺治十八年六月。因此，《短歌》必作于顺治十八年六月之后不久。
另据嘉庆《增城县志》卷十《职官》，王瑞国是从顺治十三年始任增城县知县的，三年后辞职，则当在顺治十六年。然而他似乎滞留在广东一段时间，没有及时归来。待他归来，已是顺治十八年，“奏销案”已起，所以《短歌》中有“罢官岭表归来迟”之语。时间亦合。
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将此诗系于康熙七年之后，误。
6 《高凉司马行》
此诗题下原注：“赠孙孝若”。[1]道光《苏州府志》卷六十三载：“孙鲁，字孝若，广东布政朝肃子。顺治壬辰进士，授衢州府推官……升高州府同知。缺裁补绍兴府。俸满，迁大同知府……以母老乞终养……归里后，贫甚。杜门侍母，色养备至。会母病卒，鲁哀慕，逾年亦卒。”诗中有“十年太末声名好，随牒单车向岭表。猿啸天边雁北飞，相思不断如春草”之语。“十年太末声名好”一句正是指孙鲁做衢州府推官事。“太末”为衢州古称。据光绪《衢州庶志》卷十二载，孙鲁自顺治十三年至康熙四年任衢州府推官，恰十年。“随牒单车向岭表”句指孙鲁升为高州府同知事。诗题中“高凉”为高州府古称，其辖境相当今广东鉴江流域，故云“岭表”。“司马”在唐朝为郡的佐官，明清时因称府同知为司马。据道光《高州府志》卷七载，孙鲁自康熙五年起任高州府同知。此诗当为送孙鲁赴任之作，故必作于康熙五年。又由“猿啸”二句，知时为春天。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将此诗系于顺治十六年，钱仲联先生的《吴梅村诗补笺》谓此诗作于康熙元年，皆误。
7 《白燕吟》
《白燕吟》诗序云：
云间白燕庵，袁海叟丙舍在焉。吾友单狷庵隐居其傍。鸿飞冥冥，为弋者所篡，故作此吟以赠之。余年二十余，遇狷庵于陈征君西余山馆，有歌者在席。回环昔梦，因及其事。狷庵解组归田，遭逢多故。视海叟之西台谢病，倒骑乌犍牛，以智仅免者均有牢落之感。俾读者前后相观，非独因物比兴也。[1]
由序可知，此诗是吴梅村赠给朋友单狷庵的。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五有单狷庵小传，云：“单恂，字质生，号狷庵，华亭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麻城县知县，甫两月，乞养归里中。甲申后隐居东郊白燕庵，足不入城市。巡按御史李森先以地方人才荐，不就。僧人六如居上海龙珠庵，留寓安昌王遗孽。知府张羽明捕治之。词连恂，实不知也。事下所司，严讯考掠备至，以左验释归。萧然巾屦，栖隐终身，卒年六十六。恂长身玉立，能为诗文，微词间发，四座倾倒。”许序中所说“为弋者所篡”，当即指单狷庵被僧人六如留寓安昌王遗孽一案牵连之事，关于此案，董含在《三冈识略》卷五《松江大狱》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甲辰，四月，江南巡抚韩世琦奏：为明遗孽朱光辅与朱拱橺潜往松江泗泾龙珠庵，结党谋叛。知府张羽明发觉，获得周王伪宝伪札号旗，并同谋各犯姓名。其拱橺知事露，将伪太子光辅托僧六如拥护，挺身而逃。于是伪总兵金仲美、宋翰、伪游击陈山、伪粮道邵台臣、伪练长官陈爵、伪书记胡文闇、伪仪宾赵十良等八十余人皆凌迟，余株连者，不计其数。所谓将军等，悉市井卖菜佣，而光辅、拱橺果否有无未可知。严缉竟不获。羽明欲图超迁，力兴大狱，哀哉！来几革职去。是狱也，我郡单君恂、常州蒋君曜及僧豁堂俱下狱，后三人获免。恂有才名，被系时有诗寄所知云：‘春晚园林笋药肥，阖闾城外禁双扉。鷾鸸掠絮喃喃语，蝴蝶粘花款款飞。点《易》秣陵三月暮，裁书燕市十年稀。故人居近罗含宅，应压松醪待客归。”[12]《白燕吟》虽始终围绕“白燕”落笔，然处处与单狷庵生平事迹相吻合。诗中有“头白天涯脱网罗”之句，故知此诗当作于单狷庵被释之后。单狷庵究竟何时被释？下面的一条材料为我们透露了消息。《净慈寺志》卷十九所载龚鼎事《豁堂禅师道行碑》：“师讳正岩，字豁堂，晚号随山，金陵郭氏子……十三薙染……武林护法诸公以净慈日敝，有榛砾之慨，迓师入……师升座念载，忽丙午夏五谢院事，命法嗣宗衡领众。俄罹无妄逮讯……转谳江宁……丁未冬事解，归净慈。”单狷庵是与僧人豁堂一同下狱并获释的，其获释亦应在康熙六年（丁末）冬。因之可断定《白燕吟》之作期绝不能早于康熙六年冬，大约就在康熙六年冬或其后不久。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将此诗系于康熙五年，误。
收稿日期：200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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