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1)03-0013-03
一、毛泽东从总体上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面对我国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崭新形势，面对即将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历史进程，从整体上道出了无产阶级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道理，道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过程的道理，也即道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客观依据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理。可以断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获得的若干重大的成果，都是与他阐述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分不开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人们：如果从总体上缺乏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指导思想，就难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就难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勿庸回避，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其本质和现象之间扑朔迷离的情况也曾使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观察和判断出现过重大失误，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做过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但他的失误并没有使他阐述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损减光辉，他毕竟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毛泽东从总体上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他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标志着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
二、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相统一的视角，邓小平提出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他又指明，仅“指出这些基础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P182)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如何推动新中国在新时期向前发展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有较快的认识和提高，邓小平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的讲话，一直到1992年年初的南巡讲话期间历时14年，邓小平始终把改革开放当作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1985年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把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二字历史性地放到了它该占有的位置上，是年3月28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2](P113)同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一次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2](P14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改革虽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上讲，它的作用和意义却毫不逊色于社会革命。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邓小平便直接地把改革的目标定得明明白白，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P370)明确提出用改革解决原有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矛盾，用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已经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发展，它表明在国际共运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正确道路。80年代，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时产生了重大失误，他们虽然认识到了本国原有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矛盾，也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但由于没有把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相统一，而是用推进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搞政治多元化，因而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意，根本无法实现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只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使党和人民失去了社会主义阵地。1992年10月中共14大政治报告庄严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止是没有出路的。
邓小平在大力提倡改革的同时，还从宏观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坚持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改革既然是一场社会性大变动，党就必须规范它的变动方向、变动程度和变动方式，否则改革就会走向反面，就难以达到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的逆转与我国改革使社会主义不断强大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邓小平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遵守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准则，是社会主义改革必不可少的根本性政治政策。邓小平之所以从宏观上明确这个基本政策，就在于只有如此才能使改革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否则改革将一事无成，甚至会葬送整个社会主义。
那么怎样从根本上抓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传统经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进而去落实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这个改革的大政策呢？邓小平为我们从方法上和战略上选择了两个重要的试验基地，成功地实施了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
试验基地之一：把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和基础地位。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稳定的这一基础是不行的。”[2](P65)农村改革三年见成效，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启动这场变革的杠杆就是邓小平支持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它突破了人民公社几十年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机理的管理体制，使农民取得了生产、分配的自主权，理顺了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突破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扩大了市场调节范围，基本上理顺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一次实质上变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大演习，创造了一个改变中国和震憾世界的农村改革奇迹，为我国全面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经验。
试验基地之二：创办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广度。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际范围内的开放经济。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之外，要加速国家经济的发展，单靠本国的资源、技术和市场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才能有更大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建国后由于国内和国际的特殊历史条件我国较长时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失。为了使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从中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从1979年起就极力倡导在我国建立经济特区，后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先后建立了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同时进一步开放了沿海14个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又根据各自的条件，建立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而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这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探索城市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社会大演习。
邓小平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述，无疑是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理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武装，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
三、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遗志，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
1996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大发展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首先，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着眼于理顺若干基本关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在四十四年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囿于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局限，没能如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针对原有体制严重束缚各方面积极性发挥的弊端，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各方面的积极性很快得到了空前的调动，使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活跃和大发展，令世人瞩目。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形势逼迫我们要寻找新的突破点，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继续腾飞注入新的动力。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关系也随着新体制的建立而发生改变，特别是过去行之有效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办法也在经受着新的检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才能既做到国家有宏观调控，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又能放开搞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社会发展问题。江泽民正是在关键时候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进程及跨世纪发展的需要，高屋建瓴，实事求是，诚如他自己所说：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目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分析方法，在千头万绪中抓出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提出了处理矛盾应当坚持的原则。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矛盾，有许多是长期困扰和影响我们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与毛泽东所在那个时代不能同日而语。还有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一些关系，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已使各方面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处理起来特别困难和棘手。在这纷纭复杂的局面中，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分析方法，通过对十二对矛盾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位的分析，科学地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矛盾及矛盾统一体内部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坚持两点论，使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少走弯路的原则和方法，为促进我国今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江泽民把社会发展问题提到重要的战略地位，标志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如何促进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这是改革开放中多年来积累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江泽民在论述若干重大关系中把毛泽东未曾涉及到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切工作、一切部门和地区都始终存在的矛盾和关系。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要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他还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江泽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标志着新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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