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唯物辩证法前沿问题新探讨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近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重大成果层出不穷，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材料，给辩证法的生存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自80年代下半期以来，我国哲学界积极探讨唯物辩证法的前沿问题，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系统论的关系；二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论战；三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深入研究。
一.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系统论的关系
系统科学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它是本世纪4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群，它主要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等新的横断科学。这些新学科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研究系统的性质与运动状况，进而揭示系统所具有的普遍属性和规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本性，为唯物辩证法提炼了新范畴和新方法，进一步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但是，在看待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系统论的关系上，有三种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
一种是“取代论”。它认为矛盾辩证法是伴随着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而产生的，系统辩证法则是现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在当代，仅用两极思维模式已不能圆满地解释复杂问题，而系统辩证法却具有量化性、精确性、现代自然科学性优势，因而应该代替矛盾辩证法。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最基本的依据之一是认为系统理论表明事物是“一分为多”而不是“一分为二”的。
二种是“并列论”。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今天，几代人过去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应该在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今时代，建立起一个新的思维体系”，即“系统辩证论”。如果说19世纪中叶，由于三大发现促进了大工业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唯物辩证思维的方式总结形成自己的唯物辩证的哲学体系的话，那么在当代各种新科学纷纷建立，出现一个个科学群之际，就要适应这个新时代，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进行概括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辩证论新的哲学体系，这是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呼唤。（注：参见乌杰：《系统辩证法》。）
“并列论”者认为，辩证法既然是关于矛盾、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就表明它不是包容一切的。比如系统哲学虽然也讲联系，也讲发展，但它所说的联系并不是矛盾的联系或主要不是矛盾的联系，它所说的发展也不是矛盾的发展或主要不是矛盾的发展，而是系统的联系和系统的发展。
“系统辩证论”者创建了一系列的哲学规律和范畴，其中把差异协同律（也称为差异自组律），看作是系统物质世界的最根本的规律，也是系统辩证论的中心规律。认为差异协同律引用差异原理、协同原理和自组绢原理来阐述系统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深化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差异协同律对于“一分为二”的理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解，而是系统的、多极的、非线性的、耦合的理解。
三是“吸取论”。“吸取论”者认为系统论并没有推翻矛盾辩证法，而以最新自然科学材料丰富了辩证法，因而应当纳入矛盾辩证法体系之中。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丰富的系统思想。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成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使得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特征得到了深刻的揭示。系统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联系观点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哲学思想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系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联系和发展原则的统一，也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同时又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其次，以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等新的横断科学为主要学科的系统理论，是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世界的性质与运动的状况，进而揭示系统所具有的普遍属性和规律。它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本性，为唯物辩证法提炼了新范畴和新方法，从而进一步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注：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哲学前沿问题和疑难问题探索》、崔自铎主编的《哲学问题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
“吸取论”认为，系统科学从四个方面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一）系统科学进一步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原则。系统科学表明，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整体性揭示了系统与要素的联系；结构性揭示了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层次性揭示的是系统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开放性揭示的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
（二）系统科学进一步证实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原则。系统科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十分重视对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它们从不同角度证实和深化了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辩证图景。
（三）系统科学丰富和补充了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系统科学为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系列增添了大量的新内容。系统、信息、反馈、结构与功能、协同与竞争、开放与封闭等概念，不仅具有一般科学的意义，而且有着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经过哲学提炼，这些范畴已经被上升为唯物辩证法的新范畴。
（四）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系列。系统学具有浓厚的方法论色彩，在系统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系统方法、反馈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模拟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有些方法由于具有广泛的普适性，经过哲学提炼，已经或正在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新的方法论工具。
系统科学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已经得到了大量事实的证明。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的发展》一文中也曾明确指出：“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不认为系统理论否定了矛盾学说，相反，明确指出是矛盾学说对一般系统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吸取论”者不同意“取代论”和“并列论”的观点，认为还必须澄清系统科学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正确看待系统科学的“一分为多”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学说的“一分为二”。“吸取论”认为，“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有本质的区别。“一分为二”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它指的是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相互对立的趋向。这种对立的趋向是由人的抽象思维所把握的，它在现象形态上的表现是无比丰富的。至于系统科学的“一分为多”，它指的是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数量上的特点。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的诸多要素所构成的。这些要素在数量和种类上是无比繁多的，而由两个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则是系统的最简单的情况。显然，“一分为多”这种概括并没有超越事物的现象形态，它所描述的只是经验事实。在系统理论看来，在系统的诸多要素中所体现的最基本的倾向就是独立运动（竞争）与合作运动（协同）。贝塔朗菲与哈肯认为，这两种对立倾向，是系统的本质与协同学的精粹之所在；此外，还必须看到，“一分为二”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它在实践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一分为多”是一种现象描述，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不仅办不到而且也没有必要。当然，“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也是相互联系、彼此一致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种以“一分为多”否定“一分为二”的观点是在对系统科学与矛盾学说作了双重曲解之后所构造的虚幻对立。总之，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看，系统科学也是证实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否定了唯物辩证法。
二.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论战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论战，是本世纪哲学研究中最困难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争论的核心直接涉及到如何看待客观世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随着古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这一论战也日趋复杂和激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决定论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构成了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基础性研究课题。近十年来，我国著名的系统科学家、哲学家湛垦华等一大批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涌现了许多科研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庞元正所著的《决定论的历史命运——现代科学与辩证决定论的建构》一书。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它以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为依据，对机械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建构辩证决定论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尝试性的设想。
（一）该书提出，要澄清决定论争论中的理论是非，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对这一概念作出一个逻辑清楚、理论上自洽、与历史发展的事实相符合的界说。由此出发，并通过对决定论发展历史和它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考察，该书认为：决定论是一种肯定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具有客观的、普遍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学说。承不承认事物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划界标准；而怎样承认事物所具有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则是决定论的不同历史形态、不同表现形式的划界标准。
哲学发展史上，决定论已经经历了自发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与辩证决定论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辩证决定论的问世是决定论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是在批判机械决定论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决定论。它肯定事物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反对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一切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认为：因果联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上看，它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从形式上看，它可以是单值的、线性的、非目的性的，也可以是多值的、非线性的和目的性的。必然性不仅不排斥偶然性，而且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和补充。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而事物的规律性不仅表现为不同物质运动形式的规律具有质上的统一性，而且表现为这些规律质上的差异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
（二）该书除了对机械决定论的科学理论基础及其局限性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分析外，着重运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对非决定论泛起的认识论、社会的根源，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
首先，承不承认事物存在普遍的因果制约性，这历来被认为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一个分水岭，非决定论以现代科学为根据否定决定论，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认为现代科学的某些新进展否定了自然界具有普遍的因果联系。
非决定论者为否定因果性而举出的例证首推量子力学，特别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庞文指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只是否定了单质因果关系，但单质因果关系只是因果性原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海森堡本人在1930年的一篇讲话中也承认，一种受限制的因果律是有意义的和成立的。（注：参见《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 第90页。）至于互补原理，玻尔本人多次强调，互补性这一较宽广的构架，绝不会导致对于因果性这一理想的随意放弃，需要放弃的只是“因果描述的习惯要求”，只是“形象化的决定论描述方法”，即拉普拉期因果决定论。
其次，承不承认客观事物在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又一重大分歧。
某些非决定论者不承认事物发展中的必然性，一个主要的理由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证明了所谓“自由意志”在无机自然界的存在，而自由意志又是和必然性互不相容的。庞文分析道，这种观点不仅受到了爱因斯坦的断然否定，也遭到了哥本哈根学派的根本反对。波恩也认为，由于量了力学承认了机遇和几率，因此量子力学的哲学可以假定一定自由，但他紧接着强调说，“可是，如果你相信完全是自由，你将重新陷入困难，因为你不能忽视统计规律，它们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他援引卡席勒尔的话说：“自由，这只是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种可能性，我们无法从自由的真义达到伦理学上所谈到的意志的‘实在’和判决的自由。”（注：波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第221页。）
非决定论者否认必然性的另一重要根据是现代科学揭示的随机现象也服从大数规律，它通过确定的几率体现着大数现象的必然性。
第三，承不承认客观事物具有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另一根本分歧。现代科学发展证实，在宇观高速运动领域，在微观领域，在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复杂系统中，人们已经不能像在经典科学中那样，单值地预言研究对象的未来状态，而只能用统计方法预言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某些非决定论者如波普就由此认为“趋势是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趋势的假定通常是一种很有用的统计方法。然而，趋势不是规律，断定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因此他断言：“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91页。）以此为根据，他进一步得出了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结论。庞文指出，统计趋势也是规律，是一种不同于经典力学的新型的规律，而波恩就明确地说道：“你不能忽视统计规律，它们也是自然界的规律。”
最后，庞文还对非决定论泛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非决定论在20世纪成为一股颇大的国际性哲学思潮，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简单化的理解和错误概括，将哥本哈根学派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和抛弃理解为对决定论一般原则的批判和抛弃，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逻辑混乱和思想混乱。同时对爱因斯坦决定论思想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是导致非决定论思潮泛起的又一重要原因。而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是非决定论思潮泛起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三）该书认为，现代科学和社会实验的发展，迫切需要进行辩证决定论理论形态的新建构。现代科学所积淀的一系列新范畴、所发现的因果联系的新类型、所揭示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的新特点、所证实的客观规律的新形式，为辩证决定论的新建构提供了大量新鲜素材和必备的理论条件。只有吸收现代科学的这些新成果，辩证决定论才能更有效地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该书在进行辩证决定论新建构方面作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和尝试。
可能域是该书从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成果中提炼出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以可能域的思想取代机械决定论和近代哲学的单一轨道、单一可能性的观念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引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可能域和概率性共同构成了辩证决定论理论形态新建构的两个起始范畴，它们是辩证决定论区别于旧有决定论的逻辑起点。只有在可能域和概率性的基础上，才能深刻揭示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辩证内涵，并能够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出更为符合现代科学图景的阐述。
辩证决定论是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辩证决定论的新建构也必将会为发展和丰富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作出贡献。在可能域和概率性范畴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可以对它们从全新的视角作出阐述。
三.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深入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哲学学科的社会主义辩证法，近十年在我国从方式到内容，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分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辩证法、改革开放中人民内部矛盾辩证法等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如张江明所著的《邓小平理论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研究》、杨春贵主编的《学习江泽民同志〈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十二讲》、张文儒著的《毛泽东的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及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等等。特别是江泽民同志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总结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7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充满唯物辩证法。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新成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农业基础薄弱问题，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和经营困难问题，如何解决地区差距扩大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问题，如何解决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问题以及如何遏制腐败现象滋长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问题。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江泽民同志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把邓小平同志关于正确处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的科学思想同当前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集中论述了应当正确处理的十二大关系，提出了我们党处理这些重大关系所应坚持的正确原则，这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它也为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范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认识的一个新的重大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辩证法的充分探讨
其主要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问题。许多学者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原理对这个问题作了阐明，认为我国现在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肯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有特色之处。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姓资也不姓社，而它的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私有制）相结合，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占有关系（公有制）相结合，就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市场经济的双重性质和双重效应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些地方社会腐败严重，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市场经济成了万恶之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如同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市场经济也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效应问题。要注重分清它的主流和支流，正面与负面。相对而言，市场经济的正效应是主要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意识，但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约束方式和知识结构有其相对的稳固性，变革和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两者的差异和矛盾是存在的。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二者的矛盾问题。
另外，许多研究者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平衡发展与非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辩证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中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等等。
（三）改革开放中人民内部矛盾辩证法的新探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许多研究者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经常地、突出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利益矛盾、思想矛盾、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而其中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又是人民内部其他诸矛盾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制约、影响人民内部其他诸矛盾的发展、变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比以往更加突出、复杂和尖锐，使得协调全社会物质利益的任务更为紧迫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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