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式道路”及其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道路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战后初期，波兰工人党内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国内派”明确提出了“波兰式道路”的设想，积极探寻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50年代中期，哥穆尔卡又重新举起了“波兰式道路”的旗帜，领导波兰人民进行了改革尝试。“波兰式道路”是波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重大尝试，反映了波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波兰式道路”的两度夭折，虽有内在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当时险恶的国际局势和不平等的苏波关系所造成的。
【关键词】波兰 哥穆尔卡 苏波关系 社会主义选择
在战后波兰历史上，“波兰式道路”，即“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曾两次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它是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波兰具体国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重大尝试，从根本上反映了波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这种可贵的探索均未摆脱不幸的历史命运。“波兰式道路”的两度夭折，使波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遭到沉重打击，并成为战后波兰历次社会危机以至80年代末剧变的深刻历史根源。深入分析“波兰式道路”及其历史命运，对于全面总结战后波兰45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
“波兰式道路”的设想并非战后才被提出来。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波兰共产党人便开始思考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问题。20年代初，波共作家布龙·布鲁诺在其一系列文章中就明确指出：“波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具有特殊的民族方式。”反对照抄苏联经验。[1]1943年，原波共政治局委员阿·兰普在其逝世前写的一篇关于波兰未来的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是一条超越波兰现状的道路。1917年俄国的道路不是波兰1943年要走的道路。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抄袭东方或西方的模式。”[2]不难看出，波兰共产党人关于波兰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思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针对苏联式道路而提出来的。这些思考实际上成为战后波兰工人党“波兰式道路”设想的思想来源和最初蓝本。然而，只是在波兰解放后，当“波兰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波兰工人党内关于波兰社会发展道路的大讨论中，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工人党“国内派”才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波兰式道路”的具体设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瓦·哥穆尔卡（1905～1982年）出生于波兰加里西亚地区一个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先后在华沙和加里西亚领导了工人运动，多次被捕。1938年波共被共产国际错误解散。二战爆发后，他与国内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积极领导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并于1942年参与创建波兰工人党，次年起担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波兰领土一经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他就积极参与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1945～1948年担任波兰共和国第一副总理。正是在战后这一时期，基于对波兰国情、传统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哥穆尔卡坚决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主张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哥穆尔卡认为，在选择波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必须充分考虑波兰的特殊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考虑波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决不是教条。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3]他认为，波兰所以必须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独特发展道路，首先在于“阶级力量内部和外部结构决定了波兰与俄国的发展道路存在根本的区别”。[4]在1946年11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了苏波发展道路存在的三个根本区别：第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经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我国是和平实现的”；第二，“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第三，“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我国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波兰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哥穆尔卡在驳斥某些人对波兰工人党的指责时说：“有人经常反复地说，波兰工人党力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道路在波兰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人这样说，表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5]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哥穆尔卡同样反对盲目仿效苏联。他认为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充分考虑本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他相信波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必大规模地采用富于破坏性的恐怖手段。他主张进行一种尽量得到群众支持的‘温和革命’”。[6]他尤其反对在波兰搞苏联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他认为，是否提出实行集体化的口号，要看是否已出现有助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发展的形势。任何强迫集体化的形式对真正的集体化思想来说都是有害的。哥穆尔卡的确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土改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大土地所有制（不管其社会形式如何）才能产生商品经济。”然而，没有工农联盟便不可能夺取和巩固革命政权。因此，对波兰工人党来说，应该在目前波兰农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民联合的其他形式。波兰的农业改造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7]
概括地讲，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工人党“国内派”主张的“波兰式道路”，就是“人民民主道路”。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在充分考虑波兰历史传统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由所有民主政党共同行使国家政权，其中，波兰工人党应起领导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被宣布的一种权力，而应“通过政治工作来取得”[8]；经济上，在充分考虑波兰现实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立包括国有制、合作制和私人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国有化部门是该体制的基础和中坚，但同时为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活动以及个体私人经济提供广泛的可能性。哥穆尔卡强调，这种人民民主制度并非战后初期的一种临时性制度，而是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道路，它“将延续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9]
哥穆尔卡等人关于“波兰式道路”的设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波兰具体国情相结合而进行的一种非常可贵的探索，它基本上反映了战后波兰的实际。从政治上看，波兰具有悠久的议会民主传统。早在16世纪初，波兰就形成了两院制议会制度。第二共和国时期，封建的贵族共和制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所取代。长达几个世纪的议会民主传统自然对波兰人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二战期间，包括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民主政党同波兰工人党一道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波兰人民政权正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广泛民主阵线基础上组成的。各民主党派虽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同，但在重建波兰，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建立由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民主政权，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既照顾到了波兰的历史传统，又反映了政治力量的结构现状，这对于广泛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孤立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顺利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经济上看，经过土改和国有化，波兰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国有，集体所有和小私有制三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它不仅允许手工业等小商品生产，而且允许小资本所有制存在和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反映了波兰当时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且相互竞争，是波兰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战后初期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活力。
应当指出，在整个战后初期，哥穆尔卡等人关于“波兰式道路”的主张始终遭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和反对。以贝鲁特、明兹为代表的所谓“莫斯科派”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立场出发，要求波兰工人党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指责人民民主制度是没有资本家政权的资本主义，主张消灭混合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在政治上建立波兰工人党的一党制。但是，在1948年前，这种观点未能在党内占上风。1945年12月举行的波兰工人党“一大”上，哥穆尔卡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得到了批准，“波兰式道路”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在1946～1947年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贝鲁特等人再次挑起争论的情况下，哥穆尔卡再次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观点。可以说，在1948年以前，哥穆尔卡为首的国内派关于“波兰式道路”的主张基本上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贯彻和实施。杰万诺夫斯基在其关于波兰共产党历史的文章中写道：“依靠本国最大的努力，按照民族传统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想对波兰工人党广大党员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10]雅鲁泽尔斯基也指出：“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战斗性，党团结广大的同盟者，同他们达成了爱国主义的协议。”[11]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战后初期“波兰式道路”只是一种初步尝试，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尚未得到明确解答，如，“人民民主”的真正实质，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相互关系等等。然而，“波兰式道路”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毕竟使波兰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并预示了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因如此，它赢得了广大波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1946年6月波兰全国进行的全民咨询性投票以及随后1947年初举行的战后首次议会大选结果，非常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波兰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基本立场和倾向性：人们对波兰工人党所选择的“波兰式道路”给予支持并充满信心。然而不幸的是，正当波党和人民沿着波兰式道路继续前进时，1948年，波兰内外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在分析“波兰式道路”不幸夭折的命运时，自然应注意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以及波苏关系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拉科夫斯基在其分析波兰剧变的著作《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中写道：“我们不能忘记，欧洲的基本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期因战胜国中的大国瓜分本大陆而形成的，包括波兰人民在内的东欧各国人民当时对此毫无发言权或发言权很小。在那种情况下由波兰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12]可以说，二战后期已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来的战后欧洲对峙局面实际上已历史地注定了“波兰式道路”的命运。尤其鉴于波兰的战略地位对于苏联的极端重要性，苏联对战后波兰内外政策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不过，在冷战全面爆发之前，苏联对波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波兰建立对苏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而在波对内政策上并不严加干预，因而也并未要求波兰完全照搬其模式。哥穆尔卡在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曾问斯大林对波集体化问题有何考虑。斯大林感到十分惊奇，他指出，“要知道，波兰农民是严重的个体主义者。我们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十年后才开始建集体农庄的。”[13]当时，即使是明兹等“莫斯科派”也不主张立即实行集体化。在1945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明兹明确表示：“我们将坚定地实行农民的个体经济。”[14]显然，战后最初几年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是“波兰式道路”得以提出和实践的有利条件。然而，随着冷战的全面爆发，苏联迅速扎紧了东欧篱笆，斯大林改变了对人民民主道路的看法，要求东欧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被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1947年9月成立的情报局成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有力工具。一方面，在整个国际共运中开展批评南斯拉夫的运动，一切主张根据本国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均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谴责；另一方面，极力支持东欧各党内亲莫斯科派开展批判“右倾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情况下，波兰工人党内以贝鲁特为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空前活跃并迅速在党内占了上风。哥穆尔卡等人虽曾极力抗争，但已无济于事。在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等人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罪名而受到严厉批评。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右倾民族主义及其克服办法的决议》，完全摒弃了波党一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哥穆卡尔也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1948年波兰的政治转折最终宣告了“波兰式道路”第一次尝试的结束，从此，波兰进入了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所谓“错误和歪曲的时期”。
二
苏联模式在波兰的移植直接导致了50年代中期的波兰危机。在事变中，广大群众提出了许多要求，实际上主要有两条：其一，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改变传统的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使波兰党和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维护波兰的民族独立。正是在此背景下，哥穆尔卡被再次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1956年10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重新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总书记，从此开始了“波兰式道路”的第二次尝试。
作为集权体制的直接受害者，哥穆尔卡对波兰移植这种体制的消极后果自然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在八中全会上，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因此，“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间去寻找。”[15]两种不同的历史实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哥穆尔卡更加坚信，只有改革传统体制，积极探索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波兰摆脱危机，使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哥穆尔卡以其40年代中期的思想为基础，并根据波兰已变化了的情况，重新系统阐述了“波兰式道路”的思想，并领导波兰人民着手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波兰式道路”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波兰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哥穆尔卡指出：“社会主义中不变的东西就是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能够是不同的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够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16]他批驳了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同个人迷信概念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即使苏联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避免了个人迷信这种歪曲，这条道路也不是适合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因此，“苏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在对俄国来说是特定的，造成了它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必要，也不适宜。”[17]可以说，这是哥穆尔卡“波兰式道路”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思想。
其次，“波兰式道路”即“民主化道路”。哥穆尔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其40年代中期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因此，“民主化道路是通往在我们条件下建设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为此，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政府制度方面，在我国工业的组织制度方面，在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工作方面作很大的改变”。[18]在波党二届九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把这一民主化道路归纳为三个方针：“第一是工人委员会，第二是扩大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第三是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民自治的经济形式。这三个方针构成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19]
从1956年10月二届八中全会到1959年，哥穆尔卡在党内外改革力量的支持下，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尝试。
首先，实行政治上的民主化。第一，积极扩大议会权力，改变议会徒有虚名的状况。哥穆尔卡强调，议会必须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首先实行最高立法权，其次应对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行广泛的监督，这种权力“应有一个直接隶属于议会而不是像到目前为止一直隶属于政府的一个机关来执行”。[20]第二，充分重视其他党派和社会力量在全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哥穆尔卡认为，“波兰式道路”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波兰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单独执行，“它把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然而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合作作为基础”。[21]八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加强了同统一农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与合作，发挥它们的作用，并为此成立了各政治党派中央协商委员会和各省、县级协商委员会。第三，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工作方法，力求合理划分党的机构和政府的职权范围，避免党的机构对政府工作的过分干预。
其次，实行经济上的民主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主要目标是下放中央权力，实行非集权化，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1956年11月，取消了权限极大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代之以计划委员会，其职责只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长远和年度经济计划，评价计划执行情况。同时，对国家行政机构实行了改组，取消了介于部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机构“管理局”。哥穆尔卡积极支持波兰工厂企业中自发组成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九中全会以后，议会颁布了工人委员会法，规定“工人委员会以集体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工厂建筑企业和国营农场，只要其中大多数工人有这个要求，就应该建立起工人委员会，以贯彻工人阶级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其二，在农业体制上，坚决放弃全盘集体化的做法。哥穆尔卡在八中全会上详细分析了三种农业生产组织的实际效果，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在波兰目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的时机根本不成熟，波兰还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化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方式以个体农业为主。只有在个体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在哥穆尔卡主持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有80%以上被集体化的土地退回到个体耕种，原有的9790个农业合作社解散了8280个。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1956年后，波兰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哥穆尔卡认为，过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严重破坏了波兰的经济平衡，窒息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6年后波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保持经济更加有比例地平衡发展。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建投资，初步改变了投资结构，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战略是正确的，1956～1958年，波兰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9%，市场商品和居民日用品的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部门的比例也有所增加，1956～1958年实际工资增长了25%。
“波兰式道路”的再次提出和实践，是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探索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又一次重大尝试，它反映了波兰历史发展的要求，也重新唤起了人民的希望。人们把哥穆尔卡复出后的最初几年称之为“十月里的波兰春天”，是“认识了希望和唤起民族自尊心的春天”，“波兰决定走自己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春天”。1957年议会大选表明，人们对于“波兰式道路”表现出了高度热情。哥穆尔卡获得了99.4%的选票。“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公民投票，波兰人民在选举中有条件地批准了哥穆尔卡的十月纲领”。[22]同时，也希望哥穆尔卡能沿着十月道路继续走下去。然而，历史再次捉弄了波兰人。
应当说，“波兰式道路”的再度夭折，有深刻的国内根源。首先，旧体制的巨大惯性和保守势力的阻挠。1956年时的波兰社会条件与1948年之前相比已大不相同。1948年前，波兰人民民主制度处于初创阶段，无论党的机构还是国家机构尚未最后定型。在此情况下，若没有外在压力，哥穆尔卡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建立适合波兰国情的国家管理制度，应当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哥穆尔卡重返政坛时，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模式在波兰的移植，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而且也造就了维持这一机器的巨大保守势力。尽管这批人的确拥护最初的非斯大林化措施，尤其是那些限制安全机构权力的措施，然而，“他们强烈反对可能危害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控制社会和经济方式的任何变革。他们通过党的机构努力限制社会和经济变革进程的方向和步伐”。[23]波兰著名经济学家，1956～1958年经济改革设计人之一布鲁斯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些限制”，实际上是许多党和政府官员的一种普遍心态。[24]可以说，旧的管理体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以及党内外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和反对，构成了改革的巨大制约因素。
其次，哥穆尔卡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如前所述，哥穆尔卡复出后对“波兰式道路”的重新阐释，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他在战后初期的思想，尤其是更加充分地论证了“波兰式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为其1956年后发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已向“波兰式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从深层次上认识这一体制的弊端，即分析该体制赖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和思想根源，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与旧体制彻底决裂，在此基础上，探索改革旧体制的根本出路。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哥穆尔卡的思想认识远未达到这种水平，他只是感觉到苏联模式在波兰行不通，但并未在思想上脱离旧体制的窠臼。因此，他对“波兰式道路”理论的发展只能是有限的，他所倡导的改革也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而只是在旧体制的框架中进行极为有限的改革。哥穆尔卡思想认识上的严重局限性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然而，在分析“波兰式道路”再度失败的原因时，应充分考虑如下事实：到1958年，“波兰式道路”被重新提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改革只是刚刚起步，还远未触及旧体制的深层次矛盾。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保守势力的阻挠，以及哥穆尔卡等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革进程，然而，这些因素还远未严重挫伤改革势头，并达到使改革完全停顿下来的地步。实际上，促使哥穆尔卡从刚刚起步的改革道路上迅速退却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
同战后初期相比，“波兰式道路”的第二次提出和随后的改革是在更加艰难的外部条件下进行的。1956年11月签署的苏波联合声明虽然在战后苏波关系史上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两党两国的平等原则，赫鲁晓夫也公开表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别国。”[25]但事实上，苏共领导人并未放弃其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因此，波兰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苏联的反对。波兰十月事件后，苏联一方面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波兰式道路”进行严厉攻击，另一方面，通过采取多边会谈和签订双边条约等各种方式在共产主义世界孤立波兰。与此同时，在经济上也对波兰不断施加压力。应当指出，在1957年11月以前，哥穆尔卡由于得到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支持，因而顶住了苏联的压力。1957年1月，周恩来访波，两国发表的波中宣言重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独立的原则。“周恩来的访问加强了波兰人执行其内外政策的信心”。[26]1957年11月哥穆尔卡访问南斯拉夫，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两党都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丰富了国际共运在理论上的经验并做出了贡献”。[27]然而，1957年11月之后，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力量均势发生变化，哥穆尔卡逐渐失掉了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支持，从而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8]
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是对哥穆尔卡的沉重打击。铁托因事先得知苏联拟定的草案内容而未出席，而中国共产党出于加强国际共运内部团结的考虑对苏共作了很大让步，同意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为首”地位，因而哥穆尔卡为“波兰式道路”进行的辩解便显得孤掌难鸣。这次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突出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会后，苏联利用会议决议迅速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哥穆尔卡要抵抗来自苏联以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巨大压力，继续沿着波兰式道路前进，谈何容易！
然而，哥穆尔卡所以不能像铁托那样同苏联闹翻，还在于他对民族生存的深切忧虑。波兰特殊的地缘环境，特别是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哥穆尔卡在对苏政策上始终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的结局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危险：“多走一步就会引起俄国人的干涉。”[29]正是在此背景下，哥穆尔卡开始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降下了“波兰式道路”的大旗。从1958年起，哥穆尔卡便逐步调整内外政策，不再提“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而到1959年波党三大时，哥穆尔卡则完全放弃了改革尝试，从而宣告了“波兰式道路”第二次尝试的结束。
三
“波兰式道路”的两次尝试及其不幸的历史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选择与民族道路。
波兰是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因其特殊性，波兰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常遭到非议和否定。西方学者认为，是苏联在战后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了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1989年，波兰巨变后，这种观点更是甚嚣尘上，甚至一些前波兰共产党人也认为，战后波兰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甚至历史性挫折与社会主义选择本身混为一谈。
毋庸置疑，战后波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着特定的国际背景。然而，考察战后波兰历史，人们更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是波兰人民自己的选择。1946年6月举行的全民咨询性投票结果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人民民主制度，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持肯定态度。当时，除波兰工人党外，包括波兰社会党在内的民主政党都把社会主义作为波兰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应特别指出的是，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从一开始就是同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波兰人民选择的是符合其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和现实经济条件的社会主义。
列宁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30]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是民族化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国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深入人心并健康发展。
“波兰式道路”正是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重大尝试。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较好地解决了两大问题：其一，对波兰传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加以扬弃，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充分尊重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在对多党议会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赋予其崭新的内容：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协商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其二，从本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出发建立经济体制和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正是这种根植于波兰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和拥护。1956年波兰事件中工人们喊出的“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口号充分显示，波兰人民并未对战后波兰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他们反对的是否认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波兰战后历史告诉人们，否定社会主义民族道路必然使社会主义失去其内在的吸引力。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民族道路与国际环境。
“波兰式道路”是波兰人民的自主选择，但是，他的成功除了应具备有利的内部条件外，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概括讲，这种外部环境主要指两方面：其一，缓和的国际局势。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能够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正常交往。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是开放的，他不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分割开来。其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正常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社会制度、奋斗目标以及意识形态等许多方面具有共同性，理应加强各方面互助与合作，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条件。尤其鉴于波兰特殊的地缘环境，这种条件就尤显重要。
然而，在波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时期，这两方面条件均不具备。战后初期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直接导致冷战的爆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根本无法正常交往。而从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上看，东欧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虽然名义上承认东欧的自主权，但事实上始终从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立场出发，对东欧各国严加控制。在此情况下，东欧任何国家在内外政策上稍有偏离，就会遭到苏联的反对。“波兰式道路”的两度夭折，在决定性程度上正是这恶劣的外部环境的产物。
“波兰式道路”被迫中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它沉重打击了波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严重窒息了党内的革新精神，使苏联模式得以在波兰移植并强化了地位。这一切正是战后波兰历次社会政治危机以至80年代末历史性剧变的深刻根源。
注释：
[1]斯蒂芬·费希尔编：《东欧各国共产党》，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2]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66～167页。
[3]《瓦·哥穆尔卡的活动》，1985年华沙版，第418页。
[4][5]波兰《新路》杂志，1947年第1期。
[6]杰万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7]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8]约翰·考特维得斯：《1944～1947年的波兰》，1988年英文版，第193页。
[9]波兰《新路》杂志，1947年第1期。
[10]《东欧各国共产党》，第240页。
[11]《雅鲁泽尔斯基言论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页。
[12]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13][14]《哥穆尔卡沉浮记》，第151页。
[15][16]哥穆尔卡在波党二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人民波兰资料选辑》。
[17]《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8]哥穆尔卡在波党二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19]《哥穆尔卡演说集》。
[20][21]哥穆尔卡在波党二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22]《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第366页。
[23]维登谢尔：《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历史概要》，美国1986年版，第116页。
[24]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25]1956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26][27]约克·莱凡斯克：《中苏纠纷与东欧》，加拿大1970年版，第62、70页。
[28]关于1957年11月前后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见杰万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的有关论述；约克·莱凡斯克在《中苏纠纷与东欧》中对此问题的论述更为详细。
[29]纽曼：《波兰的描写》，伦敦1959年版，第6页。
[30]《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卷，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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