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与城市问题--资本经济学研讨会综述_城市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与城市问题--资本经济学研讨会综述_城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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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世纪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与会者认为,大家面临的共同机遇是世界上出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下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战场变成市场,有了市场就导致政治上经济上的全面变化,使所有的国家能够节省财力,建设民用的经济,这里军费的减少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跨世纪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信息革命。市场和信息这两个因素冲击着旧的政治经济格局,冲击着国界,冲击着领土与主权,冲击着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世界向一体化发展,市场向全球化发展,专制向民主化发展,各国都在改变其经济和产业结构,以至于社会结构。抓住这些就抓住了机遇。

有的认为,从中长期观点来思考,现在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几千万人的温饱而痛苦挣扎,艰难地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拼命的时候,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在世界上兴起,一种全新的经济正在形成发展,爆发性地在全球扩张。我们还在依靠廉价劳力、土地和矿产来发展自己,而人家已经转向主要依靠知识、智能而进入人类文明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在束缚个人的智慧、压抑个人的潜能、限制个人的创业精神的时候,人家已为个人精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充分发挥才能。我们还在搞防火墙、安过滤器,人家已经修改法律,放开各种限制,全面进入全球的经济、技术、文化的大融合中去。这就是危机和挑战。从中长期来看,要思考一个大转型和大过渡的问题,这种过渡既有难度也有机会。

二、跨世纪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见解,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种。

1.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

问题的难点就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资本不够,同先进国家比较还有差距。我们要缩短差距就要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入竞争,要分析发达国家的变化,采取灵活反应的战略。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也在改组,制造业下降很快,主要是劳动工资太高、成本高,70%的劳动力转到第三产业;剩余资本转入金融市场,寻求海外投资。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难以对付的是跨国公司,他们选择我国的区位优势,市场大、劳动力成本低,摧毁我国同行业的落后企业,也对我国的市场造成冲击波。当然我们不能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由加以限制。对付他们的办法:(1)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上知识密集,把产品质量提高, 重要的是把引进的技术吸收、消化;(2)针对他们国内缺少的产品,如衬衫、丝绸、玩具等,扩大销售量;(3)我们自己也搞跨国公司, 利用海外的优势组建企业集团,但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政府也应有所作为,防止一哄而起。我们搞跨国公司主要搞开发,搞初级产品是最有希望的。我们应该抓好两个根本,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制度创新,二者不可偏废。科学技术有三个层次,一是发现发明,二是开发转化,三是标准化的设备。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的东西,要在掌握现有的同时开发新的。制度创新更要抓紧。这里一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二是经营机制问题。如果不早一点改变是很危险的,要对“泡沫经济”加以防范。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国家银行缺乏规避风险的能力,银行的规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造成贷出的资金收不回来,据估计这有1万多亿元;二是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不规范。此外, 农业的价格体系现在有一点向后倒退,如棉花是绝对专卖,粮食也要全面专卖,粮油棉丝要全面统购。

2.改变传统的开发方式,发展现代信息技术

跨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再继续维持传统的农业、工业开发的办法,否则就必然会造成如下后果:(1 )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解决不了;(2)制度性危机比较尖锐;(3)人文精神方面的危机和文化危机在近期得不到解决。跨世纪经济发展应引起关注的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将世界缩小到最小限度,同时我们看到地球更大了。信息技术提供的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知识、方法和途径。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如下影响:(1)时间变化,节奏加快;(2)空间扩展,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力的调度和分配;(3 )资源配置可以充分利用世界范围的条件;(4)能有真正的知识创造,发挥人的创造才能;(5)推动社会结构包括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从个别国家来说,日本在80年代末的技术选择现在证明是掉了队的,而美国搞数字通讯是对的。我国应把信息技术放在领先部门,用来改造我们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而不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当今我们的教育和其他体制可能都有问题,我们的三大家(邮电、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弄不到一起。从中长期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体制上的变革、人文精神的发扬、文化的进步这几个问题要统一考虑,寻求机遇,摆脱危机,找出出路。

3.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从过去的“对立论”、“补充论”、“共同发展论”到现在提出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实际上现在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大。据统计:(1)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8.8%, 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30.4%。(2 )在消费品的零售额中,非公有制经济占54%,而国有、集体和联营经济只占46%。(3)在资产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总量也相当大, 个体和私营经济约6千亿元,三资企业到1997年8月底是204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国有经济的资产总量号称7万亿元,实际上85%是负债, 净资产2万多亿,与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资产总和差不多。(4)在就业方面,城镇就业人口中个体经济有6千多万人,私营经济有2100万人, 三资企业有1700多万人,合起来1亿多人口。从上可见,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现在出现一些大的私营企业集团,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害处,只有好处。因为它能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4.认清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对策

随着我们的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供给不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现象看,我国这两年劳动生产率下降,市场疲软,失业增加,信用危机严重,企业开工不足,用传统的观点看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这是一种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绝对需求不足,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去考虑怎样培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在货币政策方面,要考虑怎样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龙头是货币和金融,而我们的金融改革是滞后的。我们提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是需要的,但作为长期的政策就值得考虑。货币制度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动而松紧适度,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当市场上投资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商品积压的时候,就应该适当地放松;当投资过旺、需求过旺的时候,就应该适度从紧。松和紧是相对的,要根据市场的变动来进行调整。我们现在的政策只给政府留下一个选择的可能,如果有两个可能性(松和紧),政府的主动性就要大一些。

关于资本市场问题,过去我们不敢发展,现在是一窝蜂地都要发展。发展资本市场是有条件的,一是要讲究效率,二是要讲究规范,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规范政策和政府的行为,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最近东南亚地区出现金融动荡,其中固然有外国投机家的作祟,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市场有缺陷,是有机可投的。有人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是利息率再度(今年是第三次)下降、股市上扬,“风景这边独好”,幸亏我们放开的幅度不大。其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弊端我们也有,问题是怎么吸取教训。我们应该从积极方面和深层次去作研究,并从中对照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

三、跨世纪“温州模式”面临的挑战

有的专家专门对“温州模式”作过考察,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在温州有这样一句话:“通过温州看浙江,通过浙江看中国。”温州走出了一条很成功的路,主要有三个特点:(1)国家投入的资金比较少,主要是温州人自己闯出来的成绩;(2)市场发育比较好;(3)经济模式属于自然经济成长型。十五大以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给“温州模式”带来一种直接的挑战。(1)市场的挑战。 温州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它抢到了一个机会,即当时是短缺经济,温州有可能发展小商品经济。十五大后全国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国内需求不足,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困难。(2 )资金的挑战。国家的政策是搞活国有企业,银行的资金向国有企业倾斜,使温州的个体、集体企业难以获得资金。(3)城镇化问题。 “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这种家庭式小行业的结果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原因主要是土地要素的流动问题。由于我们对农村的政策是限制土地流动,农民不能抵押房产,因而得不到资金,只能在农村搞工业。(4 )政府财政问题。现行的多产多收、多收多留的财政政策,其结果是税收只够吃饭,政府很穷。温州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承担社会责任,面临很多问题,诸如要搞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环境的建设等,但没有钱。于是政府就利用市场,拍卖土地、拍卖路名、拍卖汽车、摩托车的牌照和收取配套费等来获取大量的城市建设资金,而增加负担的是企业和老百姓。温州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温州不利,出现了政府财政与民营经济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全国特别在农村都普遍存在。

针对温州出现的问题,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意见。

1.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现在全国都在讲产业结构的调整,浙江省和温州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到底怎么办?可否考虑如下两个层次:(1)采取哪种技术密集型?不是放在重化工, 可以把投资放在信息技术类;(2)重视“轻”、“小”。从浙江和温州的实际出发,“小、轻、集、加”(“小”指的是股份合作制的小企业和乡镇企业;“轻”指的是轻型工业;“集”指的是集体企业;“加”指的是加工工业)中的“轻”千万不要丢掉。搞现代日用品的轻工业,前途就是提高其知识技术的附加值,这就要有一些发明创造,当然不是要有太高精尖的技术。现在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供大于求,至少90%都是同样化的产品。如果能把技术加进去,在产品设计上和质量上做文章,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何对待“小”,也需要认真研究。美国也存在90%的小企业,它们照样有生命力,所以,温州的小企业也不能丢。一是他们已经熟悉自己的生产,干别的也不行;二是以后可以和大企业配套。如果把“轻”“小”都丢了,恐怕温州也就完了。

2.市场结构的提升问题。浙江省的市场结构面临一个大的提升问题,像温州、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在全国的商品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全国的市场都发展起来了,它就必然会出现衰落的局面。现在他们开始发展其他产业,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浙江省和温州市将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目标是有战略眼光的。

3.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金融市场是一个瓶颈问题。现在民营经济没有办法从银行拿到资金,而且也没有上市的指标,这样民营企业就不能从市场上直接融资。现在的资本市场结构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没有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和平等发展,也造成资本市场本身缺少竞争,这对上市公司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4.产权结构的创新问题。对温州不同时期的不同做法,要有客观的评价。温州的股份合作制是逼出来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股份合作制毕竟是一个杂交种,会有一系列的产权纠纷解决不了。现在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已有1万多家摘帽。 目前温州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与企业集团,出现了一批实干的企业家,他们希望将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市。看来贯彻三个“有利于”,可以解决好创新问题。

四、跨世纪的城市发展问题

有的认为,城市化重要的是开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能流动就谈不上城市化。当我国国民收入达到人均2000美元时,农村应该有50%的人口进城,我国现在仅为29%。城市的发展起码要按“这个50%”来规划。从全国来说,小城市要增加1万个,中大城市要增加大约8~9 百个。现在我们没有一个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一放开就是民工潮,一收缩就是城市的百业萧条。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制度创新。温州过去由于不让劳动力流动,因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现在经济很活跃,劳动力的流动起着重大的作用。

有的认为,下世纪的城市问题就是城市交通问题。大家都说中国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告别了短缺,但有一个例外,就是道路越来越短缺,越来越拥挤。其原因是没有供应和需求的焦点,它不是实用商品,而是政府补贴。凡是补贴的东西,都出现消费过度。汽车和道路是互补商品,没有汽车,道路无用。没有道路,汽车也无用。道路的价格比汽车的价格贵,汽车必然消费过度(当然还有一个能源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道路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公共消费品的补贴问题。北京交通一年的损失大约30~50亿元,而北京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00亿元,占了3~5%,这仅仅是直接损失。从前景看,难以改善。为此,建议把道路消费变成私人消费品,就是走一段路要花一段路的钱,就像走高速公路需要交费一样。这个办法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种投资比修一座立交桥要便宜,投资以后的维修不消耗任何物质。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汽车工业要不要发展的问题。

有的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城市绝对数量的增加和容量的扩大;二是城市现代化的质量提高。我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警惕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展的倾向,要防止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过大造成的弊端在中国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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