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的间接机制：基于上游供应商的研究_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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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理论上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各个国家尤其是资金、技术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引进外资。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外资，并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因而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我们在2006年对汽车零部件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一个与FDI溢出效应有关的现象值得重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开始引进外资，但是整个汽车行业只有两三家合资企业，如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和广州标致。当时中国汽车行业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以及行业外其他国有资本的进入，合资企业基本垄断了中国的轿车市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国际上知名的汽车总装企业几乎都进驻了中国，这就带动了上游本土零部件企业的扩张。借助于本地配套过程中的技术合作，跨国总装企业的技术得以传导到本土的零部件行业。因此，当中国的汽车市场向民营企业开放时，零部件行业较高的配套水平极大地支撑了吉利、奇瑞等本土汽车总装企业的发展。

      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是关注以下几种FDI的溢出效应：合资总装企业对零部件配套企业或汽车销售业的技术溢出，即联系效应，分别为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属于外资的垂直溢出效应；合资总装企业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培训效应对本土总装企业的直接溢出，属于外资的水平溢出效应。然而，上述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发展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溢出路径，即跨国总装企业的技术首先传导给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上游供应商再将先进技术向前传导给本土汽车企业，属于外资企业对本土总装企业的间接溢出。可见，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水平溢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培训效应直接产生的水平溢出；另一种是通过联系效应间接产生的水平溢出。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对FDI间接水平溢出和直接水平溢出进行了分离和检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评论，然后我们在第三部分对FDI的间接水平溢出与现有研究所提出的直接水平溢出进行比较。第四部分是对FDI水平溢出中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进行经验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FDI行业内溢出：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FDI的溢出效应。80年代后，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更是成为了大批学者关注的热点。在21世纪来临之前，学术界共提出四种FDI溢出效应，分别是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和联系效应。

      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是指FDI的流入会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渠道提高自身的生产率（Swan，1973；Caves，1974）。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是指跨国公司的进入会打破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格局，竞争压力促使东道国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并提高生产率，但是如果东道国企业因为失去垄断优势造成利润大幅下降，也可能导致创新能力不足（Caves，1974；Aitken和Harrison，1999）。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是指跨国公司要在东道国取得竞争优势，必须对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或者一起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等。如果这部分技术人员流向东道国企业，就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Gerschenberg，1987）。上述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都属于水平溢出（horizontal spillovers），也称为行业内溢出效应（inter-industry spillovers）。

      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业务必然会和本地供应商以及本地客户发生业务联系，技术会通过这种产业间的垂直联系产生溢出（Rodríguez-Clare，1996；Markusen和Venables，1999）。联系效应中的垂直溢出包括后向联系（backward effect）和前向联系（forward effect）。后向联系是指跨国公司和本地上游供应商之间的联系，跨国公司向上游供应商购买中间品，可能扩大中间品的需求和品种，从而提高上游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前向联系是指跨国公司与当地客户之间的联系，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向下游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而提高下游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联系效应中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都属于垂直溢出（vertical spillovers），也称为行业间溢出效应（intra-industry spillovers）。图1（见下页）描述了现有研究所讨论的这几类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界开始对各种FDI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最早的研究主要检验FDI的行业内水平溢出，研究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显示FDI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和Kokko，1998；Basant和Fikkert，1996）；有的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是负向影响（Kokko等，1996；Aitken和Harrison，1999）。Javorcik（2004）运用投入产出表来构造FDI的垂直联系，大大推进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之后，众多学者使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对FDI溢出效应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进行了检验，但结论依然很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FDI溢出效应的发挥是有条件的，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资企业特征。包括外资股权结构（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Abraham等，2010）、外资来源国（Javorcik和Spatareanu，2011；Takii，2011）、外资企业出口特征（Abraham等，2010）。二是内资企业特征。包括企业的出口特征（Sinani和Meyer，2004；蒋殿春和张宇，2006）、企业规模（Nicolini和Resmini，2009；Xu和Sheng，2012）、企业研发水平（Griffith等，2004；Ito等，2012）、企业所有制结构（Buckley等，2007）。三是行业特征。包括行业技术水平（Keller和Yeaple，2009；Nicolini和Resmini，2009）和行业市场结构（蒋殿春和张宇，2006；陈涛涛和狄瑞鹏，2008）。四是市场环境。包括经济开放度（Balasubramanyam等，1996）、税收制度（Buettner和Ruf，2007；Ouyang和Fu，2012）、人力资本积累（Borensztein等，1998；赖明勇等，2005）、金融市场（Alfaro等，200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Abraham等，2010；Ouyang和Fu，2012）。五是技术差距（Findlay，1978；Dimelis，2005；赖明勇等，2005；蒋殿春和张宇，2006；刘辉煌等，2009）。六是空间地理因素（Cheung和Lin，2004；Blonigen等，2007；Crespo等，2009；Hamida，2012）。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直接针对FDI水平溢出提出不同的传导机制，并利用中国的企业微观数据对其加以检验。在图2中，细线代表传统的几种FDI溢出效应，粗线则是FDI水平溢出中的间接效应，实线表示产品流向，虚线表示技术流向。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行业内水平溢出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表示的是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产生的直接溢出。而我们所发现的行业内水平溢出的间接效应则需要借助于行业间的垂直联系而产生。外资企业进行本地化配套，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中间产品，其先进技术会外溢到上游供应商，上游供应商通过给本土企业提供中间品，最终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间接地溢出到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本土企业。比较FDI水平溢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以看到，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以产品流为前提，需要借助外资企业的本地配套来实现。但是，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只涉及技术流而与产品流无关。因此，本文提出FDI水平溢出由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组成，是对以往FDI水平溢出效应的重要补充。对间接效应的发现，使得我们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不再只是停留在垂直溢出或水平溢出中某一个单一的维度上，而是将两者借助产业链通过共同的供应商联系了起来。①

      三、FDI水平溢出效应的经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清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所有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样本。其中的“规模以上”是指每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在500万元及其以上，“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三个门类，制造业数量在总样本中占比90%以上。在构造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时，我们利用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进行“交叉模糊匹配”，即两个企业只要“法人代码”或“企业名称”中有一项一致，则被视为同一个企业。此外，参照现有文献（Cai和Liu，2009；聂辉华等，2012；Brandt等，2012）的做法对该面板数据进行了以下清理：1.剔除产值、销售额、职工人数、固定资产、总资产等重要变量缺省的样本；2.剔除存在问题的样本，比如当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实收资本小于或者等于0的样本；3.利用价格指数对产值和销售额进行平减；4.使用1994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中的固定资产原值对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中的固定资产项目进行调整。数据清理以后，获得2000-2006年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为1354079个，企业数量为430605家，共涉及422个4位码行业。②

      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2000-2006年企业层面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信息，采用国际通用的贸易统计标准，提供了22大类、9000多个8位码商品的进出口数据，可提供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多个地级行政单位按国别（地区）、海关关别分的进出口数量及贸易额。海关数据中进出口额的单位是美元，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每月实际汇率对进出口额进行了调整。

      接下来需要对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时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1.工业企业数据库只包含“工业”门类的企业，而海关数据包含所有门类的企业；2.某些工业企业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公司办理进出口业务，而海关数据按照办理进出口业务的单位进行统计；3.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和海关数据中填报的企业名称可能存在细微差别。由于以上几个原因，直接使用企业名称进行匹配时，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上的样本占海关企业样本的27%左右。我们在企业名称匹配的基础上，作了如下改进：1.将两个库中企业名称包含的“公司”、“有限公司”、“市”等非关键词去掉以后进行匹配，这能将匹配效率提高近10个百分点；2.未匹配上的数据，将企业名称中所包含的“江苏”、“无锡”等地名去掉以后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进行匹配，这能将匹配效率提高近1个百分点；3.为了防止误配，我们设定了自动识别功能，如果企业名称去除这些字符以后在同一年里出现了重复，则将该企业名称自动恢复为未去除这些字符时的名称。通过以上改进，我们最终匹配成功的企业样本占海关数据样本的40%，匹配成功的企业贸易额占海关数据贸易总额的50%。由于海关数据贸易总额包括了进出口公司以及非工业企业发生的贸易额，工业企业自主进出口贸易额约占海关数据贸易总额的60%，因此，我们匹配上的贸易额达到理论上可匹配上的83%以上。与现有文献的匹配结果相比，本文的方法具有更高的匹配效率（Yu，2011；Tang，2011）。

      （二）变量说明

      在中国，由于历史、制度、文化、语言等因素，港澳台地区的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相比具有其独特性，他们在寻求本地配套、所处行业特征等方面都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可能会影响到不同来源外资的技术溢出。为此与大量研究FDI溢出效应的文献相一致，我们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来源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简称HMT）；一类是非港澳台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简称Non-HMT）（Buckley等，2007；Lin等，2009；Abraham等，2010；Zhang等，2010；Du等，2012）。本文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用于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量。TFP是我们衡量企业技术水平的核心变量，为了计算企业TFP，我们需要用到的变量包括：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中间投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类型。遵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销售收入大于3亿、资产大于4亿，且职工人数大于2000人的为大企业；否则就是中小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将全部非外资企业分为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及非国有企业（Non-SOEs）。

      第二类是用于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变量。我们需要将企业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行业层面进行加总，并且区分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值、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并分别计算Non-HMT和HMT的相关变量。根据Aitken和Harrison（1999）的方法构造：

      

      

      

      第三类是衡量外资企业本地化配套水平的代理变量。在我们所提出的FDI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中，本土企业与同行业外资企业拥有共同的上游供应商是重要的前提。本土企业与同行业的外资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上游供应商取决于外资企业的本地化配套水平。如果外资企业的中间投入品均来自进口而非本地配套，那么外资企业与同行业的本土企业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本地供应商。因此，在对FDI水平溢出的间接效应进行检验时，需要衡量该行业外资企业的本地化配套水平。

      

      当然，也存在另外两种不同的方式衡量行业内外资企业进口依赖度。第一种方式是将行业内外资的进口总额加总后除以行业内外资的销售总额，如（5）式所示，但这种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个体差异，因而本文没有采用。

      

      这种方法体现了外资企业规模对进口依赖度的影响。但是，由于企业的产出和销售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种方法通过加权相当于抵消了外资企业进口依赖度中分母上的“销售”

。这就使得式（6）最终和式（5）是一样的，并不能很好度量企业的进口依赖度，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也没有采用这一度量方式。

      此外，我们也用

作为j行业外资企业本地化配套水平的工具变量，该变量是j行业所在3位码p行业的外资本地化配套水平。

      

      其中，

表示t年P行业中第i个外资企业的进口依赖度。

      第四类是其他控制变量。与现有文献相一致，我们也控制了其他反映企业特征、市场环境以及行业特征的变量，主要包括上游企业的TFP水平（TFPU）、行业集中度（CR8）、行业技术密集度（ln（K/L））、企业市场份额（MS）、企业出口哑变量（Export）以及企业中Non-HMT的比重（Non-HMTS）和HMT的比重（HMTS），其中：

      

      另外，本文还控制了2位码行业哑变量、年份哑变量以及省份哑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了分离和识别FDI水平溢出中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我们沿用Javorcik（2004）的建模思路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首先，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在计算TFP时，我们会遇到投入品的内生性问题，即企业增加资本投入与更高的企业生产率（TFP）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使用传统模型估计生产函数可能会高估劳动的贡献而低估资本的贡献，使估算的TFP存在偏差。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OP方法来估计企业的TFP。该方法假定企业会根据当前生产率水平做出投资决策，因此企业当期投资可以作为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从而解决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企业TFP估计偏误（Olley和Pakes，1996）。

      另外，模型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非港澳台外资（Non-HMT）和港澳台外资（HMT）两类。这是因为，不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分析上，现有研究都认为在中国这两类投资的溢出效应是完全不同的。如Lin等（2009）的研究发现非港澳台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都是正的，而港澳台投资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都是负的，前向溢出是正的。可见由于港澳台投资和非港澳台投资之间的溢出效应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不做这样的区分很可能无法清楚地识别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其次，为了分离和识别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中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我们加入j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值（H）与该行业外资本地化配套水平（Loc）的交互项。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值（H）衡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中的直接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值与外资本地化配套水平的交互项（Non-HMTH·Non-HMTLoc，HMTH·HMTLoc）衡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中的间接效应。如果本文提出的间接效应的确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应当显著为正。

      

      （四）经验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由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匹配而得到的企业面板数据，首先对既包含内资企业又包含外资企业（Non-HMT和HMT）的全样本进行回归。考虑到总样本偏误问题，我们在全样本回归中控制了各个企业所含外资的比重（即Non-HMTS和HMTS），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回归结果分为两组：第一组（（1）～（3）列）被解释变量TFP由OLS方法得出；第二组（（4）～（6）列）的被解释变量由OP方法计算得到。对比这两组回归结果可见，此处计算TFP时用OLS或OP方法并不会造成结果的明显变化。鉴于OP方法被广为采用，我们以下仍将报告基于OP方法的TFP回归结果。为简便起见，我们仅围绕基于OLS方法的TFP回归结果进行讨论。

      表1中第（1）列体现FDI溢出效应的只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值（Non-HMTH与HMTH）这一项，所衡量的是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与已有文献的发现相一致，来自港澳台和来自非港澳台外资之间确实存在很大差异性（Lin等，2009），Non-HMTH显著为正，而HMTH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港澳台企业和非港澳台企业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可能是因为非港澳台投资企业往往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全球生产链以及更知名的品牌（Tong，2005）。我们所控制的衡量两类外资占比的变量均显著为正，即外资占比更多的企业TFP也更高。这就进一步证实，在包含所有企业的全样本回归中，由于外资占比（Non-HMTS与HMTS）与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值（Non-HMTH与HMTH）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不控制外资占比，FDI的溢出效应就会被高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Non-HMTS的系数大于HMTS的系数，说明确实如Tong（2005）所说的那样，非港澳台投资企业的TFP比港澳台投资企业更高。此外，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我们也在第（1）列的回归中控制了行业市场结构、行业技术密集度、企业市场份额、企业出口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特征等变量以及行业、年份和省份的固定效应。

      表1的第（2）列回归方程增加了体现垂直溢出效应的变量，分别是两类外资前向与后向的溢出效应。可以看到，非港澳台外资的前向联系（Non-HMTF）显著为正，后向联系（Non-HMTB）不显著，而港澳台外资的前向联系（HMTF）与后向联系（HMTB）都显著为负，这与大多数研究中国FDI溢出效应的文献相一致（Lin等，2009；Xu和Sheng，2012）。可能的原因包括：1.不同来源地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不一样，港澳台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小，而来自非港澳台国家投资的企业具有更先进的技术，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更大；2.港澳台企业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和祖国大陆十分接近，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更激烈；3.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出口加工贸易，和本地供应商的联系更不紧密（Tong，2005；Lin等，2009）。另外，加入垂直溢出效应之后，水平溢出效应的结果基本不变，这也说明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

      

      表1第（3）列的回归方程是对本文提出的FDI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分离和检验。根据我们的分析，FDI的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取决于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值与该行业外资企业本地化配套水平两者的共同作用。这一间接效应是通过在表1第（3）列的回归方程中加入上述两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的。该回归结果说明：首先，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两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通过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在本行业产生技术溢出。其次，一旦控制体现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交互项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值的回归系数就变得不再显著，甚至变为负的，也就是说，同行业中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直接产生的水平技术溢出并不显著。因此，现有文献所提出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的确不能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而本文所提出的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在这一方面有了实质性改进。最后，与水平溢出效应类似，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在非港澳台投资企业上有更强的体现。表1中（4）～（6）列基于OP方法的TFP回归结果的发现与前面基本相同。

      接下来，我们在回归中剔除所有外资企业样本，这样做的理由是，虽然在表1中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外资占比，但是很可能溢出效应在外资企业与本土内资企业上有不同的体现。表2是相应的回归结果，由于只利用了内资企业样本，表1中的企业外资占比就不需要再控制。

      与表1中的核心发现类似，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同样表明了本文所提出的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在FDI溢出效应中的重要性。如第（3）列结果所示，一旦控制了体现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交互项，非港澳台外资（Non-HMTH）的一次项符号为负，而交互项系数（Non-HMTH·Non-HMTLoc）却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同行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很可能并不是直接产生，而是通过本文所刻画的间接水平溢出机制形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现有文献中FDI水平溢出效应的不同发现提供了线索。对于港澳台资本，我们也有类似的发现。港澳台资本的水平溢出效应始终是负的，控制交互项以后水平溢出的系数仍为负且绝对值变得更大，而交互项（HMTH·HMTLoc）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这也表明尽管港澳台资本对内资企业的直接水平溢出显著为负，但间接水平溢出却显著为正，只是其强度比非港澳台外资弱一些。表2第（4）～（6）列基于OP方法TFP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

      本文的模型还需要考虑两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第一，行业中较高的外资企业本地配套水平可能是由上游中间产品供应商TFP水平较高所致。为了克服由此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在模型中控制上游行业上一期的平均TFP水平。第二，本土企业TFP水平较高时，行业中的外资企业可能迫于竞争压力而寻求更多的本地配套以降低成本。这就会使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与本地配套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于这一可能的内生性偏误，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加以克服。选取的工具变量是4位码行业所属3位码行业的外资企业平均本地配套水平，选取依据是，4位码行业和所属3位码行业均受到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因而在外资企业的本地配套水平上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3位码行业的本地化配套水平与特定4位码行业的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因而相对于4位码行业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而言是外生的。

      

      表3（见下页）中（1）～（2）列的回归方程针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控制了上游行业上一期平均的TFP水平。控制以后，间接水平溢出效应仍然显著存在。针对第二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前面定义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该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为4.93。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中（3）、（4）两列所示。可以看到，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前面的基本模型仍然一致。

      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FDI溢出效应的认识在理论上都可归结为水平溢出（行业内溢出）与垂直溢出（行业间溢出）这两种类型。其中，水平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被认为有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垂直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则是基于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系效应。在经验验证方面，对FDI溢出效应的检验也存在不同的发现：正向的水平溢出、不存在水平溢出甚至是负的水平溢出在不同的研究中都有发现。

      

      本文在理论上提出FDI水平溢出效应中存在一种间接的溢出机制。这种间接的水平溢出机制需要借助垂直产业链来发挥：外资企业通过本地化配套先向上游中间品供应商产生技术溢出，然后上游中间品供应商又会借助上下游产业链将这种技术溢出传导给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本土企业。这种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与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几种溢出效应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异。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几种FDI水平溢出机制（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不同，它需要以上下游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为载体，以外资企业与同行业本土企业具有共同的供应商为前提。因此，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需要借助行业间的技术传导，但最终又体现为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其中，外资企业的本地化配套水平是决定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强弱的关键。

      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和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分离和识别，为我们进一步梳理FDI的各种溢出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如果我们忽略这种间接的水平溢出，直接检验FDI的水平溢出效应，那么所得的结果很可能夸大了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对各种FDI溢出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并有如下发现。第一，我们证实了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存在，即更高的外资本地配套水平能够使行业内的FDI更多地提升本土企业的TFP。第二，我们发现一旦考虑了间接水平溢出效应，那么直接水平溢出效应很可能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在中国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这种间接的传导机制产生。第三，虽然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各种溢出效应普遍弱于非港澳台投资企业，但是，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在港澳台投资企业中也是显著存在的。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有文献所发现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往往不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这一结论。

      本文对FDI水平溢出效应中间接传导机制的提出与检验，隐含着丰富的政策含义。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发挥有赖于外资企业的本地配套，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更大程度地分享外资企业对于同行业内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那么政府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提高本地配套水平。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取向。对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认识提醒我们要将外资溢出效应的分享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仍以汽车行业为例，尽管中国政府对于本土汽车总装企业的行业进入有诸多限制，但是伴随外资汽车企业进入后对上游中间投入品本地化配套需求的不断增加，培育了一大批本地民营企业的成长，这为汽车总装行业准入放开后民营汽车企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就是说，外资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中国政府在产业链上注重营造市场竞争环境，给予民营企业在上游行业广阔的成长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对外开放的效果将取决于政府为本土企业成长提供了怎样的市场环境。

      作者感谢刘志阔在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造及匹配过程中的建议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①如果上游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专业化提供商，那么相关的中间投入品可能并不能直接为下游的其他企业使用。但只要该上游企业也同时向下游的其他企业提供类似的中间投入品，那么其技术水平的提高仍能够对下游其他企业形成溢出。更严格地说，即使外资企业和上游供应商之间签署的是独家经营的排他性合约（exclusivity contract），我们所说的间接溢出效应仍然可能存在。例如，一家上游独家供应商可能通过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向同行业的其他上游供应商产生技术溢出，最终其他上游供应商又借助垂直溢出机制向下游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因此，本文的间接溢出机制并不必须依赖下游企业有共同的上游供应商。就在本文排版付印之际，我们注意到，Kee（2015）使用孟加拉国的服装企业数据证实了和外资企业分享共同的供应商能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在本文中，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拥有共同的供应商正是间接水平溢出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与该文相比，本文使用中国的制造业数据检验了更具一般性的间接水平溢出机制。

      ②文中在用OP方法计算TFP时，使用2007年的企业样本信息来度量2006年企业退出（exit）这一变量。

      ③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只能尽可能在最细致的行业层面对变量进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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