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发生学与“知识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发生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发生的经济学定位与经济发生的知识定位是“知识经济”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也许是人们过分关注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生的知识定位这个面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偏爱，而知识发生的经济定位这个面却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冷落，似乎知识生来就是服务于经济的，生来就是供经济组织消费的。但笔者以为不尽如此，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有些知识生来是为经济服务的，甚至是免费服务的，如经济学本身的知识，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一部分技术知识等；而有些知识生来就不是为经济服务的，如科学知识就是如此。至于今日之科学知识为什么日益“世俗化”，为什么日益追求经济效益，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本文在此就是从知识发生学视角来探讨这一现象，并借此加入“知识经济”话题的讨论，以此推动“知识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希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
1 知识发生的“求真”定位
严格地讲，对科学知识进行发生学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它广泛地分布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虽然不同的学科对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科学知识的性质定位，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但仍可从中发现其共同特征，如科学史之父萨顿（G.Sarton ）将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解释为由一组概念系统组成的归纳与演绎的过程，将科学知识性质定位解释为对物理世界的逼真描绘；知识社会学之父舍勒（M.Scheler）则主张将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知识，即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另一类是经验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舍勒所说的经验知识就是关于对物理世界作逼真描绘的真理知识；科学哲学中的“维也纳学派”则将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解释为不断被经验事实所“证实”的过程，将科学知识性质定位解释为追求真理，将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解释为连续增长型。由此可见，以上这此学科均从各自的视角对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性质定位及增长方式作出了近乎一致的解释。这里我们还是以科学社会学为主线来探讨这些问题。
科学社会学诞生于本世纪30年代，成熟于本世纪50年代，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首创。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定域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观类型的科学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科学计量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于知识发生过程的研究相比，默顿科学社会学则尽量回避对知识发生过程的研究，反过来，知识社会学则尽量回避对科学知识的研究，理由是科学知识系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知识的发生过程不为社会人文因素所左右，知识社会学不适合科学知识的研究。于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知识社会学，均不愿以科学知识作为其研究对象，倒是科学哲学一度成了研究科学活动认知过程的霸主。
如果说知识社会学不以科学知识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系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其发生过程不为社会人文因素所左右，其理由似乎非常充分，那么，默顿科学社会学既然已经明确地将科学活动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可又为什么尽量回避对科学活动认知过程进行社会学研究，以致于将科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实验室给神秘化呢？这看起来似乎象一桩悬案，但只要让我们细心品位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定，这桩悬案就会迎刃而解。此处我们先就其基本假定作些交代。
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定包括如下几条规范：①普遍主义。强调科学真理检验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论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标准，且这种标准与先前检验知识的标准是一致的。②公有主义。强调所有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应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他，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因素来决定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思想，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主要动力来自其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强调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可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之间存在着绝对固定的界限，主张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加以检验。⑤体制化目标，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
现就此作些展开。首先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都是一些严格遵从上述规范的“理性人”，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就是这些“理性人”依据“理性”标准生产出确证无误知识的过程，科学知识的性质定位就是追求普遍真理，整个科学事业的体制化目标就是要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只要所有科学家严格遵从这几条规范，并且将之贯穿于体制化始终，那么，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便是纯粹的智力操作过程，社会学家无须介入其中，社会学家的职责就是要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论文产出率，论文引证率，就是要研究科学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与功能，就是要研究政府应作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证科学共同体体制化目标的自主性。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什么要尽量回避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如果说知识社会学回避科学活动认知过程的结果是将整个科学活动给“黑箱化”了，那么，默顿科学社会学回避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则将实验室给“黑箱化”了，科学家在实验室内被认为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为利益而科学”，“为职业而科学”。作为整个科学事业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ersible hand）”引导下向前发展的，科学计量学研究还显示，科学知识的增长速率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基本上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社会外部因素只能作为其给定的界面条件，或加速或延缓科学事业的发展，它不可能影响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不可能影响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主性，不可能影响到整个科学事业体制化目标的实现。
2 “求真”知识投资与收益的边际分析
本文在此无意去追究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生产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是否严格地遵从了默顿的几条规范，也无意去追究科学家所追求的“真”是否就是“真”，“真”真到什么程度，科学家所生产的知识是否就是“客观知识”，“客观”客观到什么程度。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探讨是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专利，是科学认识论研究的范畴，恰恰相反，本文是将科学事业的“求真”定位作为既定前提来探讨知识发生学与“知识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并且直接将待探讨的问题设定为“求真”知识的投资与收益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
“求真”知识的生产与面包的生产一样，均是在使用特定生产要素，特定原材料，在特定技术关系条件下生产的。科学计量学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速率自第一次科学革命以来基本上遵从与时间平方成正比的结论仅仅是对杂志数量、出版物、论文篇数所作的统计来说明的，这种说明只能从量的扩展来表示知识的增长，而不能从质的维度来表示知识的增长，基本上是针对知识还处在“粗放型”增长阶段而言的。当知识已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之后，科学家由“业余生产型”转化为“职业生产型”之后，科学计量学的这种统计方式就显得过时了，甚至即使在“粗放型”增长阶段，这种统计方式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还是有争议的，爱因斯坦一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牛顿一部关于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著作是不能与一般科学家的一篇论文和一部著作等量齐观的，至于在“集约型”增长方式条件下，科学计量学所得出的结论则实在是牵强附会的。
诚然，即使我们不必追究这一结论是否可靠，并且我们假定这一结论是可信的，那么，按照这种增长速率，科学出版物总有一天将犹如大气层那么厚牢牢地裹着地球。事实上，科学出版物自东西方“冷战”解冻之后已停止增长，从事“求真”知识生产的“工人”在美国20—30年代就开始出现“转岗”和“跳槽”现象，其中有一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领域谋求新的工作岗位，以致于数理经济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革命性进展，可以说整个数理经济的大厦就是在该时期奠定的。
及至90年代，在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大草原的底下，已经耗资达20亿美元，被科学家用来演示“希格斯”玻色子的超级超导对撞机实验室的投资计划在最后关头被国会否决，以致于对撞机的管道里已经积满了污水。
1993年，美国国会又砍掉了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NASA）的“探索地外智慧”（SETI）计划。
此外，向火星（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其他文明的地方）发射载人火箭的夙愿，也已经被无限期推迟了。
美国政府在取消这一系列科学探索活动计划时并没有公然否认“求真”知识的生产价值，而是认为相对于政府要解决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而言，耗资数百亿美元仅仅获得关于“我们是什么”及“我们来自何方”，“在遥远的将来我们将走向何处”，“地球是否是‘人择原理’所解释的唯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地外是否还有其他文明”之类的观念性知识，而置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的失业于不顾，置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于不顾，是不合适的。
这一系列事件均说明了“求真”知识的生产已经进入了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年代，说明了“求真”知识的生产已经面临“资本瓶颈”的严重制约。一方面，社会公众与政府对“求真”知识生产的关注热情呈边际递减趋势，这些知识所能给他们带来的福利正日趋遥远，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对社会公众及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也更加含糊，这就从知识的消费一方解释了“求真”知识的生产已经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冷战”结束后，从事“求真”研究的科学家的社会声望已不能同“冷战”期间同日而语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向更深远领域的拓展，去观察宇宙更遥远的物理现象，去探讨物质更深层的结构，科学活动的研究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攀升，一旦其研究成本超出了社会公众与政府预算所能容忍的限度，一些重大研究计划或者被取消，或者被延期，一旦资本要素的投入滞后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知识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便开始呈现出来。
再则，随着科学事业由常规领域推进到越来越远的前沿，“求真”知识的创新也变得越来越难，科学在走向终极目标过程中将越走越慢，就像芝诺悖论的乌龟。科学家只能通过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来认识自然，为此，他们必须去探索那些尚未被认识的领域，那些密度更高，温度更低，能量更大的领域，这些都在不断地打破基本的极限，但这些需要更加精确、更加昂贵的设备，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使人类给予科学事业以一个明确的限度，科学作为经验的、实验的学科，必定面临着经济资源的严重制约。
3 知识发生的“求善”转向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解冻以及东欧巨变，使得欧美等国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他们纷纷调整各自科技政策，一些大型实验室正朝着“求善”方向发展。“冷战”的解冻也同样为中国带来了契机，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及时给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这个重要决策对我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效应，我国一些科研院所，尤其是国防总参、电子工业部所属科研院所积极朝着“军转民”方向发展。随着“知识经济”呼声的不断高涨，中科院已经着手规划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旨在将我国大部分科技知识的宏观培育方向调整到“求善”轨道上来。可以说，“求善”定位在当代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在制定各自科技政策时的共识，再加之“虚拟技术”的广泛运用，大量知识资源完全可以被借用到“求善”纬度上来，对此，我们完全有把握说，“求善”导向的科技政策将会长期地维持下去。
如果说宏观的科技政策犹如“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引导着科学知识的发育方向，使之朝着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的轨道上转变，那么，对于那些知识生产主体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同样需要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赢得荣誉，获得承认，作为整个科学事业才会有进一步壮大与发展的社会生存基础。应该承认，他们的“求善”渴望并非始自宏观科技政策调整之后，“求善”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先于看得见的手在引导着实验室的运作，至于它是怎样引导实验室运作的需要人们步入实验室去亲身体验。这就是当代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早在70年代，“知识经济”还没有被人们广泛谈论时，科学知识发生的“求善”转向还没有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时，甚至还没有被人们所意识到时，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步入科学家的实验室。及至80年代，实验室研究已遍布欧美许多国家，以致于这里成了社会学家经常出入的场所。如劳（Law）和威廉斯（Willims）对Keel细胞生物实验室的考察；林奇（Lynch ）对Iruing 神情传输实验室的考察； 谢蒂娜（Cetina ）对Berkeley 生化和蛋白移植技术实验室的考察， 拉图尔（Latour）和伍尔加（Woolgar）对吉列明实验室的考查，等等。 这些社会学家通过对上述实验室的长期考查后所作出的重大发现主要体现在拉图尔（B.Latour）和伍尔加（S.Woolgar ）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1979），谢蒂娜（K.D.Knorr－Cetina）的《知识的制造》（1981）、《观察到的科学》（1983），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透过社会跟踪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作品之中。依笔者的理解，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作如下归纳：
（1）科学家是“经济理性人”。 无论是以“求真”为其追求目标的科学家，还是以“求善”作为其追求目标的科学家总是期望借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赢得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他们在追求并实现这一目标时虽然知道会给社会带来福利，却并不知道会给社会带来多少福利，但他们这样去追求时却更加有效地增进了社会福利。作为提供科技政策的和制定激励机制的政府部门应积极鼓励科学家去自由地追求其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当且仅当科学家的自由研究目标与社会所需要的研究目标相冲突时，政府才可以提供适当的科技政策（依笔者之见，它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和激励机制（依笔者之见，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对科学活动的宏观调控。
（2）科学活动中存在着选择问题。 科学家要么是在成本给定条件下追求产出最大化，要么是在产出目标给定条件下追求成本最低。科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成本要素构成之一的科研经费是极其稀缺的，作为成本要素构成之二的研究能力及时间成本也是稀缺的，作为成本要素构成之三的课题组内部的和谐关系同样是稀缺的。科学家是在这些稀缺性给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如研究什么，研究多少，为谁研究，如何研究，等等。
（3）大学实验室是生产“知识商品”的企业。 大学实验室作为知识产业中的经济组织，其运作方式与一般性企业并无多大差异，主动地接受市场需求拉动，并适时地向市场推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不失时机地创造市场机会，赢得“超额利润”，实现知识生产的“资本再循环”是它们的基本目标，将实验室视为单一地生产“公共物品”的看法已成为过去。
（4）“知识商品”的价值由供给与需求双方决定， 有时需求可以单方面决定其价值。既然“知识商品”的价值是由供给与需求双方决定的，有时是由需求单方面决定的，那么，科学家在作出生产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市场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是否可以借助于供给创造需求，稀缺度如何，等等。这些需求当然包括信仰方面的和物化与可物化方面的两个维度。
（5）实验室检验知识的标准是多重的，有秩序的。 由于实验室内的科学活动是在成本给定条件下进行的，是在负荷着利润最大化目标条件下进行的，科研经费的稀缺性和价值实现的市场决定共同促成了科学家在使用标准时必须遵从经济的、社会的和实验室自主的多重标准，如在对研究成果进行价值评估时首先得采用经济的和社会的标准，然后才能考虑“求真”，且在使用“求真”标准时还得考虑成本的预算约束，有时即使在“求真”与“求善”意义上是无价的，但考虑到成本的约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课题的研究。如谢蒂娜在Berkeley实验室就目睹了这样的事实：该实验室在决定实施一项关于从高蛋白微生物体内分离出适合于人体吸收的蛋白质实验计划时就由于实验成本过高而终止。
4 知识发生学与“知识经济”
由以上归纳可见，生产“知识”和生产“面包”一样，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实验室要维持“生存”，谋求“发展”，就必须以市场需求定位，即使在被认为是探讨物质结构、揭示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知识的生产领域，实验室为赢得社会认同，也要看杂志编辑及出版商的偏好。因此，实验室负责人不仅要充当“科学家”角色，而且还要充当“董事长”、“总经理”的角色，他通常要就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实验资本的投入同政府的科学基金组织、工业界、出版界、政府官员，乃至社会慈善机构进行磋商。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的日常生产活动已经跨越科学共同体、政府、企业与社会四大部门，实验室内的种种选择及决策过程已不仅仅为科学家所左右，而且还为政府、工业界及社会所左右，科学家已将自己的实验室与政府、工业界及社会等部门的关系视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为维持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科学家不得不同这些部门的利益“代理人”彼此交换“科学家”角色。
由以上探讨可以看出，经济活动的运作需要知识，科学活动的运作也需要走向经济，需要资本，以专产“求真”知识为主导产品的，长期游离于经济活动的科学事业（如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主张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目标的自主性那样）在当代是找不到多少生存理由的，经济资源对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日益递增的制约作用势必迫使其向“求善”方向发展，“求真”将作为“求善”函数的一个变量存在于整个科学活动之中，作为生产“公共物品”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将作为公共事业、公共工程由政府经营。就大多数实验室而言，他们的运作方式将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要充当“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产业”或先导型产业的角色。
就我国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状况来看，从知识社会学，尤其是知识发生学视角切入这一话题的还不多见，这不仅需要我们积极借鉴国外某些研究领域现成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对本土的大学实验室进行近距离跟踪考查，还需要对我国科技政策及激励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起到开先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