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程碑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两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终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位巨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里程碑。
一、走出历史的沼泽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和难题的解答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发端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主复兴运动起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属于“外发型”。
“外发型”的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外国现代技术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可谓壮志未酬。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页。）。“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性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由帝国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时，它就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外发型”现代化遇到的又一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尤为如此。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中体西用”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它一开始就歪打正着触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然而，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全盘西化”论，以至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文化嫁接方案，都没有解决这一文化难题。
实际上，任何“外发型”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并认为新的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形成，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演化，也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而是一个将中、西、俄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分析、批判、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卷，第706页。以下引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对其进行去芜取菁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自我创造，在走向“世界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不应失去“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即使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卷，第707页。以下引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
毛泽东的文化观正确地解答了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其真谛就在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民族化的再创造，使其植根于本土文化并成为契合民族特点和具备民族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要素。
这样，毛泽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探寻到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并科学地解答了其中的难题。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现代化运动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中国社会由此“换了人间”。
二、成功与失误的交织：“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任务；此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又提出并探讨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首要内容就是国家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应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工业革命一开始就是与科学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甚至走到工业革命的前面，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这样一条发展链。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提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同时，又提出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并认为中国工业化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从而以“跳跃”的发展形式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政治民主化，使“人民主权”由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是政治民主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成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这是毛泽东追求的政治目标。毛泽东1950年访问苏联时，就对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卡德尔说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注：〔南〕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动态》，1980（12）。）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民主权”应从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多次提出“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问题。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以及主体真实性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政治理论的聚焦点。
建设“现代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同样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应该采取“倒行法”，即首先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然后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发展规律，因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而马克思说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在人类历史以及文化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一样的情形。因此，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针对苏联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来的，它本身就具有民主和科学的双重性质。毛泽东之所以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精神世界”以及真理发展的规律，因而构成了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方针，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规律、途径和内在机制。这是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的深刻内涵。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尽管这条路线不是那么明晰，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毕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
当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 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换言之，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二重化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这种二重化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两个问题上。
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生产会出现“资本主义的鬼”，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不理解现代化既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过程，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而市场经济则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现代形式。
在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上，毛泽东先是看中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模式，后又提出“五·七指示”公式，即“以……为主，兼学别样”，力图通过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用“同构群体”取代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人民公社模式到“五·七指示”公式，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早年接受过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在他那里已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在酝酿思考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时，毛主席的头脑里是浮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宣扬过的‘新村’模式和中国史籍中描述过的‘大同’思想的，他的思想已经有些偏离历史唯物论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7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毛泽东的悲剧是巨大的历史悲剧。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二重化及其失误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和民族的人格化身。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都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三、展现新的天和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拓展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曲折历程表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现代化的内涵有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还有待开拓。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的是邓小平。对中国以及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了具体的“构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构想；关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关于“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的构想；关于在向世界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构想；等等。这种种具体“构想”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总体构想”。邓小平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实质就是用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所以邓小平认为，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而且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的深远意义。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分工不发达和“二元经济结构”，而二者又是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发展商品经济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深谙这一点，并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民主”。这就是说，改革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经济运行机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民主及其制度化、法律化是现代化在政治上的特征。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在邓小平那里，现代化是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生活民主化”，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由伦理型社会转向法理型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实践。
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他同时深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进入开放、交往行列中的民族可以避免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时间耗费，并能以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因此，对外开放，进行国际交往是使中国以“跳跃”的发展形式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现代性”内容，但它确实又具有源于西方民族传统的特殊形式，并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般要求的现代化。
就这样，邓小平拓展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四、至关重要的制度创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次极其艰难而又至关重要的制度创新。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经济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种体系并存的“二元经济”，而在美国，“计划体系”的地位甚至高于“市场体系”。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现实的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现实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这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个人正当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过程缺乏个人经济利益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信息收集和传递上存在着内在缺陷，难以充分、及时反映复杂多变的供求关系，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这一短处正是市场经济的长处，所以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在当代， 市场经济集中反映了商品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的确具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机制，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经济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旧式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由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之间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并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界限。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成为一种可能。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一见解的深刻内涵了。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矛盾；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马克思早已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缺陷，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至今仍发人深省，并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一定制度环境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有共同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建立在新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对此，邓小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他提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提出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及其改革的关系。
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道路和模式，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过来，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又会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引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
五、走向开放的世界：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改革和开放，这是现代化，尤其是“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子”。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国家全面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已经“一体化”。开放的世界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走进开放的世界，必须建构能够适应开放世界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部结构能否吸收、消化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一个社会内部流动的外部化，就是对外开放；内部结构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结构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所以，1979年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指导思想的大转变时，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按照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计，当代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开放格局。
与地域开放格局相适应的，是面向世界全方位的开放。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句话，“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这是因为，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它们或者在技术方面，或者在资源方面，或者在市场方面，或者在资金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所有类型的国家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或不断增强着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因此，只有全方位的开放才能博采众长而创新。
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中，开放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从逻辑上看，邓小平多层次开放的思路是：科学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向世界开放、学习、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经济领域的开放首先是对外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先导，一个国家由封闭自觉地走向开放，往往是因为发展了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也往往是由于先进民族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经济领域开放必然导致文化领域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善于批判继承当代西方文化，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
地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当代中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曾经拥有大汉盛唐，名扬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的开放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
历史把中华民族推上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舞台，产生了两位历史巨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并初步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则科学地解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并开拓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正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中，可以透视出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会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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