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研究与“异文化”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本土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644(2008)04-0011-04
随着本土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对异文化的观念似乎也在改变，即过去将异文化理解为遥远的异邦或异国民族文化，而现在一些学者倾向于在本土或本国寻求“异文化”。关于本土研究，人类学界已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本土中的异文化问题，即“本土文化”与“本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关联性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试图就地方性知识与研究者的关系、调查者的角色等几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人类学/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传统
人类学/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现代人类学发端时期的人类学家里弗斯、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里查德、塞利格曼等无不到遥远的异邦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里弗斯于1901-1902年对印度南部托达人调查，1908年到西所罗门诸岛调查，1914年又到美拉尼西亚调查；塞利格曼于1904年到美拉尼西亚调查，1907-1908年又偕同妻子对维达人进行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06-1908年，赴印度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又于1910-1912年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中调查，此后，他曾到南非、美拉尼西亚群岛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过多次田野工作；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26年至1930年期间，对赞德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大概20个月。
后人在这些学者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典范式。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应该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土著社区中生活和观察，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并撰写民族志。人类学倾向于把这样的调查视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发生了转变，西方人类学家不能再自由出入那些“原始部落”或原来的殖民地国家，而且以往被视为调查重点对象的“原始文化”也发生了变迁。
在中国(包括港台学者在内)，真正走向异邦研究异文化的学者屈指可数。李安宅于1935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印第安部落祖尼人中作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两年后于《美国人类学刊》发表了该次调查结果；乔健先生于1965年在印第安的一个部落拿瓦侯(Navajo)中作了近10个月的民族志调查，写成博士论文；李亦园先生则于1962、1963、1966年赴东南亚进行有关华侨的田野调查。近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开始赴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1]
尽管人类学研究仍保持着异文化调查的传统，但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将视线转移到本土，或者在本土开辟自己的第二田野点。就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进行的是本土田野调查。本土田野调查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基石。中国的人类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在致力于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他们不仅因为本土研究的成果奠定了其在中国人类学的地位，也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事实上，他们虽然进行的是本土文化研究，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在研究的某个阶段，却不是进行本民族的文化研究。如费孝通对瑶族的研究；凌纯生对赫哲族、湘西苗族、台湾高山族的研究；田汝康对云南芒市傣族的研究。许烺光虽然研究的是汉族，但他本人是东北辽宁的汉族，却在西南地区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进行研究，两地相距几千公里，其相异性是相当大的。这种相异性正体现了异文化的视野，它使中国文化的本土研究成为可能。异文化不等于异邦的文化，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无疑可看作是异文化。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都一律称为本土研究。[2]事实上，西方学者所谓异文化研究似乎有等同于异邦文化之嫌。不过西方学者对异文化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通过“异文化”的研究以反观“本文化”。在中国，很多学者研究的目的也不是要反观本文化，而是要突显本土文化，挖掘“地方性知识”。尽管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在本土文化的研究中没有强烈的“文化震撼”，但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能克服空间距离过大而带来的经费资助短缺等问题。
从研究者和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来说，尽管许多人类学者研究本文化，但他往往是离乡多年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已与当地文化疏离了。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了解当地生活的表面的知识，但却难以通观当地的特殊性知识。他可能对当地文化有一种认同感，可能因为站在主位的角度而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二、人类学/民族学本土研究中的异文化
自本土人类学(Native Anthropology)产生以来，学者们对本土人类学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方法都进行了许多思考。对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及所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进行了讨论，召开过相关的学术会议，并有很多国内学者投身于人类学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田野实践。
“本土文化”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李亦园曾经指出，国内存在异文化。同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本土文化也存在“异文化”。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有的是研究本地(研究者家乡)的文化，有的则研究国内其他民族的文化。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等被视为本土文化的学者，但他们只是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而不是“本文化”(my culture)的研究。同时，在本土文化研究中，还存在着本民族文化与本社区文化的区别；在本社区文化中，还存在特殊性文化与一般性文化的区别。一个田野调查者，即使他曾是某个社区中的一员，在长期离乡后，他将以一种新的角色进入社区的文化，可能他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相当熟悉，但他现在必须以研究者的身份接触当地的文化。
本土研究者角色的双重性及其角色的变换恰恰使我们能够触及问题的关键。作为本地人他能对本地人的生活作深入理解，而避免流于表面观察而产生文化的误解。但应该明确，即便研究本土文化，作为研究者的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也是不一样的。当人类学家进入某个田野点的时候，他不是带着自己的本土文化背景，而是带着某种学术背景去的，因此，即使研究者不能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他的研究者身份无论如何都不能使自己成为被研究文化的成员。费孝通、杨懋春等都研究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懂得当地的知识，他们只是在文化距离上与被研究者靠近一些。他们是带着他者的眼光开始进行田野调查的。应该看到的是，本土研究的成果往往也只是研究者的一己之见。无论怎样参与观察，都不完全站在主位的角度来看待当地文化。无论研究者怎样企图与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也都不能完全达到所谓的“客观性”。
从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大都具有“双重经验”。即既有海外研究的经验，又重在国内的研究；或者一些学者进行海外研究，更多的学者则进行国内的民族志研究；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海外学习了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本土进行田野实践。对中国人类学者来说，异文化研究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训练，但本土研究才是他们的最后学术旨归。李亦园认为，一定要先研究异族，从异族的研究中得到民族学的基本训练，发现其中的方法，学到怎样发现特别文化的本事，再回过来研究本民族。这是“最合宜的步骤”。本土学者进入其本土研究和田野实践，他所具有的诸多优势立即凸显：熟悉研究对象，甚至是其中一员；熟悉当地的各种背景知识，没有语言障碍；可以直接进入实质性的田野工作；调查时间可以比人类学经典调查期限(一年)更长，或许在他进行田野工作之前，已经有了相关经验和知识，等等。这恰恰是异文化学者所没有的。
毋庸讳言，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进行的本土化研究，但中国人类学的奠基者和许多后继者们都有着海外学习的背景，如林耀华、费孝通、吴泽霖、凌纯声、林惠祥、杨成志、李安宅等及王铭铭、阎云翔、杜杉杉、谭乐山及港台的人类学者李亦园、乔健等，有的中国人类学者还长期在海外进行着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所调查和研究的大多是本土文化，用外语写作和发表博士论文或其他学术论文，进行着人类学的国际对话。他们用双重的眼光看待本土的文化，用异文化的眼光和异文化的手段来研究本文化。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调查研究、林耀华对福建义序及黄村的研究、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等等，尽管都是本地的研究，但不是用“本文化研究”就能概括得了的。台湾的民族学家也类似，他们大多是先研究异文化(研究台湾原住民或国外民族，包括华侨)，从中得到一些研究经验，再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如李亦园最先研究排湾族，其后也研究阿美族、雅美族，最后研究汉族。他研究汉族也是先去马来亚研究华侨，再回来研究台湾的汉族。乔健先研究台湾的卑南族，然后到美国研究Navajo族，最后回来研究汉族文化。
本土研究者“力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中发掘文化差异”[3]，并在本土文化的研究中发挥着自己的优势，这正好弥补异文化研究所固有的缺陷，并为异文化学者与本土学者之间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取向。
三、本土田野调查的视野变换
关于人类学本土田野调查，学界似乎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调查的范式，相关理论研究还缺乏普适性和操作性。本土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传统的异文化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异，已成为人类学界的热点话题。如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异”与“同”的程度多深，本土调查需要多长时间合适，是否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本土田野研究中的研究者角色、研究对象、研究地点、研究的时间期限等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讨论。
本土人类学家，特别是出生于当地的人类学家，长期的当地生活经历，使他们能深入地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制度和宗教等。而许多有着异文化研究经验的本土人类学家，虽然要用相当的时间来了解当地文化，但他们在本土上能较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方式也可以更为灵活。当然，本土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调查者被认为存在“出不来”的问题，原因被归结为，调查者对本土文化熟悉，其思考和描述带有一定偏见，等等。而克服这些问题，文化视野的变换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土化的研究也必然带来研究者在本文化中到底占据什么角色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之前，是否已全部掌握了当地的文化，他们是否是当地文化的持有者，作为一度远离了自己的母文化的研究者，他们与本土文化是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距离等等。很多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外显的，而是隐藏的，研究者需要长期调查研究才能把握，如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地方组织。本土研究者并不能全部掌握地方性知识，而且他们大多只了解地方中外显的或普通的知识，而不了解那些特殊的或专门化的知识。现在许多研究者常常是带着某些问题，甚至在某个科研项目的资助下进入本土田野的。“文化震撼”可能只是短暂的心理感受，当熟悉并长时间在当地人中生活，就会觉得当地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很平常的。有学者认为，本文化研究缺乏敏感性，存在盲点，应该说，对异文化研究，盲点更多。无论异文化或本文化研究，虽然强调整体研究，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生活于其间的人更多是只具有感性的知识，而研究者是个理性的人，他要用感性的东西(文本)体现理性。
本土研究的出现，还引发了人们对马凌诺夫斯基所创立的经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马凌诺夫斯基是方法可归纳为：与调查对象一同生活一年以上时间；学会并运用当地的语言；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民族志，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一调查方法所存在的局限，即这种方法更适合前工业社会的小民族或小型社会的调查，但是，一年时间只是一个生产生活周期，但也并不足以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制度和宗教、世界观。[4]事实上，一年以上的调查时间和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许多人类学家并没有做到。特别是由于本土研究方法的出现，一年以上田野调查时间的金科玉律不再为人们所坚持，调查时间的长短更为灵活。在语言方面，很多学者强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学习当地语言”，通过学习语言来理解当地文化。在英国人类学家巴利看来，半年内就掌握一种新语言的说法简直就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将身经百战的人类学者勾勒为独行侠，进入一个聚落，打理好住处后，便在几个月内‘自然学会’当地语言”。埃文斯-普理查德则认为“流利地说一种语言与理解它是非常不同的。”[5]现在田野调查很多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研究少数民族时，本土调查虽然也有学习语言的必要，但这已不是首要的条件，因为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会讲汉语，沟通上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要花多长时间学习当地语言的说法，并不是人类学田野必须遵守的不变准则。
由于各自在方法上的优势与局限，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之间可以互补，因此异文化的研究者与本土文化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并进行广泛对话和交流，在各种视野各种维度的变换[6]中实现文化的理解。合作也可以在有着文化背景差异的本土学者之间进行，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也要强调当地本民族学者与异地或异民族学者之间的合作。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异文化研究的标准来评判本土研究，也不能固守于本土研究而排斥异文化研究。其实在中国，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的合作与交叉早就进行了。
尽管本土化的研究常被怀疑与责难，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却不庸忽视，本土研究的学者队伍越来越壮大。人类学的发展进程表明，不可能每位人类学家都要研究异族和异域的文化，我们可以在采取异文化的方式进行本土研究，并在异文化的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的互补中，在文化视野的变换中实现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