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生产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状况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2-0071-05
一、知识生产的意义与文学理论学科生成
20世纪之前，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难以想像的，更不用说作为文学现象之思想概括的文学理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文学一直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载统治者之道的工具而存在的。即使在西方，人文学科的出现也是比较晚近的事儿。沙姆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指出：“‘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来界定的，其他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1](P16)现代科学的标志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一门学科存在的根据便是它能在教育体制中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能够根据一定的行规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创造，成为一种知识生产和消费体系。
中国现代知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文化接轨的结果。现代学科本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文艺复兴之后，大学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场地。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领域也越来越趋于科学化和专业化。大学里分成不同的系科，对不同性质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传授和教育。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实用型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阻挠着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2](P578)，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具体的、实证性的知识难以立足，科学精神难以孕育，更谈不上形成相应分支的学科了。在此情形下，也根本无法产生文学知识的生产活动。在文学批评领域，所谓理论文章也大都是一些鉴赏性质的文字，基本上停留于个人感悟的层次上，还说不上对文学创作和发展规律的知识性探讨，因此，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叶燮的《原诗》那样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文学发展史上极为少见。在文学研究领域，多的是鸿儒、通人，少的是学者、专家；有的是经、史、子、集的整理和校勘，缺的是文学史、文学理论之类的学科性质的研究。鸦片战争后，由于一系列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中国知识界乃至政府阶层不得不考虑向西方文化学习。在经过观念上的“体”、“用”之间的激烈的争吵之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理念终于为中国的政界和知识界所接受，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也渐为现代中国教育界所效仿。在《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的有关规定中，“文学概论”已赫然出现于“文学门”之中[3](P73)，文学知识的生产已被明确列入专业化教育的培养目标。1913年4月，在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令》中的“第二章·学科及科目”中，“文学概论”仍然是作为重要的科目出现于“文学门”学科之下的[3](P101)，这表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大学的建制中出现。不过，这时的文学概论课并非列于“国文学”而是在“梵文学”门类之下，似乎不入文学研究的正宗。在“国文学”科目之下，是以倡扬国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法”以及文字、音韵之类的课程。这表明传统文学理念一时还难以被人们突破。直至1939年，在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文学概论始被列为文学系的第一必修课。[3](P1002)
不管怎么说，新的教育建制给文学知识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文学创造的规律从此可以作为知识加以传授，理论分析代替了传统的感悟式评点，可以量化和操作的体系型现代知识教育取代了古典的耳提面命式的心传教育，知识开始出现，文学发生了转型，传统文学经、史、子、集的分类让位于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的研究和传授。由于教育体制和话语自身演化的原因，最初文学知识的生产类型和形式并不十分明显。从学科建制的方面来看，早期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没有严格的控制和要求，没有制定和推行统一的文学教育大纲，许多高校，包括有名的清华大学，一直都没有在中文系设置文学概论课程，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从话语自身生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重直觉感悟而轻理论，重考据和实证而轻思辨和分析，文学研究印象点评多而逻辑概括和论证少，要使这种体验型文学传统向现代知识型文学体系全面转化，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
幸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教育理念的追求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文学的地位，对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加以思考，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著作相继出台，连田汉、郁达夫等作家也根据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了名为《文学概论》的教本。但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概论教本还远远不够成熟。首先，教材受政治的影响和规范太大，在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上远未深入到文学自身的特质。比如，潘梓年与王森然二人将文学概论写成了“一般文学知识＋革命文学理论”的杂拌儿，李幼泉、洪北平二人干脆将他们所著的《文学概论》变成了“三民主义文学理论”概要。这类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其次，这个时期的文学概论对基本的文学概念和范畴缺乏提炼，对文学规律更是缺乏独立的观照，结构和体例安排也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和照搬外来教材，如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美国学者韩特等人的文学概论教本，连其例子也照搬不误。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只能说尚处于草创阶段。
二、文学知识在40年代教育建制中的发展
40年代，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44年，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有145所，较之30年代增加了37所，大学的研究所有49个，较之30年代增加27个。1938年4月，民国教育部颁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内含九大方针和17条要点。九大方针中的第六条为“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第八条为“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第九条为“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其实施的17条要点中，第2条中有“每一学校之设立及每一科系之设置，均应规定其明确目标与研究对象，务求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第4条中则有“对于各级学校及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第12条规定为“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成立，以提高学术标准”。1939年2月，民国教育部又发布了“整理大学课程的三个原则：（一）规定统一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至于课程内容科目，则规定有共同必修、分院必修、分系必修及选修各类”；“除了整理课程外，教育部还对高等教育作了许多措施来改进高等教育的素质，这些措施包括编印大学用书、审定教员资格、举办统一入学考试与学业竞试、实行毕业总考、推行导师制度，兴划一大学行政组织等”。1940年3月，民国教育部又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确定了国民教育制度。可见，当时的教育建制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给包括文学在内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文化空间。此外，为应抗战文艺宣传之需，当时的国民政府还特意“改办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国立戏剧学校各一所”，“战时在重庆设立了国立音乐院，在福建设立了国立福建音专，并恢复了上海音专”[4]。
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也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研究空间，或者说特定的范围和场域。40年代文学理论作为成熟的学科，其表现有三：一是当时的理论家有着极为明确和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二是文学家对文学观念认识的深入和文学知识范畴的递归；三是文学观念以及相关的概念、范畴进入高等教育的建制之中，以知识传授的形式介入了历史。
在学科建设方面，当时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指出，“一种科学的进步，首先系之于它所探讨的对象的概念之确定”[5](P1)，并认为文学应当“也是一种学，一种专门之学，一种应该成为有体系，有原则，有确切概念的学”[5](P3)。对此，该书提出了有关文学科学建设的相关构想，即研究文学的科学首先应当是一种“文艺体系学(Literarsystematik)”，“文艺体系学也就是文艺美学(Literaraesthetik)，其中包括诗学(Poetik)，或称为文学原理（但中国不幸的名词是文学概论！）以及文艺中各种成分的专门研究”，“在文艺体系学之下，其应用即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而普及化，就是文艺教育(Literarpadagogik)”[5](P16)。李氏对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界定和划分并非完美无缺，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讲，其逻辑性也不够十分严密，但就当时理论发展的状况而言，其认识水平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文学观念是一个时代文学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它体现着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向达到。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一个学科在成熟以前，往往同时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观念，不同的理论家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作出不同的解释，以此表明自己的认识，并同其他理论或观念相颉颃。但到了它的成熟期以后，对同样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整个学术界便会在某些重大问题或观念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3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尚未取得统一认识，严格说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而在40年代，“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已为文学理论家普遍认可，这在作为文学观念凝定形态载体的文学理论教材上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王秋萤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底基础知识》等文论教材均以此概念界定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无疑是一个学科的同“肌质”和要素，是一个学科赖以成立的支撑点。概念和范畴是人们对事物性质和特征的概括，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稳定形态的表现。从人类深层心理和意识的层面而言，认识的需要和动力源于人类对世界稳定性状态的一种内在追求。“给不确定者以确定”之所以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其原因即在于此。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给4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40年代的文学实践又给文学家概括、总结文学现象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和材料。所以，在这个时期，反映文学本质特征和内部规律的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如“文学的典型”、“文学形象”、“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倾向性”、“艺术概括”、“创作方法”、“风格”等，经过理论家的反复探讨，大体都已确定下来。文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确立标志着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已经告别了以评点和鉴赏为特征的古典阶段，具有了独立生产理论话语的能力，一个新的文学生产场开始在文学创造的空间中出现，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作为知识加以传授成为可能。
在现代意义上，无论何种类型的认识成果，如果它不能被纳入一定的学术规范的模式，都是不能被称为知识的。40年代，文学理论概念和范畴进入了学术建制即大学的课程，并形成一整套学术话语，成为可以传授的知识。国统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由作家李广田讲授文学概论课。（注：1948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李广田的《创作论》，就是他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学概论课的部分讲稿，全部讲稿经他的女儿李岫整理后，于1982年11月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名为《文学论》。）西南联大开设文学概论课，结束了此前清华大学中文系不设文学概论课的历史。从当时最高国立学府课程结构的变更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文学理念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
延安新生的红色政权显然注意到了教育建制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加上考虑到战争期间文艺在宣传鼓动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所以，在中共高层，由毛泽东亲自牵头，发起创建了一个专门以传授文艺知识为目的的高级艺术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1939年7月，延安解放区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下设四个系，文学系主任何洛亲自讲授文学概论课[6](P143)；鲁艺也开设有艺术概论课，据穆青回忆，时任艺术概论课的教员为中共资深文学理论家周扬[7]。在由毛泽东等人署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中，“文学”概念是包含在“艺术”这一概念之下的。[8](P781)1941年6月发布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招生章程》中，文学系科目中就有“文学理论选读”一门”[9]。由此可以推想，在鲁艺的文学课程中，文学理论是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40年代的高等教育建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鲁艺制定有明确的教育方针，那就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0](P786)其后又加修改，将教育方针规定为团结与培养文艺专门人才，致力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艺事业。[11]194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罗迈在鲁艺所作的《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鲁艺“正规化学制的确立问题”以及“课程、课程标准及教材的编审问题”，强调鲁艺要向专门化方向发展。[12]为向正规化和专门化迈进，鲁艺还专门作了相应的机构上的调整，对此，《解放日报》于1941年6月11日还特意做了题为《鲁艺确立正规学制基础》的报道。专门化或专业化是现代科层教育内在理念的体现，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进入高等学府的课堂，进行专业化的知识传授，都是它走向成熟和发展的重大表现。
文学概念和文学范畴进入大学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认识的成果经高等教育的建制成为规范性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的专业化、学科化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的建制给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生产空间，这就使文学理论摆脱了传统上对文学创作的依附地位，彻底走向独立。不惟如此，它还使整个文学概念、文学要素的构成及其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后，不仅不再受创作的规范和支配，相反，创作本身从此还要诉诸理论的法庭，在其间寻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创作和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此发生逆转。无论是理解文学的本质，还是阐释文学作品，没有理论可以说寸步难行，甚至文学理论自身的规律，都须借助理论才能得到说明。
在40年代，文学理论还只是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从此它可以和文学创作分庭抗礼，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作家的创作面貌和方向，对读者阅读作品的趣味和审美接受的导向也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及至后来，理论膨胀到了“大于”创作，即理论超前于创作，理论支配、规范作家创作性质和面貌的地步。80年代中期，由《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发起的“现代派诗歌大联展”活动，其中出现的宣言迭起、流派林立，先标举理论而后进行创作实验的情形，标准体现了这一性质。而在此之前的“寻根文学”的崛起，也是一些作家先从理论上提出“寻根”的要求和审美创造的意向，进而有一批作家进行自觉的创作实践，从而在文坛上掀起了“寻根文学”的热潮。这些情形都是对文学理论取得了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郑万隆的《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等文章，可以说是发起“寻根文学”的群体宣言。）在文学理论学科建制的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20世纪始，中国文学进入了“文学理论的世纪”。
三、媒体在学科建构中的作用
信息即知识，这是现代传播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传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看不见的观念要通过看得见的物质载体才能得以传播和接受，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在这一点上就可得到轻易的说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同传统农耕社会的一个很大区别，就在于大众传媒的昌达。古代中国，由于印刷和教育条件的限制，文学只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少数人的事儿，也是一些达官贵人附庸风雅、卖弄才情的重要手段。在此情形下，文学犹如“王谢堂前燕”，根本飞不进“寻常百姓家”。现代社会，发达的印刷业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宽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从而也改变了文学传播的方式和规模，文学传播突破了以手工书写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社会那种封闭的状况，不再为小部分人所垄断。从此，报纸、杂志与大学的课堂教育联手营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场域，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生态系统。因为，单靠高等教育建制内的传授，文学观念和文学规律是不可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和接受的，或者说，文学知识要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依赖迅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文学知识可以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深入民众，得以普及。沈从文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从教育观点出发……报纸分布面积广……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13]。而且，在传媒支配信息的情况下，文学生产更多的是服从市场的自然需要，而非听命于少数统治者的意志，这就给普通民众参与和介入文学提供了机会。如果说，高等教育建制是文学知识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那么，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则构成了文学知识传播和流通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从流传的速度和传播的范围上讲，它还远远超过前者。因为，普通的文学消费群体即报刊读者的数量是职业知识消费群体即在校大学生无法比拟的。而且，在传播文学的新知识、新动向方面，报刊往往是捷足先登，课堂教育和传授相应滞后。
40年代，报刊作为话语资源的散布和集结地，其重要性不但为职业文学家所注意，也为权力的控制者所注意。以国统区而论，许多卓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左翼如茅盾、胡风，右翼如梁实秋、陈铨，自由主义文人如朱光潜、沈从文等，都是一些重要刊物或报纸专栏的主编或编辑。除了职业和生计上的考虑，抢占话语阵地，争夺话语的领导权，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是更为主要的、内在的原因。因为从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上来看，报刊往往会吸引和集聚一大批文学知识分子，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团体的兴衰和文学中心的转移。有评论家在回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时说，“华北……是新文艺初期活动的中心……号召青年的权威刊物《新青年》和《新潮》之类，显然也以北京的知识阶级为阵营，影响了无量数的读众”；其后，新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显然以上海为活动的中心。前者拥有商务印书馆，为出版的根据地；后者也自己发行了不少的日报，月报，季刊，丛书。从这两个团体出现以后，加上从前一部分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的南行，华北文艺界在外表上很容易看出不如华南的兴奋和进步了。也从这以后，上海有着出版印刷发行各方面的便利，逐渐代替了原来华北文艺界的光荣地位。这以后的文艺活动中心，便从华北迁到上海。所谓‘中心’，不外人的活动和书报的发行”[14]。所以，40年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先是以《文艺月刊》作为直属刊物，并于1942年7月和10月先后创办两家文学刊物《文化先锋》和《文艺先锋》作为其直属单位“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其部长张道蕃亲自插手过问。台湾学者王聿均指出，这两家“姊妹刊物，与左翼相对垒。因为纸张储备，经费预算，都有通盘筹划，直至抗战胜利，未曾脱期”[15](P88)。在当时国统区经济凋敝、纸张紧缺、印刷困难、许多文艺刊物因此而倒闭的情况下，这两家刊物稳坐钓鱼台，得以长期支撑下去，足见国民党官方对传媒的重视。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但在各个解放区有自己相关的报刊，还在国统区发行《新华日报》，借其副刊和专栏传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日伪殖民当局则试图通过报刊传布其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对有碍其殖民统治的报刊则予以查禁。仅在1931年至1936年间查禁的书刊就达800万册之多。[16](P1) 40年代后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殊死搏斗的过程中，文学理论话语在配合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其作用日益凸显。激烈的政治斗争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理论话语生产的内容及性质，何其芳与冯雪峰在文艺功能认识上的论争，郭沫若对自由主义作家萧乾等人的文学思想的批判，都有政治色彩强烈的语汇渗入到文学理论话语之中，而在邵荃麟的文学评论文章中，“阶级性”、“人民性”等是其间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理论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解放后，文学理论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以学科的形式开始了对历史新的一轮的介入，这自然与40年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着直接的承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