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政治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民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民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治问题，如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传统民生政治观和民生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积极应对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新时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因此，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民生思想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传统民生思想
最早的民生思想源于先秦时期。当时，为了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是出于对百姓生存状况的同情，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在民本思想框架内纷纷提出了改善民生、建设民生的思想，其中以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的民本思想最为突出。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既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生思想相关联，又具有当时的历史与时代特点。一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与君王的统治息息相关。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论断，将民生放在君王统治的层面上来论述，强调民生对于君王统治的重要性。法家则主张“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突出百姓的生存对于君王统治的重要性。荀子则是直接提出“君民舟水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二是当时的民生主张与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有关。孟子认为，“民为之道也，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君王应以“井田”的方式分配土地，使百姓能够靠自身的劳动过安定的生活。墨子则在人性之爱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从下层贫困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一种泛劳动思想，并宣传普遍的人类之爱”(董四代，2011：13)，指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从宏观角度表达了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望。道家的“小国寡民”则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百姓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的愿望。三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体现了对君王自身修养的要求。老子提出统治者要“三去”，即“去甚，去奢，去泰”(《老子·道德经》)，减少不必要的政治活动，做事不要极端，统治者应该以一种无为的方式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孟子则指出君主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则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章句上》)，君主要将自身的权势放在一边，与天下“匹夫”为友。墨子从君王生活的角度指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墨子·节用》)，君王要崇尚节俭的生活，减轻百姓苛捐杂税的负担。四是当时的民生思想体现了对君王“爱民”愿望的表达。儒家在“礼”的基础上，指出君主要重民爱民、“仁者爱人”(《论语》)，君主要特别重视老幼的生存，使他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通过君主的作为在全社会中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民生情景。道家的老子提倡“道治”，“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道德经》)，君王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以民生为先，爱民治国，君主要谦逊地对待自己的百姓，不能为一己之私利而不顾百姓的生存，努力争取百姓的爱戴。墨家则从“兼爱”学说的角度出发，指出百姓需要君王的关怀，如果所有的人都拥有无私的爱，那么人民将不再有灾难。从这种博爱精神出发，墨子提出人生来平等，尤其在民生领域内君王和百姓应该是平等的，“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墨子·法仪》)，墨子的这种平等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平等思想的萌芽。
(二)大同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积极人士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整体设计，各自形成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其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近代大同思想的代表。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其所提出的太平天国理论和主导的《天朝田亩制度》表达了他对“大同社会”的向往，通过对传统大同思想的改造和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表达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原道醒世训》)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愿望，其基本思想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农民应当和所有人一样，也应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为此，1853年颁布了太平天国的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解决民生问题的策略，包括平等理念和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虽然洪秀全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但这种平均分配的民生思想长期成为中国理想社会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
2.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
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西方寻求救国之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在吸收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反思中华传统治国思想和统治形式，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建立“大同社会”成为他们挽救国家的理想选择，这其中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最为有名。他认为真正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养于公产”(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既提出了他国家建设的道路与目标，也涉及未来国家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形式，体现了他要求政治与经济平等的理想。在政治领域，人人平等表现为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尊卑之别，即使官员也和普通百姓的地位一样，“官即民也，本无大小之分”(康有为：《大同书》)，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既不能被侵夺也不能主动放弃。在经济领域，康有为坚持实行公有制的同时，主张奉行按劳分配政策，增加百姓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康有为：《大同书》)
(三)民生主义
孙中山在总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近代大同思想的民生政治观，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全面阐述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1981：812)，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斗争和工人痛苦，那些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孙中山，1981：835-836)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存在于三民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内，民生主义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经济措施的描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对国家贫弱根源的分析。孙中山在游历欧美发达国家后深刻感觉到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他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腐朽、资本的垄断导致了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其次，渴望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的统一是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实现独立、富强的前提，也只有这样，中国民生建设才会避免陷入空想，必须“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孙中山，1981：634)。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虽然受到其阶级属性的限制，但其所表达的民生建设的前提，即国家统一和民主制度是任何一个国家民生建设进程中不得忽视的问题，既是对中国传统民生建设经验的有力概括，也描绘了孙中山民生建设的路线图。再次，解决民生问题要大力发展实业和改善生产关系。孙中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底下的地位”(孙中山，1981：621)，中国的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力落后，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工业化实现国家致富，消除贫困，也即实业计划。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主张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外国人才，发展中国的实业，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最后，重视教育在民生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科举制度扼杀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精神，发展实业需要发展教育，改善民生也需要从教育抓起，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国家要建立覆盖全体人民的教育体系，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必要的时候可以先引进再学习。“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则用外国之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1982：481)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完全遗弃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若干倍”(孙中山，1982：533)，我们主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于本国文化的优良道德传统要继承和创新。
二、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
尽管各自源于不同的历史需要，但传统中国民生思想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首先，强调民生问题具有政治属性。自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意识的确立，先秦时期的诸多理论学派都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背后表达了他们对民生的政治意义的充分理解，即改善民生不仅仅是维护百姓的生存，更是对君王统治、等级秩序的维护，君王能否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重民爱民。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表达了改善民生的愿望，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大同社会应该是注重民生、保障民生的，这也是改变既存的统治秩序的重要目标，建构理想社会和改善民生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归结点主要在于民生主义，民族、民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走向民生主义，他深刻怜悯中华民族贫弱的现状，力图通过民主革命实现共和国，以实现民生主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为评价民主共和国的标准。
其次，强调国家有义务改善民生。先秦时期思想家普遍认为，君主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如果国家治理得好，百姓生活安定就会得到上天的庇护，否则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灾难不断。在这种观念下，先秦各学派都把民生建设的义务落在了君王的头上，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他们纷纷提出君王要提高自身修养，体恤百姓的艰难，适当开展社会救助等一系列期望君王改善民生、重民爱民的思想，这些都明确肯定了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义务。大同思想则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国家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责任，《天朝田亩制度》肯定了公有制土地模式下国家在社会救济、提升百姓生活状况方面的义务，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则是从类似于政府职能的角度说明国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此时的国家已经由君王转变为了统治阶层，国家民生建设的义务更加制度化。孙中山则是从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即开展实业计划，同时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防止过度的贫富分化，而这些措施的实施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政府负有民生建设的责任。
当然，在共性的前提下，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又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与时代差异性。
首先，其民生建设动机的不同。在先秦时期，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民生建设的具体内容，“民本”是以承认“君本”为前提的，即任何社会建设都以君王的统治为归宿。大同社会在平等理念的指引下，民生建设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从君王转移到了百姓身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则不仅仅是大同思想所表达的百姓生存那么简单，还包含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即实现他心目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共和国理念。
其次，其民生建设道路的不同。在先秦时期，民生建设更多的是针对全社会的民生问题，从全局把握改善民生的措施，民生建设的道路主要通过君王自身道德修养和颁布一系列的文件。在大同社会的民生思想中，改善民生更多地体现出改良的色彩，否定通过彻底的革命实现民生的发展。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表达了革命的思想，其民生建设不同于先秦时期的自上而下的君王引导的民生发展，也不同于大同思想中对社会的改良和不彻底的革命，他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民生的发展，突出革命的重要地位。
最后，其界定的民生内涵不同。在先秦时期，百姓是君王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给予一定的生存援助来维护专制的统治是必要的，民生仅仅局限于百姓的生存。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康有为的大同社会，都表达了人民生活富足的愿望，因此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成为民生建设的目标，民生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生存，关乎百姓健康发展的内容(比如教育)等成为民生重要的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要表达了他民生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而民权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民生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孙中山理解的民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还包括民权主义下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受西方平等思想及其代议制度和共和制度的影响，发展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民生概念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中国传统民生政治观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重要来源，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和政府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举措，在看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中有关民生建设的主张、措施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生实践同传统民生政治观有机联系起来，汲取传统民生观的积极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政治理论，以更好地理解、解释与指导中国特色的民生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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