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赛珍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1〕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 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2〕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中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是读了《大地》后来到了中国。〔3〕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它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更为突出的是她在1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她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讲中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和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此外她还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经典。赛珍珠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中国光辉灿烂但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使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千家万户。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坚韧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它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针对西方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嫉、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但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却否定者居多。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另一位后来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这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心理刻划。〔4 〕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 西风》的文章起， 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有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5〕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指出， 中华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作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来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经历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中华民族的尊重以及对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认识。“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比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6〕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7〕
第二类即褒贬参半评论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8〕。文章一开头便指出， 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划了半个中国字的书”。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作文化落后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西方不少人便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一时间，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中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作品，即所谓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面”，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但由于受到“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9〕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另一篇否定《大地》三部曲的文章是旅居美国的江亢虎发表于1993年1月15日的评论。〔10 〕文章认为赛珍珠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是一幅讽刺中国的“漫画”，作者在叙述“陈旧的中国习俗”时作了“过度的夸张”。文章暗示，这跟赛珍珠在中国的幼年生活中“受到中国苦力与阿妈的影响”有关。江亢虎认为，这些苦力与阿妈的“生活观念非常奇特，而且他们的知识亦非常有限。他们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文章还列举了不少细节，说明书中的描述与中国的习俗和实际有出入。例如，《大地》里叙述泡茶的方法是在“沸水水面，洒上几片卷曲的死叶”。江亢虎认为这“连乡下人都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中国人总是将沸水冲泡茶叶的”。另外，江亢虎显然不了解赛珍珠谙熟中文和文学经典，他说：“一个西方人，尽管他是诞生在中国或永住在中国，一天不能自己读中国人的原著，一天要依赖着中国的苦力与阿妈充任介绍的源泉，原始的翻译，那便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中国与阐明中国的一天。”
江亢虎的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影响所及自然很广。赛珍珠无法不予回答。〔11〕她首先就江文中提到的泡茶、分喜蛋、吃月饼等生活细节一一作了答辩。如泡茶，她说：“在我为《大地》所取的地方背景那里，茶叶是很稀罕的，很少几片茶叶浮在开水的面上，这情形，我看到过好几百次。”其实，江苏一带沏碧螺春茶，也是先倒开水，后洒茶叶的。赛珍珠指出：“但凡此诸点，均非重要，中国各地习俗大有殊异，无人能留存不变之静态，只能说：‘在我所处的区域中是这样的’而已。”赛珍珠还说，她的创作“只选择我所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总诵读给该地域的中国友人听，以求印证。”可见，赛珍珠早期的创作态度是相当认真的。
赛珍珠与江亢虎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平民大众。她说：“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她认为“中国平民与知识阶级间的鸿沟太可怕了，已成为互不相通的深渊。”赛珍珠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留过洋、受外国文化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颇多微辞，甚至有些偏见。即使在瑞典获奖仪式上介绍中国小说时，她也不忘数落几句：“我说中国小说，指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12〕
一部分中国作家之所以对赛珍珠的作品进行了严厉批评，原因很多。有的批评源起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胡风、伍蠡甫等进步知识分子从对我国民族苦难历史的总结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自觉地应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分析社会和分析生活，并以此指导和分析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适应当时我国的国情，代表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赛珍珠则是一位非阶级论者，她对人类社会的观察，更注重民族内部深沉的文化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她的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更多地采用了整合而不是细析的手法，因而她的作品并不专注于某一静止的阶级。主人公王龙开始是个贫农，后来经历了两次意外事件引起的穷富反复和阶级地位的变化，其子女又从农村到城市，各自担负不同的社会角色。作品由此形成了对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土地、子嗣、家庭宗法、军阀割据与社会发展等等重大问题的整体思考。〔13〕赛珍珠的这种创作手法令人想起她最为推崇的小说家狄更斯，这位19世纪英国大文豪在他的小说中也惯用意外巧合事件，让主人公的命运引发贫富的巨大变化，从而得以对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作全景式的扫视，对整个民族作深入的思索。赛珍珠曾多次表示，是狄更斯史诗般的小说激发了她幼年时的想象，使她萌发了当一位作家的初念。 她在1973年临终时也有一个感人肺腑的姿态：她躺在床上，请人把她的一些因翻阅过多而显得破旧的狄更斯小说摊在周围，她抚摸着这些曾给她童年少女时期带来无比欢乐的书本，向自己的文学启蒙导师表达最后的敬意。狄更斯的这些小说曾随她漂洋过海，四处落脚，历尽战火动乱，幸存至今。
此外，上述分歧的产生，也和双方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的不同理解有关。江亢虎批评《大地》三部曲的文章以一个比喻开头：中国“祖先的画像绘于他们生时，死后再根据繁琐的习俗与应用一定的技术才完成，为的是要留给后代子孙敬礼瞻仰。画成的像，一定是一副丰满的脸，垂着双耳，穿着特定品级的礼服，依习俗规定一般是坐着。”文章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西洋画家把人像绘成“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江亢虎说，他读赛珍珠关于中国的小说时，脑中浮起同样的感觉。他觉得，赛珍珠的“中国画像系完全忠实地根据她自己的观点而绘成的。自然地把中国画成一副一半黑一半白的面孔，而官顶子亦不见了！”〔14〕赵家璧等其他评论家对赛氏的批评，似乎多少也与此有关。
赛珍珠则认为，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对象大多是已经或即将死去的人，而她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则富有活力，因此，她“画出了光线和阴影”，并有意识地“隐去了帽顶上的珠子”。在《大地》中，我们不但看到勤劳、顽强的中国农民形象，也看到了他们愚昧落后的观念乃至恶习；既有对中国民风习俗、家庭宗法的重彩描绘，也有写中国连年不断的旱、涝、蝗、兵、匪等天灾人祸的凄惨画面。对于中国人的面子观念，赛珍珠则举了两三年前欧洲某国王子访问中国某个城市的实例。她说：“中国的知识阶级的统治者，恐其看到贫民茅棚，引以为辱，故用席子造一墙壁，王子的汽车在席墙中驰过，终无所见。”赛珍珠反对这种虚假的做法，认为在此席墙背后，有着平民大众“忍耐、俭约、勤劳等永不能克服的良好的品质和强大的力量”，他们“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生活的磨难和时代的变迁，他们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15〕
30年代早期，赛珍珠与我国一部分文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1931年，后来成为斯诺夫人的年轻记者海伦·福斯特首次来华。刚踏上这片国土，她就遇上关于《大地》的辩论。在她看来，赛珍珠受中国学者的批评，是因为书中涉及了令他们难堪的贫穷和不公的真相：
真没想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它竟如此切肤痛恨。……他们说：“她本不该写这些可憎的人，干吗不写…文明人呢？”这些受过西化教育的中国人之所以恨它，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令人不快的一面；他们想隐藏事实真相。〔16〕
海伦的推断是否符合实情难以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习惯于看中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人们，猛地看到一位外国人采用陌生的视角来描绘中国，由此产生惊讶与不适，是无足为怪的。
在对赛珍珠的诸多批评中，影响最持久的，也许得数鲁迅的短短一段话。这自然与鲁迅在我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有关。鲁迅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17〕对于这段话，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姚雪佩研究员已有很好的分析与说明。〔18〕鲁迅写此信时可能只读了《大地》的一个译本，译文不理想，《大地》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当时还没有中译本，或尚未完成，因此，鲁迅难以对赛珍珠的作品有个总体的把握。其实，后来有迹象表明，鲁迅可能要对赛珍珠作新的评价。他在1936年9月15 日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复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在鲁迅、胡风等人的批评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赛珍珠的宗教立场和宗教观点。宗教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一向是个敏感问题。赛珍珠的父母均为传教士，尽管赛珍珠“知道自己无法劝人改变宗教信仰”，但她大学毕业后，因需回到父母身边，还是向美国长老会国外传教董事会申请到的中国的教会学校任教。在我国大多数人眼里，传教士总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另外，赛珍珠在《大地》中也确有一段描写常被人们引为佐证，说明她的传教士立场：王龙因逃荒到城里，当人力车夫维持生计。一次，一位花旗国的修女给他的车钱比中国人平时给的要多。描写这样的细节，在不少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想施小惠而遮大恶，混淆视听。
因此，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有一个必须正视的宗教问题。赛珍珠生在传教士家庭，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溶化在她的血液之中。但她父亲开明的宗教态度以及她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她接受的中国文化教育也对她留有深刻的影响。那么，赛珍珠对基督教和教会究竟持什么态度？她对教会在中国传教到底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这样的问题，也许要有专文才能说清。这里不妨换个角度，让我们看看美国教会是如何看待赛珍珠的宗教态度的，从中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赛珍珠15岁时才第一次进正规学校，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女中寄宿。和其他学生不同，赛珍珠因对其他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有相通之处，而被老师和同学视作异端。作为惩罚，校长命令她接受额外的《圣经》教育，并到称之为“希望之门”的地方去做“善事”。“希望之门”乃是收容中国女仆和白人妓女之处。赛珍珠那时便把孔子比作在天的上帝，把圣母玛丽亚看作是观音娘娘的妹妹。
就赛珍珠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言，中国读者一般很难意识到隐含其中的宗教观念。但西方的教会对此却十分敏感。如《大地》和《母亲》中的中国人祈雨、乞丰、求子等都是祈佑于中国的神祗，人们的生活也能基本平安。基督教和上帝对于书中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毫无影响。而这些书竟出自一位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传教士女儿之手，这不能不使教会中的保守分子感到震惊和愤怒。《大地》中也出现过传教士，但只是讽刺性的插曲。王龙全家因逃荒住在城里，一次，他碰见一位瘦高个子、蓝眼珠的洋人，他手上和脸上满是长毛，“脸上长出一个不成比例的大鼻子，像是个高高翘起超出船舷的船头。”他给王龙递过一张写着字的纸，但王龙看不懂；上面还画了个几乎一丝不挂的死人，吊在十字架上。王龙不解其意。拿回家中，他父亲认为这人肯定是个坏蛋，“不然怎会把他这样吊着？”这一插曲表明，赛珍珠在小说中力求用中国人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眼中，西方传教士就是这样稀奇古怪，不可理喻。西方人奉作神明的耶稣受难图，在一个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普通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个犯人受刑处决的画面而已。阿兰最讲实际，对纸上的文字和图画毫无兴趣，只知道这张厚纸不可多得，于是把它纳入了她正在做的鞋底之中。
《大地》出版后，赛珍珠曾收到不少教徒从美国寄来指责她的信。纽约传教董事会负责中国事务的执行秘书长考特尼·芬恩在他的信中坦率地对赛珍珠的小说表示“失望、伤心”，责备她没有运用“传教士的视角”。他说虔诚的传教士“不能光因为作品‘忠于生活’就拿去出版”，应能抵制诱惑。对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为艺术家的身份所取代”深表遗憾，并话中有话地威胁道，“我们不想当众贬低大作”。芬恩的这番话是经传教董事会总部讨论后定下的调子。〔19〕然而，赛珍珠这时早已不再相信海外传教，芬恩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和威胁的口吻反而坚定了她的认识。接着她和长老会展开了一场辩论，在美国宗教界掀起轩然大波。
1932年11月2日，赛珍珠破例接受了长老会女教徒的邀请， 在纽约的阿斯塔饭店，面对近两千名听众作演讲，纽约市一些显赫的牧师纷纷莅临。类似这种场合的发言一般都是表达演讲者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赛珍珠却借机深入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特别是海外传教问题的看法。演讲题为《海外传教，有必要吗？》〔20〕，回答是否定的。她措辞谨慎，但立场鲜明。尽管她声称自己的批评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她在演说的关键部分用“狭隘、冷漠、迟钝、无知”来形容典型的传教士。她说，她并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是排外的，近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迫使几乎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传教士都得反思自己在中国的使命。赛珍珠的演讲揭露了福音派的荒唐、迷信、文化上的无知和行动上的残酷。她说：“每当看到这些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传教士，我的内心便跪倒在中国的菩萨庙前，而不是耶稣教堂里。”她还说，教堂中许多“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演讲会上的听众和数周后在杂志上读到这篇发言的人，纷纷写信给传教董事会，除少数要求保护赛珍珠的言论权利外，大多数人要求对她严加惩罚。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年，引起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由于赛珍珠和其他一些开明教士的推动，一些进步的教会杂志如《基督教世纪》等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传教活动的文章，如《立即结束传教帝国主义！》（1934）、《我不愿让基督教一统全球》（1935）。〔21〕如果说海外传教士在19世纪教徒眼里还是宗教英雄的话，那么此时，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多少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错误态度和政策的牺牲品。
赛珍珠同长老会教会间的分歧后来更趋恶化，曾有传闻说教会法庭要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审判她。教会保守派对她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继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之后在镇江传教的小詹姆斯·格雷厄姆牧师谴责赛珍珠背叛了父母：“她误入歧途，胡作非为……像妓女出卖肉体般地出卖自己的才华……真给女人们丢脸。”〔22〕与此同时，赛珍珠却继续批评基督教的海外传教。她在1933年5 月的《世界主义者》杂志上发表文章《1933年复活节》，把基督比作菩萨，声称历史上基督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她否认具体教条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教的教理是“由凡人的最高理想提炼而来”。赛珍珠的这种思想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海外传教的必要，在教会中，这无疑是异端邪说。不久，赛珍珠便愤然辞去了传教士的职务，以此表明自己不可动摇的立场与态度。
赛珍珠并不是一位政治家，她对中国广大民众的兴趣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正义事业的支持只是出于她朴素的个人感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她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推行的政策没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交、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接触全面中断，赛珍珠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靠道听途说，别无它法。50年代的美国，恐共、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这显然对赛珍珠的创作产生了负面一切影响。如果说，受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宣传的影响，赛珍珠早在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就存有猜疑和误解，但那时在她的作品中很少有反映，那么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激烈反共的氛围中，赛珍珠关于中国的创作大多带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对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事件作了不少片面的描述。她在这段时期发表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1954）中的一些段落和小说《北京来信》（1957）、《魔鬼从来不睡觉》（1962）、《梁夫人的三个女儿》（1969）、《曼陀罗》（1970）中有不少批评、谩骂我国五六十年代政治思想运动和党的领导人的内容。
我国文艺界对赛珍珠也展开了严厉批判。第一篇檄文借自苏联：谢尔盖耶夫的《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此文的译文发表在1950年《文艺报》第2卷第4期上，它为我国当时对赛珍珠的批评定下了基调。赛珍珠的作品从此也就从中国一般读者的书架上消失。中国学者后来自己写的批评文章有：《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 《猫头鹰的赌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等。 这些文章的基调也都是政治性的。如《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指出，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无不想尽办法，从事罪恶活动。美帝国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在我国兴办教育，设立学校，“派遣传教士从精神上来毒化我国人民，进行间谍活动”。文章认为赛珍珠是“从反动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社会”，她歪曲事实，宣扬20世纪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向前发展，是“由于自己的贫困、天灾、疾病、无知等等所造成，并不是受到什么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文章认为，“臭名远扬”的《大地》描写的基本上是1927年前后的事，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正如毛主席完全正确地估计到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然而到赛珍珠笔下，一切都变了。在《大地》里，“地主安然地躺在床上抽鸦片烟，农民安静地种地。封建主义把一切都摆得‘有条不紊’。”渐渐地，赛珍珠在我国青年学生中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以致许多人将赛珍珠与清末民初名妓赛金花混为一谈。
纵观赛珍珠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应该承认，她长期在中国生活，谙晓中文，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后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一些投身科学民主救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男女知识人士有过个人交往；她参加了关于儒家思想和农民运动的大辩论，并且是中国妇女解放斗争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因此她成了一位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视角的见证人，也是中国近代文化风俗及其变化的一位难能可贵的记录者。更有意义的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中，赛珍珠作为一个外国作家试图运用中国人的视角、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生活，叙述者与其叙述的事似无距离，又有距离，分寸掌握，恰到好处，然后又能用恰如其分的语言，使西方人自然接受而不感陌生，影响所及，广泛而又持久。
20世纪渐近尾声，中美两国之间、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赛珍珠的作品也引起学术、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先后召开了赛珍珠作品的研讨会；一部新的赛珍珠传记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美国公共电视网放映了新拍的赛珍珠传记片《东风西风》；芝加哥和纽约百老汇演出了描绘赛珍珠生平和内心世界的戏剧《赛珍珠》；不少制片人、导演和演员公开表示要把赛珍珠的作品重新搬上银幕和银屏；在电脑英特网上也已经出现了赛珍珠研究和资料的专用网址和主页。
对于我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现在也许比以往更有条件对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作更多的了解和作出更为全面、公允的评价。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去阅读、思考和回味。
* 赛珍珠（1892—1973）婚前英文名为Pearl Sydenstricker ，1917年嫁给John Lossing Buck时改姓为Pearl S.Buck。尽管1935年改嫁Richard Walsh，但她仍沿用原名Pearl S.Buck。其中文名赛珍珠系她父亲Absalom Sydensticker（中文名赛兆祥）为她所起。
注释：
〔1〕Elizabeth Croll,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London:Pandora,1989,p.210.当然，赛珍珠后来的一些作品，如《女子亭》、《同胞》中不少场景是把中国人放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加以描写的，但在那里，中国人是主角，西方人是配角。
〔2〕同上，第209页。
〔3〕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New York: WilliamMorrow.1984.p.19。
〔4 〕赛珍珠回美国后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对人物的心理刻划和意识流作了一些尝试，如《女子亭》、《龙子》、《同胞》等。
〔5〕〔6〕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上海《矛盾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第81—96、82页。
〔7〕《文学》1933年第1期，第737页。
〔8〕载上海《现代》杂志1933年第3卷第5期，第639—649页。
〔9〕胡风《文艺笔谈》，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184—196 页。
〔10〕参见《矛盾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庄心在的译文。
〔11〕《纽约时报》1933年1月15日。
〔12〕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
〔13〕参见姚锡佩《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载《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第127页。
〔14〕《矛盾月刊》1932年第2卷第1期。
〔15〕赛珍珠给江亢虎的复信见《纽约时报》1933年1月15日。
〔16〕Nora Stirling,Pearl Buck: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J:World Publishing Co.,1983,p.109.
〔17〕《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8〕《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载《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19〕〔21〕〔22〕Peter Conn,Pearl S.Buck: A CulturalBiography,pp.128－129,p.149,p.153.
20 此次演讲稿被1932年11月号的Harpers杂志转载，第143 －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