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育与主体博弈：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中印论文,主体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9－0041－06
两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面临相似选择机遇的情形并不多见，中国和印度却是个例外，它们甚至有过三次相似的历史选择境遇：第一次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亚洲时期，两国都面临着究竟以自主性还是依附性的方式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第二次发生在马克思晚年生活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印民族革命的双向叠加，两国都面临着究竟以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选择；第三次发生在列宁生活的二十世纪初，同样的选择又一次摆在中印人民面前。前两次因为选择的主客观条件不十分充分，中印两国都自发地向资本主义缓慢靠拢，在第三次选择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为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并最终导致根本差异的产生。笔者无意纠缠于中印发展道路异同的细节，而是注意到经过无数次历史大手笔的纵横开阖，双方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笔者非常有兴趣探究中印何以在第三次选择时走上不同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学界对中印发展道路差异原因的探索
国内学界对中印社会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关注度随两国关系以及两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升降而几度冷热。[1](p1－5)2010年12月16日中印新德里联合公报宣布2011年为“中印交流年”，明确确立了两国间的“龙象共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一次激起中印社会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热潮。
通观国内学界对中印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制度说。华中科技大学李天华博士认为社会制度是导致中印两国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2](p74－76)②经济制度说。湖北大学余惠芬副教授、唐波勇硕士生认为中印发展道路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两国之间是一场标准的经济制度竞争。[3](p101－105)③经济主权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文木教授指出，经济主权是自主还是依附成为导致中印发展道路差异的主要原因。[4](p24－34)④文化说。南通大学文学院的路梅副教授认为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印双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5](p77－79)
学者们对中印发展道路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也确实揭示出了某些重要原因，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为：①这些研究大多将时间始点定在二十世纪中叶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时，中印已经走上了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以此为始点，那么，对一个既成事实的差异原因之研究就绝不是溯本求源性的，甚至，它内在排斥对差异原因形成过程的深度剖析，充其量只是既成差异事实如何保持和进一步彰显的叙事，不可能找出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②无论是“制度说”、“经济制度说”还是“经济主权说”、“文化说”，都只是从某一微观视角来揭示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原因，缺乏宏大、整体性视野，不能把握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形成的主脉。③对中印社会发展差异的研究当然少不了客体向度，但是，不能把客体向度等同于是用静止的眼光来理解中印社会发展道路的异同，而应该看到中印社会中诸多“同”中蕴含着甚至不断滋长出“异”。也正是中印社会“同”中蕴“异”、“异”中有“同”的特殊存在样态才最终导致了两种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产生。
笔者认为，要探究中印发展道路差异产生的原因就必须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形成的根基处上手。
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差异产生的根源：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民族化方式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任何国家都要从自己所接触到的诸多生产关系中进行取舍并有效整合，它所能接触到的生产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①该国家传统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6](p74－75)任何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都离不开自身的生产关系，这构成了其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稳定的空间。选择与传统生活完全相悖的道路，犹如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面一样不可能。②相互影响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系统，它起码是与其他国家有部分交流的封闭系统，人类越向前发展就越能打破系统的封闭性，越来越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全方位交流的开放系统。这样，与该国发生联系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关系成为影响这一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可见，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人民群众通过选择整合最适宜民族生存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表现出来的以不同样态实现自由和解放的过程，国家间发展道路的差异也因之而产生。
三、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历史始基：相似的四重混沌存在构架
落后国家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及整合程度受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状态的影响。剔除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状态，有两种特殊状态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①社会发展明朗有序的清明状态。在这一时期，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发达国家的优势表现得异常强劲，曝晒于它面前的落后国家——不管居于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只有舍弃旧生产关系积极迎纳发达国家新生产关系这唯一的选择，这种状况不仅包括落后国家自发汇入新社会形态的情形，而且包括落后国家跨越发展的情形。因此，居于清明状态时期的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统一汇聚、同质化的特点。②社会发展模糊无序的混沌状态。这一时期，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关系因有着某种天然优势而迟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落后国家依照历史必然性要自发滑入的新社会，因有悖于其传统习惯而遭到人们的强烈抵制；落后国家对理想社会充满深深偏好却得不到生产力的支持。即言，居于混沌状态时期的国家，没有哪一方的力量拥有卓然优势，任何一个发展倾向要形成明显强势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去整合其他力量。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国家可以顽固地坚守过去；也可以顺应历史潮流自发汇入主流社会形态；还可以不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是按照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本民族需要的双向要求寻找到能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同时也最适合本民族生存的生产关系，使本国步入超常发展的轨道。可见，居于混沌期的同类国家可以选择性质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使社会发展道路出现多向分叉、异质化的特点，因此，社会混沌状态蕴含的分叉为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出现搭建了平台。
由此看来，对中印发展道路差异比较研究的始点应当是距离此次发展道路分叉最近的那一共同混沌期。仔细梳理中印历史可以看到，中印建国分别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后一次实质性的分叉点，而离它最近的一次混沌期是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时段，此间，中印社会所包含的相似的四重混沌存在构架为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提供了始基。
（一）社会存在的相似混沌性。
西方社会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私有制对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置换是彻底的，西方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跃进也只是从一种私有制向另一种私有制的转换。而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明显不同，它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开始，公有制在历代社会中就一直保持着，但因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致使向更高级的公有制社会转进的倾向只能通过与私有制的结合，建构起公有制、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结构而存在。中印“二重性”结构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依次建立起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甚至在土地公有制大范围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殖民入侵亚洲的时代，中印公有制、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社会结构依然存在。[7](p45－48)中印二重性结构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理论上依然有两种可能性选择：其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私有制成分战胜公有制成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当时中印自发发展的道路。其二，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经济情况大有不同，当时中印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基础，并且，西方现代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如果能将已有公有制传统与现代化成功结合，公有制成分就可以战胜私有制成分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中印两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8](p765)
（二）思想理念的相似混沌性。
中印两国之所以在相同的前提下有着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还在于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中叶期间两国都面临着难以割舍传统理念却又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理念到来的思想纠结：①中印都有着集体劳动，崇尚公平、公正、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中印共同的传统习惯，但仅凭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理念却难以褪掉其中所包含的专制、特权、极端国家主义的糟粕。随着资本入侵，正在蔓延滋长的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和张扬个性的主张对于落后的中国和印度又是非常需要的。②中印落后挨打的悲惨景状使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效率成为它最需要的，但它所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却与中印所倡导的公平、公正理念相抵触。公正和效率是中国和印度未来发展的双向引擎，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和印度混沌性的思想理念使它们有机会在公平为主还是效率为主之间抉择。
（三）领导阶级主体的相似混沌性。
人类社会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质变需要通过新兴阶级的革命活动来完成。在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过程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新兴阶级力量都参与到革命中，但地主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主体，而农民阶级只是协助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兴阶级，但资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主体，而无产阶级只是协助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成为唯一领导阶级主体。按照历史发展惯常规律，新兴阶级两大对立集团不可能同时成为领导阶级主体。如果不受外来因素影响，中印资产阶级已经是当然的领导阶级主体，但因为中印大大落后于西方社会，中印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代发生直接造成的是两个逐次出场的领导阶级主体取得了同时出场的资格。
（四）外在扰动的相似混沌性。
当中印发展到必须选择社会道路的临界点时，它对外部各种因素极其敏感，貌似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干扰都会使这种社会混沌存在立即做出反应，并有效、快速地整合各方力量，促成社会力量集中向某一个方面特别是更高社会形态汇集迈进，从而使社会发展道路发生根本差异，可见，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产生离不开外在扰动因素，而外在扰动因素也必须具有混沌性，因为，如果扰动因素单一性倾向过强也就不会有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纠结，更不会有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发生。
中印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时段内始终面临性质不同的两种外在扰动：①资本主义侵略的扰动。殖民侵略破坏了中印社会封闭性存在，使中印与西方资本主义直接面对，甚至西方资本主义一度成为左右中印发展的外在扰动力量。②社会主义运动的扰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把整个人类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运动有两次造成足以扭转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声势，一次发生在马克思晚年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8](p766)一次发生列宁生活的二十世纪初，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为整个人类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非常微妙：资产阶级锻造出相当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但又无法解决国内严重对立的矛盾；无产阶级虽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对中印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落后的东方社会遭遇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侵略，按理说居于历史发展的清明期，走资本主义道路应当是中印唯一的选择，但是，因为西方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它与中印三重混沌存在构架的叠加造成的相似的四重混沌构架就为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提供了历史场地。
四、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聚变整合：中间介质的三重筛检
中印相似的四重混沌构架表明两国具有同样的社会状态和社会性质，但这种相似却受到中印文明气质、政治气质、现实期望等特有介质的三重筛检，对两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聚变整合，以至于生出各不相同的选择意愿来。
（一）文明气质的过滤。
中印双方虽然都是遭受西方殖民奴役的东方大国，但是，两个民族的文明气质明显不同：
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西方文明通过西式教育机制成功地贯彻到社会各个阶层，伴随着印度殖民化过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印度传统东方文明的大范围的解构，直接导致印度原有东方文明统治系统的解体。西方文明的系统引进为印度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培养了负载着西方文明气质的历史主体。所以，当印度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
至于中国，清政府虽遭受了帝国主义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还完整保留着自身的统治机构，主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这种状况直接构成抵制西方文明传播的强大屏障，而呼吁中华民族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也只是在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包括一部分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和少数学生在内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小范围中，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迎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民性运动，因此，中国的历史主体依然负载着东方文明气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尚不足以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到决定性影响。
（二）政治气质的过滤。
英国殖民统治并不完全排斥印度中上层群体的政治参与，这种体制内参与模式既将西方式的以个体参与为特色的民主、自由、平等理念深深植根于印度民众的精神深处，使印度民族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天然的亲近感，也锻造出印度民族参与政治活动的素质和能力。印度民族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经从国家主义、合权为原则的东方政治气质转变为以个人主义、分权制衡理念为主打特色的西方政治气质。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对作为自己敌对面的帝国主义的政治运行体制以及本国产生的新政治力量进行严酷压制，封堵了民众正常参政议政的渠道，以个人主义及分权制衡为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气质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即便中国一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原则以张扬的空间，但它掺杂着大量的封建专制因素，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愚民政策阻断了西方文明向社会底层传达的通道，因此，个人主义、分权制衡原则等西方精神在中国的根基非常脆弱，中华民族依然盛行着东方政治气质。
（三）现实期待的过滤。
中华民族充满了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印度有着对极乐世界的追求，两者都对没有奴役、没有剥削、没有仇杀、没有战争的理想状态充满期待，但这种期待因为对现实的关注方式不同而使中印两国社会发展道路大有区别。
宗教在印度民族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它对现实生活世界遭受的各种苦难和不平等现象进行着容忍式解读，印度接受了宗教“解释”世界的原则，实际上就隐性承认了各种苦难和不平等现象的现实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印度民族能够接受和容忍有着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其他不公正现象的缺陷性社会制度，在精神领域实现自足与追求来世生活成为印度民族的最高期待，印度属于来世文明，它弱化人民改变现实的斗志，直接导致印度现实生活与理想社会的疏离。
中华民族属于现世文明，盛行的是以入世为原则的儒家思想，入世原则尊重现实的人的现世生活，使人们对现实中的各种苦难进行了非容忍式解读，中国选择了“改造”世界的原则，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中国前进的强劲动力，实际上就是拒绝承认各种苦难和不平等现象的现实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能接受和容忍有着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其他不公正现象的缺陷性社会制度，容易引发改变现实的革命运动，铲除不公正待遇、追求现世幸福直接导致中国现实与理想社会不断趋向统一。
经过相异的文明气质、政治气质、现实期待的三重过滤，中印在貌似相同的混沌性存在中其实已经内在地绽露出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的征兆。
五、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推手：领导阶级主体间的博弈
虽然印度有着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倾向，但印度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当时又一领导阶级主体；虽然中国有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倾向，但是，按照人类历史自发发展规律来看，只要不遭遇太强势力量的挑战，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拥有“嫡长子”身份的领导阶级主体。中印无论哪一个领导阶级主体胜出都必须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出类拔萃能力。所以，中印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绝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单纯的暴力较量，而是两大领导阶级主体把握和解决国情、世情、民情能力的综合博弈。中印两大领导阶级主体间正式博弈期应当从两者都建立起自己的政党那一时刻算起，贯穿于双方争夺领导权的较量中，而以其中一个政党获得国家政权而另一个政党退出历史舞台结束。
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创建于1885年12月，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12月成立，印度1950年1月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印度两大领导阶级主体的博弈期应该是1925年至1950年。于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创立，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同年10月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新政权，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博弈期应该是1921年至1949年。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中印社会发展道路仍未出现根本差异，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成立，中印两大领导阶级主体间综合能力博弈直接推动中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印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博弈。
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成为中印两大阶级博弈的首要任务，在解决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印度资产阶级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现。①印度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印度社会阶级成分复杂，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教派偏见、地方偏见盛行，一直是一盘散沙式的存在，很少有集中、统一的行动，因此，任何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派力量要想整合其他阶级或教派力量异常艰难。印度国大党在成立伊始明确“只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不讨论容易引起摩擦的社会宗教问题；只讨论全国性的问题，不讨论地方性事务”。[9](p298)国大党强调世俗主义和民族大团结的基调大大减少了革命队伍中的摩擦，有助于加强革命群众的团结，提升革命群体的凝聚力。②印度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理论建设能力。印度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着手进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的理论化的工作，并能够随着革命运动情况的进展而调整战略，建构适应革命新情况的理论，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推进民族要求、组织民族力量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③印度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号召鼓动能力。印度资产阶级有着统一的全印度性政党，这对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印度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革命进程中，凭借其民族独立的奋斗目标和折中性策略获得了包括印度资产阶级、工农群众等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极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发动的每一次革命运动都能动员数以千计、万计乃至十万计的群众参加。④印度资产阶级有一定的领导组织能力。虽然印度资产阶级没有彻底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和行动，但是，发动了1920年～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1930年～1933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1940年～1941年的反战不合作运动、1942年～1944年“退出印度”运动等一系列的运动。印度资产阶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既能调动人民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又能把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所能承受的安全线内，成功担当社会革命的领导者，牢牢掌握着革命运动的总方向。
印度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之后，在印度的革命业绩却并不彰显：①印度无产阶级的领导能力欠佳。印度共产党在革命早期，深受罗易左倾宗派主义的危害，使印度共产党陷入孤立，极大妨碍了印度共产党民族运动的顺利开展。1948年～1951年印度共产党先后被以兰那迪夫和拉·拉奥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统治掌控，前者主张照搬俄国的斗争道路，后者主张仿照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运动中的冒险主义一次次将印度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推向险境。②印度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欠佳。印度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组织和发动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工农群众参加就显得尤为必要。但是，印度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相当欠缺，这表现在：一者，没有统一的工农组织。印度全国性的工会就有全印工会大会、全国工会大会、印度劳工协会三个，分属于印共、国大党和国大社会党，各党政治立场不同，没有切实可行的统一的目标和行动纲领，群众革命意图杂乱，不利于工人阶级团结，不利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仅印度工人阶级存在着全国性的组织分裂情况，而且，农民阶级的全国性组织也是分裂的。没有全国性的工农组织大大妨碍了全国性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开展。二者，阶级基础薄弱。共产党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只有最大限度地组织和联合各个被压迫阶级组成强大的革命联盟才能成功。印度共产党没有把动员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当成革命的首要任务，没有找到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革命阶级基础异常薄弱。③发动暴力革命的举措乏力。暴力革命是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有效手段，印度共产党也明白暴力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却没有把军队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没有理顺党、政、军之间的关系，没有纪律严明、行动一致的庞大军队，因此，印度有过好多次白热化的革命声势，印度共产党都没有抓住时机，工农武装斗争总在自发状态低水平徘徊。
可以说，印度无产阶级所倡导的，不仅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且要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革命，比印度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旨在推翻殖民统治、封建统治的“政治解放”要先进得多，但是，因为印度无产阶级的上述失误，使印度资产阶级在博弈中成功阻断了无产阶级所倡导的“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印度资产阶级也使革命在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成功定格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政治解放”的层面，按照历史自发发展规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印度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存在着缺陷，但是，只要它能给印度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就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在这一点上，印度资产阶级做得非常成功：印度资产阶级尽管以软弱的方式却获得了民族独立，并在建立政权以后，成功肩负起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重任；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坚持民族外交，极大地维护了印度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声誉，捍卫了民族尊严，为本国、本民族的发展作出积极的探索和可贵的贡献。甚至，印度现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经济增长活力的地区之一已经充分证明印度资产阶级治理国家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6](p470－471)因此，即便是印度现在仍旧活跃着共产党，如果它的政治组织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仍不能得到根本提升，那么，不管它从理论上讲多么先进，都不会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博弈。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927年国家政权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从理论上讲，实现现代化和国富民强成为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基本要求，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能力表现极差：①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真正的独立。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铲除力度本来就不是很彻底，甚至，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掌控国家政权，严重依附于帝国主义，极大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②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和平。面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国资产阶级却无力反击，节节败退，招致大片国土沦丧。③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政治进步。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民主、共和呼声，中国资产阶级却一次次用血腥手段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试图湮灭民意。④不能给中国带来发展。不仅官僚资产阶级压榨中国人民，而且纵容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经济，几近摧毁中国民族工业，数次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给中华民族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较晚，却显示出了自身极强的能力：①目标明确。与中国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建党初始就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作为革命目标，以尽情铲除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所有腐朽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为己任，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最深层次的解放。②动员广泛。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整个无产阶级动员起来，而且，通过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阶层参与革命的热情，实现了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人员的最大范围的覆盖。③革命手段运用精当。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暴力革命这种体制外参与方式领导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罢工、发动革命运动，而且，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最大多数的同盟者壮大力量。并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的乏力表现使它没有能够阻断无产阶级的挑战，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一步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通过梯度递增的革命运动实现了领导主体的变革和社会性质的重建，从而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乃至“人的解放”的任务。“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10](P1471)
可见，现今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化育的四重相似性存在始基，也离不开中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博弈这一重要推手。印度在四重混沌性存在中选择了私有制，坚持了资本主义思想理念，积极接受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外在扰动，以资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四重混沌性存在中选择了公有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积极接受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外在扰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化育与主体博弈中中印社会发展道路终于以分野告终。
六、简短的结论
由此可以梳理出中印社会发展道路差异生成的全貌：①落后国家遭遇发达国家侵略，大多情况下要汇入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社会形态之中，这是一种符合历史理性设计与自然长成的选择。②落后的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出现差异，在于二者有着可以选择的空间，即，两国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时段内有着历史化育而成的相似的四重混沌存在构架，这四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都不会使中印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③相似的四重混沌构架只是为中印社会走上不同道路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中印要真正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还需要通过领导阶级主体间的艰难博弈。博弈通常有两种结果：一是，如果自然领导阶级主体胜出，中印就会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如果代表更高社会形态的领导阶级主体胜出，中印就会超越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实现跨越发展。中国和印度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是这种进步大小的区别而已。选择更高的社会形态并不必然意味着选择的最终成功，因为还有选择之后的保持问题。如果不能保持，这种选择照旧是无效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这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成功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④中国和印度经过领导阶级主体的博弈，在20世纪中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印都运用各自的特有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都巩固和强化了当初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行为，使两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更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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