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4-0128-10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后文简称为“4％政策目标”）。但是这一目标至今尚未实现。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讨论已经从泛泛地对于政府总的财政能力和支出意愿的评价，转移到对于各级政府的行为审视。实际上，过去二十年中主导了我国教育财政的学术讨论和政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财政能力和意愿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有学者指出，在现实中，国家性的公共支出重点——教育、公共卫生等——经常被地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挤出而未得到充分重视。
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强烈，但是相关的实证性研究却极为缺乏。目前没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纵向不均衡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以及地方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轻视教育、公共卫生此类的公共服务的行为。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虽然有关“4％政策目标”的讨论汗牛充栋，但是却十分缺乏有关地方性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使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教育财政投入的影响因素，探讨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因素、财政分权制度等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节对计量模型、变量指标选择及其数据来源作了详细说明，并报告了实证分析的发现，最后部分是本文总结以及对其政策含义的讨论。
一、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公共教育财政领域进行的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公共教育投入总量增长目标的设定，第二是对于多元化筹资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第三是对于各级政府教育支出责任的划分。过去几十年中我国教育财政的研究重点也与政策调整与变迁的轨迹重叠。
“六五”期间的研究课题《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值》和“七五”期间的科研项目《教育投资决策研究》的政策建议中指出，一国的教育投资总量受其经济力量的制约；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上述研究的结论有力地影响了关于教育经费的国家宏观政策，最终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1994年颁布实施的《教育法》也对此做出相应的规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研究重点扩展到教育资源的筹集和使用问题上。人们不仅关注一个国家要在教育上投入多少，而且开始探究在政策框架内如何更加广泛地为教育事业筹集资源和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王善迈，1989；闵维方，2003）。① 从80年代初开始，政府努力推进公办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在90年代政府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实施成本分担、收取学费的政策。但是，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于多元化筹资体制的认识和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也从如何“多元化筹集资金”，转移到如何加强和规范教育投入中政府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政策层面上，自2000年3月开始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捐集资，这从根本上触动了多元化的义务教育筹资体制。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开始逐渐承担起更多的教育支出责任。对于义务教育，在城镇地区贯彻义务教育的责任一度被交给区级政府，而在农村地区被交给县和乡级政府。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即有学者指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管理的分散上走得太远了，不适应我国地方政府行为非规范的现状。在此背景下，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多财政责任的政策建议（王善迈等，2003；王蓉等，2003；魏向赤，2003）。② 当前正在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为基本原则，既宣告了义务教育领域中多元化筹资体制的历史使命的终结，又改变了各级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划分。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按照199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8］21号），实施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调整，相当一批数量的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下划地方，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责任。当前，部分地方属院校经费短缺，在拥有大量下划院校的高等教育大省，高等院校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迄今为止，对于我国公共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几个明显的空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规模（乃至于整个公共支出的规摸及其构成）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已有的公共财政研究文献中，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总量的研究，和对于政府某一类财政支出——例如，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需求因素理论，一类是所谓的政府体制与制度理论。
在需求因素理论的框架下，关于此类问题的一个较早假设即所谓“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因学者Adolf Wagner提出此观点而命名），即公共支出的增长仿佛是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的一种自然过程。瓦格纳提出，首先，当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时，它们也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公共监管等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其次，某些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和文化提升，乃是奢侈物品。因此，瓦格纳的定律不仅是关于政府支出总量的讨论，也涉及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的影响因素问题。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瓦格纳定律”过于简单，不能解释历史上诸多国家在公共支出增长方面呈现的模式，因此必须关注更多的公共支出影响因素。
在需求因素理论中，公共支出的总体规模及其构成被认为首先受到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们对公共和私人物品的需求等因素影响。Alesina和Wacziarg（1998）提出，由于公共品提供的规模效益，人口越多的国家，政府支出的规模——以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则越小；并以各国为分析单位，实证验证了人口规模和政府支出总量以及政府教育支出之间的负向显著关系。③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研究都证明人口结构对于一国的公共教育支出有着显著的影响。Burney的研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还包括经济结构、城市化程度等。④
在政府体制与制度理论框架下，已有研究分析了公共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与税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Tanzi和Schuknecht对于各国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在那些对于政府征税有着严格宪法和法律限制的国家，政府总支出的规模一般增长较慢。⑤ 另外，Del Granado等人采用45个国家1972—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地方（中央以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越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在总公共支出中的比例越高。⑥
财政分权产生的收益和成本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的讨论中，有两类研究与公共教育相关。首先，经典的理论观点是地方政府由于具备信息优势，即更加了解当地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较之中央政府是更加适宜的服务提供者（Hayek,1945）。⑦ 而Tiebout提出，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竞争，以及因此而来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匹配，是提高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率的基本机制（Tiebout,1956）。⑧ 财政分权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在各级政府中分配职能的框架（Oates,1972; 1999）。⑨
另一类与公共教育相关的研究焦点是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出的规模及其构成。对于政府支出总体规模的研究，最为常用的模型是，地方政府因横向财政竞争，为了吸引流动性的资本而竞相降低税率，从而压缩公共支出总体规模，最终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对于政府支出构成的研究，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将政府支出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促进投资环境改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类是不能直接影响投资环境的公共物品消费。Keen和Marchand（1997）探讨了财政竞争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构成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财政竞争促使地方政府偏向于投入生产性的公共项目，而对于消费性的公共支出项目可能投入不足。⑩ Cai和Treisman（2005）指出，财政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趋同。在“禀赋”异质的情况下，那些初始条件较好的地区将投入更多资金改善投资环境，而那些较差的地区则不同。他们的研究中对于初始条件的刻画是采用了自然资源、地理优势、人力资源禀赋（人口中高等教育程度者的比重和研究机构数量）、物质性基础设施等相关变量构建的综合指数。(11) 另外，Mauro（1998）的核心观点是，上述两类支出给政府官员带来的“租金”是不同的，而这些行动主体的寻租行为是决定政府支出结构的重要因素。那些带来更多租金的支出项目有可能在总的财政支出中占据更高的份额；当其他情况相同时，更加腐败的政府将更加倾向于投入租金高的支出项。他的研究发现，各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政府教育支出占总的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与腐败指数呈负的显著的相关关系。在Mauro的模型中，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人口的种族－语言分化等。(12)
对于专门研究公共教育支出的研究来说，与Hayek,Tiebout和Oates的经典观点相一致，分权化长期以来被当作是改善公共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对策，在规范性的建议中，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往往被作为地方政府的责任，而进一步分权化的呼吁，往往得到国际机构的强烈支持和各国政府的强烈关注。近期，由于世界范围内对于公共服务问责机制的争论，对于分权化的分析获得了新的活力而且常常与改革教育提供机制——即教育领域中更加广泛地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讨论彼此间杂在一起。但是，相对于已有的大量意见性建议，迄今为止相关的严格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行为的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增值性贡献即在于此。
二、中国各省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就是探讨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结构、城市化程度、财政分权程度等因素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用两个指标分别来度量公共教育支出，一个是各地区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另一个是各地区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前者表示各地区财政在教育上的投入份额，本文称之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记为EduExp；后者表示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本文称之为公共教育投入比例，记为EduGRP。以这两个指标度量被解释变量公共教育支出，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GRP为按2000年价格（元／人）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来度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取其自然对数形式；SOE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用来度量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Agr为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用来度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Pop为总人口规模（万人），取其自然对数形式；ChiDep为少儿扶养比（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用来衡量各地区的人口结构；Urban为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用来度量各地区的城市化程度；FisDec为财政分权程度的度量指标，因其较为复杂，在下文中有具体阐述；另外，模型中加入了东部地区虚拟变量DE和时间虚拟变量DT，地区虚拟变量中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地区，时间虚拟变量是针对2001、2002、2003与2004年设置的四组虚拟变量；ε与ε′分别为模型（1）与（2）的误差项。
需要指出的是，迄今我国缺乏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行为分析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的缺乏及测量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困难问题。此类研究针对的行动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测量的应该是地方政府自身的教育投入。除了抽样调查，目前研究者所能采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教育部财务司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次是财政部预算司统计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对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通常使用的测量指标是财政决算的“教育事业费”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由于我国教育经费统计体系中缺乏以资金提供主体为中心构建的科目体系，特别是缺乏针对不同政府层级的资金供给主体构建的教育收入科目体系，因此导致不能完善统计各级政府对于教育的支出。在此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关于“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章节中公布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实际上是对于中央所属教育机构和地方所属教育机构的收入合计，而后者实际上也得到了大量的来自中央财政的支持，这一统计体系的问题导致了特别是境外学者的错误诠释。其次，我国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架构十分复杂，特别是在管理层次上，有可能在不同层级的政府变现列支，这直接影响了与“教育事业费”指标相应的统计问题。鉴于地方政府本级支出中“教育事业费”指标，能够基本反映得到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能够基本刻画得到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在没有更加精确的测量数据的局限下，本研究最终选择使用了“教育事业费”数据。
现在来具体阐述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关于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等）关系的研究，多采用次中央级政府在全部政府财政支出或收入中所占比例来度量一个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然而，这种度量方法在学界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有缺陷的。例如，Akai和Sakata（2002）指出仅用一个单一指标不能够令人十分满意地度量财政分权，并构建了四个指标从不同角度来度量美国各州的财政分权程度，这四个指标分别是：（1）财政收入指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总和中所占比例；（2）财政支出指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和中所占比例；（3）自治程度指标：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4）财政收支指标：这一指标是财政收入指标与财政支出指标的算术平均数。(13) Ebel和Yilmaz（2002）主张在分析次中央级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基础上来构建各国的财政分权指标，这些指标包括：（1）税收自治程度：在次中央级政府的总收入中那些由次中央级政府自主决定税率与（或）税基的税收收入所占比例；（2）非税收自治程度：在次中央级政府的总收入中非税收入（如收费收入、使用费收入等）所占比例；（3）财政依赖度：在次中央级政府的总收入中政府间转移支付所占的比例。(14) 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3）认为财政分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主张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度量指标要能够反映财政分权的多维性。(15)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情况，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四个财政分权指标：
这就是把（1）和（2）式中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FisDec具体化为财政收入指标、财政支出指标、财政收支指标与非税收自治程度等四个度量指标，分别记为FisRev、FisExp、FisRevExp与NonTaxAut。
各变量度量指标的数据来源如下：教育事业费支出与财政总支出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决算数与本年支出合计决算数；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一产业产值、总人口规模等数据，都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0—14岁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推算城市化程度指标过程中首选城镇人口数据，在城镇人口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使用了非农业人口数据；除了吉林省的非农业人口与陕西省的城镇人口数据来源于各自省份的统计年鉴之外，其他地区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都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财政分权的四个度量指标所用数据来自财政部相关资料，财政收入是各级财政一般预算的本年收入合计决算数，财政支出是各级财政一般预算的本年支出合计决算数，非税收入在此是指各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项目决算数之和，这些非税收入项目具体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海域场地矿区使用费收入、专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16) 另外，在此需要注明的是，由于五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支是独立的，所以在计算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公共教育投入比例和财政分权程度等指标的过程中，把计划单列市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和财政收支数据，并入了各自行政隶属的省份之中。
表1与表2分别是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两个表中的（1）列是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lnGRP回归结果，（2）至（5）列是对经济发展水平lnGRP、所有制结构SOE、产业结构Agr、人口规模lnPop、人口结构ChiDep、城市化程度Urban与财政分权程度FisDec等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财政分权程度分别采用财政收入指标FisRev、财政支出指标FisExp、财政收支指标FisRevExp和非税收自治程度NonTaxAut等来度量。
由于采用了面板数据，所以首先检验样本中是否存在个体效应，Breusch－Pagan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论为所有回归模型均拒绝零假设，表明样本中存在个体效应。然后，根据每个回归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论，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回归。
从表1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不论是否控制了其他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RP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2000—2004年间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和公共教育投入比例并没有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反而下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其财政教育支出比例与公共教育投入比例越高。
（2）所有制结构SOE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如果国有经济在经济总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就会削弱教育事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要依靠政府投资来运营，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政府财政支出中投入到国有企业的金额就越大，而财政收入及其所能支撑的财政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国有企业占用的资金越多，就会导致其他方面（当然包括教育）所能占用的资金越少，所以国有经济比重增大，会抑制教育及其他方面所能获得的财政投资资金；此外，国有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使得这些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财政支出，可能没有希望变成日后国有企业上缴的（比投资额更大的）利税，当前被挤占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投资资金，在未来的年份中也得不到补偿。因此，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增大会阻碍财政上的教育投资，反之，国有经济比重减小可能会促进教育投资。
（3）产业结构Agr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和公共教育投入比例EduGRP都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大的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和公共教育投入比例都比较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农业省份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与其他省份不同，导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公共教育投入都比较低。
（4）人口规模lnPop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的影响不显著，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EduGRP的影响不明确。表1中lnPop的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而表2中lnPop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在（2）列中为正，在（3）至（5）列中为负。可见人口规模虽然是公共教育投入比例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其影响是不明确的。就人口因素而言，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人口结构，而不是人口规模。
（5）人口结构ChiDep（即少儿扶养比）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存在正面影响；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EduGRP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影响力很小。在0—14岁人口中，6—14岁年龄段都属于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儿童；少儿扶养比越高，则政府需要支出的义务教育经费也就越高，导致财政教育支出比例较高。可以说，少儿扶养比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存在正面影响的实证结论跟人们通常的认识是相一致的。从表2可以看到，ChiDep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但是仅在（2）列中是显著的，而且系数的绝对值仅为0.0178，可见少儿扶养比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的影响程度很小。
（6）城市化程度Urban在相关的回归中都不显著。这一结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可能和本研究所用数据有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度量城市化程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些省份缺乏城镇人口数据，仅有非农业人口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使用了非农业人口数据来近似计算城市化程度。
（7）最后来讨论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如表1和表2所示，财政收支的分权程度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存在正面影响，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EduGRP存在很小的负面影响；非税收自治程度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EduExp存在负面影响，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EduGRP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政府主导义务教育的经费提供，而高等教育实施成本分担政策。由于中国实行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分散、责任主体的重心低，所以一个省份内部财政收支分权程度越高，次省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所占比例越大，教育经费就越有保障，从而财政教育支出比例越高。而政府的非税收入通常不用于教育投资，因此非税收自治程度越高，教育事业费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越低。
三、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使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用两个指标分别来度量公共教育支出，一个是各地区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另一个是各地区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所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因素、财政分权制度等。重要的研究发现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2）国有经济在经济总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就会削弱教育事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3）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大的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和公共教育投入比例都比较低；（4）财政收支的分权程度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存在正面影响，但是对公共教育投入比例存在很小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关于“4％政策目标”，目前的核心问题是其落实机制，特别是促使各级政府共同加大教育投入的问题。本研究的发现说明，需要谨慎对待那些将此全国性目标简单地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建议。第二，关于所有制结构的分析结果，为将政府财政支出重点从经济建设领域向公共服务领域调整的公共财政改革原则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证据。第三，本研究发现，一省之内的财政分权化程度越高，全省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可能越高。这至少说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对于增加公共教育投入的政策目标来说也至为重要，未来的相关改革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发现——特别是第一个研究发现——有可能与本研究使用的地方公共教育支出测量指标有关，也就是本研究使用了反映得到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教育事业费指标，而中央政府与教育相关的一般性和专项性转移支付如果偏重经济落后地区，则可能对于区域间差异的格局产生影响。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教育经费统计体系中，缺乏针对不同政府层级的资金供给主体构建的教育收入科目体系，导致目前难以测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而这是研究者未来应进一步努力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8-01-20
注释：
① 王善迈：《我国教育经费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教育与经济》1989第1期；闵维方、杨周复、李文利：《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王善迈、袁连生、刘泽云：《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问题及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王蓉，等：《努力建设中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魏向赤：《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人民教育》2003年第19期。
③ Alesina,A.,Wacziarg,R.,1998.Openness,Country Size and Govern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9(3),pp.305—321.
④ Burney,N.A.,2002.Wagner's Hypothesis:Evidence from Kuwait Using Cointegration Tests.Applied Economics,34,pp.49—57.
⑤ Tanzi,V.,Schuknecht,L.,2000.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A Global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 Del Granado,F.J.A.,Martinez-Vazquez,J.,McNab,R.,2005.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Georgia State Univers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Working Paper Series,at AYSPS,GSU.
⑦ Hayek,F.A.,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XXV(4):519—530.
⑧ Tiebout,C.M.,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pp.416—424.
⑨ Oates,W.E.,1972.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Oates,W.E.,1999.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7(3),pp.1120—1149.
⑩ Keen,M.,Marchand,M.,1997.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6,pp.33—53.
(11) Cai,H.,Treisman,D.,2005.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 Public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3),pp.817—830.
(12) Mauro,P.,1998.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9,pp.263—279.
(13) Akai,N.,Sakata,M.,2002.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52,pp.93—108.
(14) Ebel,R.D.,Yilmaz,S.,2002.On the Measurement and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809.
(15) Martinez-Vazquez,J.,McNab,R.M.,2003.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World Development,31,pp.1597—1616.
(16) 2004年7月财政部发出《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指出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化了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管理，要求财政部门将政府非税收入分步纳入预算管理。此前，政府非税收入包括财政预算内非税收入、财政预算外非税收入，以及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部门收费和集资、摊派等。在本研究所针对的期间（2000—2004年）内，政府非税收入的主体是财政预算外非税收入，但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所以本研究的非税收入仅指财政预算内非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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