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之二论文,总理论文,仪式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社会各界眼中的纪念周与集体记忆
纪念周既是一种制度时间，同时也是一种规训制度，它将人约束于一定的时间场域，并接受一整套仪式规范操演，在此时间场域内，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而必须遵从并追随这一套时间仪式，从而接受并服膺其意识熏陶，进而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涵化。所以，就本质而言，纪念周是一种对人们思想产生钳制作用的政治仪式，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并形成了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
纪念周因操演过于频繁而逐步流于形式，即使在纪念周严格执行的初期，也存在着个别松弛现象，因此，政府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如1931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就曾上报中央：“查近来各地各党部各机关及各军队每有未能切实遵照条例举行总理纪念周者，殊属有违党纪”。（注：《呈复奉令切实举行总理纪念周当经遵守并饬属一体奉行合具复呈查核》，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中央的情形也是如此，曾任中常会委员的王子壮就在日记中记述，中央委员们对于做纪念报告互相推委，甚至出现“拉夫”局面，大家对“纪念周亦不感兴趣”。（注：《王子壮日记》（1934年5月3日）第2册，第63页；《王子壮日记》（1940年11月25日）第6册，第330页。转引自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见《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更有甚者，个别机关直接对抗，不举行纪念周。如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忽视纪念周，在1941年的10个月内仅勉强举行过2次纪念周，为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训令至经济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13970，《度量衡局局长忽视总理纪念周嘱纠正案》（1941年12月）。）据中央调查，“政府各机关切实奉行者固多，而松懈废驰、不常举行或虽举行而所属人员多缺席者，亦间有所闻”。（注：行政院训令（1941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2（6）—2680，《奉令纪念周应切实奉行一案》。）对于机关工作人员而言，纪念周仪式枯燥乏味，尤其是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对具有专制本质特色的纪念周制度产生不满，他们视纪念周为形式，以应付、敷衍的滥竽充数态度进行默默的抵制，“到最后一排当起南郭先生来，‘滥竽充数’，只动嘴皮不出声”。（注：倪锋《遥念谢冰莹》，见《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纪念周流于形式的现象更为严重，即使对孙中山最为崇拜的广东地区也出现了危机。以潮安县为例，“1948年后，国民党每况愈下，区党部虽然经常组织党员出席‘联合纪念周’，听党政军团作‘施政报告’，但人们都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注：马芝济《国民党潮安县政权概况》，见广东潮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潮安文史》第13辑，1994年。）
机关纪念周流于形式折射出人们对纪念周的懈怠，而部分知识精英则直接批判纪念周。早在1927年，鲁迅就讽刺纪念周仅是一个形式，它给军阀标榜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以表演场域：
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见《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1927年11月16日。）
鲁迅指责国民党的作法极其荒谬，信仰与纪念周形式间不应有必然联系，但在国民党那里，做不做纪念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的基本标准。
胡适则是最著名的纪念周反对者。早在1928年，胡适就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注：胡适《打倒名教》，见《新月》1卷5期，1928年7月。）次年，胡适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批判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在胡适看来，纪念周是国民党在日常生活中钳制人们思想的体现，它表面上是对孙中山的纪念，而背后其实隐含的是政治的专制与独裁，是推行愚昧的个人崇拜。胡适坚决反对国民党将总理遗教上升为教条，由此，遭到当局的压制与批判。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注：《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87页。）最后，胡适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其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也反对将全体学生纳入纪念周制度时间体系，他们通过《教育与职业》和《国讯》杂志公开表态，“国民党党员作纪念周，读党义，举行各种党教的仪式，这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所反对，但是强迫全国各级学校学生举行同样的仪式，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注：转引自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七），见《教育与职业》1997年第7期。）
胡适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固然敢于直接向当局宣战，而多数知识分子则采用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1936年，著名画家叶浅予为南京《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其中一幅是关于小陈主持纪念周：“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因这幅漫画，叶浅予遭到攻击，被指责“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注：叶浅予《〈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见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北京群言出版社1992年版。）此后，叶浅予不再画《小陈留京外史》。还有些知识分子虽未公开批评，却以变相方式加以抵制，有些大学视纪念周为形式，而将主要时间用于学术讲座，邀请教授及名流在纪念周上轮流向全体师生作学术讲座，如国立杭州艺专将纪念周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著名画家林风眠在纪念周上谈国画。（注：林风眠《我们要注意——国立杭州艺专纪念周讲演》，原文载《亚波罗》（国立艺术院半月刊），1928年创刊号，未标纪念周讲话，但朱朴编选《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则予注明。）还有的知识分子则消极对待，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医学家）“让秘书主持总理纪念周，说自己背不下总理遗嘱，从来没有训过一次话”。（注：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林语堂对纪念周也不以为然，“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注：林语堂《有不为斋解》，见《论语》第31期，1933年12月。）还有的人则通过诗作来讽刺国民党表面上举行纪念周崇拜孙中山，实际上却政治腐败，安徽宿松人沈嵩甫指责国民党官员“浑身都是官僚化，满口偏呼纪念周”。（注：沈嵩甫《纪念周偶感》（1932年作），见安徽省宿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宿松文史》第1期，1985年10月。）这些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个人崇拜、实行专制独裁的制度体现，是国民党打着孙中山旗号行独裁政治的幌子，本质上它与现代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相背，应该予以抵制。
附图
然而，知识阶层也有部分人士积极参与纪念周制度的建构。罗家伦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中央大学任上，均积极配合国民党党化教育，严格实行纪念周制度。（注：贺崇铃主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3年2月20日、5月15日、5月29日、10月30日。）有的地方，士绅将纪念周纳入地方话语体系，在地方志中将纪念周作为礼俗的内容予以记载，如福建《崇安县志》将“纪念周”列为典礼的首要内容之一。（注：刘超然等修、郑丰稔等纂《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五卷，礼俗·典礼·纪念周，1942年崇安县志委员会铅印本。）这些知识分子、士绅参与并推动纪念周制度的执行，或因崇尚孙中山的思想与人格，或因拥护国民党统治，但不论怎样，知识阶层对于纪念周的推广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抗战之后，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全面阐扬，国民党在法律上将孙中山从“党的总理”上升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国父”。（注：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见朱汇森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414～415页。）由此，纪念周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得以呈现，社会各界对于纪念周的批评之声渐趋消弥，纪念周成为国家与民间共同建构的宣传抗日、进行民族复兴教育的时间场域。1935年9月2日，湖南省政府举办扩大纪念周，张学良发表演讲，呼吁“个个有自信力，有责任心，有牺牲精神”，参加纪念周的广大民众群情激昂，备受鼓舞。（注：张学良《在湖南省政府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见《扫荡报》1935年9月3日。）1937年8月2日，广东扩大纪念周，省市党部电请国民党中央动员抗战，集中力量，驱除暴敌，复我失地，抗战空气弥漫全场。（注：《广州民国日报》1937年8月3日。）同时，有识之士呼吁学校“每星期纪念周多作时势之探讨和报告，于散会完毕时，问以关于失地雪耻的话”，（注：吴震亚《民族复兴与中等教育》，见《教育与中国》第5期，1934年11月。）利用纪念周，培养学生的“民族的精神”。（注：环家珍《民族复兴与师范教育》，见《教育与中国》第5期，1934年11月。）各级学校比任何时间都严格执行纪念周。（注：1936年5月4日，著名教育家黎锦熙利用北平师范大学纪念周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呼吁全民抗日（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校友通讯》第15期）（1990年9月）。湖南省慈利中学、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镇中心小学等多举行纪念周，见朱宜之《朱岳峙的恩怨录》，见湖南慈利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慈利文史资料》（1—5辑）1993年5月；范继林、许学欣《平山镇第一小学简史》，见广东省惠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惠东文史》第3辑，1991年4月。）而直接面对敌人刺刀的军队更是在纪念周中宣誓抗战到底，一般军队自不待言，连孙立人将军所部驻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地时，依旧按时举行纪念周，孙将军亲自主持作报告，号召将士们“要有志气，更要发扬民族气节”。（注：国民党军队实行纪念周抗战动员，参见郑泽隆《抗战初期李汉魂在潮汕的守土御敌活动述评》，见《广东史志》2003年第1期；郭亦萍《我在抗日中的一段经历》，见湖南省常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10月。朱子云《令人难忘的往事》，见孙立人将军史料及纪念文摘网：http： //yuanzheng.nease.net/sunnew/wz.htm）可以说，国家与民间在纪念周与孙中山崇拜问题上达到空前一致。
时间配置是控制人们生活与行为的一种方式，在纪念周制度时间安排下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均对纪念周仪式印象深刻。因为纪念周是一种重复频度极高、集语言、音乐、动作于一体的政治仪式，具有养成人们习惯记忆的重要功能。所谓习惯记忆是在仪式操演过程中，人们被要求做的一切动作、行为准则均被视为自然，“以至它们被记忆成习惯”，而且某种有条件反射的心理状态，仪式的要求一旦出现，它就会习惯地适应这种要求。由于频繁的实践，一些仪式中经常出现的语言与动作已经深深入地印入人们的脑海，当看到某一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时，人就会联想有关这一符号的仪式及其仪式中的语言与动作。这是因为人们不断重复这些语言和动作，以至已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即康纳顿所说：“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注：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08，90页。）因此，纪念周对于人们的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说：“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记忆或记忆构成”，而且“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个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注：[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13页。）因此，当关于“孙中山”的神话及言说进入国民党所掌控的传媒与精英所主导的公共话语，纪念周又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关于孙中山的集体记忆。
民国时期的人们对于纪念周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不少人只是在小学、中学时期参加过纪念周仪式，但都记忆深刻，许多人尤其是儿童正是通过纪念周仪式而对孙中山有了最初的了解，进而产生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广东钦州章慈芳忆述，在读小学的6年里，学校纪念周从未间断，50年后他（她）仍能唱《三民主义歌》，总理遗嘱更是“背得滚瓜烂熟”，而校长所讲“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而英勇战斗，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终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注：章慈芳《回忆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片断》，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钦州文史》第2辑，孙中山与钦州专辑，1996年。）纪念周对他（她）产生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像章慈芳的例子并非个案，著名作家袁鹰也对纪念周记忆深刻：
30年代初进入小学堂，每星期一早晨必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也必定跟随台上的主持者恭读“总理遗嘱”。从那时起，就背熟了“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看熟了台上高悬遗像上方那“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和遗像两旁那两句遗言。从此，一个伟大爱国者、伟大革命家的形象，如莽莽昆仑矗立在少年人的面前。（注：袁鹰《革命尚未成功》，见《人民文学》1999年第9期。）
纪念周使袁鹰对孙中山伟大革命家的形象形成了深刻的记忆，并影响其一生的思想。
对纪念周与孙中山的记忆是大众普遍的记忆。曾就读湖北孝昌小学的老人回忆，通过纪念周，“我们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衷敬佩，从内心激发爱国热忱”。（注：李安善《忆复兴乡中心小学》，见《孝昌文史资料》编辑室、《孝昌春秋》编委会编《孝昌文史资料》第2辑，1999年9月第1版。）山东济南商河县中山街小学就学者至今难忘纪念周：“纪念周会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阵地，对于学生在思想上、学习上、行动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王仁正《回忆1937年以前商河城内中山街小学的两三事》，见政协济南市商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商河文史》第四辑，1994年1月。）据笔者查阅全国各地文史资料，许多人在回忆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纪念周，谈到孙中山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福建德化师范学校、湖南永绥县茶洞师范学校、湖南临湘县中小学、河南省郑州管城区冯玉祥创办平民小学的学生，虽都步入老年，但都对纪念周记忆犹新。（注：江中卫：《抗日战争时期的德化师范》，《德化文史资料》第13辑，民国时期教育专辑，1992年10月。向华树《往事漫忆》，见《慈利文史》第4辑，1991年；易理清《抗战前的临湘教育片断》，《岳阳市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12月。吕秀贞《平民小学追记》（作者是二年级学生），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管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10月。）90岁高龄的著名水利专家严恺更能用流利的英文、德文背诵《总理遗嘱》。（注：《一片深情系江河——记著名水利专家、两院院士严恺》，见《中国水利报》2002年7月14日。）可见，总理遗嘱通过纪念周仪式对人们记忆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另据笔者对部分6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他们对学生时代举行纪念周印象极其深刻，虽然当时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纪念周的意义，有的仅知道纪念周是为纪念孙中山，背总理遗嘱时如“小和尚念经”，敷衍过关。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都知道孙中山是“国父”，是有功于国家的，也知道了三民主义等政治名词。关于孙中山的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中通过纪念周时间控制及仪式操演而不断“习得”的，它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人们生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民间社会永远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民间的话语存在着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会全然接受国家的传输。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口头上高喊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政治专制腐败，不得民心，因此，民间有人认为国民党举行纪念周不过是标榜自己为孙中山继承者的政治游戏。但是，下层不具有话语权，而只能通过民间故事、笑话等形式进行表述，以解构官方意识形态。至今社会上流传着纪念周上背诵总理遗嘱的故事，不少书籍与网站将其介绍为求职应聘招术。关于这一叙述最著名的是熊式辉与朱家骅的故事。民间传说蒋介石最喜欢在纪念周上能流利背诵总理遗嘱者。然而，号称总理忠实信徒者的吴稚晖，纪念周上居然背不成句，惹得全场哗然。熊式辉即以此为教训，每逢蒋介石召见，必是总理、总裁的语录大段引用，被蒋介石引为同道而大加赞扬。一次，省政府考核公务员，熊式辉亲临，一位年轻公务员拾级而上，熊式辉突然发问：你知道你刚才上楼一共有多少台阶吗？青年先是一愣，继而笑问：主席乃先总理信徒，熟读总理遗嘱，不知总理遗嘱有多少字数？熊式辉大笑，遂用其人为县长。（注：温相《民国史杂谈——国民党政学系头子熊式辉》，http： //www.junmeng.org；又见方方（作家）《人文地理散文二篇》，载《天涯》2001年第6期。）类似的故事是浙江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在挑选县长面试时，问应试者是否知道总理遗嘱有多少个字？而应试者反问朱家骅，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多少笔划？（注：李昕《面试成功的策略与技巧》，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又见王培佐《有一种素质叫胆识》，见《中国人才》2004年第3期。）这些民间故事的叙述表明，纪念周上背诵总理遗嘱在民间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揶揄的对象，人们将背诵总理遗嘱看作是国民党将纪念孙中山形式化的代名词。因此，国民党尽管轰轰烈烈地推行孙中山崇拜，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在民间最终只能得到违背总理遗嘱的历史评价。
结语
时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极为密切，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现代性更是密不可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者往往通过时间的建构及控制，使其社会政治地位合法化。（注：R.Burman.Tim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on Simbo,Solomon Islands.Man,1981,Volume 16,Issue 2： 251-268）从政治制度现代化层面来看，现代科层制的运作有赖于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制度时间，纪念周既是制度时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时间，而是贯穿政治仪式的制度时间，是政党政治对现代科层制度的干预。制度时间规训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纪念周作为政治制度时间，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影响与控制尤为明显，因此，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国家的一种隐性权力技术，所反映的是政治时间对中国人生活的强制性介入，让人们从对时间的感知来感受国民政府的现代性权威力量，进而在无意识状态中认同国家权威，体现出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本质特征。在国家层面，政治仪式就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国家透过它可以向社会成员推销官方话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正如格尔兹所言，象征、庆典和戏剧化的仪式是国家实践政治的一条途径，是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注：参见克利福德·格尔兹、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尤其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意识形态的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诠释，都无法与实践的作用相比拟，而最有效的实践方式是仪式化的行动，并辅以象征与形象建构等手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仪式又是被国家运用于政治统治的权力技术。纪念周仪式背后隐含着国民党政治权力的渗透与运作，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被创造、被传播，而纪念周仪式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被驯化。纪念周仪式带有宗教仪式色彩，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是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个人崇拜背道而驰的。因此，纪念周必然遭到崇尚自由的部分知识精英的反对。尽管共产党也接受孙中山作为民族精神领袖的象征地位，但反对纪念周，呼吁“废止宗教式的总理纪念周”，“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学生运动的现势与我们目前的任务》（1929年9月28日），见《列宁青年》第2卷第1期，1929年10月10日。）
纪念周正是从时间与仪式两个维度，将孙中山符号“嵌入”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之中。当然，国民党对于孙中山符号的宣传并非局限于纪念周一项，而是体现于各个层面，曾出版大量宣传书籍、音像制品，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以“中山”命名道路、学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及公园，并将孙中山崇拜贯穿于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全体国民教育之中，促使人们形成有关孙中山的文本记忆，与积淀在身体中的记忆持续地交互作用。记忆需要通过不断的反复才能得到巩固与强化，因此，纪念周对于人们记忆形成的影响无疑最巨。
国民党设置纪念周的目的就是要推行孙中山崇拜，在这个推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此可见，在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民政府已经掌握了娴熟的权力技术，而且这种嵌入式隐藏的权力技术更具有易渗透性与易传输性，加之孙中山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内涵，使人们对孙中山崇拜的接受程度迅速提高。就这一意义而言，纪念周作为孙中山崇拜在时间、仪式层面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是较为成功的。吉登斯在论述民族国家形态时特别强调，与传统相比，现代社会社区内部的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注：参见《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5页。）纪念周作为国家推销孙中山崇拜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体现出其本质上的现代性，国家与社会已经密不可分，与清末民初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监控与渗透已经达到相当深度。但是，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民间与国家在对待孙中山崇拜问题上不是国家单向传输的过程，而是存在着明显互动，民间力量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也起着重要作用。但国民党脱离民众、专制腐败而一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民间也会进行公开抵制，或通过特殊形式进行消解。
综上所述，纪念周作为制度时间、政治时间与仪式时间，在民国时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它对于宣传孙中山崇拜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同时使国民党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虽然国民党政权终因其专制腐败而失去民心，但纪念周宣传中孙中山革命家的形象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今天65岁以上的老人们对纪念周仍然记忆深刻，这对于他们1949年后接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形象也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国民党政府竭力推销孙中山符号及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民众基于孙中山符号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而共同塑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