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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8年5/6月号
过去10年，中国对亚洲的影响明显增大。一些学者指出，除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增加外，软实力的增强成为中国扩大区域影响的关键。在经济快速增长之外，中国通过推出中国价值观念，宣扬中国文化，已上升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潜在竞争对手。为达目的而采取的其他举措包括建立面向东南亚的24小时中国电视节目和无线广播电台，增加对亚洲国家的援助，以一系列步骤招徕国际学生学习与研究汉语，积极参与区域间多边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2005年12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亚洲，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快速提升；他呼吁美国作出应对。该文章反映出奈与其以前对待中国软实力的态度有了明显的不一样。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约瑟夫·奈轻描淡写地将中国的软实力增强视为面向未来的一种发展选择。他认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在文化上很有吸引力，但与美欧相比实力还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缺乏学术自由，因为中国存在腐败，还因为围绕着台湾海峡的一大堆问题。
近期来，很容易发现支持中国形象改善的明显证据。各种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际亲和力在日益上升。据皮尤调查中心（美国一家无党派非营利机构）2005年6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大多数被调查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黎巴嫩、约旦及印度）对中国的崛起表示赞赏，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对他们的国家带来好处。英国BBC世界之声在2004年11月—2005年1月对22个国家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受到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包括其邻国。
中国形象改善和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最重要解释就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不太明显却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区域政策。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对待亚洲的态度上出现了转变：它将亚洲视为核心战略区域，对整个亚洲大陆采取了积极的区域政策，而过去却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中国开始对外宣传各种外交理念，如“负责任的大国”，“新安全理念”，“和平崛起与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等，并采取了“睦邻友好政策”来支撑这些理念。这些努力缓释了邻国的忧虑，确保了中国的区域强国地位。
除经济快速增长和军事实力之外，中国对软实力的认识以及将其应用于国家政策，这也是其国家形象快速改善和对亚洲影响力上升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有着浓郁的兴趣，而反观美国，主流学术界对此一话题的态度则相对平淡。而且，进入胡锦涛时代以来，对软实力的讨论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以及媒体的重要话题或热点。所以，需要详细考察中国的软实力，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从区域强国向全球大国发展的进一步崛起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
重点是三个核心领域：中国发展模式（即北京共识）；中国的外交政策（即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中国文明。
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个术语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在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报告的题目就叫“北京共识”。雷默是高盛集团的一名高级投资顾问，也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从那以后，该术语经国外大量媒体报道而获得了国际认可。雷默报告总结了中国新的实力基础，声称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已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他还说，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取代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按雷默的解释，北京共识由三个定理组成：第一是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创新为基础；第二是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可持续性与平等为最先考虑；第三是中国努力寻求外交自主。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一样，其内涵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它还包括了政治、社会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雷默强调，作为一个新的发展范式，北京共识让身处不确定国际环境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现实毕竟是华盛顿共识已然崩塌，WTO协议谈判破裂以及阿根廷经济陷入崩溃。因而，以雷默的观点看，相对于全盘应用一系列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寻求经济发展——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政策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则更为有效和更加实用。
然而雷默所描述的北京共识在内容上令人失望。其实，许多人注意到它倒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这个术语本身似乎刚好与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考察其第一定理，看到它只不过是重述了进入胡锦涛时代后中国对创新的强调。第二定理同样毫不走样地复述了胡领导下采取的经济战略，即放弃以前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转而提出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平衡发展战略。第三定理也只是对中国在1982年官方宣布的一套独立外交政策的总括。这样，不但是雷默的北京共识没有提供任何新鲜内容，而且它听上去更像是在为中国的官方立场做宣传。
雷默的“北京共识”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接着是很多的学术分析。国内主流媒体欢迎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而随着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一些国家也开始将其视为普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倾向于将这些肯定性的评论视为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象征。同时中国也有其他组织担心北京共识的传播及其负面影响，尽管他们也承认并欢迎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但他们担心，北京共识会对业已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起到火上浇油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威胁一直是来自硬实力方面，但如果中国继续将其发展模式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而加以推进，北京共识将会被视为一种挑战美国观念的新型威胁。另外，随着北京共识的进一步传播，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在反全球化运动中会无意之下处在先锋地位，而这毕竟是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羞辱。一些反全球化组织也开始运用北京共识里的论点来批判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如果这种趋势得以继续，中国——与其愿望相反——有可能会面临被误解为反西方以及挑战现行全球秩序的主要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默的北京共识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客观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在中国1978年刚开始改革开放时，雷默详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其中，落入中国选择视野的是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东亚国家的推动型模式；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奉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产业政策试点执行机构的运用等都是该模式运作的实际体现。因此，这也使得有一些研究人员下结论说，中国在本质上是东亚模式的变异形式。中国学者公开或不公开地似乎都接受这种解释。
然而，中国学者迄今一直在强调中国发展模式有不同于东亚模式的自身特点。有些学者指出，相对于日本和韩国，中国积极奉行外商直接投资路线，因此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资本运用方面也有所不同。另外，中国在改革起步阶段就致力于通过市场放开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是出于几个方面的动机。东亚在起初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后就一直沿着民主化的道路前进。这带来的暗示是，中国在经济增长之后也将经历民主化过程，而把模式区别开来则可打消对中国作如此念想。另外，随着1978-1979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国际上对东亚模式批评也越来越多，中国发展模式凸显的独创性消除了那种认为该发展模式不能持久或不稳定的说法。
还有一个让中国支持北京共识的理由。因为它是一个包容了从政治到社会等一切内容的中国发展模式，传播北京模式可以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而且是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模式。通过北京共识，中国可以最终摆脱不讲民主的指责——西方世界所认为的——并且现在可以通过向第三世界推荐各种发展政策而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堪与美国相匹敌的领导作用。
虽然这些好处近在眼前，但中国还是不愿向国外大力宣传北京共识。第一，如前所述，雷默北京共识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官方立场的总结。如果中国仅仅向国外宣传北京共识的价值，这将至多是借用一名中国拥护者的声音来宣传中国的立场。而中国担心的是，如果过于单方面推行北京共识，可能会让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郑必坚在胡锦涛2006年访美前公开强调，中国并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发展模式，这就是中国持谨慎态度的最好说明。
北京共识对国际社会到底会有多大实际影响，这一点还很难确切判断。但可以估计一下它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有多大。对韩国和中国台湾来说，它只不过是对他们曾经所遇到障碍的总结而已，并非是新的模式。但对于亚非拉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国的经验则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追求高经济增长可以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并存的思想已经吸引了非民主国家统治阶层的注意。南亚、非洲、拉美、俄国，以及原苏联共和国如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土库曼等国的威权主义领导人都对北京共识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方面，北京共识对中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中国继续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增加对它们的援助，则北京共识有望取代华盛顿共识，正如雷默所断言的，至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如此。
外交政策：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来源在于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亚洲的区域政策。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外交政策是软实力资源的重要因素，实行一套考虑缜密的外交政策能极大地影响一国的软实力。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已被认为是将中国带进全球大国外交战略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理论可以被看做是重要的例证。
和平崛起理论是200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的。此后该理论被频繁报道，当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讲演时就曾提及。但自2004年4月以来，“和平发展”代替了和平崛起的提法。此后中国政府决定不再将和平崛起作为官方正式用语。
促成和平崛起理论诞生的，是各种不利于中国的话语的到处传播，如中国威胁论。然而单单将该理论视为对威胁论的回应多少有失片面。其动机要比表面所看起来的重要得多。提出和平崛起理论的意图，其实就是宣布中国国力扩张以及未来将上升为全球大国地位，并期望得到亚洲邻国的认可。
在这方面，中国崛起的提法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意义。一些学者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三方面的转变。第一，外交中心从美国转向周边邻国；第二，外交目的从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为主转向以担负全球领导人及全球责任为主；第三，外交战略从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提高综合国力为中心。换言之，和平崛起理论宣布了中国的全球战略由内到外的方向性转变。
和平崛起理论的内容相对简单。第一，中国虽然获得了短期内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不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起点较低，领导层面临着供养13亿人口的问题。这些国内制约因素意味着中国需要至少在接下来的三代人时间内将精力全部放在自己的发展上。第二，中国正在奉行一种积极参与全球化而非疏远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第三，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还坚守着自己不伤害他国利益的独立发展战略。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洲总体的经济发展、繁荣及稳定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信息中心2005年12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国和平发展之路”，解释了和平发展理论。第一，和平发展乃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第二，中国通过创造出和平的全球环境来获得发展，并通过发展来增进世界和平；第三，中国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改革与创新来获得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第四，中国积极适应全球化趋势，努力与他国互助互利，共谋发展；第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原则，力求构建一个长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上述可看出，和平发展理论与和平崛起理论内容上并无甚差别，说明中国无意全部放弃和平崛起理论中的思想内容。当然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术语改变是有意义的，因为词语的转变表明了中国官方有意推迟宣布中国崛起的时间。崛起意味着此消彼长，平衡被打破，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而发展则多少意味着可能与现存超级大国比肩前行。
伴随国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很多新的任务。首先必须消除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然后需要让亚洲邻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崛起。
最后，中国需要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争取获得对国际事务的更大发言权。虽然和平崛起理论能用来满足这些外交目标，但北京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向国际社会充分解释清楚这种新的、可能引起冲突的外交政策。这样，和平发展理论就取代了和平崛起理论，但仅是在名称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这种术语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目前所处的情形：一方面，中国希望公开宣布自身的崛起，获得邻国的承认；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又很小心，担心引起其他国家可能的负面反响。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中国都会谨慎地执行以和平崛起理论为基本指导的外交政策，继续寻求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
中国文明
软实力的第三个来源是中国文明，它让中国在创立一种新型的所谓亚洲观时起着领导作用。根据结构主义对同一性形成的理解，过去的历史对形成今日作为社会构造的现实同一性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理解的是，中国文明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足以在那些与其分享共同文化遗产以及其他文化受到中国影响的亚洲人当中唤起共同的兴趣和取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判断中国文明对中国的软实力到底有多重要。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所以是重要资源，就在于它们可以被重构和重现，可以帮助创造出一种“想象后”的亚洲身份与亚洲观念。
例如，如果中国官方选择了一个追溯19世纪鸦片战争的历史片段，然后将这漫长的冲突重构为亚洲历史中受到西方侵略的共同记忆，那么很可能许多亚洲人会共同记住这段中国历史。这样，利用中国历史及其文化遗产，中国就可以通过为亚洲人创造共同的、想象后的身份以及观念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这是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超越了单一的一个国家历史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齐名的亚洲古老文明之一，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财富。在中国文明的许多特性中，儒家思想是表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观念与中国视角的核心要素。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对儒家思想和儒家价值观很熟悉，它在亚洲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就相当于人权和民主在西方的意义。当然这个话题并不新鲜。90年代初，亚洲学者及政治家曾认为亚洲观念与身份可以与西方观念及身份相抗衡，并因此引起了观念论辩，但伴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伴生的对亚洲观念的批判，这些讨论很快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中国的崛起又一次让追寻基于中国文明的亚洲观念成为可能，至少在持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是这样。这些观念包括家庭作为社会结构形成枢纽的重要性；重视德行与伦理；集体重于个人，强调团结，或和谐与秩序；还有勤奋、节约，以及教育的重要性等等。中国的亚洲观念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之上，而沿用的是对以前支撑过东亚经济奇迹的亚洲观念的论证模式。而且，中国的文明和历史遗产为中国倡导亚洲观念增添了砝码。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特别关注中国近年来对儒家价值观念的重视。自江泽民时代以来，已有过多种尝试希望将儒家思想吸纳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如2001年中国颁布了“国民道德实施纲要”，它将儒家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融为一体。这些努力在胡锦涛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儒家对民主的诠释（民本主义）中，抽离产生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系列术语。儒家思想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同时还将儒家思想延用于外交方面。外交原则如“与邻国和睦相处，为它们带来繁荣，为它们提供安全”以及一个“和谐世界”都是取自儒家思想。这显然既不同于传统政治理论，又不同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通过更进一步的体系化，中国打算重新将儒家思想化为中国人的内在观念。
另外，中国也一直在系统而全面地发展公共外交。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孔子学院的创立，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兼语言中心，专以用来提高学习汉语的兴趣，现已遍布全世界。2004年，中国建立了国务院下属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其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自2004年11月在韩国汉城（首尔）创办第一所以来，到2007年3月全世界已有140所孔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