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云[1]2001年在《论经济周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联系——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再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针对当前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问题存在的不同见解，重新分析并明确了经济周期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和影响经济周期特征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细致的探讨，得出经济周期与市场经济具有本质性联系这一结论。 通过分析研究，本文认为，从本质上讲，造成经济周期的内在力量就是市场机制。经济周期是市场调节机制规律性的外在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差异，因而经济周期也随市场经济的演化和国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政府干预是影响经济周期的最主要的因素，它正在并将继续促进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宏观经济波动特征，进一步明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周期。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的确立、成熟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已逐渐显露周期特征。
姜英华[2]201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叁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武建奇[3]2007年在《马克思的产权思想》文中指出本文的任务是弄清楚马克思的产权思想“实际上是怎样的”。这就要求攻读原文原着,弄清原旨原义,做到原汁原味,以“复原”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产权思想。1.主要内容本文共分7章:第1章“阶级人假设”。“阶级人假设”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前提性假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中分析了经济人的提出所经历的叁个阶段,并提出应该分别从人的自利程度、理性程度和经济偏好程度叁个维度来完整理解经济人概念的观点。在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分析中,则完全按照马克思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逻辑,分别从“哲学层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经济层面: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再到“资本主义经济层面:阶级人”叁个层次进行了论述,为后面的具体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2章“阶级分析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阶级人假设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具产权特色的方法。可以把阶级关系看作是产权关系中的一种特例。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就是阶级权利之间的博弈。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行为的外部性十分明显,但却无法“内部化”,科斯定理无能为力。阶级人经济行为,最具特色和最有意义的是阶级人对阶级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在阶级利益博弈中工人阶级从生产性质上来根本解决分配问题的努力。阶级人所追求的目标中的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第3章“产权一般”。西方产权理论源自于对“外部性”的关注,马克思的产权思想则是起源于对所有制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标志性概念是所有制或所有权及其“权能结构”,西方产权理论的标志性概念是产权或权利及其“权利束”。区别和比较权能结构与权利束有助于对产权的准确把握。本章对两者本质含义进行了多方面比较,对产权的本质进行了分析。马克思的产权起源和演进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产权问题上的具体化。本章还分析了马克思的产权演进模型和他的“经济力界定产权论”。认为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交易需要花费资源,制度需要支出成本,并从多方面分析过今天看来属于交易费用的种种耗费。第4章“资本产权”。资本产权的实质始终是资本权利对劳动权利的侵蚀,而不是这一资本对另一资本的权利。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载体,对资本产权侵蚀劳动产权的过程作了分析,对“资本初始产权的形成”(原始积累)和“资本产权的自行强化”(正常积累)机制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不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根源于契约的不完全,而认为在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协作力“表现”为资本的内在生产力,成了资本对企业行使控制权的根据,而剩余索取权本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要求权,平均利润的形成则进一步表明了资本产权的阶级总体性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都在按同一个利润率水平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第5章“劳动产权”。劳动力买卖导致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以一次性价格购买了劳动力的长期权利;又以一个价格购买了附着于劳动力上的一组权利,掌握了对劳动力的“剩余控制权”。工作日的划分硬化为一种模式,在规定了M是资本家产权的同时也规定了V是工人产权的上限。这就决定了工人不可能得到什么真正的“剩余”。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产权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由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实际上的隶属。“二律背反”是个重要命题:工人具有正常工作日的产权,资本家拥有延长工作日的产权,权利同权利相对抗,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着名的“马克思定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第6章“土地产权”。土地产权本质上是土地生产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文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土地产权权能的统一和分离问题。地租是土地产权的基本实现形式,地价是以地租为基础而产生和被决定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的经济形式”,地租被资本化了。土地国有化是马克思土地产权思想的重要组成,他认为“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的而且有害的。”本章还对马克思土地产权思想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土地产权思想作了比较。第7章“阶级、产权与社会和谐”。和谐是包含着差别的统一,和谐社会是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与其成员构成相适应的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公平正义的财产权基础:一是对财产权利和财产自由的有效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二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财产权利的适当限制,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权利,维护好社会和谐的“安全阀”。2.主要观点对阶级人的人性判断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前提假设。在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现实人性”有诸多判断,但在产权学说的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的最直接人性判断就是阶级人假设。马克思对产权的理解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他的阶级人假设与劳动价值论假设的结合是其产权学说倾向于劳动阶级利益而批判剥削阶级行为的理论原因。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主要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他还有很多具体的研究和叙述方法,但阶级方法是马克思最具产权特色的研究方法。他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阶级界限、锐利的阶级眼光,假之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是他的阶级产权思想既有革命性又有科学性的方法论原因。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的体系是一种“内在的自洽”。逻辑体系完整性问题是马克思产权思想常常被质疑的焦点之一。马克思的阶级产权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但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一个刻意构造的明确表述过的结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体系总体上是服从于其广义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并没有产权理论的专门着作,其产权思想是分散在其他相关着作当中的。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散置性”并不影响它的内容的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因剩余价值理论本身是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所以,散置其中的产权思想无须刻意构造逻辑体系也自然是“自洽”的,不过这个逻辑体系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过的,而是需要后人去体验、研究、提取和把握的。马克思产权思想和西方产权理论各有自己的经济产权和法律产权思想但侧重不同。马克思产权思想以其独特的所有制理论为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占有核心位置,所以,对产权实物载体的归属马克思十分关注。法律上的产权被看作是由基本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因而处于次要地位,对此,马克思虽有精辟论说,但并没有进行更多的研究。而西方产权思想产生于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即在既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对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故而更加关注附着于实物载体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行为关系。所有权“权能结构”与产权的“权利束”,是马克思产权思想与西方产权理论的两个“标志性概念”,内容不尽相同。马克思对不同产权命题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这些命题与阶级产权关系的密切程度。马克思从其阶级方法的独特视角,在与剩余价值有关的范围内观察研究了现代产权理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外部性、风险或不确定性、产权、激励、交易费用、剩余(剩余劳动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产权界定、产权变迁、不完全契约、企业组织等,贯穿于其一系列产权思想之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者而不利于剥削者产权的结论。马克思没有兴趣研究劳动者的“偷懒”和“道德风险”(如破坏工具等)问题,也与他对这个问题看法的阶级视角有关。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权结构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的结合使用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懂得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的人,当然也最懂得怎样的社会才最稳定、和谐,马克思的关于维护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基本利益和“社会安全阀”的思想,对今天我们缓和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3.创新点(1)提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阶级人假设。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前提。我国经济学中也有关于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历史人、道德人等的说法。本文在反复研究和鉴别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产权思想中的阶级人假设。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性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从方法论意义上把“阶级人”看作马克思产权思想中的一种人格假设,却是本文的一个新尝试。本文还提出应从自私程度、理性程度和经济偏好程度叁个维度理解经济人,而社会上流行的把经济人等同于理性人、认为利他和为公“不理性”的解释似欠妥当。本文对马克思阶级人假设的论述中采用了从哲学层面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经济层面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再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是一种阶级人的方法,从一般到特殊、抽象到具体,是对马克思人性假设的一个新的探索,从方法上也符合马克思的分析逻辑。(2)给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逻辑框架。对马克思产权思想有没有逻辑体系,有什么样的逻辑体系,各说不一。本文以马克思阶级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把马克思的各种产权思想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这就是本文概括并称之为“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以劳动者产权为核心的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就是从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产权一般”→“阶级产权特殊”(资本产权、劳动产权和土地产权)→产权制度总体归宿。全文以阶级性为红线,一以贯之,这是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析到综合方法的实际运用。(3)对马克思和新制度的不同产权思想的明确把握。在新制度和马克思的两种产权学说里,同样的术语的所指常常大相径庭,对此,文中多有涉及,有的则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比较。如同为“剩余”,前者指的是“契约剩余”、“合作剩余”等,后者则指“劳动剩余”;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归属上,前者认为是归有利于解决“资产虐待”和消除“偷闲”激励的一方,后者则指出由于“协作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必然归生产资料所有者;关于价值决定,前者奉行的是“产权价值论”,认为价值大小决定于附着于物品上的产权束的大小及其强度,后者则主张劳动价值论;在产权界定上,前者提出由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行使权利界定职能,后者则坚持“经济力界定产权论”;“科斯定理”主张通过“内化外部性”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而在劳资对抗中阶级利益的对立无法“内化”,“马克思定理”主张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西方产权概念的标志性内容是“权利束”,马克思所有权概念的标志性内容是“权能结构”,权利束这个“复数”概念不同于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这种“纵向分离和统一”的“权能结构”。如此等等。(4)把阶级分析落脚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阶级方法与社会和谐并不矛盾。和谐是“和而不同”,和谐是“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和谐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谐不是没有差别,更不是抹煞矛盾,回避分歧。本文认为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与“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思想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同时指出了阶级分析还是阶级合作、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凝聚力量的思想方法基础,并从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和谐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而不同”),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中初期经济暴风骤雨般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激化问题的提示等,多方面地阐述了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吴朝邦[4]2015年在《马克思精神生产创新论》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政策法律等软实力对于社会发展、国家竞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不断有大量相关的着作或论文发表,涌现出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时期,但进入新的世纪,对精神生产探讨的热情则有所回落,究其缘由,一是精神生产还有诸多理论难点如其概念等都有待明确；二是其理论太过抽象而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距较远,倒是创新这一精神生产最本质的特征作为一个学术热点凸现出来,但创新又极为具体和通俗,缺乏深厚的理论支撑。显然,两者有着诸多的相同点或紧密的关联,遗憾的是,将创新与精神生产结合在一起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多也只是把创新作为精神生产的特征阐述而已,而没有把精神生产作为创新的理论背景提出来,从而局限了对创新的理论研究,使创新停留在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的名词和口号上,而深入不到哲理的深度。如许状况,显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增长点”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深入发掘这一理论的现实作用。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盛以及国内窘迫态势,秉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我国提出了创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但实践与理论都还存在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伟大的“中国梦”激发了梦想,梦想需要环境,创造美好环境需要发展与超越,超越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一流人才,人才需要一流教育。但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素质教育方针?如何摒弃GDP崇拜和物质享受,转变为真正重视人、重视人的精神、重视人的精神独立?还是要回到“人总是要点精神的”,精神让人猿辑别,精神生产使人类历史区别于生物历史,研究精神生产就是研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第一章围绕精神生产的理论渊源展开论述,在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精神生产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初步勾勒精神生产理论。并回溯到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精神生产理论的探讨,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认为精神生产是人主体性外化和对象化的生成。精神生产概念的一次飞跃,则在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将精神生产置于唯物主义理论上考察,纳入到了社会总体生产理论,认为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才是生产性的生产,从而可以推论出只有创造新的价值的精神生产才是真正的精神生产,也即创新是精神生产的最本质特征。指出目前学术界对精神生产概念界定不清及原因,最后,基于上面的论述,提出精神生产概念确定的原则是不应脱离财富增生这一逻辑起点以及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框架。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从精神生产研究到创新探讨的转化,揭示两者的在的关联。一方面,重新爬梳了目前国内学界对精神生产的辨析。基本上归纳出四种观点：一是意识的高级形式或社会意识的生产；二是社会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叁是观念地把握世界的过程；四是一种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活动。而第四点则是所有研究者都普遍赞同的,由此可以看出创新与精神生产非同一般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才是生产性的理论,可以认为精神生产是新增社会财富的精神劳动；是正在进行的精神生产,产生的不是已有的知识,而是生产出新的知识,已有的知识只是精神生产的资源而已。另一方面,则重新梳理了创新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创新理论的发生与发展,可以发现创新与精神生产两者具有相似的发生发展轨迹,即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最后上升到哲学；精神生产具有抽象理论性和学术性,而创新则具有具体实践特征和实用性,我们在生活中基本都用创新,而不提精神生产,在学术中,精神生产则比创新更具有理论深度和背景。两者互为表里,构成学术上的一道景观。精神生产是探索主客观世界的统一,表义即是创新。第叁章研究精神创新的特征与分类。人们普遍认可精神生产或创新的自由性与自觉性、探索性与创造性、传承性与依附性、无消耗性与共享性、不平衡性与可超越性。而对于可阻遏性与可引导性、情感赋予性与智力赋予性等则极少研究,也就是存在商榷的余地。从精神生产特征研究来看,只有将创新提升到精神生产的理论层面,才会发现创新具有哪些基本的特质,如传承性和依附性,这是单独研究创新难以总结出的创新特征,从而能更好地在现实中进行创新,而不仅仅是泛泛而谈创新。把精神生产创新划分为七种类型：1、按照是否研究自然与人之间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2、按照生产是否与主体分离,可以分为与主体分离的和与主体不分离的；3、按照是否研究自然与人之间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4、按照产品是否自然存在,可以分为发现与发明；5、按照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实践技术与科学理论；6、按照与经济基础关系的不同看,可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7、按照是否表现为抽象符号,可以分为物质形态的和非物质形态的。当然,划分标准不同,则内容迥异,以上划分并不一定科学,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精神生产创新理论的认知。第四章从横的维度注重拓展研究的理论广度,将精神生产创新置于马克思总体社会生产理论中考察,深入探讨精神生产创新与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以及生态生产的关系问题,依据马克思“普照的光”思想,论述精神生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突出的作用和功效,指出精神生产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引擎和主观推动力,是当今时代“普照的光”。社会总体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生产创新在总体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正是这种对理论广度的拓展,便于我们深入认识精神生产或创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第五章从纵的维度深入阐述精神生产创新的激发机制,并论及作为当代典型精神生产创新表现形式的智库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精神生产创新作为一种越来越超越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作用的生产类型,它的发生机制是任何相关研究中的重点,但也是难点。笔者基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精神生产创新阐释为起始于社会外在需要,而不是主观臆想。同时尝试着探求了精神生产创新的内在思维激发,并重点论述了“思想市场”作为精神生产创新的外部约束,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我们无限地思考。智库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在构建国家软实力的系统工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智库和研究机构是精神生产创新的聚集地,不仅是创新型人才的集中,而且生产创新的集中,更是创新成果推出的高端聚集。第六章是本研究的重点,将精神生产创新的作用分为叁个层次论述,一是从马克思“普照的光”思想的哲理层面,指出精神生产创新成为当今时代“普照的光”。二是研究精神生产创新对直接生产的作用：1、精神生产改进生产力,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2、精神生产扩大生产规模,自动化解放物对人的压迫；3、精神生产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联系更便捷广泛；4、精神生产改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创新成就财富；5、精神生产改变社会分配方式和阶层结构,创新替代知识成为力量的象征；6、精神生产改变社会权力和组织管理结构,人的内在精神“隐没”外在物质。叁是从现实层面上指出精神生产创新是科技进步的根本因素,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精神生产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然后,着重提出精神生产创新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手段。最后,指出精神生产创新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第七章阐述精神生产创新之于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回顾了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论证了精神生产创新与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转变成智能型教育模式紧密的关联,建设国际一流的智库是当前摸索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主要途径。总之,精神生产创新是构建与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心和必然选择。
张忠永[5]2002年在《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本体价值论及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出发，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各种不可持续性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生产活动引起的。所以，彻底解决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理论的重建。作者通过对传统的两大经济理论的分析，发现导致其具非可持续性的原因在于这两大体系的基础一价值(或价格)理论的不科学性，即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和非本质性，从而展开新的价值理论的论证：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论，作者首先利用系统理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结构体系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的新认识，即人-社会-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体系，并论证了劳动在该体系协调中的核心地位。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理论思想。劳动成为基础，作者首先对劳动进行重新认识，主要对劳动要素、整体性和劳动能力几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劳动整体的评价为对象及价值载体的劳动本体价值论；该理论认为，价值是整体劳动对社会的贡献，其大小是由四系统在保证整个大系统协调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组织、过程及后果的综合评价来完成的。价值归属于劳动整体，劳动者依据劳动能力进行价值分割。并对该理论的科学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它不仅是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使两大价值理论得以统一，为经济学发展构建了统一的理论基础。最后，作者用劳动本体价值论的方法对水生产劳动及水价问题进行了讨论，建立起可通用于一般自然资源价格问题的水价理论。并以阜新市的水情为实例进行了分析。
吴毅[6]2002年在《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文中指出本文以四川省东部地区的双村为个案，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架构，详细地考察了个案村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考察的核心。 在文中，村庄场域中的权威既是指国家对于村庄的控制与影响能力，同时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作为一种资源时对人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权威不仅是政治性的，它同时也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面项，并且也包括诸如科技、传媒等现代性要素作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在渗入村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显型和隐型的诱导性影响。秩序则是指各种权威性影响因素运行与互动的结果，即构成双村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状态。本文认为，20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实质是附着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权威性影响因素对原有村庄中的各种结构化关系（即秩序）的冲击和重塑，这种冲击和重塑既直接地表现在政治学意义的公共权威与秩序的方面，同时也更为广义地表现在社会人类学意义的村庄整体性形貌的方面。因此，本文对双村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不仅涉及村庄的公共权威与秩序，同时还包括由公共权威与秩序所影响和辐射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和信仰等各个层面，只不过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决定了前者的变迁往往是后者变迁的原因和前提，因而也是考察的一个元点。 本文认为，影响20世纪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这叁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因素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历经了发生、发展、鼎盛以及最终为改革所超越的变化，正是受这一变化的影响，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叁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并进而形塑出不同时期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不同状貌。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于双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村庄社会的“规划性变迁”，这种“规划性变迁”既表现在国家对村庄公共权威的重塑上，也表现在它对于现代性因素的引入上；现代性因素则内含着现代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对于村庄社会的进入往往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力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在乡村社会中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知识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处于前者的一端。 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叁种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基本变量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20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总体性社会危机的状态下，国家对于双村的“规划性变迁”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双村的进入都十分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就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现代性因素借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传统经济与文化的改造，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以及乡村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的边缘化过程。直到20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双村的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 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重新进人双村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进人方式。50至60年代双村权威与秩序的再造及社会转型不仅以革命为动力，而且以革命为表征。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国家对于双村公共权威体制性再造的努力，还是现代性对于传统村落经济与文化形态的改造，都被打上了革命化的甚至是泛政治化的时代烙印。尽管如此，村庄地方性知识也不是完全彼动地等待着被以革命为载具和表征的国家与现代性的消蚀与拆卸，相反，即使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最具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地位的文化和思想形态上的革命，在双村，或者说在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也辽遏到地方性知识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反蚀与涵化，从而形成一种博奔。在这一博奕中，国家与现代性凭借泛政泊化的强力极大地挤压了村庄地方性知识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而后者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存在，直至泛政治化时代的结束。 当改革超越革命，成为支配中国宏观社会新的发展逻辑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叁种变量得以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重新安排它们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所凸现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村庄地方性知识的重新承认与尊重，国家借助于传统资源、现代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改变着自己在村庄场域中的存在方式：作为现代性重要构成的现代知识与技术在失去了泛政治化的强力推动后，也转而寻求对于乡村社会的一种非行政化的切入路径：而重新扩张的杆庄地方性知识则成为重新构造新时期双村权威与秩序的重要资源。总之，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
姚洋[7]2019年在《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文中认为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2018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曾宪奎[8]2019年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困境·走向》文中研究表明由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争端,其实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即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弱、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国际金融危机后右翼势力抬头等。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困境,则包括贸易顺差难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控制、遏制中国成为贸易争端发起的根本原因、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和独特认知成为解决贸易摩擦的难点等。这就决定了未来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体现为贸易争端范围有限,但是却可能会常态化。
田文利, 夏丽玲[9]2012年在《美国政府责任的实践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美国政府责任的实践模式包括了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伦理责任等不同的责任形式。为使政府责任全面落实,美国采用了全面系统化的绩效控制体系,同时还建构了针对政府财政和官员个人的责任监督机制。美国政府责任的实践模式为我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责任模式提供了重要借鉴。
吴伟正[10]2012年在《略论马克思《资本论》的失业理论及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说明首先,本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失业理论进行阐述,摘取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周期性失业理论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这叁个视角,分别进行论述;其次,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通过对马克思失业理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重新认识,说明该理论的与时俱进性,在当今时代重新提出并不过时;最后,结合我国失业问题状况,通过将马克思失业理论与经济转型、金融危机等新时代新问题相结合,探讨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现实意义,从而得出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它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经济体制的改变而消失。
参考文献：
[1]. 论经济周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联系——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再认识[D]. 王凌云. 河北大学. 2001
[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 姜英华. 兰州大学. 2016
[3]. 马克思的产权思想[D]. 武建奇.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4]. 马克思精神生产创新论[D]. 吴朝邦. 武汉大学. 2015
[5]. 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本体价值论及应用研究[D]. 张忠永.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02
[6].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D]. 吴毅.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7].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J]. 姚洋. 文史哲. 2019
[8].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困境·走向[J]. 曾宪奎.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9
[9]. 美国政府责任的实践模式研究[J]. 田文利, 夏丽玲. 天津滨海法学. 2012
[10]. 略论马克思《资本论》的失业理论及现实意义[J]. 吴伟正. 《资本论》研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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