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并最终达到二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明确二者统一的性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三个层次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中国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是现代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条件相统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转变的任务，首先必须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层次。
从总体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它的方法理论，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赖以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区别的基本标志。二是该方法论在现实中运用所形成的理论。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逝世时，概述了马克思一生中最辉煌的两个业绩：一是他作为“科学巨匠”，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二是他作为“革命家”，参加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进行了大量的著述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策略主张。列宁把两部分内容合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判断现实社会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必然性的理论合理性证明，即逻辑原理，表现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实践合理性证明，即策略原则，主要强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再运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展生产。
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原理与策略原则存在着一致性：双方因共同遵循唯物辩证法，一方面，逻辑原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时，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策略原则；另一方面，逻辑原理阐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条件和目的，成为策略原则的总出发点和总原则。但双方也存在着区别：逻辑原理广泛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成果，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视野的时空跨度很大，结论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策略原则一般强调用具体事实去判断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视域比较狭窄，结论往往具有针对性。
显然，这两个部分内容相辅相成，共同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逻辑原理运用理论抽象方式预测未来，从宏观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性，并通过确定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条件，为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它既是社会主义正确性的理性证明，也是人们理想、信念的源泉。而策略原则提供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战略思路和策略路线，从微观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必然性，并通过确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条件，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它既是社会主义正确性的事实证明，也是人们信任、信心的源泉。
但应该看到，由于只能依赖于既定事实，社会主义逻辑原理的科学性含有相对意义。一方面，它的结论要准备接受新的事实的修正；另一方面，一旦新的、更准确地反映事实的逻辑论证出现，原有结论的科学地位就要被取代。同时，由于只能依赖于既定实践，社会主义策略原则的正确性也含有相对意义。一方面，它的正确结论，对具体历史条件有着直接的依赖关系，任何脱离这种条件的运用，都可能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后果；另一方面，评价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要一般地看它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而且还要 考察目的本身与终极目标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策略原则又不能违背 社会主义逻辑原理的要求。
因此，按照唯物辩证法，从事实或实践出发所形成的理论判断是否正确，仍然是有待确定的。只有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科学理论，才是正确理论，只有被实践过程反复验证为正确的理论，才是真理，否则所谓科学理论就只能算是一种系统的知识。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需要经历长时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完结之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都缺少最终实践检验的条件。这样，区别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是空想的还是科学的，一方面需要依靠阶段性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对理论本身逻辑合理性的判断。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原创逻辑原理和策略原则，都是探索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成果，都必须服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们对相关社会事实的概括，都属于用静态结论来界定动态事实，都蕴涵着被修正、被调整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是其方法理论，即唯物辩证法。正是这一方法理论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逻辑原理和策略原则的形成。在时代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在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区别为方法理论、逻辑原理和策略原则，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自己所面临的任务究竟需要在哪一个层面去完成。
人们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果从存在形态上去判断，应该包含方法理论、逻辑原理、策略原则三部分内容中最主要的结论，由此才能完整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反映它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在思维逻辑上的严谨与一致，也反映它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必须从思想转变为行动的内在要求。这可以说是形式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然而，如果从原生形态上去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即从主体立论目的、立论方法上去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们只能肯定两个东西：一是马克思主义原创者的立场选择，即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这一选择承袭了历史上关心弱势群体、注重社会和谐的进步思想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厚重的人文立场，是贯穿其始终的自觉动机。二是他们的方法选择，即通过唯物辩证法来实现人们哲学层次的思想解放；唯物辩证法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宏观方面实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其寄予希望的载体无产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可以说是本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在现阶段，在需要完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转变的情况下，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是指坚持本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即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新的时代事实，以确认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
唯物辩证法向社会主义者展示的是一个必须不断探索其客观规律的世界。这一方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正领悟和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从理论性质上讲，成熟形态社会主义是从形式上的、模仿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质上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始终坚持和全面运用。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者只有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进一步实现其现代化，才有可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形似”上升成为“神随”，也才能真正体现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二、明确二者统一的目标：协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
马克思主义两个研究方向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实践需要为目的，理所当然地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也是时代的中国。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以体现人类在当代的发展需要为目的，理所当然地要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出发；但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包含了中国的变化，也是中国人眼中的变化。
然而，两个研究方向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强调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容，需要改变的仅仅是这些内容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这种改变只涉及到策略原则层次，通常并不要求改变其逻辑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往往需要直接回归到方法理论的立场上，要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新的时代事实，用新的事实重新审视和修正既定理论；一般说来，这种改变不只涉及到策略原则层次，通常也要求调整、补充、完善其逻辑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总体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两大发现”作为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前提，而把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作为体现这一必然性的“中国特色”的实践选择，归 根结底是在策略原则层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问题在于，由于马克思主义策略原 则与逻辑原理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在修正策略原则方向上的渐行渐远，已 经引发出现有逻辑原理无法覆盖改革实践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中国改革对市场体制的 选择上。
邓小平是从“手段”方面认同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统一的。然而，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不仅公有制与市场体制的结合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而且初试市场经济就能感觉到：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它既是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利益分配原则；它既体现为生产力，又体现为生产关系。它自发地、大批地、每日每时地张扬优胜劣汰的利益机制，生成着以金钱为核心的精神追求倾向。它使私营经济大量崛起，成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切既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方式来发展。面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人们不能不去认真的反思。
这一反思直接针对了政治理念。它向中国共产党尖锐地宣示了两种对立的选择：如果恪守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就需遏制私营经济发展势头，弱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比重，其实质是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就需承认市场经济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合理性，从政治层面认同新崛起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体，把其中的先进分子纳入执政党的队伍，其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到底。中共十六大明确“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而作出第二种选择；并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化解了理论层面的矛盾。
当然，目前的局面可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来解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随 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方针、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目标的陆续实现，人们不能不 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向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问题，不能不从规 律意义上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问题。换句话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的深入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问题。这使难题的重心转移到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原 创逻辑理论方面来。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自己所处时代条件的结论，它没有也不应该是人类对社会主义现象认识的终结。社会主义原创逻辑原理和原创策略原则都必须服从唯物辩证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根据新的实践条件做出调整和修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能只承认调整、修正策略原则的可能性，而否定调整、修正逻辑原理的可能性。
所谓调整、修正马克思主义原创逻辑原理，针对的是“两大发现”中失去事实依据的部分内容。而调整和修正应该始于对其缺陷的判断：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早期阶段误判断为最后阶段，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和缓解阶级斗争的潜力做了过低估计，失去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事实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只能以当时深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面临生存危机的无产阶级为蓝本，去设想其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革命对历史进步的作用，不能说明当代发达国家社会合作趋势的增强，以及阶级斗争在一定意义上正在成为达成社会合作的一种途径的现象。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只判断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 神成果，人为切断了科学技术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原创理论 体系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对人类劳动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历史地位及相互关系做 了片面解释，无法涵盖中国改革张扬脑力劳动者作用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忽视了脑力 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有别于体力劳动的性质和特点，使劳动价值论无法说明当代社会 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两个误判是时代条件的局限造成的。其中，第一个误判已见证于事实；而第二个误判则隐蔽在其理论逻辑之中。两个误判是相互关联的：前者以资本主义濒临死亡为根据，它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后者肯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承担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它构成社会主义原创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显然，这种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两大发现”对客观规律描述的准确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部分客观事实失去解释力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两个误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时代条件的依赖关系，也才能真正理解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超出相对真理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同时必须指出：上述误判与当时所呈现的事实并不构成矛盾。当代出现的新的事实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揭示事实的认识也是从片面到全面、从静态到动态逐步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原创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当时的基本事实，适应了人们在那个时期的要求，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有效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从策略原则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则主要从逻辑原理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双方都必须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飘扬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领域，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综合实力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旗帜将飘扬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领域，追求的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证明。双方归根结底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其中国化进程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化更高水平的表现形式。
三、明确二者统一的途径：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个整体
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意味着重新恢复其方法理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样，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依据事实，在吸取当代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深化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多年以来被分解为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其思想体系的宣传、研究通过不同的分支学科领 域来进行。今天，当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的转变时，因三个学科 拥有各自不同的视角，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任务的性质。
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是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提供科学理论，而把马克思主义三分却模糊了这一初衷。现实社会问题被折射到不同的学科领域，演变成为具有浓重学理色彩的专业命题。这类命题首先需要应对能否见容于学科体系的挑战；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作用，来源于实践的创新命题往往很难获得认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似乎不是在为实践的需要而从事理论研究，而是在为了学科体系的内部自洽而付出努力。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十分丰富的著述中，曾经分别使用不同的名称谈论他们所创建的学说体系。但无论是称作“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还是称作“德国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指的都是包括哲学和经济学论证在内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终结”，并不存在一个脱离哲学和经济学的独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不仅如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研究哲学看作是研究政治经 济学的一个阶段，认为唯物史观对他研究经济学的工作起着“指导”作用。恩格斯认为 ，马克思解决了剩余价值的理论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 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理论，同样可以由非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前者如摩尔根，后者如李嘉图)。但他们不可能像社会主义者那样，将自 己的发现自觉地用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他们仅仅是理论家。他们的发现与科学 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因此，他们所完成的理论并非直接用于改造社会。与此不同，马克 思恩格斯致力于解决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面临的是导致社会主义前辈失败的难题，然 后才进入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因此，尽管在后人看来，他们的理论成果包含 许多学科内容；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看来，他们的学说仅仅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普及宣传，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分为若干部分，并标明其相应思想来源，有助于群众接受和掌握。列宁在1913年为《启蒙》杂志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显然是出于这种考虑。即便如此，在谈到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主要谈了阶级斗争问题)时，列宁也强调它与前两部分内容的联系。他写到：“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第二年，列宁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就没有对马克思学说使用“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而是说：“马克思的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思想，还应注意到他另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概括。1918年11月7日，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二是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国内沿用马克思主义三分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都重视引用恩格斯下面这句话：《反杜林论》第三编(编目“社会主义”)第二章“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 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人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和经济学内容相比，处于“核心”地位。其实，这并没有准确表达恩格斯的观点。首先 ，在“体系”方面，《反杜林论》是“跟着”杜林跑的；全书内容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其次，《反杜林论》“理 论”这一章曾单独成篇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其英文版导言中 说：“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他很自然地把科学社会主 义与其哲学内容视为一个整体。
总之，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分的作法，虽有一定根据和某种应用价值，却没能准确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更没有察觉到这种作法暗含的弊端。今天，当 需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层次的论证时，哲学、经济学、科学 社会主义却因长期疏离，不仅不能及时形成有效的联动，反而引发了诸多问题：
其一，这种三分法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关于 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哲学、经济学论证了这一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这一 解放的过程，三方结成一体才能构成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肢解，三 方都不能单独面对现实，都必须仰仗原创的理论体系来维系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于是， 马克思主义在不知不觉中被格式化了。像一把需要三付钥匙同时转动才能打开的锁，它 变成了需要三方协力呵护的意识形态；任何一方的问难都有可能被其它两方否定。当初 ，它坚持“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坚持直接面对社会实践，现 在却逐步被改造成为拥有一套不可移易原理、原则的僵硬体系。
其二，这种三分法容易使人误解：社会主义理论与哲学、经济学的联系，仅仅在于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前提和基础，而不是说后者本身就是前者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与此相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似乎也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是它只须不假思索接受的“前提”。当目前需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展开论证时，社会主义理论虽首当其冲，却因失去了哲学、经济学工具，变得束手无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哲学虽可以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却易于淡化经济学内容，常常流于过分抽象；经济学虽贴近社会实际，又偏于忽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往往出现某种类似“全盘西化”的盲动。
其三，这种三分法同时妨碍了我国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这三大学科都有着悠长的学术传统，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成果。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作出哲学、经济学论证时，虽然罗致了当时相关领域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但毕竟是从论证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在阐述内容和方法上都带有针对性；一旦时代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就会显示出某种片面性。后人往往忽视这一特点：要么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取代本学科的具体研究；要么用发展了的学科成果证伪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目前，拥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学科情况稍好，而在经济学、政治学学科中马克思主义 被挤压的状况则很明显。
可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统一，当务之急是整合哲学、经济学、政 治学等诸多学科的力量，以新的时代事实为根据，重新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梳理和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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