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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1-0007-06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教育思想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教育必须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毛泽东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考虑教育问题历来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教育事业看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份，要求教育必须始终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
革命战争年代，重视发挥教育在唤起工农大众、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斗争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的作用，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是毛泽东一贯的教育思想。大革命时期，围绕着进行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这项中心任务，党提出教育工作的任务是“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帮助工人农民提高认识政治问题与阶级斗争的能力。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要求教育工作要担负起发动群众，培养军事干部和各方面人才的责任，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1934年，他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P9)。根据这个总方针，苏区将培养教育干部放在突出地位，同时对群众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育和引导他们解除精神文化上的桎梏，积极参加革命和苏区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此时要求一切革命工作，包括教育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他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P19)。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2](P348)。要开展国防教育，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将各派力量团结和凝聚到争取抗战胜利的民族战争中来，为民族与社会的解放培养和输送成千上万的抗日先锋战士和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毛泽东要求教育工作既要为当时的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又要为全国解放准备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的中心任务从战争转为经济建设，毛泽东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早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解放区进行的各项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3](P1428)，教育工作要把培养大批政治上进步、具有中等文化知识和基本科学知识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急需的人才作为新的任务，以适应革命胜利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建国初期，毛泽东要求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的建设，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的八大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尽快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八大规定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项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1957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4](P317)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对旧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体制、教学方法等进行了改造，并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等方面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探索，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
坚持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重视发挥教育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对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使教育工作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使教育更加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二、教育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为谁服务，关系着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旧中国，教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他终生都在为人民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彻底解放而奋斗。改变人民的文化教育落后面貌，是他教育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第一，保障广大人民、首先是工农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萌发出为群众办教育的思想。在革命时期，他反复强调要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要让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大众享有教育的优先权。如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苏区的教育方针是：“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5](P12)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1](P6)。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为人民办文化教育的思想做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他将含教育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确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这种文化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决不应该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P708)，使人民真正享受有受教育的权利。
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的教育权利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政治保障，毛泽东的教育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教育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人民教育观，成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新中国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权利做出了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949年12月，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学校必须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将工农教育问题列入国家教育工作的主要议事日程。1952年6月，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明确提出两项教育主张：“（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6](P232)接管私立中小学并改为公立学校，把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人民政府手中，扩大了工农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而废除干部子弟学校则是为了防止干部子弟的特殊化，更好地保证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受教育权利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为了保证工农受教育的优先权，学校对工农子女在录取、教学指导和提供助学金等多方面给予了优先照顾。党的八大召开后，伴随我国进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阶段，教育也开始了寻找符合国情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先后就教育方针、教育制度以及教学方法等发表了许多论述，把教育向工农开门作为工农群众教育翻身和政治翻身解放的重要条件，进一步强调了教育要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原则。
第二，普及大众教育。开展普及教育是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主要体现。为使大多数工农群众能够受到教育，毛泽东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教育的普及工作。其一、开展扫盲和工农识字运动。针对旧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文盲的国情，他提倡通过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扫除文盲，普及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和读写能力。战争年代，他提出“要为消灭文盲而斗争”，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要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尤其强调要注重农村的扫盲工作，否则，扫盲和普及教育都会成为空话。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文盲”的号召，要求把扫除文盲作为新中国文化教育的任务，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识字运动。从1949到1965年，全国共扫除文盲10272.3万人，年均扫盲604.3万人，这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7]。其二、倡导多种形式办学。在注重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毛泽东根据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短期内无力改变教育贫困的现状，大力提倡通过多种形式办学，让更多的一般群众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大革命时期，他通过举办自修大学、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干部训练班等形式，解决工农群众学文化的问题。延安时期，他明确提出了“多种形式办学”的主张，认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8](PP1011～1012)。遵照他的指示，边区各地办起了大批的读报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学校。在普通教育的办学方式上，他提出除公办的学校外，还可创办民办公助、轮回式的学校。与此同时，他把抓好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尤其是把干部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对在职干部开展了广泛的教育，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类型的干部。新中国建立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为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一方面，国家对旧教育进行了改造，接管私立学校，确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为城乡劳动者子女入学提供方针政策上的保障，培养出一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教育，通过举办大量的工农业余学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使数万名工农干部、劳动模范、产业工人及农民受到了不等程度的教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局面，提出要限期普及小学教育，要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把正规化的办学与非正规的、非制度化的办学模式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工农教育、成人教育、老干部教育，同时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农）半读等学校，推进普及教育的发展。
坚持教育为广大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群众服务，大力发展普及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面貌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仍能获得迅速改善，这是毛泽东为实现人民的教育翻身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原理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作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青年时期，他提出了边读书、边劳动的工读结合思想。土地革命阶段，他提出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作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抗日战争阶段，他从知识的构成、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教育与工农及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结合等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述。首先，他认为，知识分为书本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知识两个方面，只有既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善于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掌握完全的知识。他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知识分子要获取完全知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8](P816)，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其次，他强调不能离开经济工作搞教育，因为“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9](PP565～566)。1939年，他为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8)(P1041)。他还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要到工农民众中去，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并把是否愿意而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分辨知识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指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遵照他的指示，各根据地学校实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对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作了重大调整，把生产劳动课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边学习、边生产运动，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正确途径。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在教育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这主要体现在改革旧教育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两个方面。本着教育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建国后党和毛泽东把改造旧教育，积极开展工农教育作为教育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建国初期，国家通过采取接改私立学校为公办学校，进行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等措施，对旧教育实行了彻底改造，废除了某些旧课程，增设了国家工农业生产建设所急需的新课程，努力增加教育与生产、教育与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此外，为了给新中国建设造就出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在这个时期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旧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希望通过改造使“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10](P384)。使他们能够“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进而为群众所欢迎，以“适应新社会需要”。通过改革旧教育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活动，增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受教育的机会，加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课程设置与生产建设的联系更为密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求，解决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脱离实际、学校忽视劳动教育、学生轻视劳动学习等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57年，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概念，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经他审阅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方针，我国对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培养目标、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进行了调整改革，调整的重点就是加强理论学习的实践环节，让师生接触工农、了解实际。毛泽东要求师生必须参加实际工作，与工人农民交朋友，向工农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毛泽东尤其重视文科学生接触实际的问题，他提出“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11](P287)。他还要求文科学生要下去搞工业，农业和商业，理科学生除在实验室学习做工外，还要接触实际工作，高中毕业生毕业后要下到农村、工厂和部队，先做点实际工作。根据他的系列指示，国家规定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此后，学校围绕劳动教育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调整了教学内容，把劳动列为正式课程，通过开展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和劳动技术教育等活动，改变了学校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的状况，加强了教育与经济建设、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联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才。
四、教育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一切教育工作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始终把教育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论证了知识、道德、体育三者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要培养“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文武兼备人才的主张。战争年代，毛泽东虽没有直接明确地阐述过全面发展的观点，但他的一些论述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如井冈山时期他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民众成为文明幸福的人；延安时期他既强调“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心”，又要求把文化教育作为“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既要求“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又要求“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表明毛泽东眼中的教育是将思想、文化与劳动教育相统一的多方面发展的教育。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学生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标准。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领导教育部门开展了“全面发展”与“平均发展”等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全面发展理论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为了解决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党的教育目标，毛泽东根据党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将他长期主张的全面发展思想提炼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针将全面发展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培养目标之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突出教育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坚持全面发展的思想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特色。第一，突出德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德育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和培养的人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对其他教育工作起着导向的作用。毛泽东从坚持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出发，历来很重视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素质问题，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战争年代，他强调“教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心”[12](P165)，在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中，他也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他要求学校把马列主义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社会主义教育“灵魂”的高度来认识，告诫全党“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9](P803)。针对当时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减弱的现象，他指出，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不仅是战争时期一切政治学校所应遵循的要求，亦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种类型学校所必须遵循的要求，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忽视思想改造，学问再多、方向不对，也等于无用，因此他告诫全党“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9](P780)。在1975年提出的教育方针中，他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确定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德育工作成为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首要内容。把思想教育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对培养出一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有文化、愿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劳动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标准。毛泽东强调德育是教育工作的中心，并不是要否定发展智育、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历来非常重视学生的智育发展。早在做学生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从早到晚刻苦攻读，以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战争年代，他叮嘱红军战士“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8](P1011)。在井冈山，他要求苏维埃政府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在延安，他提出“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要求干部要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理论，要“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2](P728)。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要求：“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13](P164)他还要求干部要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知识，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把重视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相结合，引用列宁关于“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告诫全党：社会主义建设要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干部和队伍，要有一支宏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要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即使在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期，他也没有否认学习专业知识的必要性，仍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9](P803)。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他反对死读书，提倡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使学生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同时，他提醒学生要注重对社会知识的学习，向工农学习，到实践中去增长真才实学。坚持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它对指导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着现实意义。第三，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在毛泽东的全面发展思想中，体育被视为与智育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智育更为重要。青年时期，毛泽东倡导“身心并完”“三育并重”。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非常关心体育的发展和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建国不久他就致信当时的教育部长“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提出对学生的健康问题要“深值注意”，要“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6](P83)。后来针对青年学习、工作负担重，有的部门和领导不重视他们健康的问题，他又指出“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6](P277)。他提出要充分兼顾学习工作和睡眠休息娱乐两个方面，不能只抓学习工作一头。他还强调要减少学生的上课时间，增加他们的休息、娱乐，下命令把他们的睡眠时间从八小时增加到九小时，保证青年的身体健康。1957年，体育与德育、智育一起成为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减轻学生课程太多的压力，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突出德育的首要地位，坚持体育和智育并重发展，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健全的身体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毛泽东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毛泽东的全面发展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实践发挥了长期的指导作用，其基本内涵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历来都是站在把握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来思考教育问题，他的教育思想始终与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与谋求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彻底解放联系在一起。坚持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教育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实行全面发展的方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深入研究、体会和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0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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