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与地域性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药蛋论文,地域论文,传统论文,性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山西地域性文学传统是“山药蛋派”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土壤，而“山药蛋派”作家又必然有赖于这一地域性文学传统而得以发展和延续。他们注意向民间学习，在文学样式和语言风格上追求平民化，通俗化，正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具体体现。
一
从山西地区长期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的确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追求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现实性的文学精神。在进入中国文学史上著名文学家之列的山西籍作家中的多数人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文学精神的传承。在历代山西籍作家中，占极大比重的作家在创作上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注重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形式上注重向民间文学学习；在文体选择上注重采用历来称之为俗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如乐府、传奇、散曲、杂剧、小说等等①。这样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精神的传统，对主要是受山西地域文化、文学艺术养育的“山药蛋派”作家来说，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既然作为一种传统，它本身就必然会对后来者施以影响力，而“山药蛋派”作家又多是爱乡土、敬先贤的，因而，这种传统势必在他们身上会多少得到继承；另一方面，一种地域性传统得以形成，必然是有赖于适宜这种传统的地域性文化土壤，“山药蛋派”作家既然也生活在这块土壤上，因此，即使他们不去自觉地关注这种传统，也仍然会进入这种传统，成为传统长链中的一环。曾有人将白居易与赵树理这两个“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大师、通俗派的泰斗”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执着于现实的态度、深受民间文学影响以及艺术处理等等方面，就都有着相似性。②这种共同点的把握，当然是准确的，但仅止于对二者之间共同特点的排列，并不足以说明更多的问题。如何来解释这种共同点之间的根源呢？因为我们并未发现赵树理受白居易影响的直接材料！如果我们注意到二者之间相联系的是一种地域性文学传统，那么我们便是找到了这两个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的真正的纽带。一种地域性文学传统在该地区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理应有一种贯穿和承续，这可以是后代作家对以前历代作家的自觉师承，也可能根本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产物。地域性文学传统，也许是我们可以在白居易和赵树理这两个相隔千百年的作家之间发现诸多相似点、共同点的真正的根源。
强调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注重民间文艺的传统，作为山西地域性文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山药蛋派”作家那儿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赵树理曾指出，“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另一个是未被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他认为，不能“用一个传统消灭另一个传统”，“经过‘五四’所创的传统是宝贵的，是该继承的”，但“为更多数人所熟悉所喜爱之传统”同样“应该继承”。他强调“把民间传统继承下来是有必要的”③。敢于为“未被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争地位，这本身就显示出了“山药蛋派”作家们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诸多对这种继承民间传统的更具体的阐释。赵树理说：“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满可以象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它是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我对评书一贯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也在学习着写。并推崇这个东西。”“在曲艺中，有些形式比较迎合城市上层人士的趣味……另一些形式是直接从乡里来的”，而后一种形式“好象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就这两类形式的发展趋势说，我觉得应该偏重乡里来的东西，它比前者朴素，更具有民间的本色。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类东西。不论语言上、感情上，它都比前者更有生活气息，值得学习的地方更多。”④不仅在理论上对此有所认识，“山药蛋派”作家在实际的创作中，事实上都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民间文艺养料的汲取。我们从“山药蛋派”每个作家的创作中都不难找到在叙述方式、人物类型、表现技巧等方面受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
向民间文艺学习，目的是在于“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在于能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看懂、听懂。这种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正是“山药蛋派”文学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有人将他们称之为“农民文学”流派，也有人将他们称之为“通俗文学”流派，其实都是看到了“山药蛋派”的这一重要特征。马烽曾多次谈到过自己在创作中所追求的“让群众能读懂、能接受”的艺术效果。他曾这样说起他写作《懒汉回头赛如牛》的情况：“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我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的。”⑤
将自己的作品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以群众能否读懂、听懂来衡量自己作品的质量，这种情况在赵树理以及其他“山药蛋派”作家那里也并不鲜见。赵树理说，“在写《小二黑结婚》时，农民群众不识字的情况还很普遍，在笔下就不能不考虑他们能不能读懂、听懂。”⑥他甚至声称，自己所写的小说，“只注重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这就行了”⑦。这与我们前述的白居易的“老妪解诗”的佳话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不同时代作家在行为方式和创作追求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同构性，正说明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相通的文学精神。
要真正能使自己的作品让普通群众读懂、接受，这就要了解和研究群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马烽说过，他们为了“力求通俗易懂，在语言文字上也比较下工夫，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都要钻研半天”，并且将“研究民间文艺、搜集群众语汇、研究农民的喜好和接受能力等等”作为自己“业务学习”的主要内容⑧。赵树理对此也有较为具体的研究和明确的认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是两个来路。还以音乐为例，知识分子一听钢琴响，就进入了这个钢琴的艺术环境，群众一听锣鼓响，就进入了这个锣鼓的艺术环境，来路不同，兴趣各异”⑨。只有认识到农民群众兴趣的独特性，才能进而为群众创造一种能使他们“进入”的“艺术环境”。赵树理之所以在作品中很少用直接的人物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正是为了给群众创造一种能使他们进入的“艺术环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文学的这种平民化、通俗化的自觉追求，正是对山西历代文学家所共有的文学精神的承续。
二
这种承续，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样式的选择上来看。与我们前述的山西历代作家相似，“山药蛋派”作家们听取的主要是说故事式的小说、戏剧、曲艺、说唱等较为平民化、通俗化的体裁和文体。赵树理除了写小说外，还写过戏曲、鼓词、快板、评书等；马烽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过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写过鼓词、小歌剧等；西戎、孙谦、胡正等人也都写过歌剧、话剧、鼓词等等。这里须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山药蛋派”作家几乎都从事过戏剧的创作，这与山西历史上一直非常繁盛的戏剧演出活动和频繁出现重要的戏剧作家这一地域传统也显然是有关系的。同时，“山药蛋派”作家对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视，又显然是他们平民化、通俗化、现实性艺术追求的必然结果。赵树理曾反复强调过戏剧对于群众的重要性。他说，“我常跑农村，比较了解戏剧在农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对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都要看上几次”⑩。他所谓的群众喜欢欣赏的戏剧，是指来自民间的地方戏。他指出，“地方戏有地方戏的好处。《白毛女》是好戏，但群众也还反映说它比不上古装戏那么够味道。有点地方戏剧知识的人，看了也感到不够味道”(11)。赵树理还曾谈到过戏剧对于普通群众的吸引力以及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赵树理自己来自于山西乡村，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说“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峪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直到有了一把年纪，“没这么大劲儿了，但还跑四五里去看”。就在这种观戏中，人们既得到了娱乐，又受到了教育。他仍以自己为例说，“我小时候去驮煤，走过两三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了，剧中人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12)。正因为如此，赵树理甚至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戏剧家，而不是一名小说家”(13)。他对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院的建设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在山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他自己用于戏剧创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并不亚于小说，他曾用“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来概括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不仅是指出了他的创作活动始于戏曲、终于戏曲这一事实，也是恰当地突出了他的文学生涯与戏曲的共其始终的关系。
客观地说，“山药蛋派”作家对于戏剧形式的偏爱、重视，并不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氛围熏陶的结果。赵树理认为，因为自己“出生于农村，对民间的戏剧、秧歌、小调等流行的简单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才养成了“欣赏戏剧”的“兴趣”与“习惯”(14)。与农民一样，他也常常是“一听锣鼓响，就立即进入艺术环境”。这种戏剧的偏好，普遍存在于“山药蛋派”作家们的身上。例如西戎，也曾谈到过类似赵树理的经历：他也是从小就酷爱戏剧，逢年过节或者农闲，邻村请来了戏班子，他总是不管路远路近，场场必到，而且还总是早早到场，以避免因自己孩子家个头小而被挤到人堆后边，并且是锣鼓不停不离场，有时一连看上几个晚上也不觉累。他喜欢欣赏地方戏，也会唱几句干梆戏，还能用熟悉的地方剧形式从事创作。例如，他曾用自己熟悉的那郿鄠调与孙谦等人合写过大型秧歌剧《王德锁减租》，此后，他又创作了《刘栓栓参军》、《夫妻转变》等剧，建国后还写过话剧《圈套》、《青春的光彩》等。孙谦也有不少戏剧作品，他除了与西戎等合写过秧歌剧《王德锁减租》外，还写过《闹对了》、《闹嘴舌》、《打勾子》、《红手帕》等秧歌剧，还曾与胡正等合写过秧歌剧《大家办合作》。马烽也创作过一些小歌剧，如《送夫参军小唱》、《光荣花》、《结婚要自由》等。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在喜爱乃至直接创作戏曲之外，还或多或少都与电影有点缘份。这是因为，电影与戏剧都属综合表演艺术，是特别相邻近的两种文学样式。在“山药蛋派”作家看来，电影与戏剧一样，是一种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形式。而且，在“山药蛋派”作家所创作出的电影剧本中，也显然是保留了很重的戏剧创作的痕迹。这种文学样式上的选择，正体现了一种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
三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山药蛋派”作家对地域性文学精神的承续，来看“山药蛋派”作品的地域性特点，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山西历代文学家们，他们共同的平民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体现在文学语言的采用上，都几乎是走的向民间口语学习、汲取流传群众之口的活的词语这一路子。“山药蛋派”作家在这方面也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马烽早在1946年就曾著文专门谈过“学习群众语言”的问题，他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语言的明确生动、丰富形象、比喻贴切、形容鲜明等优长，强调学习群众语言的重要性，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追求：“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力求作品的“尽量通俗”(15)。西戎也曾在专谈文学语言的文章中指出，“必须熟悉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思想情感”，从而“掌握群众的语言”；他认为，有时群众的语言更能达到“形象、准确、简炼的表达事物的目的”，比如秋天下连阴雨这件事，知识分子叫绵绵细雨，农民说是箩面雨，后一种比前种即简练又形象”(16)。有关学习民间的口语，汲取流布广大群众之口的活的词汇的论述，在赵树理那里是更为详尽、系统。他说：“我似乎对农民有些偏爱，总觉得农民的语言比较丰富、粗野、生动。到农村，声音有多大就喊多大，到城市讲文明，有些话就不好讲了”(17)。赵树理建国初期在滞留北京多年后，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很大原因也是在于对故乡语言等方面的情趣。他说，“到晋城的目的，……是语言、风俗都和自己的家乡接近，便于深入群众”(18)。这里可以看出，群众语言对“山药蛋派”作家来说，本就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环境。
语言与思维和心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方式常常标示出讲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地域性群众语言则常常是较多地积淀了地域性思维和心理特点的。“山药蛋派”作家对“群众语言”的关注，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表现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这种语言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坚持使用这种语言，有利于他们思考问题，有利于他们自身思维方式的发挥，也更与他们亦已形成的心理结构相吻合。或者用赵树理的话来说就是：“熟悉的语音，熟悉的地方风趣是有助于使情感深刻化的”(19)。
“山药蛋派”作家在写作时所使用的“群众语言”，主要是来自于他们从小所生活的那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这些语言的获得和采用，对他们来说，其实已不是一个需要多加探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伴随着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而来的一种近乎必然的事，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被环境所造就出来的。赵树理这样说过：“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20)面对这种群众对书面语言的拒斥力，“山药蛋派”作家在语言使用上的选择余地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虽然作为乡村知识分子，曾受过书面语的教育，在语言使用上原来是可以多一种选择的，但他们自身是农民出身，后来又几乎工作在农民群众之中，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的影响力又是难以抗拒的，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未曾想抗拒，正因为如此，在语言使用上他们更多地是被环境所造就了的。
上述情况可以很好地用来说明“山药蛋派”作品在文学语言上的地域性特征。非山西作家写山西生活时，虽然也可以有意识地采用一些山西地区的群众语言，但终难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种语言只有在被同一环境生成的语言使用者所使用时，它才能与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融汇在一起，而显得贴切、融洽、自然。否则，虽然在词汇、语句上的模仿能达到乱真的地步，但在说话的“方式”上（与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的特点相关联）却难以达到神似。
当然，我们不能将“山药蛋派”作家对山西地区群众性语言的使用仅仅看作是一种生存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被动结果。“山药蛋派”作家在文学语言的使用上是自觉追求大众化、通俗化的，虽然他们囿于自身的经历，在谈论所谓“群众语言”时，心目中的具体的“群众语言”必然是具有山西地域特性的，但他们追求的方向似乎并不局限于山西地方语言这一狭窄的领地，因而他们对文学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解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赵树理曾反复讲过：“在用地方语汇时，也得照顾到不妨碍广大读者的欣赏。比如说：山西农民说话很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但全用这种山西方言写作，别的地区风土人情各异的读者群就会看不懂，所以最好不用”(21)。
“我是山西人，说话非说山西话不可，而写书则不一定都是山西话，适当用一点是可以的。作品中适当用方言，使作品有地方色彩，乱用了也会搞糊涂的”(22)。很显然，“山药蛋派”作家在文学语言使用上所追求的是一种广泛的通俗性，是为了使更多的群众能够读懂。立足于语言的地域特性，又不局限于此，这正可以说明，“山药蛋派”作家是在更高的意义上承续了山西地区文学传统中的平民化、通俗化的文学精神。
注释：
①这里所谓“极大比重”，是根据目前几部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写到的山西籍作家的情况进行的大致统计。另外，在《山西古代文学家》（水天生等编著）一书中，所收作家中的一半以上属于我们上述论列的情况。
②戴光宗：《白居易与赵树理》，《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③《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544-1546页。
④《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611-1616页。
⑤马烽：《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中国青年》1950年第44期。
⑥⑦⑨⑩(12)(14)(18)(19)(20)(21)《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731页、764页、第1655页、第1764-1765页、第1768页、第1825页、第1841页、第1756页、第1398页、第1731页。
⑧马烽：《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
(11)赵树理：《生活·主题·人物·语言》，《赵树理论创作》第221页。
(13)王中青：《赵树理作品论集》第251页。
(15)马烽：《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人民时代》1947年1月1日第3卷第1期。
(16)西戎：《语言问题漫谈》，《火花》1959年第12期。
(17)(22)《赵树理论创作》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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