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国民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民党论文,述评论文,史研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对90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国民党史的状况作了扼要的评述，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客观评述。
中国国民党自诞生至今，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它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的海峡两岸关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与贯彻，史学界对国民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90年代以来更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这里，笔者拟对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状况作些扼要的述评。
一、对国民党史研究状况与出版情况的评述
概括史学界研究国民党史的状况与出版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因起步晚，国民党史研究尚属初步阶段。
以1984年5月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和1985 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为标志， 国民党史研究成为史学领域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1985年10月、1988年8月和12月，先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李松林等编著）、《中国国民党简史》（李友仁、郭传玺主编），国民党史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进入90年代之后，国民党史研究不仅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而且在部分高校还开设了中国国民党史课程，中国现代史学会又于1990年3月和11 月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史教学与研究座谈会和“中国国民党性质”专题研讨会。1991年和1994年，全国近百名研究中国国民党史的专家和学者先后在上海和西安召开全国国民党史研讨会，从而把国民党史研究推向新的热潮。尽管国民党史研究已经成为90年代史学界的热点课题，但因起步晚，研究状况仍属初步阶段。
其一，宏观研究成果多，微观研究成果少。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二者相辅相成。然而国民党史研究微观成果太少，必然使宏观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其二，资料性、叙述性的成果较多，论述性的成果少。综观90年代国民党史研究成果，包括文章与著作，依然是资料性、叙述性的成果多于论述性的成果。这一特征反映了国民党史研究仍处于起始阶段。
其三，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也正好反映了国民党史研究处于起始阶段的特征。
（二）国民党史研究虽处在起始阶段，但也产生了一些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有社会影响的著作。
这些著作主要有：彦奇、张同新主编，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纲》；宋春、于文藻主编， 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史》；郭绪印主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书。彦奇、 张同新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纲》是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在编写体例上和国民党历史时期划分方面有独创性。在内容上避免了台湾出版的同类著作仅以国民党统治集团实权人物的言论、统治集团的历史文件为中心与是非标准的弊病，同时也克服了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同类著作把国民党的历史仅仅写成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扩展，以及写成国共关系史、战争史、民国简史等缺点，严格地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出发，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证了中国国民党自身的演变，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它产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该书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依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力求作出公正、全面、科学的评价。书中的许多论断都是在反复研究对比海内外、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敲而提出的。另外这部著作集中了几十年来这一领域的各方面的历史资料与科研成果，包括占有多方面的档案资料，历史当事人的专访资料，以及近年来各方陆续公布的原为秘密的资料。这部书的不足之处是仅仅写到1950年中国国民党改造运动发起之前，如果将国民党退台后的历史写上就更好了。
宋春、于文藻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史》是研究国民党由大陆退居台湾后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一本专著。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称此书是近年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台湾时期国民党历史的第一部专著”，“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由李松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8 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虽属工具书，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选题。屈武先生生前阅读书稿后，为该书作序称：《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是“中国国民党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国民党历史知识与现状的大型工具书。”该书是中国国民党“由盛至衰的真实纪录”。
（三）国民党要人研究最为充分。
在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中，属国民党要人传记为最多。在发表的有关国民党史的论文中，有关国民党要人的思想、活动研究也最多。要加深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必须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要人作深入的研究，因为中国国民党从其创立、发展到执政，要人们所起作用极大，同样，中国国民党由盛至衰的历史，也与要人们的不断变化有重要关系。可以说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转变，无不从要人们的思想、言行中反映出来，无不与要人们制订的方针政策相联系。研究中国国民党在各个时期的要人，就是从一个侧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现状。
二、对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重点的评述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国民党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不少新问题和新见解，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仅将几个重要问题作些扼要的评述。
（一）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准则与总方针。对这一方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时形成与如何评价上。
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何时提出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在1931年7月23 日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书》中就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11月30日顾维钧宣誓就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依笔者之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最初提出应为1931年7月23 日蒋介石的《告全国同胞书》。书中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在这里已经表述得相当明确了。但这一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之前，这一方针逐渐演变为安内的武力政策暂时停止，由对外不抵抗转变为一面诉诸国联，一面准备抵抗；从1931年12月孙科组阁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此方针逐渐演变为一面声称要“积极抵抗”日寇， 一面主张对日“和平绝交”； 从“一·二八”事变到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又一度演变为“攘外”为主， “安内”为辅。《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随即宣布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至此，这一方针正式确立。
如何评价“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呢？台湾学者历来认为这一方针的执行造就了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并为八年抗战作了充分准备。大陆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方针是“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协、投降方针。而近年来，台湾一些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这一方针持一味赞美的观点，而建议对这一“谋国”手段是否合宜有效进行评估检讨；大陆学术界也不再将此方针简单地归结为投降战略与不抵抗政策，而是根据大量史料对其作全方位的深入评价。
“攘外必先安内”与民族统一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一方针的焦点之一。台湾学者认为“统一是抗日的前提条件”，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大陆学者认为，上述“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理由是：“九一八”事变后，要做到全民族一致抗日，只有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笔者也以为前一种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批评过“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错误观点，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用以打击中共的有力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如果仅就抗日需要集中国力而言，国民党标榜“统一”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究竟是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抗日，还是统一在专制的基础上，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很显然，蒋介石是借“统一”消灭共产党与异己势力；同时也是其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挡箭牌。就“抗日必先剿共”而论，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破坏和对历史的反动。从哲学角度看，它违背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
与此问题相关联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与抗战的关系问题，即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形成及实施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到底有没有抗战思想与抗战准备？
过去大陆史学界一直认为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毫无准备，以至仓促应战，造成一溃千里的局面。经过近年对此问题的研究，史学界认为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推行“安内”政策，一方面进行了各种抗战准备。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是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就连日本的阿部信行也说过：“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即是整理财政、整理军备与新生活运动。”应该说，当时日本人对于他的敌人还是比较了解的。然而笔者不能同意台湾学者提出的抗战准备的最初时间。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写道：“考据史学，中国决心抗日，在民国17年发生五三惨案之时，即已决定。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之后，立即着手对日备战”。蒋纬国的根据不过是“五三”惨案后的蒋介石的一段日记而已。然而事实上“五三”惨案发生时，他要求部下对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寇“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10人亦可”。事后，中日两国就济南惨案谈判时，南京政府又实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又实行绝对不抵抗主义。因此把国民党抗战准备的时间放在“五三”济南惨案之时是错误的。他们的目的一方面颂扬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另一方面掩盖国民党不抵抗的罪责。那么，国民党什么时候准备抵抗日寇呢？笔者认为是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最早也只能在1931年9月下旬，从蒋介石发出的一些电报中， 看到了“抵抗”的字眼。11月14日，国民党四大对外宣言中宣称要“抵抗”日寇“收复失地”。即使在此时，国民党第一位的任务也不是抵抗日寇，而是剿共。直到华北事变后，国民党事实上才将抗日放在首位。国民党不仅调整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同时在军事与经济上，调兵北上平汉、津浦和陇海线，整编全国陆军，构筑国防工事，加强财政、工业、交通和水利等方面的建设，调整美、蒋关系等。
（二）关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
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病逝，使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未能付诸实践，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北伐后期又相继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大陆执政的22年中，始终没有开展土地改革，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农民，并使农民成为它的最大反对者。随着国民党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将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与实践作了全面的考察与客观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首先，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实乃国共两党合作所促成，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与历史相符的。因为大革命时期的各级农民机构不仅挂着国民党的招牌，而且许多国民党要人也在从事和支持农民运动。如廖仲恺、彭素民等人积极贯彻中山先生的民生主张，不仅自己出席各种农民会议、作报告，而且派人员分赴各地宣传组织农民，还立案对农民运动予以保护。这些举措使广东农民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孙中山病逝后，邓演达成为国民党内最坚定地主张实行平均地权的人。邓在多次讲话、报告和文章中，公开支持农民运动，提出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行减租减息等。他还同共产党人毛泽东、谭平山等人共同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当然，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并未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付诸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并且最终镇压了农民运动，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前期对农民运动的支持。
其次，国民党在22年统治中，曾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法令，并在个别地方搞过一点改革和实行减租减息。众所周知，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之初，为维护其统治需要，继续宣称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施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因而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政策法令：1928年制定了《佃农保护法案》，1929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二五减租决议案，1930年6月正式颁布了《土地法》，1935年公布《土地法实施法》， 明令1936年向全国推行，但因抗战很快爆发，《土地法》被抛之一边。从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虽然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但真正在全国部分省份推行的只有减租政策和土地陈报，即使是这两项，也只是在极少数省份部分地区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绩。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拟定了《战时土地政策纲领》，设立了地政署，但这一纲领未能加以实施，只是在湖北和福建龙岩等地搞了一点减租和土地改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由于忙于内战，更无心搞什么土地改革，虽然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但也并未实施。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从全局看，国民党在大陆22年中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真正推展土地改革运动则是到台湾以后，为了维持统治和解决生机问题，1949年至1952年在台湾开展“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依笔者之见，国民党在台湾搞的土地改革，使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台湾出现的经济危机，对于稳定政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台湾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利益；同时，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权，远未做到平均地权。
（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正确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始终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首先在国民党正面战场问题上，经多年研究，史学界虽尚有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起了主要作用；在抗战中期（1938年10 月至1941年12月）国民党正面战场对全国抗战的作用可以说得失相当，利害兼半；在抗战后期（1942年至1945年8 月）国民党正面战场则起了消极作用，导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笔者以为，上述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史学界对抗战后期的国民党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其结论还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应当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对日对德宣战。当英美军在东南亚地区节节败退之际，亚洲同日本相抗衡的最大力量就是中国战场。1942年初，26国宣言签订，中国成为四大领衔国之一，同时，蒋介石又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统帅部最高统帅。中国之所以能跻身大国行列，肩负起东南亚抗战领导责任，是与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分不开的。国民党军队不仅在国内牵制了大量日军，还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对支持盟军太平洋作战起了重大作用。总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战中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近几年来，关于国民党战时政治体制对抗日战争的影响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权实行战时政治体制的作用就在于把全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举国对外，打败日本侵略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战时政治体制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但它由最初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逐渐转变为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战后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
众所周知，所谓战时政治体制其突出特点是：党政独裁化、党政军一体化和增设民意机构， 政权有限开放。 这一战时政治体制始建于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既通过了确立“总裁制”的决议案，又通过了设立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从而使国民党政权的战时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带有独裁化与民主化两种趋向。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应看到，国民党战时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军事独裁化。国家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战时条件下有利于集中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力量投入战争；同时财经管理集中化军事化，保证了抗战财力物力的需要。就其民主化趋向而言，设立国民参政会，不仅能够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战，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作用，而且在增添民主气氛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但国民党战时政治体制在强化集中统一的过程中，未能逐步扩大参政渠道，把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纳入权力系统，而因固执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从维护少数人私利出发，始终把异己的政治力量排斥在真正权力圈之外，日益强化个人独裁，以建立清一色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制。其结果，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崩溃。
对于战时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政策的评价，有的著作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战时借“统制”之名，行官僚资本独占之实，大发国难财，使民族工业备受压迫和摧残。笔者以为，国民党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既有进步性，又有掠夺性，在抗日情况下国民党通过扩大国家资本来统制经济，有利于发展大后方的生产和充实抗战实力，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条件下实现剥削掠夺的手段。对于国民党战时财政金融措施中的通货膨胀政策与工业内迁政策，一些著作又有新的论述，认为战时通货膨胀政策“不可避免”，虽导致“贪污投机风行”，但没有达到恶性通货膨胀阶段。对于工业内迁，史学界一致认为此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奠定内地工矿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保障后方军需民用的供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后方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四）关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自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之日起，海内外就展开了国民党为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丢失了全部大陆的讨论。大陆学者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就国民党失败的政治原因而言，国民党的内战方针与独裁政治体制，不仅违背历史潮流，而且违反民意，是其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自身腐败与内部派系纷争则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崩溃。就国民党失败的经济原因而言，恶性通货膨胀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导致经济崩溃；顽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拒绝进行土地改革，加速了经济崩溃。就国民党失败的军事原因而言，发动内战的非正义性，是其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军队纪纲败坏、官兵对立则是其军事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中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正确，无疑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大陆的迅速败亡。总的讲，上述观点是无可非议的，是铁定的事实。
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界在研究国民党失败原因时，又将视角集中到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与腐败问题上。大陆学者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称之为“劫收”或“劫搜”。一种观点认为，“劫收”成为国民党政权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与此相适应的一种观点认为：“劫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基本毁掉或严重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基础。也有文章认为腐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然而，台湾学者认为这种评价对国民党“不公平”，事实上是国民党已“尽心尽力”，22年统治难治中国五千年之病。很显然，这种观点将中国“疾重难医”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依笔者之见，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不仅造成天怒人怨，而且也进一步侵蚀了自身肌体，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全面失败的转折点。因为：
其一，“劫收”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失掉了民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接收，是为其独裁内战政策服务的。因而在接收过程中，采取洗劫式与掠夺性措施，杀鸡取卵。这种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沦陷区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称接收为“劫收”，称接收大员为“五子登科”人物，并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来表达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和无比愤慨。就连国民党经济接收负责人邵毓麟也对此深以为虑，他向蒋介石进言说：“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其二，“劫收”造成社会生产力急剧萎缩。八年战争已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而战后国民党的接收，使本已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生产几近崩溃，社会生产力随之急剧萎缩。这种状况又与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最终的经济崩溃局面。
其三，“劫收”严重损伤了国民党自身肌体。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伊始，贪污腐化现象就已经滋生，抗战时期军政官吏借机大发国难财，接收则使各级官吏贪污腐败普遍化。“劫收”不仅使其吏制更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派系争斗激烈，信仰发生危机，组织涣散，自身肌体受到极大损失，而且引发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的空前不满，继而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道路。
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不仅是其从抗战走向腐败的一次全面性暴露，而且也反映了国民党政权衰败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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