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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政治学者截维·伊斯顿首先提出“政治系统”理论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透视角度。继后，美国政治学结构功能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概念体系。“政治体系”就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们认为，较之国家、政府、民族这些传统政治学常用的概念来说，“政治体系这一概念可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P4》）在对政治的界定上，他们采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凡进入政治体系的要求都是同合法的人身强制相关联的”。（同上，P5）而所谓体系，是“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同上，P6）这里他们强调了政治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并指出了政治体系与环境的关系。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将面临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环境。进而他们按照伊斯顿的模式，将政治体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输入－－转换——输出的过程。他们还认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为政治文化。”（同上，P15）这样，又把一国人们的政治态度、信仰、价值观等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在明确了政治体系概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政治体系的功能。他们认为，执行政治体系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政治体系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为避免理解上出现歧意，他们特别强调，这里的层次，只是事物的各个透视面，而不是相继发生的各个阶段。这就是阿尔蒙德等用以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建立的这一整套较完整的概念体系，尽管存在许多形式主义的弊病；在理论出发点上，也带有明显的美国偏见，即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现状为基本参照系，来设计和建构的理论分析模式。但由于它毕竟吸收和借鉴了系统科学的方法，又搜集整理了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大量资料，其理论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尤其是在分析方法上，他们跳出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框框，不局限于对法律和制度的考察，将政府的实际作为和人们介入政治的行为纳入研究视野；不仅着眼于政治现象本身，也注意到政治体系与环境的关系；即关注政治活动或行为，又看到人们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等精神或文化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甚至还赋予政治体系这一概念以生态学意义。本文无意专门研究这个理论，致于他们如何运用这一概念分析各国政治，我们暂且不论。但应当承认，他们分析政治现象所着眼的方面和采取的方法还是比较可取的，如果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作纯哲学的描述，那么，这一套概念系统就是我们今天分析政治问题尚难跨越的理论工具。它不仅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剖析也很有价值。
一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十七年来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进行的被小平同志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已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后，一方面，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激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引出了一系列从未碰到过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多数都会在政治上有所反映，有些甚至还直接表现为尖锐的政治问题，不仅如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政治体制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相对于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尽管相对于改革初期来说，国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愈益趋向理性和务实，然而，社会生活中业已存在和不断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刻。
从当前的情况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在改革初期就暴露出来了，但当时这个矛盾更多的是存在于理论家的论战中，而未充分显露在社会生活中。每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把效率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不追求效率，激发人们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财富便不会有较大的增长，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为基础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以国民收入差距和打破平均主义的资源配置模式为前提。这样就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出现，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一后果不仅在理论上与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公平原则相矛盾，而且也造成了现实中十分尖锐的冲突。它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必然面临的棘手的政治问题，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的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借助政治体系的力量逐步吸收和化解这个矛盾，凭借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在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最终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荆棘丛生的。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亏损严重，职工收入缺乏保证，居高不下的物价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部分人生活处境的恶化，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形成鲜明的反差。国家无论是出于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还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便会看到，实际上我国现有政治体系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其吸收和消化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意味着我国政治体系面临挑战，若不及时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体系本身进行调整，受到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其次，是以“权钱交易”为本质和根本特征的腐败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以“官倒”形式出现的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反市场经济现象，现在演变为将权力直接变为一种紧俏资源，进入市场流通。我们尽可以为高贵的特权堕落到今天这般低贱庸俗的地步，所反映出的历史的进步性而欣喜，然而，又不得不为由此所导致的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愤恨，对政治体系构成的巨大压力而忧虑。我们坚信，权力一但成为商品，离权力最终退出经济领域也就为时不远了。但这其中潜含着一个现实的悖论，那就是，要政治权力受到约束必须仰仗政治权力。无论经济本身的力量有多大，它对政治起作用仍然必须通过政治体系这个中介。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来说，改革和现代化进程，首先就是一种政府的主动行为，那么，在这一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也主要得通过政府的行为来解决。
再次，是利益分化和产生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深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产权多元化已经形成，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上升势头。由经济利益分化所诱发的其他社会利益分化已成为客观事实。就目前来看，利益集团还是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存在，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人们仍采取更加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即个别人或组织直接作用于某项权力，甚至通过前文提及的权钱交易的形式，来满足自身即使是合法正当的要求。这种情形既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的程度，又加大了对政治体系的压力。而且，随着利益集团界限的日益清晰化，和现行体制满足利益集团要求渠道的饱和，办事成本超过预期效益，人们便会寻求新的表达利益的渠道和方式，那时，政治体系若不顺应这一变化，势必受到巨大威胁。
第四，是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最终体现是民主政治和高度完善的法治。在市场经济化的进程中，随着人们作为平等主体参与活动的机会及频次的增多，以及由于个人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确立的经济地位，必然表现为人们在政治的要求，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是勿庸置疑的趋势。如果说在改革前期，民主还只是由于政治的宽松和学术的解禁，在知识分子中激发起的一种理性冲动的话，那么，改革发展到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与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了。当然，它不会再以口号的形式出现，一般也不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其触及的内容更深层，对政治体系切实提供表达利益渠道的要求也更迫切。市场经济要求有完善的法治来规范，而法治本身的完善又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则，加之非经济因素，特别是特权因素的介入，经济生活中无序和混乱的现象将大量存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充斥市场，仅仅是小巫而已；侵吞国家资财、以权易钱、收受巨额贿赂，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人，争取优越的甚至具有垄断性的竞争条件，获得资金等十分紧缺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这些现象作为社会结构的腐蚀剂，对社会机体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它们的存在不能说与现行政治体系无关，但要克服这些弊端也只有依赖于政治体系的完善。
上述我们只是列举了现实中宏观和与政治体系整体关系较密切的一些方面，事实上，我国政治体系自身面临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划分问题，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系及其结构也必须进行相应的重大的调整，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能够适应并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系。
二
根据阿尔蒙德等的分析模式，一个政治体系关键是要处理好输入和输出、体系和环境、结构和文化几方面的问题，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们透视政治现象的基本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其作为分析政治问题的一种思路。如果说，上述简要列举的一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完善我国政治体系的问题的话，那么，最根本的恐怕也就是要解决我国政治体系输入和输出、体系和环境、结构和文化的问题。
首先，输入和输出的问题。用系统的观点来看政治，无疑可以将政治作为一个与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明确地界定政治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能够避免把一切问题都与政治挂钩，使全部社会生活都带上政治色彩，让权力因素渗透到各个方面横加干预，造成政治的恶性膨胀，妨碍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便于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如何通过规范和管理社会活动来实现它与社会环境的输入和输出。按照伊斯顿和阿尔蒙德等的见解，所谓输入和输出，就是环境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和支持，经过政治体系的转换，也就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再向国内或者国际环境，以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等形式输出，进而借助反馈来调节体系的再输出。这一模式尽管简单，但它的确揭示了政治系统在社会环境中运行的基本情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政治体系能否正常地进行，与其能不能有序地完成输入和输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信息交流，是分不开的。完善政治体系首先就是完善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
由于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其信息渠道十分单一，而且只是至上而下的单向流动，一方面是政治界限的模糊，政治外延的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是信息容量十分狭小，政治内涵的恶性萎缩。这就造成了政治在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要求甚至是支持的时候，很难及时地作出反应，也不能凭借政治体系本身的功能整合来适应环境的，错综复杂的要求，于是，便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境地。有如前文提到的诸多问题，与其说是问题太复杂难以解决，不如说，是由于现有政治体系本身功能的单一，难以应付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例如，权钱交易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把眼光盯在个别人身上，而没有从体系上去找原因，不从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的运行中去建构避免权力与金钱直接发生联系的机制。那么，权钱交易不仅不能避免，甚至它对于一些个人和组织来说，还是一种实现目的相对经济和便捷的方式，站在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只有通过完善体系本身方有希望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再如，处理利益集团的问题，大概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利益的高度统一。既如此，就得有一套整合利益要求的功能系统。而这个任务是非政治所不能完成的。政治之能完成这个任务，又在于政治体系具有综合种种利益要求的功能，它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包括可以使用强制力的优势，来使种种利益要求既能得到合法的表达和实现，又能把他们的利益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分悬殊、各阶层都有形式不同的报怨等，皆与政治体系输入输出功能不够完善有关。有鉴于此，建立健全政治体系的输入输出功能，应当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其次，体系和环境的问题。伊斯顿等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环境主要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政治体系必须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发展，在与环境的交流中实现体系的目标和自身的优化。前文提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解体，新的经济结构正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不断生长。由经济多元化所引发的社会多元化已初露端倪。人们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动机出发，以不同的条件和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要求。这就使得政治体系无法再沿用过去的方式来解决新面临的问题，简单的行政命令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因为非经济因素的介入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竞争和优胜劣汰，政府也就不会碰到大批企业亏损和倒闭的问题，也不会面临因此而导致的失业或变相失业的问题；由于不存在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加之就业制度的限制，当时的政府也不会遇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的问题；尽管政府直接控制人、财、物大权，为权钱交易埋下了伏笔，然而，由于缺乏交易市场，它只能以一种潜在或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的腐败现象不及现在严重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改革使政府不再管理一些微观事务，摆脱了事无巨细都要政府出面解决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使政府面临了更加复杂的全局性问题。更为困难的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许多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已不再享有过去那么大的权力，指令性计划越来越少，相应地承担的责任也应随之减少，但是，由于政治体系并没有及时进行相应调整，加之，应当由政治体系来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滞后，最终仍将各种矛盾集中到政府那里。所以，如果不改变现行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作方式，那么它注定要充当一个只承担责任，而又没有享有相应权力的受气包的角色。
再从国际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交流基本都是政治性的。而且范围十分狭隘，除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之外，几乎和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未发生较密切的联系。处在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无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随着国门的打开和世界经济格局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且是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政治经济的态势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中国的事情也会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系输出的产品不仅针对国内环境，还要针对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不仅要着眼于政治，更要着眼于经济；政治体系不仅要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例如，美国人最爱津津乐道的人权问题。还将面对来自国际上的经济和文化的压力，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问题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虽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必须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以争取应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调整时期，能否争取到一个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直接关系到我国下一步的发展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展开。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政治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再次，结构和文化的问题。阿尔蒙德等颇具创新的一个思想，就是把政治体系的结构理解为一系列具有某种行为、意图和期望的规则性活动，并且把这些活动置于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由此来看，我国政治体系无论在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存在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弊端。从结构上讲，传统政治结构偏重行政行为，在处理政治问题上有其优势，然而在管理经济和其它社会事务方面，局限性十分明显。其一表现为结构单一，许多为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政府功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结构而无法发挥。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无序；其二表现为政府行为缺乏规则，政随人易现象大量存在，一方面是一些政治结构不能正常行使其职能，造成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滥用和一些政治结构的恶性循环，远未受到应有的规范和约束；其三表现为个人和政治角色的混合，政治角色原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它与参与政治的个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当他作为政治角色的时候，他才具有这个政治结构所享有的权力，作为个人则没有任何特权。然而，现实中把政治角色的权力当做个人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行使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我国政治结构的完善和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再从文化上讲，由于文化本身的历史继承性和滞后性，我国的政治文化还基本停留在“主民”的水平上，人们一方面习惯于接受政府全方位的管理，凡事眼睛往上看，另一方面，也习惯于矛盾上交，遇到任何问题都依赖政府解决。不仅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较差，而且自主和自为的意识也非常淡漠。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缺陷，既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构成了对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制约。作为题中应有之意，逐步建设一套适应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政治文化，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
本文借用结构——功能学派的一些概念，联系我国政治体系的现状，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意在找到一个探索问题的思路。我们以为，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停留于空泛地议论民主法制这些带有某种价值属性的问题上，而必须触及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