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经验教训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它所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使二战前这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跃入世界中等发达工业国的行列。“自治社会主义”以自身的探索和尝试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然而，这样一个曾经迅猛发展的国家却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人意料地解体了。在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暂告终结的今天，对它进行回顾和透视，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实事求是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怀着极大的豪情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了艰苦探索。在南苏决裂后的艰苦岁月里，南共联盟提出，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国家应该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他们走上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核心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立即开始国家消亡，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南斯拉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以“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行企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自治以及全社会的自治。国家全面下放管理经济的权力，由自治利益共同体管理社会事务。这种自治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在80年代初却出现了种种危机：社会所有制企业效益低下，消费惊人，企业亏损无人负责；“联邦虚权、共和国集权”的局面已成定局，国家无力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大增。南共联盟的“联邦化”趋向使共盟无法对全国进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南联邦到80年代末期演变成松散的“邦联”，并最终走向了解体。一个曾经引起世界注目的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
南斯拉夫之所以会有如此结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共联盟机械地照搬马恩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急于追求最终目标的实现，把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直接搬用到生产力落后的南斯拉夫现实社会中来，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他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社会主义自身发展阶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现实南斯拉夫社会同马克思预见的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巨大的历史距离。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国前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农业经济和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各民族历史上长期分隔自治，受到不同宗主国统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过早地搬用共产主义原则，只能导致实践中的消极后果。
1948年，南共在批判“斯大林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把国家机关变为社会自治机关的原则，整个自治制度的建立过程，就是国家不断向企业、地方、共和国和自治省放权的过程。结果，联邦政府下放的权力大多被共和国和自治省截留。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权力急剧膨胀，它们把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分割成了八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形成共和国和自治省各自为政的局面。
事实表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的职能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作用。南斯拉夫社会生产力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水平，根本不具备国家立刻消亡的条件和社会基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过早地开始“国家消亡”过程，大力削弱国家的权威和作用，只能使联邦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特点，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前南斯拉夫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过程中，高度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权利，收到了显著成效。企业的工人自治和各种民主选举制度、代表团制和议会制度曾经激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感到了自身的解放和社会价值。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意愿能够通过各种民主渠道反映出来。20世纪50-60年代，当社会主义各国自我封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冷战之际，南斯拉夫较早地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外国资本，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公民出国和劳务输出自由，上百万南斯拉夫公民在欧洲国家从事生产劳动。外国人也到南斯拉夫自由旅行。政治民主和对外开放使整个国家充满生机和活力，既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大量经济援助，又筑起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
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内含的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成分也给自身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自治”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和社会，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他们把这种“直接管理”和“直接结合”视为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本质特点，力图通过最大限度的企业自治和社会自治来体现这种直接民主。7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在国家机构中实行集体领导体制、轮换制、共和国和自治省权力均等原则。铁托逝世后，联邦主席团由共和国和自治省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主席，任期一年。这种貌似“民主”、“平等”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它使国家丧失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笔者认为，在民主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南共联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自治民主同国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自治制度的设计者、共盟最权威的理论家卡德尔曾说：“官僚不能成为社会的霸主，正如官僚化的国家或官僚化的党不能成为社会的霸主一样，任何国家机器都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①在卡德尔看来，自治就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而国家、官僚管理系统是妨碍自治民主的祸害。这种把官僚和国家混为一谈，完全否认国家、政府、管理系统的作用，用自治削弱国家，取代国家，否定间接民主和政府管理作用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直接民主形式，也有间接民主形式，其中大量存在的是间接民主形式。直接民主形式主要体现在基层企事业单位。间接民主形式则体现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议会制度、政府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机制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生产和日益细致的分工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完整系统的中间管理机构和阶层。这个管理系统包括：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技术管理、文教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管理等。其中，政府系统的行政管理起着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这些管理系统的人员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还要具备一定的管理技能和活动能力。他们必须从生产第一线脱离出来，专门从事管理、指挥和行政事务性工作。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些在国家各个管理系统中工作的人员也是劳动者。虽然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与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只是方式和手段的区别，不是阶级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是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一部分。一部分掌权人中间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缺乏完善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法律系统所致。
另外，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也决定了间接民主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在现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宏观过程还不能完全由社会自行控制，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不能由社会自觉地加以维护。社会只能把管理权委托给国家，由国家来掌握。这样，就必然出现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必然出现政府行政系统、政党政治、司法体系、公民监督和社会组织监督等机构和组织。这些间接管理和间接民主的形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存在，直到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止。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和制度过早地否认间接民主形式，急于追求直接民主形式的作法削弱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场机制
本世纪50年代，当苏联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社会主义各国尊为样板之际，南共联盟已经认识到市场的作用，把发展商品生产看做发展自治关系的必要前提，视社会主义企业为商品生产中的自主经营组织。在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过程中，南斯拉夫特别注意向企业下放权利，给企业和劳动组织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掌握了生产计划权、产品定价权、对外销售权和投资积累权，后来甚至掌握了收入分配权，并建立了一套职工监督经理厂长的制度。这些做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工人的经济民主权利，使企业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当国家还没有把管理经济的权力完全放下去的时候，企业自治与国家宏观管理同时并存，发挥出了较大的优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南共联盟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主张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造成了经济发展中的深刻矛盾性。从所周知，“社会”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社会”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体，它本身需要一个共同体和共同规则来协调。现代社会包含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包含着各种利益集团、阶级、阶层，包含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宽泛模糊的生活共同体概念怎么能做商品经济体系中的产权主体呢？又怎能体现明确、具体的产权关系？产权不明确，会给商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因为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经济形式。商品交换实质上是所有权的交换，社会分工与产权明晰的所有制形式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而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最大缺陷就是产权不明确，任何劳动组织、劳动集体及社会共同体都不掌握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权。这种极不明晰的所有制形式难以确认产品交换关系，也难以确认企业亏损与破产的责任承担者，从而不能把责、权、利三者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生产领域里，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和责任承担者，社会所有制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法人。虽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特别强调向企业放权，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产权极不明确的社会所有制却恰恰阻碍了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经营和自主经营的主体。企业归全社会所有，厂长、经理、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并不承担财产责任。企业亏损，无人承担责任，也不能拍卖和破产。这样，势必出现盲目投资、浪费惊人、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和“大家拿”的现象，从而严重影响生产效率。7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形成了基建战线越来越长，投资率越来越高的倾向。投资率每年增长约8%，大大超过社会产品的增长。共同消费、一般消费和个人消费这三项约占社会总产值的65%，和投资消费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社会产值的总额。这种超过实际物质限度的高消费势必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引起通货膨胀和内外债务的剧增。
在流通领域里，南斯拉夫一直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否认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和劳动力就不能自由流通，严重影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忽视了商品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既然承认商品经济，就应当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生产的要素之一。劳动力是商品生产的要素之一，它就必然与资金、物资一样，加入交换和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交换关系。劳动者向国家或集体让渡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提供活劳动，国家或集体向劳动者支付生活资料的价值——货币工资。因此，只有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劳动力具有价值，才能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自由流通，经济就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在分配领域里，南斯拉夫经过几十年的放权，逐步丧失了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控制。1970年，企业自行支配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的70%。国家既不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又不制定统一的收入等级表。企业的收入分配自行决定，在宏观失控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从而导致职工收入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消费基金失控是南斯拉夫长期存在的问题。企业积累下降，短期行为严重，势必引起消费资料的生产急剧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相对减少，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从而最终导致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缓慢。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畸形的结合体，它们内在的矛盾性导致了经济的危机和困境。所以，南斯拉夫早在50年代就认识到市场的作用，但是它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和机制。
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南共联盟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所作的一些有益探索，至今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早在50年代，南斯拉夫就认识到党政不分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弊病，从1952年起，开始探索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他们把党委书记的职权与相应的政府机关主席的职权分开，党的组织和机构逐步放弃了直接领导和处理政府工作的做法，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引导方面。与此同时，南共联盟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1951年，南共关于党的理论工作的决议规定，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地在口头上或在党的刊物和其他刊物上讨论党员公开提出的观点。②共盟七大规定在党的基层领导机构中建立监察委员会，以监督党的领导，加强党内民主。共盟八大强调了党的工作公开性的原则和限制党的各级委员会领导职务连选连任的原则，实行了党的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取消了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效地抑制了党内腐败和特权现象。
然而，南共联盟在党的建设和领导体制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也给党的建设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南苏决裂后，南共唯恐党的权力过大，走“斯大林主义”的老路。他们极力批判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垄断特权，只提党的思想引导作用，不提党的政治领导与核心作用。1952年“六大”以后，南共联盟开始放弃在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作用而代之以引导作用，解散了它在各级行政组织和社会文化机构中的党组织，只是在经济企业和行政区域建立基层组织。随着联邦政府权力的下放，党组织也一再向下放权，1964年共盟“八大”制订的党章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来加强各共和国和下级机构的权力。共盟认为，弱化党的领导作用是同国家经济职能的消亡和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同步进行的。国家消亡，党的作用也要转化，党组织内部应当权力分散化，党的工作方式也要由原来的政治领导转变为思想引导和说服教育。共盟“九大”章程删去了下级部门应该服从上级机关的规定，只是笼统地要求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遵守共盟的纲领、章程、政策和决定。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南共联盟虽然从未宣布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它所进行的以“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却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原则遭到破坏，党纪松懈涣散，难以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再加上在组织发展方面，南共联盟存在着偏重党员数量的增减，忽视党员质量问题的倾向，致使党的形象受损，威信下降。
可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何等重要。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政党政治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决定了一党执政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必要性。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执掌政权的，它理应成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对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国家，加强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更为必要。南斯拉夫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是要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多民族和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都难以得到保证。
注释：
①【南】斯·斯托扬诺维奇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第515页。
②参见【南】斯·斯托扬诺维奇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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