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北边塞的“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论文,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2-0095-08
“坞”是汉代西北边塞的防御工程，是国与国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为战事需要所营造的一种建筑物。以往，学界对汉代西北边塞的有关防务及内郡豪强地主的“坞壁”多有论述①。但对汉廷在西北边塞所营建的“坞”，却因文献简缺，目前未见专文论及，尚存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这里，拟根据文献、简牍资料，并在大量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西北边塞有关坞的兴起、发展状况，坞的建筑形制和设施，以及它的功能作用诸问题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得到同仁指教！
一、坞的兴起和发展
“坞”通“
”。何谓“坞”？许慎《说文解字》曰：“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服虔《风俗文》云：“营居曰坞，一曰庳城也。”《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在文献、简牍中，有时“坞”又称“壁”、“堡”，或将“坞壁”、“坞堡”连称，其义类同。均为守卫边塞的防御工事。
“坞”字，在《史记》、《汉书》中未见记载。关于汉代西北边塞坞的兴起时间，长期以来颇为疑窦。考之史迹，看来，汉代的坞，非起于昭、宣以后，当始于汉武帝时期。因为，此时汉廷为解除匈奴的威胁，联结西域，以“断匈奴右臂”，[1](卷123《大宛列传》)“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2](卷87《西羌传》)汉武帝对西北边境曾采取了积极的进取政策，除了移民垦殖，盐铁佐边，开创军屯外；还选将、练兵，注重障塞亭燧建设。所谓“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以待边寇”。[3](卷94《匈奴传》)如：元狩年间，为反击匈奴，“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3](卷64《贾捐之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及武帝征发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遂诸羌……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2](卷87《西羌传》)元封四年(前107年)，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3](卷96《西域传》)太初三年(前102年)，“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盧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3](卷94《匈奴传》)天汉元年(前100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后……于是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3](卷96《西域传》)这些引文中的所谓“亭障”、“亭燧”(同隧)，当然不等于就是“坞”。有学者说：“坞即亭燧。”②不确。但要看到，“障”与“燧”，和“坞”却又有一定的联系。前引《说文》曰：“坞，小障也。”故知“障”有大小之别，小障即坞。《说文》曰：“燧，塞上亭守烽火者。”亭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烽火台，二是“坞”。作为其中之一的坞，即隶属于燧的坞，显然不能代表整个亭燧，自很明白。但是一般来说，在“障”或“燧”的附近，通常有“坞”的存在乃是事实。或者说，凡“有亭燧之处，必定有坞”。③汉武帝在“开地拓境”，大规模用兵匈奴，而驻军又较多的情况下，在西北边塞建“燧”筑“坞”，是出自战事的需要，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今有大量的考古发掘可证。例如，在甲渠候官遗址，已经发现了鄣、坞及烽火台的存在。“鄣、坞毗邻，鄣在坞的西北隅”，是“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甲渠第四燧遗址，发现有烽火台、坞及坞内的房屋。肩水金关遗址，也发现有鄣、坞、烽火台、住屋、仓库等建筑。(详后)考古专家认为：这三处遗址均“创建于武帝时间”。[4](p407-408)可见，坞的兴起始于汉武帝时期确实有史可证。
汉代为抵御匈奴，在西北边塞筑“坞”一事，自汉武帝后，几乎成为“国策”，一直未曾松懈。如昭帝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寇者少利，希复犯塞”。[3](卷94《匈奴传》)宣帝之时，名将“(赵)充国常以远斥候望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3](卷69《赵充国传》)此时皆致力于边陲防御工事的营建，并且汉宣帝时有的“燧长”在夜间也“临坞”视事。如据《居延汉简甲乙编》④：
“五凤二年八月辛巳朔，乙酉，甲渠万岁燧长成敢言之，乃七月戊寅夜临坞，墜伤要，有瘳。即日视事，敢言之。”(6·8，甲44)
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但懂得边事的郎中侯应，则列举了十条理由，“以为不可许”。认为应该“安不忘危”，“罢戍卒，省候望”，是“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也。讨论的结果，元帝采纳了侯应的意见，并下诏“勿议罢边塞事”，[3](卷94《匈奴传》)最终夺定继续加强防务，坚持边塞要事。此后历朝直到西汉末年，循而不革，均有坞的建筑和运作情况。这从居延、敦煌汉简等50余条载“坞”的简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下面择举数例，以资参证：
第三隧卒桥建省治万岁坞(214·118)
乐昌隧长乡亭卒迹不在遂上坞为□
(19·5，甲140)
凌胡燧坞乙亥已成，谨罢卒，候长候史传送卫(敦：1736)⑤
积薪东顷——十四隧长房井坞上北新伤不补(104·42B，乙28)
临莫隧长留人戍守日西中时，受虏隧坞上表再通坞上苣火三通(126·40，536·4，甲719)
阳朔三年十二月壬辰朔癸巳，第十七候长庆敢言之，官移府举书曰十一月丙寅渠饼庭隧以日出举坞上一表一□，下铺五分通府府去饼庭隧百五十二里二百[步](28·1，甲211)
建平三年闰月辛亥朔丙寅，福禄仓丞敞移肩水金关，居延坞长王玫所乘用马各如牒，书到出如律令(15·18，乙12)
谨验问威辞迺二年十月中所属候史成遂徒补居延第三坞长威以(EPT51：30)⑥
武马□坞第五卒(513·16，甲2148)
这些简文，不仅反映了当时“坞”的治理、建筑和运作，而且从中可以透视出“坞”的不同层级和类型。有的甚至还设有“坞长”、“坞卒”。从以上所引简文看，除“阳朔三年”、“建平三年”两简分别属成帝、哀帝的年号外，多数没有纪年，时间界限不明。但我们推断其为西汉中、后期有关“坞”事的记录，似无可疑。
东汉立国之初，边境“障塞败坏，亭隧绝灭”。[5]加之匈奴叛乱，羌种犯边。此时汉廷虽然“方平诸夏，未遑外事”。[2](卷89《南匈奴传》)但为了稳定政局，光武帝断然采取“保境安民”政策，着力加强边塞建设。例如，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面对金城之西的羌乱，“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使各返旧邑，(马)援奏为置长吏，缮治城郭、起坞堠，开导水田，劝以耕牧……”。[2](卷24《马援传》)建武十二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地，筑亭候，修烽燧”。[2](卷1《光武帝记》)建武十三年(37年)，匈奴寇河东，“州郡不能禁……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2](卷89《南匈奴传》)建武十四年(38年)，马武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河东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中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2](卷22《马成传》)从此，“堡壁稍兴”。[2](志第23《郡国五》)光武帝时期修复这些“坞堠”、“障塞”、“堡壁”之目的，旨在保境安民，是重守而非进攻，用意甚明。
自和帝开始，“边患渐大”，“群羌烽起”。“东犯赵、魏之郊，南入蜀汉之郡，塞湟中，断陇道，烧园陵。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2](卷87《西羌传》)从边塞到缘边内郡，战火不时告急！在这种情况下，汉廷采取多种防守并反攻的对策和措施：一是增设“营兵”，在军事要冲长期屯兵。于光、明二帝组建的“黎阳营”、“度辽营”之基础上，增设“雍营”、“渔阳营”、“扶阳营”、“西营兵”等。再是大量使用“属国骑”、“属国胡骑”，用属国兵配合汉廷中央军作战，实行“以夷制夷”。[6]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使军队的后勤得到保障，又继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坞壁建筑。如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和帝永元五年(93年)，迷唐羌復寇金城塞]，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羌。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渡河。……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安帝元初元年(114年)]，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
[安帝元初三年(116年)]，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羌胡大寇三辅]，汉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
西羌是东汉王朝的大患，故仅从和帝永元五年至顺帝永和五年的四十余年中，为应对羌患，在西北边塞及沿边诸郡乃至相关内地，所修建的坞壁就达1149所以上，可见数量之多，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
桓帝之世，也曾多“议边”事，时有坞壁建筑，并以之抵御边寇。[2](卷67〈张奂传》)但由于外戚、宦官之争加剧，边郡将吏无能，故许多营坞经常遭到群羌破坏。如据《后汉书·西羌传》：桓帝永寿年间，“诸羌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颎坐事徵，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后汉书·段颎传》说：延熹三年(160年)，“馀羌復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次年，“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等。灵帝以后，因统治集团忙于平定黄巾起义，接着又是军阀之间的厮杀、割据，导致官府在西北边塞筑坞的工程趋向削弱。汉末思想家王符提出要“救边”、“实边”，认为“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7]即为当时“边备不修”这一状况的佐证。
但另一方面，由新莽末年以来兴起的豪强地主的坞壁却得了很大的发展。如《元和郡县志》卷六：“白超故城，一名曰超垒，一名超坞，在县西北十五里，垒当大道，左右有山，道从中出，汉末黄巾贼起，白趋筑此垒以自固”。又《后汉书·董卓传》：“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以下祖道于横外。”当时类似的事例甚多，不必赘举。豪强地主的坞壁，一般集中在中原内郡，且多与田庄相连。其建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卫生命财产，防止农民反抗或军阀割据。它的性质作用与当时国家为防御边犯所筑的坞有本质区别。豪强地主的坞壁，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于此从略。
大量史实表明，汉代西北边塞的“坞”，兴起于汉武帝时期，昭、宣以后沿袭不断，到东汉又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此时将“坞”多称“坞壁”、“坞堡”，规模也有所扩大。又黎阳营、度辽营、雍营、渔阳营、扶阳营等屯兵所在也皆有各自的驻地，即“营壁”，成为奉命出征、打击来犯，保卫边防的阵地。这样，边塞上的“坞壁”与营兵的“营壁”，皆成为镇守边塞的重要堡垒。但到东汉末季，由于政治腐败，不修守御之备，使得西北边塞的防务松弛。
二、坞的建筑形制与设施
汉代“坞”的建筑形制，文献记载简缺。大概因时因地有异，甚至不同层级和类型的坞在建置上也会有所区别。这里根据《居延汉代遗址发掘报告》，⑦就甲渠塞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候官等处遗址中有关坞的形制，分别做些介绍，择要如下：
甲渠塞候官(破城子)遗址，发现有鄣、坞和烽台。其中“坞”的建筑形制为：北连鄣墙，方47.5×45.5米。土坯墙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稍有收分。墙面抹草泥白灰，有的地方达14层之多。东墙开有坞门，门外一曲壁，很像瓮城的形制。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四排尖木桩，完整者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左右，三角形排列，此即汉简所谓的“强落”。在尖木桩上部堆积中，出土Ⅱ形木器多种，根据出土现象和特征分析，这应是嵌在坞顶女墙(或堞雉)上的“转射”或“深目”。坞内的房屋共37间，均夯土墙，草泥地面。坞内西侧的一组房屋下有台基，高0.9米，其中最大的一间有火墙，似为甲渠候住室。坞内东侧一组房屋，有吏卒住室、灶屋和文书档案室等。坞内东北角有登临坞顶蹬道等。
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发现烽台和坞。坞位居烽台之南。坞的建筑形制：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15.2米，被隔墙分成东西两个院落。西坞建筑较早，墙残高0.7米，最厚处2.35米，下层清出两间房屋。门道很窄，当门一堵护墙。东坞是后来增建的，残壁高约1.15米，厚1.1米。有三间房屋，门向东。坞外三面也发现残毁的木转射和强落，桩距比甲渠候官大30厘米。此处试掘共出木简195枚，实物105件。
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主体建筑金关门、坞和烽燧。其中坞在金关门内西南侧。坞的建筑形制是：坞墙北长36.5米，南长35.5米，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的地方。残墙高处70厘米，厚70-80厘米，夯筑，夯层6-8厘米。坞西南角残存烽台和方堡，南北毗邻。台方7.7×7.8米，经重修，外壁贴砌土坯，内芯为早期夯土基，土中斜插许多小木棒。夯土方堡为13×12.5米，壁厚1.2-1.3米，门较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砚、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台、堡周围的“强落”木桩和金关城的一样，木桩打破了台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堡门附近发现一枚残破的“转射”。
此外，《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8](p271-361)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到汉代“坞”的一些建筑形制。该遗址，发现烽燧及堡、屋等。其中“堡”即“坞”的建筑，分四期，第一期，位于烽燧东侧，堡(坞)墙与烽燧的东壁和南壁相连，坞墙夯筑，北墙长6.20米，东墙长11.10米，南墙长8.70米，墙宽1.20米，残高0.87米。坞门西开，宽0.76米，有双重门。坞内建筑，有过厅和套房三间。在不同的室内分别有土坑、灶以及似为灯台的土柱等。第二期，于坞的东墙外北段，以二层土墼中夹芦苇层加砌一长4.80米、宽1.00米的加厚墙。墙外有一残胡杨木柱，直径0.10米、长4.80米、残高0.28米。加厚墙南端以土墼砌筑两方墩，有加厚的坞门等。第三、第四期建筑，多为残缺，于此不赘，可详见发掘报告。
以上四处遗址都有关汉代的“坞”，虽然出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但其建筑形制，一般都呈方形，四周环以较厚的墙垣，仅设一坞门出入，双重结构。坞内有数量不等的房屋，可供吏卒居住。还装有各种防御设施等。《汉书·匈奴传》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砖、石四类。土主要用于夯墙，木用作梁柱、尖木桩，砖、石乃为叠筑之用。坞的原有高度，据《居延汉简甲乙编》175·19A：“长十丈七尺坞。坞高丈四尺五寸，按高六尺，御□高二尺五寸，任高二丈三尺。”汉尺一尺合今七寸，则坞墙高度为3米左右。《居延新简》EPT59·38A：“丈五尺，厚四尺，用墼三千三百……”则丈五尺合今3.5米，所指应为坞墙高度。两简所记大致相近。由此观之，西汉建筑的“坞”，大概多为平房，而且面积不大。东汉时期边塞的“坞壁”有些变化，形制较为复杂，有的规模也或许较大。
关于“坞”的相关设施，文献记载疏落。但依出土遗物及汉简所记，有关设施的名目较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坞墙上的射击、观察装置。如“转射”、“射埻”、“深目”、“望火头”等。这方面，有的在坞的遗址中已有发现，而在汉简中也有清楚的记录。如据居延简：
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中不辟除，一所转射空小，不承长辟，
坞上转射一所，深目不辟除，一所转射毋穉(89·21，乙76)
□破，坞上桥不涂，坞上毋深目，□毋□楫(EFT56：330)
一人削工，一人治射埻(142·25A，乙106)
坞上深目少八，毋射埻
察微隧：坞上深目少四，以墼迺上(142·30，甲797)
积薪八皆毋涂□
甲渠候鄣：坞上望火头三不见所望，负三算
坞上望火头二不见所望，负三算(52·17，82·15，甲362)
上引简文，是边塞戍所检查工作时发现坞之设施不符合要求的记录。其中的转射、射埻、深目、望火头等，明显都是坞上必备的设施。所谓“转射”是安装在坞墙上用于发射弩的设备，作用于承受弩长臂转动发射。《墨子·备城门篇》有“转射机”。汉时的转射或许就是它的发展。对“深目”的解读，以往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弩机之标尺”；有的认为是“机弩上的望山”。其实，它应当是坞墙垣堞上的视孔，或坞墙上观察目标的瞭望装置。“射埻”是箭靶的支架，一般为木制，也有用土坯筑的，相当于后世练箭之箭垛。所谓“望火头”，即视火筒，专门用于观察烽火的信号，是安装在坞堠上的观察装置。
(二)坞的安全、守卫设施。如“尖木桩”(汉简称“强落”)、“非常屋”、“回门”等。其中有的已在坞的遗址中发现，在汉简中也有明确反映。如据居延简：
来□□临亭隧强落、天田(339·22)
四百人代运薪上转薪立强落(EPT59·15)
亭不涂，毋深目
回门坏，毋牛马矢，少十五石
·第十六隧长宽 毋非常屋，积薪皆卑
坞无转□，天田不昼，悬索缓
羊头石少二百(EPT57·108B)
上引简文也是边塞戍所检查坞之设施状况的记录。简文将“回门”、“非常屋”与亭、坞并列，故知其为坞的防护设施。其中的所谓“强落”即“虎落”，实属藩篱，可以阻拦敌人临近攻坞，是坞之外围的一道障碍物，使坞的四周形成保卫区。《汉书·晁错传》说：“中周虎落。”郑注：“外藩地，若今时竹落。”即属此类。“非常屋”，属坞内的安全设施。顾名思义，这可能是以“备非常”的隐室，若有突发急危事件，可随即隐藏，使人身避免风险。所谓“回门”，似指坞院之内迂回曲折的门户。甲渠候官坞门、甲渠第四燧两院之间各门道，皆在门道外侧筑有一坚固屏墙，迎门挡住入口，形成曲折的门径。这种回门建筑，便于内部拒守，限止敌人进攻方向，[9](p142-221)对军事防守有一定意义。
要之，汉代边塞上的坞，从建筑形制到相关设施，均有些建树或创举。为保证质量，官府还有严格的检查与惩罚制度。例如：若发现坞的建筑质量不合格，查出“坞上不验除”(264·32，甲1383)，“门关戈随，坞户穿”(68·109)、“外坞户下□，内坞户毋一□”(68·63)、“坞上矢目不事用”(68·95，乙61)、“□坞门不移用”(143·18，乙107)、“坞上深目不事用少六”(82·1，甲475)、“坞上偃户不利”(EJT23：788)、“坞前垣不涂治”(EPT21：177)、或“坞陛坏败不作治，户关戊不调利”(《敦煌汉简》1552)等情况，便要督促当事人及时修复。如果坞的某些设施有损坏、不符合要求，查出“转射孔小”(89·21)、“坞上望火头不见所望”(52·17，82·15)、“回门坏，毋非常屋”(EPT57：108B)等等，则当事人要受到惩罚。“候史广德”所管辖的烽燧、守御设施，因存在严重缺损，结果“坐不循行部”罪，被遭到责任追究，[10]就是例证。
三、坞与堠的组合及其功能
汉代西北边塞很长，《汉书·赵充国传》说：“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在这一万余里的边界线上“乘塞列燧”，分布广，数量多，确乎形成了一条军事长城。
汉廷在边塞布阵、构建军事防线时，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坞”与“堠”(烽火台)高度组合，使这两个建筑紧密相连，并成为定制。这有大量史实可证。如据《居延汉简甲乙编》附录“额济纳河流域障燧述要”云，甲渠塞：A6烽台，台南似有一坞；T14烽台，其南北有二道平行的坞；P1烽台，南有坞(21×15.2米)，坞内有房屋基址。卅井塞：P9烽台的西南坡有一方形坞(30×30米)；T137烽台，四周有坞；T138烽台，四周有方形坞；T139烽台，有方形坞；A20烽台，台的东南有方形坞；T141烽台，台北有一长方形房子和坞；P8烽台，台之北和东西方有坞(13×18米)。广地塞：T148烽台，台为一方形坞所包围，坞东壁与台东壁相合；A27烽台，台西有几间相连的房子，疑为坞。橐地塞：A30烽台，紧接台东有房子或坞的残迹；A31烽台，有一方形坞之残迹；T166烽台，有一方形坞(15×28米)。肩水塞：T181烽台，有方形房子和坞的残迹；T187烽台，台在一方形坞(60×60米)北壁之内，如此等等。汉代凡有“堠”的地方，一般都建有“坞”，而且在建筑上“堠”与“坞”靠得很近，或“堠”在“坞”旁，或“堠”在“坞”墙内的一隅。非唯如此，当时在兴建坞、堠时，通常还根据地形，依险构筑，如《汉书·匈奴传》所说：“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埑溪谷，可缮者治之。”《敦煌汉简》1780：“……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太守察地形，依阻险，坚辟垒，远候望。”在“塞上要害之处”建筑坞、堠，目的在于提高防范功效。
汉代边塞上由坞与堠相组合的这种基层单位，其任务和功能主要是瞭望敌情、巡逻侦察以便发现问题及时传递信息，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以实现抵御边犯，严防边塞的各种非法行为等。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瞭望敌情，传递信息。即简文所谓的“谨候望，通烽火”。有关吏卒，通过观察装置发现敌情后，要及时利用烽具传达信号。这方面的简文甚多。如居延简所记：
写移，疑虏有大众不去，欲并入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严教吏卒警烽火，明天田，谨迹候候望，禁止往来行人，定烽火，辈送便兵战斗具，毋为虏所萃椠，已先闻知，失亡重事，毋忽如律令。(278·7A)
□诏书清塞下，谨候望，通烽火，虏即入……(12·1A，甲2554)
□吏卒谨候望，已先闻知失亡车(213·40，甲1168)
·望禁奸燧坞上烽火(288·11，乙219)
到北界举坞上旁烽一通，夜坞上(13·2，甲116)
坞上旁烽一通，同时付并山，丙辰日入时(349·11，甲1170)
出坞上烽火一通，元延二年七月辛未□(39·20，乙35)
乐昌隧长已戊申日西中时，使并山隧坞上表再通，夜入定苣火三通，己酉日再。(332·5)
檄坞上旁蓬一通(349·27，甲1782)
火一通定时受坞苣火一(349·27，536·3，甲1782)
二十日晦举坞上一苣火一通及中卅井隧□(428·6，乙254)
葆部界中民、田官、畜牧者，见赤幡，各便走近所亭障、坞辟□马驰以急疾为故(EJF3：80)
烽火品，田官民，坞壁举烽和，毋幡薪坞辟田官举烽、燔三积薪，各如其部烽火品(74EJF3：81)
简文中的“谨候望”，是指谨慎窥伺塞外敌情动向，细心观察“天田”有无敌人留下足迹，“强落”有无被破坏等。候望必须做到认真而无疏忽。“通烽火”即把侦察到的敌情，及时准确地借助信号传递出去。当时有专门的烽火制度，如“烽火品”、“烽火品约”。按规定：举于昼的有烽、表、烽火、烟；举于夜的有火、苣火、离合火；燔于昼夜的有积薪。假若吏卒对“品约”条令不熟悉，则要求抓紧背诵、训练。官府将“品约”条令“遍书亭燧显处，令尽讽诵知之，精候望，即有烽火，亭燧回度毋忽”(《敦煌汉简》1557)，以便使吏卒通过考核能胜任该工作为目的。
其二，屯驻吏卒，抵御边寇。在汉代的坞中，一般建有数量不等的房屋，以供吏卒居住。所谓“营居曰坞”，即是。居住在坞内的吏卒，要守卫边防，抵御入境的来犯。这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参证：
时羌復屡入郡界，(樊)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2](卷32《樊宏传附樊准传》)
羌胡大寇三辅……于是扶凤、汉阳、陇道作坞三百所，置屯兵，以聚保百姓。[2](卷87《西羌传》)
张奂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南匈奴七千馀人寇关稷，东羌复举种应之，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使匈奴不得交通东羌。[2](卷65《张奂传》)
这些记录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坞可以居住吏卒，“置屯兵”，张奂的坞壁甚至驻有“二百许人”的兵力，为数不少。二是坞在抵御羌胡、反击边寇的战斗中起有重要作用，可“聚保百姓”，“使匈奴不得交通东羌”。如敌人进攻，即“射入坞中吏□”(《敦煌汉简》2274)则吏卒全力抵抗，进行反击。《汉书·匈奴传》说：“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以少安。”这并非虚言。故自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在西北边塞对“坞堠”的建筑一直受到官方重视，每有战事，皆着眼于修理坞堠。《三国志·邓艾传》载：“(邓)艾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晋朝太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可见，坞的作用及其影响不可低估。
其三，防备盗贼，打击非法。西北边境多民族杂居，又时有战事，在一些“中间地带”，汉廷的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社会秩序也较混乱。故边塞上的坞堠除上述任务外，也承担着“备盗贼”、“防奸邪”的职责。如据居延简所记：
状辞居延肩水里上造年四十六岁，姓匽氏，除为卅井士吏，主亭燧候望，通峰火，备盗贼为职。(456·4)
又《汉书·匈奴传》载：
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
“盗贼”犯在汉代内郡时有出现，在西北边塞更不例外。如据《居延汉简》：“
□戍卒解得安城里王福字子文以书辅得福盗。”(58·17，193·19)“□武覆问毋有云何得盗械。”(214·124)“□所盗取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EPT59：662)“五人俱亡皆其盗官兵千钱以上带大刀剑及铍各一。”(EPT68：72)“盗官兵持禁物兰越于边关儌亡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EPT68·23)“尽戊寅积二未还□仓盗去暑过一日到二日。”(EPT59：337)当时被盗的物品，既有器械、粮谷，也有兵器。就数量而言，有的一次盗粟三百多石，有的盗窃兵器赃款竟达千钱以上，有的甚至“盗官兵持禁物”出关塞逃亡，情节极为严重，所以亭燧(包括坞)要以“备盗贼为职”，加强捕捉，使之归案。简文“□令史光，敢言之，遣中部坞长始昌，送诏狱所还”，[11]大概与此类“盗贼”案件有关。至于严防边塞的“奸邪”行为也是坞之吏卒的职责之一。如《汉书·匈奴传》：元帝时的侯应就曾指出要加强边塞管理，有四种人必须警备。即“诸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者”；“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结，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者。侯应指出的这些，不仅仅防“奸邪”，或许也可视作备盗贼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汉代在西北边塞由坞与堠组合成的这种基层单位，不仅分布广、数量多，而且一般皆依险构筑，它形成了一条坚固的军事长城。坞堠吏卒的职责主要是瞭望敌情，传递信息，抵御边寇，防备盗贼，打击非法。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汉廷制定了不少必要的规章制度。例如：如塞上发放敌情警报的烽台、烽具和烽火品约等烽火制度；为提高坞堠吏卒战斗力而定期进行的“秋射”制度；对坞堠吏卒定期实行劳绩方面的奖惩考核制度等。当时对西北边塞的建设和这些制度的实行，对巩固边防有重要意义，其中有些举措，对魏晋以后历朝产生过积极影响。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期，19卷；贺昌群：《烽燧考》，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1940年版；陈梦家：《居延汉简所见边塞与防御组织》、《汉代烽燧制度》、《汉武边塞考略》，均见《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吴礽骧：《河西汉塞》，《文物》，1990年第12期；胡肇椿：《楼橹坞壁与东汉的阶段斗争》，《考古》，1962年第9期；金发根：《坞堡溯源及两汉的坞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期，卷37上；刘华祝：《试论两汉豪强地主的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②王国维先生说，服虔《通俗文》：“营居曰坞，蓋即谓亭也”。见《流沙隧简考释》，民国三年版。又，陈梦家先生说：“坞可能即隧，坞长即隧长。”《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页。
③参见贺昌群先生《烽隧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卷上，民国27年12月17日编印，29年1月20日出版。又，劳干：《居延汉简考证》，民国33年9月版。《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9卷。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以下所引居延旧简皆以该书为据，不另注。只书编号。
⑤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自版社，1991年版，以下所引敦煌汉简均据此书。
⑥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所引新简，据此，不另注。只注明编号。
⑦又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见《居延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