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典：传言和真相的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传言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数字观察》第五期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 沈冰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北京青年报要闻版主编 王林
从政府进行公告开始，“非典”的疫情数字就牢牢占据了当天新闻的头把交椅。人们空前关注这一事件的真相、进展甚至背景。《数字观察》通过三次民意调查发现：当有关“非典”的信息没有被广泛报道时，已经有78.3％的市民，通过各种渠道获知“非典”的存在。但是，即使在政府每天公布疫情之后，还有高达70.5％的北京人，收到过有关非典的各种传言。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传言和真相有过怎样的较量？面对一种新型传染病，民众的心态，从恐慌到理性，疫情公布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数字观察》用来自民意的数字，为您呈现“非典”带给我们的启示。
沈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数字观察》。在5月份的“非典”攻坚战期间，我们《数字观察》针对北京地区，就“非典”问题进行了三次民意调查。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把这三份民意调查的结果，再放到一块儿着重地来看一下，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疫情信息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对于疫情的控制它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的，就是两位传播学的专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调查研究所的喻国明教授，还有一位是北京青年报的主编王林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想问一下两位，你们第一次听说“非典”是在什么时候？喻教授？
图片来自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喻国明：我是在春节之后。
沈冰：那就是在二月份了？
喻国明：对。
沈冰：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途径？
喻国明：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学生，在广州地区做社会调查的时候，给我反馈回来的消息。
沈冰：所以是在二月份，王林呢？
王林：大概也是在二月份左右。
沈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组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市民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到、第一次听说“非典”的。
（画面、解说）2002年11月，在广东省刚刚开始出现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的时候，已经有10.5％的北京居民接触到了有关“非典”的信息。2003年2月，广东疫情进入高发期，在这期间知道非典疫情的北京居民增加了44.3％。2003年3月北京开始出现非典疫情，这个时候知道非典的北京市民的比例累计达到了78.4％。到2003年4月份，所有的北京市民都知道了非典型性肺炎。
调查发现：北京市民获取非典信息的主要渠道包括：“国内大众媒体”，“亲戚朋友的告知”，香港大众媒体，其他境外大众媒体，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伴随疫情的发展和疫情信息的逐渐公开，人们首次获取到非典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1月份之前，大众媒体没有对非典进行过报道，这期间人们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告知了解到非典型性肺炎的，二月份开始北京市民从国内大众媒体获知非典信息的比例迅速上升，四月份达到了77.3％，而通过亲戚朋友告知获取信息的人数到四月份下降到了37.9％。
喻国明：事实上我们说在大众传播媒介没有进行正式地介入报道的时候，那些非正规的渠道，比如说网络的手机短信等等，或者说人际传播这些渠道，它实际上是相当活跃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跟人们自己的生存发展有密切的利益相关性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够从正规的渠道获得资讯的话，作为一种社会自救的方式，就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非正规的渠道来获知相关的信息。
沈冰：那么面对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喻教授，您认为哪一个传播途径应该是最可信的？
喻国明：当然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这样的一个渠道。因为这种传播的链条最为扁平化。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点到一个面，传播中间的过程是非常少的。而比如说像人际传播渠道，虽然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个链条在里面，但是人在强调一个事情的时候，会强调一些东西、忽略一些东西、添加一些东西，因此在人际传播链条当中会有这种信息畸变。这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畸变的过程。而大众传播因为通过一道把关人，信息畸变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沈冰：那个时候4月20号，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有最新的数字，并且是每日一报。但是在23号的时候，我还是接到这样的短信，大致意思是说：今天晚上不要出门，关好门窗，因为今天晚上北京上空会有飞机来洒药。你们两位是否也接到了类似的短信？或者听到这样的消息？
喻国明：对
沈冰：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言。王林呢？
王林：听到过。这个是很著名的两条假新闻之一。
沈冰：还有一条呢？
王林：还有一条是封城。
沈冰：都听说了。在我们的调查当中，也设计了同样的问题。来看看我们大量的北京市民，他们是否对这两条消息，或者说对这其中一条消息，也有认知度？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解说）四月下旬您是否听说过“北京封城”或“飞机洒药”等谣言？有多达70.5％的北京居民听说了这些谣言。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些谣言的？65.1％的北京居民通过日常的交谈得知，另外分别有31.6％和25.1％的人是通过亲朋好友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了解到的。
沈冰：70％的认知率，王林，从我们做大众媒体的感觉来讲，70％的认知率，这个威力是相当大了，传播的效果应该是相当好了，是吗？
王林：应该是，如果说能做到70％的阅读率，或者说收视率的话，这节目应该是很受人关注的。
沈冰：对，而且我们看在这些途径当中，像日常交谈、假如说三个人一谈的话，我再回去跟三个人一谈，这个传播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喻国明：而且尤其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跟人们的健康、跟人们的生命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事情。所以人们会一传十十传百，非常高的速率。
王林：这时候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是非常迫切的，假如我知道一个新的，我马上会打电话，我马上会告诉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是非常迫切的，所以时效性作为报纸来说，是追不上的。
沈冰：当时在你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们相信吗？
王林：嗯……
沈冰：你犹豫了，你肯定信了。
王林：应该说当时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线索来对待。喻教授呢？你的第一反应，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喻国明：其实是这样的，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之下，像王林说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存在，而人们心里边实际上有某种预期，因为当时政府说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控制措施，比如像飞机洒药、封城，也是有点像控制措施里边的一种，它实际在形式上、逻辑上，它本身的逻辑上边，应该是有可信度的。但是它是否真的跟一个客观事实相对应，那是另外一回事。
沈冰：关键就是根子上正不正，它内在逻辑可以是正的。
喻国明：对。
王林：它说服力有，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那是另一回事。
沈冰：那么在面对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北京的市民是怎么样的反应，他们信不信，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结果。
（画面、解说）您初次听说北京封城和飞机洒药这些谣言时是否相信？有5.1％的北京市民非常相信，21.9％的人比较相信，40.5％的人不太相信，根本不相信的人占了31.6％。
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谣言是不可信的呢？60.0％的北京居民通过电视知道这些谣言是不可信的；其次是报纸，这一比例达到34.0％。
沈冰：我们来看一下人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个谣言是不可信的，就是什么样的途径辟谣了。我们看到了和前面传播传言途径截然相反的一个趋向，电视60％，报纸34％，广播14.9％。
喻国明：实际上，人们在获知一个信息尤其是一个重要信息之后，实际上有一个自然的本能，就是多方求证，如果能够得到权威资讯的一种证实或者证伪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更正自己的信息。
沈冰：所以像王林，你们其实就是扮演了一个辟谣者的角色。
王林：我们在做对谣言的辟谣时有一个规律，如果你能把时效缩到最短，效果是最好的，但是问题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反应速度和谣言的传播速度之间，我们还有点追不上的感觉。
喻国明：其实辟谣还是一个比较消极和被动的过程。如果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对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情绪、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疑虑，如果能够掌握于它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及时做出反应。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个传说，可能有点远，想起了古代有一个名医叫扁鹊，当时有位国王夸他说扁鹊你的医术很高明，他说我的医术在我们兄弟三个里面是最低的，说我大哥医术才高，但是他不像我，我只治人家已经明显发出来的病，而我大哥在人家这个病还没发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化解。
沈冰：两位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在发生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能有一个预警体系，能够有非常通畅、并且非常完善的能够告知公众的各种途径，可能大众传媒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王林：非常重要。
沈冰：对，接下来在下面一节我们就来看一下，政府在4月20号开始非常清晰非常公开而且及时地告知大家疫情的情况之后，大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时候我想引述喻教授他们在4月22号到23号之间做的一份随机抽样的调查。调查的问题就是在政府以坦诚负责的态度，将“非典”疫情如实客观公告天下的时候，北京市民的心理反应如何？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有47.5％的北京市民，感到更加紧张。
喻国明：感到更加紧张，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毕竟SARS这样的疫情到来，对每个人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信息公开以后，人们采取理性反应的一个前提，但这个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反应、短暂的反应。
沈冰：之后，随着每日都公布疫情的做法实行之后，其实大家也就逐渐地能够进入一个心理的适应状态，而不会感到越来越紧张或更加紧张。
喻国明：其实人真正害怕的是不可捉摸、不可控制，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最让人害怕的。比如我们看恐怖片，当那个恐怖的主角没有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最紧张的时候，真正这个恐怖主角出现了之后，虽然它可能也吓你一跳，但是之后你就会理性地去想办法，如何对付它。
沈冰：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在4月20号进行信息公开之后，大家在行为方式上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再来看一看。
（画面、解说）为了预防非典，很多北京市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戴口罩、少去公共场所、不在外面用餐等行为的增幅达到了50％以上。人们明显比过去更加注重个人和家庭卫生。
而在政府发出预防非典、群防群控的号召之后，高达89.5％的北京市民表示所在小区对非典防治非常重视。在被问及您所在的居民区采取了哪些预防非典的措施时，绝大多数市民表示所在小区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只有2.9％的人表示所在小区什么也没做。
在被问及您所在的单位或学校采取了哪些防治非典的措施时，绝大多数市民表示所在单位或学校采取了各种预防非典的措施，只有5.7％的市民表示所在单位或学校什么也没做。
沈冰：喻教授，你觉得大家在行为上的这些反应，跟我们政府进行疫情信息的公开，两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喻国明：应该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政府以权威的方式来告知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伴随着很多相关的这种实用性的资讯、知识性的帮助，告诉人们说，防“非典”应该有哪些途径可以阻断它。
沈冰：王林，从你作为报纸、平面媒体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责任吗？
王林：我们当初认为，第一个就是要告诉老百姓它是什么，这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怎么才能避免得SARS，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什么（新闻），我觉得最大的新闻就是告诉他，那东西是什么？怎么才能不得它？那时候我觉得知识普及，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点。于是我们在这方面就多做工作。
沈冰：那么接下来的一组数据，就可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民众对于大众媒体报道的关注度如何？并且对于我们所提供的信息，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画面、解说）4月25日，73.8％的北京市民天天看有关非典的信息，而到了5月17日，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6.9％。但在5月17日的调查当中，当问及有关非典的信息中有没有您非常关注而政府或媒体没有说到的信息时，31.8％的人认为有一些，40.3％的人认为基本没有，22.3％的人认为一点也没有。
沈冰：31.8％这个百分率的受众，觉得有一些问题是没有满足的，还有认为有很多问题的还占了1.6％，您估计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信息？
王林：这就是我觉得想问调查者的，就是这不满意的31.8％，他到底不满意什么？
沈冰：你估计呢？
王林：我也希望，如果我有充足的版面，我可以给他提供到他的社区、每一个社区今天怎么样，我对他的信息服务可能再进深一步。
喻国明：你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不满意的（31.8％的人），不是说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如何如何），人们绝对不会希望通过媒介来获知。事实上，这个实际上表明的是，我们现在的媒介在信息提供方面的单一化，比如说我们过多地告诉人们，说防病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过程，比如说勤洗手勤洗澡，这样的一些东西堆积多了之后，会给人们什么感觉呢？反而会造成一种相对的信息过剩，而这种信息过剩反而是无序化，其实社会在面对一个重大灾变的时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的支撑，心理的支持，以及相关延伸的很多很多知识。因此它要求媒介，不但要给他那种实用性的帮助，也需要给他心理性的帮助，不但要你给他相关的资讯，也要求你给他资讯的解读和资讯的整合，以及所谓的你们经常提到的加宽、加细和加厚。
沈冰：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调查，来了解到大家其实更需要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内容是可以提供的？从4月20号开始，我们政府每天都在公布疫情，而且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发现政府公布的这些疫情相关的信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这些变化当中，或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公众更需要哪方面的信息，那么我们政府又针对这些情况，做了哪些改进和改善。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变化。
（画面、解说）4月20日，国务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从非典疫情发生开始截至4月18日的总体数据。主要数字有全国包括北京的发病人数与地理分布、死亡人数、死亡率、治愈出院人数四项指标。
4月21日，政府公布4月19日至21日三天的疫情统计数据，并在前次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指标和新增动态数据，包括新增病例数及分布、出院人数及分布、死亡人数及分布、病理累计人数及医务人员感染人数和疑似病例数及分布。
4月22日，从当日开始的疫情统计报告频率改为一天一报。
4月24日，新增指标：疑似病例排除数。
4月26日，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规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的紧急通知》的要求，各地将疫情报告纳入“国家疾病报告管理系统”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局每日12时之前将当日10时前实际收到的疫情报告卫生部，并建立“零报告”制度。
4月27日，增加对新发病例构成的分析和疑似转为临床病例数。
4月28日，新增指标：排除既往临床病例的数据。
4月30日，补充报告以往遗漏报告数字。
5月1日，新增指标：疑似病例排除数字。
5月3日，新增指标：不同数量级别连续若干天没有新发病例的省份。
5月5日，新增指标：目前在医院接受非典治疗的人数。
5月6日，新增指标：由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的人数。
沈冰：在看了这一系列的历程的回顾之后，你们觉得我们的政府在信息的公开进程当中，有哪些做法可以保留下来？有哪些做法我们觉得是值得嘉奖的？
王林：最值得嘉奖的，就应该是4月20号以后的完全的公开。
喻国明：这确实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无论对我们政府来说，还是对我们媒介来说，是重新建立政府权威和媒介公信度的一个日子。我们的调查证实，在4月20号以前人们对我们的政府、对媒介是有各种各样的比较低调的评价的。但是在4月20号公布这样的一个坦诚的实情之后，按道理讲当时公布的数字是比较吓人的，而且每天都有新发病例，100多个新发病例，即使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据我们在4月23号做的调查，人们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仍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比如说给政府打分，平均都是75分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之上，比过去的分数大概要提高了30分左右。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是有这种理性判断能力，而且是非常欢迎政府来这样做的。
沈冰：所以在疫情没有公开的时候，在你没有告诉大家真相的时候，可能造成的恐慌会更多。但当你真正把真相告诉大家的时候，获取的是所有民众的一种理解、一种信任和一种支持。
王林：在整个的“非典”就是SARS的报道当中，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在4月下旬的时候北京出现了一次抢购，当天的晚上，我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个通告，就是说我们保证一切的供应。那我们的记者去调查了解到的数据也很简单，就是咱们北京市的米和面大概能供应北京市民半年以上，实际上是不怕抢的，根本没有“抢”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及时地把这个资讯告诉我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媒体发布出去。大概发布了以后的第二天，抢购就开始趋缓，第三天几乎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跟4月20日是一个道理，一个政府首先他应该有自信，在这个自信的前提下，诚实地去面对、真诚地去面对它的市民，它的人民，这样的话，我觉得人民不可能不信任它。
沈冰：从两位刚才讲的，你们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些好处。其实我也感到无论是4月20号也好，包括刚才王林讲到的抢购风潮，政府出来之后，起到的一个作用也好，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反映出来我们政府的一个意识、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新的观念。而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可以在未来很多类似或者不同的情况下，能够支持我们政府更好地应对这些突发的情况，更好地来帮助我们的民众共渡难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本刊转载时对文字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