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超经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效率论文,经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毛泽东理想社会模式的经济层面的研究愈益专业化，但也有脱离“本文”的倾向，出现了一些有失公允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超经济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的社会经济实践，以期力求准确的诠释和评价，用以抛砖引玉。
对公平与效率的诗意探索
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其诗所具有的豪放、雄浑之气，曾使亿万读者为之折服。他作为杰出的革命家的远大抱负，使他在“平天下”的独特经历中，以“普度众生”、福泽万民的博大胸怀，将个人感受浑然融入大众的共同命运和悲欢之中，在事关黎民苍生苦乐祸福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上，表现出了他超越一般文人的思路。
首先，对于公平、平等、正义等的追求，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贯穿其一生的奋斗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价值取向。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表现出对不平等的社会的憎恶和对权贵们的蔑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土地革命时期，于戎马倥偬之际，诗人也不时对广大贫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歌之咏之。1929年，红四军一举攻下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看到闽西人民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诗人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公平至上的观点，为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表达了这一心声。它承袭了古代“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并把这种人格修养的可能性一改而为现实性，直接把全国人民都看成尧舜一样的圣人贤人，体现了作者对人民大众的人格的高度尊重。这种人民至上的观点，便从人的价值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地位。
诗人毛泽东还充分利用诗词所特有的跳跃式的叙事手法，大跨度地进行历史对比，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辩护，赞颂人民的伟大。在《沁园春·雪》一词中，他历数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帝王们后，发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咏叹。在他笔下，秦皇汉武都显得渺小，今日革命之民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对古代史书忽视人民地位思想总是痛感不公，认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他把关于古代圣贤的记载视为史家们精心编造的谎言，而把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看作是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而奋起反抗的一代又一代起义者和革命者。
其次，对高效率的追求，也是毛泽东终生歌咏的主题之一。
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曾在国际国内出现了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南北分立的主张。值此之际，毛泽东一改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古训，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鼓励广大将士以最大的效率尽快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
建国以后，随着诗人年岁的增大， 老之将至的紧迫感愈益加剧。 1956年，诗人劈波于长江之上，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露出对时光不再的无奈。1963年，在国际关系十分紧张时，毛泽东是在词作中表达了一种焦虑与紧迫感交织的复杂心态：“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他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表达了他对力争达到革命事业的最高效率的热切期盼。
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达对效率的追求。50年代初，我国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站在赞成派一边，但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工程上马的时机又远未成熟。身为国家领袖的诗人，也只好徒唤奈何，只在词作中勾画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更立西江古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对于这一尚未实现的宏图，作者请来了神话中的巫山神女一道赞叹之：“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在毛泽东诗词中，还表达出效率的提高来自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的观点。1931年春，在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欣然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他看来，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凝聚力，正是革命事业达到最高效率的根本保证。1963年，他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咏唱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又一次把全国人民的高度向心力，作为达到革命事业效率的最大化的决定性要素。
“诗言志”。毛泽东一生所歌所咏，是其心志的真实坦露。但诗意总是朦胧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模糊性，一旦应用于理性抉择之中，就会产生极大的随意性。过于简约和时空跳跃的特点，又常常使人感到不知所云，难以确切地把握其真实意图，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所适从的情况。这种隐藏着有导致理论和实践混乱的危险。这一方面正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常招致批评的一个重点。不过，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诗意的探索，恰好弥补了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们过于以经济理性权衡公平与效率，忽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严重缺陷，恢复了人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这样，就为精神文明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中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地位，避免了片面重视物质文明的现象，因而留下了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
对公平与效率的哲学探索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哲学大师。他一生不仅写作了大量哲学论著，而且十分注重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他写道：写经济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没有哲学头脑的作者参加，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这表明，他从不离开哲学来思考经济问题。
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哲学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对于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重要性。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属于主观能动性范畴。毛泽东把它称之为“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初期，他根据“自觉能动性”原理批驳了“亡国论”，指出：战争的胜负，除决定于双方的物质条件外，“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1〕建国以后， 他十分重视用主观能动性来作为提高效率的精神动力。在1958年，他曾赞扬过佛教禅宗创始人惠能，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大跃进。”〔2 〕毛泽东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主观能动性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3〕1957年， 他批评了一些人为个人利益而争吵的错误行为，重申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964年，他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毛泽东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既与他对贫穷问题的看法直接相关，更是同变更精神紧密相联。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认为，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个好现象。又说，外国评论讲的“穷是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穷就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泽东之如是观，一般被很多人误解。其实，它不过是艰苦奋斗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就逻辑而言，贫穷应是艰苦奋斗的前提。没有“贫穷”现状，怎么能谈得上真正的“艰苦”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4 〕“穷则思变”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并非赞美贫穷本身，而是欣赏贫穷的功能——“思变”。毛泽东并非希望人们永远停留在贫穷状态，相反，正是希望贫穷出效率，以摆脱贫穷，这就是“变”的真谛。他所担忧的是，一旦条件优越了，艰苦奋斗精神就丢掉了，革命意志就衰退了。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在他的晚年却夸大了富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悖论：因为贫穷才革命，但革命以后仍贫穷。那么，又何必干革命呢？这就从客观上否定了革命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观点，解决了毛泽东所留下的逻辑难题。
其次，毛泽东重视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系统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思考远远超过了纯经济学的范畴，他实际上是将公平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综合目标来理解的。因此，公平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还体现在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平等上。毛泽东的公平观将公平至上原则贯彻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公正、平等和纯洁的理想社会。
新中国的建立，为公平的政治新秩序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政治秩序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敌对阶级分子是专政的对象，无权享受平等。在人民内部，则有着最大限度的公正与平等。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改变人民内部的上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958年8 月在北戴河的会议上，他讲道：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过去的“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历来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虽然粗野一点，但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言谈之中，表现出他对过去革命经验的留恋，希望恢复革命传统中有关政治权利平等的内容，以克服违背公正、平等的不良现象。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于目前我们消除腐败和分配不公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政治公平问题上，毛泽东也有重大失误。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开始提倡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其主要内容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他说：“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到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5〕这种“大民主”， 表面上给予最多的人以最大限度的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似乎是一种最公平的政治新规则，但它却导致了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无序行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文革”中的许多破坏性行为，都是以这种“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的。“文革”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这种“大民主”的错误，指出：“‘四大’不是一种好方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6 〕就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公平问题上的错误。
毛泽东一生在解决全社会的文化学术的公平问题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青年时期，他痛感新文化在大众中的传播极为有限，因而与易礼容等人一起创办文化书社。成为党的领导集体核心以后，他曾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而其中有两条都涉及到党八股在语言、文字上脱离人民大众的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著名论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7〕可见， 毛泽东始终把人民大众在文化权利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作为其理想社会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文化学术领域不断地发起一个又一个运动。究其原因，固然与他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有直接关系，但也与他的文化公平观有着密切联系。在历次运动中，他常常是以弱者的保护者的立场来对待学术纷争，总是同情、支持“小人物”，批评乃至打击学术权威。1954年10月，他在就《红楼梦》问题的争论而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写道：“事物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8〕为了给“小人物”讨个公道， 结果把俞平伯这位学术大师打成反革命。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文化公平问题的探索，其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者争取文化地位，实现全社会在文化上的公正、平等，这对文化观念的转变和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他所发动的一系列文化学术运动中，常常以政治取代学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学术争论，结果，制造了不少的政治冤案，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的专业化分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冷遇专家是难以创造出文化学术的高效率的，毛泽东的这种文化公平观，非但不能建立真正公平的新秩序，更有损文化学术的创造力。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再次，毛泽东充分重视公平与效率的主体问题，认识到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
人类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每当公平状况改善一步，效率就提高一次。公平程度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公平规则是否完善，而且更取决于享受公平的主体范围的大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为它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争取了最大程度的公平。
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其中贫农阶级又占农民中的绝大多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贫农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9〕。毛泽东急于推进中国农业集体化进程， 其原因之一是他期望通过公平分配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度里，采取以公平促效率的战略构想，鼓动农民自觉地以历史主体的角色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化的集体生产劳动，本可以克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在农业集体化的初期，这一构想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然而，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上被绝对公平所迷惑，忽视了过程公平的重要性。他基本上不是以经济杠杆来操纵公平，而主要以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来强制达到分配结果的公平。通过这种超过经济的途径来解决公平问题，在实践中无视劳动主体在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上的差别，无条件地剥夺了创造出更多劳动成果的那一部分人所应得的报酬，这就造成了新的规则的不公平，挫伤了能够创造更高效率的人们的积极性，因而最终是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率的。
对公平与效率的伦理探索
毛泽东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与实践，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他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模式，需要造就一种德才兼备的新人。因此，他从未停止过塑造新型人格的伦理探索。
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受传统儒家人格理论的影响，希望出现人人皆为圣人的新社会。他在1917～1918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就曾坦露过：“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10〕他在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以后，认识到人是有阶级性的，不可能人人都为圣人。因此，他把与穷人、小人物和被压迫者相对立的人作为批判、斗争或改造的对象。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看作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吟唱。
毛泽东对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体现的是公平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在理想社会模式中的效率价值取向却有一个大的转变。从建国起至“大跃进”这一段时期，毛泽东曾表现出对达到高效率的渴望。但随着“大跃进”的受挫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推行，他对效率问题逐渐表现出冷淡和漠视。这一转变反映到他的理想人格模式上，就必然放弃效率价值目标，公平也就只是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强加于社会成员头上，而不必考虑这种义务是否有损效率。由于放弃效率，这种“新人”的才能因素也显得无足轻重，剩下的只有道德因素了。“全面发展的人”就成了道德品质高尚的“圣人”。其道德品质的核心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斗私批修”，做到无私奉献不讲报酬。于是，这种新型人格就成为克己禁欲、安贫乐道的典范。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新型人格，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似乎颇有成效，但由于它是超经济的，既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排斥了正常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因而是极其脆弱的。针对毛泽东在人格模式上的失误，邓小平提出了“四有”新人的人格模式。其核心内容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其中，除理想和道德两方面内容与毛泽东的人格模式相同以外，文化和纪律都是毛在其晚年所忽略的内容。邓小平特别强调的是理想和纪律。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1〕在邓小平看来，有理想的人才能克服不正之风，社会因此才有平等、公正；有纪律的人才能自觉地维护这种公平的秩序。有了理想和纪律做保证，社会才有效率。可见，邓小平的“四有”新人的人格模式就继承并完善了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伦理探索，把公平与效率二者兼顾起来，为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人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478、643页。
〔2〕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74页。
〔3〕〔5〕〔8〕《毛泽东选集》，第5卷，329、485、134～135页。
〔4〕转引自《红旗》，1958（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276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399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18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