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春[1]2004年在《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物质消耗，军事斗争固然与战略战术有关，但其胜负最终取决于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比。在战争年代，粮食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重要物质之一，而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对太平天国的粮食仓储供应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论述，这对于今天粮食仓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具有很有益的启示。 全文共分前言、正文、结束语叁部分。 前言主要说明论文选题的历史意义及其研究概况，阐述整篇文章的角度和思路。 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的起源；第二章论述了太平天国粮食物资的来源，对其中作为佐证的文物如贡单、粮凭、田凭等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考证和分析；第叁章是论文的重点，着重探讨了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的特点、管理体系和具体实施，并与清政府的粮食仓储供应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太平天国粮仓供应制度与太平天国政权的命运两者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匮乏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从而昭示了粮食仓储供应匮乏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主题。 结语总结了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对今天有关部门和粮食仓储企业提供的几个有益的启示，以期为今天粮食仓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一些微薄的奉献。
李延东[2]2006年在《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的特点、管理体系及其具体的实施情况等方面对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其与清军粮食供应的差距所在。
尚阳[3]2012年在《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粮食问题是关乎国运民生的重大问题，始终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社会剧变的时期，特别是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内战乱频发、国势渐衰，民不聊生，国内粮食问题愈发严重，这使得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对此给予更充分的重视和关注。基于上述思考，文章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粮食问题为研究对象，对其表现及危害、出现的原因以及为解决粮食问题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办法都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述，深刻地分析了这些措施和办法所取得的效果和影响，进而从宏观角度和更深层次上展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粮食问题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大体来说，文章共分成下面四个部分：第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的表现及危害。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败，民生艰难，而这时的粮食问题更是日益严重，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粮食严重缺乏、粮价不断上涨和频繁出现的抗粮、抢粮风波。这叁个方面从不同的层次上说明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而引发了当时国内的普遍恐慌及其对粮食问题的忧虑。第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出现的原因。如果要想更好的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准确找到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面对日渐严重的粮食问题，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均对粮食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和集会商讨。而作者在对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进行全面而又细致分析之后，认为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数量众多，人地矛盾突出；二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叁是经济作物排挤粮食种植；四是战祸兵灾肆虐横行；五是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六是农业科技落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低；七是农业税负十分繁重；八是输出大批粮食运往国外；九是操纵粮价、囤粮居奇等粮食投机行为盛行。第叁，解决这一时期粮食问题的应对措施和办法。对于此时的粮食问题，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均采取了多种的应对举措进行补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鼓励移民垦荒，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实施粮食赈济，缓和社会矛盾；叁是改良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单产；四是实行“米禁”政策，禁止运米出洋；五是进口大批粮食，充实国内市场；六是改革农业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七是建立粮食调查机构和维持团体，调查粮情和维持民食；八是严厉打击操纵粮价、囤粮居奇等粮食投机行为。第四，应对措施和办法所产生的成效及影响。对于这一点，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是鼓励垦荒所产生的成效；二是实施赈济所产生的成效；叁是改良技术所产生的成效；四是施行“米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五是粮食进口所产生的影响；六是改革税负所产生的成效；七是粮食调查机构和维持团体所开展的工作及成效；八是打击粮食投机行为的成效。在以上所述的这些措施和办法中，有些措施和办法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有些措施和办法亦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对这些措施和办法必须持有一分为二态度，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语。虽然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些较为全面和务实的措施和办法，而且某些措施和办法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政府部门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没有把抑制人口增长和解决粮食问题进行相互协调和联系，而且有些措施和办法还或多或少给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另外，通过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历史考察，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粮食问题的表现及危害、出现的原因、解决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成效和影响，不仅可以总结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的特点，而且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粮食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谭玉龙[4]2014年在《清代广西米价波动研究（1840-1910）》文中研究表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一谚语反映出民食问题的重要性。粮价亦被誉为社会的"晴雨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粮食的增产和调剂供应。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为求政权稳固,更加重视粮食问题。自康熙朝开始就要求各省督抚在其奏折中专门或者附带呈报当地粮价情况,并在乾隆元年(1736)把以府州为单位上奏粮价一事制度化,此后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粮价数据。陶孟和、汤象龙等人在1930至1937年间对这批粮价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形成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粮价表所载南方各省粮价以米价为主,广西省是为其一。通过整理、计算粮价表所载1840至1910年间广西米价,梳理这一时期广西米价的波动情况,包括长期趋势和年际波动。分析其特点、原因和影响,并以米价为线索考察当时广西社会经济的变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利用计算机等辅助工具,多维度、多视角探析广西米价的波动及其社会经济的变迁。并具体运用个案分析、计量分析、综合归纳等方法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本文由引言、广西米价波动情况综述、广西米价长期趋势变化的因素、广西米价年际波动变化的因素、广西米价波动的社会经济效应评析和结语六部分组成。文章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资料收集与运用、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内容等,并就学界关于清代米价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进行回顾。第一章运用数理统计和个案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广西米价的长期趋势和年际波动的情况及其特点,并提出问题,即"广西省的米价以19世纪70年代为界,前后的状态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第二章采用文献分析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广西米价长期趋势发生变化的因素。其中人口耕地这一传统的主导因素不再能够主导晚清广西米价长期趋势的变化。但通过分析,厘清了晚清时期广西人口耕地变迁的情况,即晚清时期广西的人口整体上保持着平稳增长的趋势,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升降的情况;而耕地面积亦未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定量,人地矛盾并未进一步恶化。不过耕地的价格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中。因战争而出现的厘金制度毫无疑问地推动了米价上涨,但其影响力比较微弱。传统的银钱比例也只能够对米价的长期趋势构成一定的影响,而非根本性的。真正主导广西米价长期趋势变化的因素是世界白银价值的变化,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74,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同时,中国紊乱的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周期也是其重要因素。第叁章以个案分析为主,论述了广西米价年际波动稳定性发生改变的因素。战争会导致米价发生短暂的波动;灾害是广西米价发生年际波动的最直接因素,二者相关系数达0.825,属高度相关;同时,荒政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米价波动的局面;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萌发了一些调控米价的新措施,虽然其效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昭示着未来社会新机制发展的方向,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四章评析了广西米价波动的社会经济效应。它违背了价值规律,是社会经济的异动,米价低廉之时加重了农民的田赋负担,高涨之时促成了通货膨胀局面的形成;也是社会矛盾代谢的过程,灾害时期米价高涨,同时荒政机制缺失,致使米谷流通非正常化;更为甚者,高米价激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晚清中国不能应时应事而改变治国之策略、更新国家机构、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潮流关系密切。晚清广西米价的波动反映出了转型期社会经济的异象和新陈代谢,社会经济在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经济矛盾仍然在继续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社会经济变迁的具体体现。广西社会经济的这一变迁,展示了转型期广西传统社会的痛苦和裂变。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广西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经验教训必将为我们今日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警示作用。我们应以史为鉴,从广西米价的波动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日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学春[5]2005年在《太平天国前期的粮食仓储官员》文中提出为加强粮食仓储管理工作,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在前期设置了比较完备的粮食仓储官员体系。
黄玉玺[6]2018年在《清代直隶地区粮价波动及其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度,农业是历代立国之本。清朝虽起于游牧,但在入主中原之初,便确立了以农立国的国策,并在前代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重农政策和制度。农业生产以粮食为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治国安邦的根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清代社会,粮食供需受市场约束明显,粮食价格变动对百姓生活状况有直接影响。因此,清代统治者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不仅在于粮食生产,更在于如何通过市场对粮食价格施加影响,达到粮食在全社会的有效供给,进而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直隶是清代的政治重心,具有拱卫京师的作用,确保直隶地区粮食供应及粮价稳定,关乎清廷统治及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论文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直隶的概况,并分析其粮食生产与市场发展。研究发现,直隶中部与南部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其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降水与气温特点;人口持续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进了直隶地区农作物品种的改善与产量的增加。直隶粮食种植集中于冀中与冀南平原,主要品种为小麦、粟米、高粱、豆类,以及明中叶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美洲作物。清代直隶主要粮食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商业贸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较大集散市场,一类是深入到农村基层的定期集市,两类市场在直隶粮食贸易中同时发挥作用;该地区的粮食供需情况不容乐观,作为华北典型的缺粮区,大有民食日艰之势,食物消费也呈现粗粝化。第二部分综合利用大陆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粮价资料库”这两套粮价数据考察了 1738-1911年直隶粮价的时空特征。时间特征主要呈现为趋势性、季节性、不规则波动与周期性等四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清代直隶粮价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具体表现为“增长→下降→增长”趋势,每阶段持续约50年,但短期内波动较大;不同粮食价格季节性特征各异,高粱、粟米、黑豆、糜米价格在四月至七月较高,小麦价格在一月至四月较高,高粱、黑豆价格在九月至十二月较低,粟米和糜米价格在十月至次年一月较低,小麦价格在六月至九月较低;粟米价格不规则波动程度在清前期和后期相似,其他粮价在清前期更为剧烈,前期波动密集而时间短,后期波动分散但持续时间长;各粮食价格均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平均周期约为40-48个月,小麦、小米、高粱和糜米价格可能存在30年左右的长周期,但黑豆价格并没有明显的长周期特征。空间特征主要通过六个时段不同府州粮食均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冀中地区粮价始终较高,正定府和定州各种粮价六个时段均较高,冀东与冀北粮价始终较低,宣化府和永平府各种粮价六个时段均较高,冀南地区按照距离冀中地区的远近,从高价区向低价区转变。清代直隶省内的市场整合程度逐渐下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冀南地区与冀东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交通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政府行为,对直隶粮食市场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叁部分以清代顺天府基层公职人员为例,探讨1771-1911年主要粮食价格与基层公职人员粮食购买力变化之间的关联,以此揭示清代粮价波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清代顺天府粮价整体呈上涨趋势,而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长期未变且水平较低,降低了其粮食购买力,难以维持个人口粮需求,更无力供养家庭。粮价上涨与薪资低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胥吏的寻租行为日益剧烈,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第四部分从气候和灾害、人口与耕地、交通条件、银钱比价、人为寻租、政府行为等方面考察了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气候对粮价的影响是长期而复杂的,灾害在短期内会导致粮食产量骤减,粮价因此上涨;人口和耕地间的矛盾导致清代直隶粮食供应更多依靠外来粮源,粮价受供需影响而上涨;交通条件对粮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漕政和仓储上的人为寻租导致贪腐,扰乱了正常的粮食市场;政府行为主要通过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间接影响粮价。第五部分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与社会应对方式的分析,发现粮食价格监控、省际粮食调配、促进粮食流通、国家仓储政策与国家荒政制度在粮价调控中起着主导作用,依靠地方士绅和富户的社仓义仓和民间赈济,作为政府调控内容的重要补充,两者在粮价波动的应对中共同起作用,构成了清代直隶粮价的稳定机制。总之,清代直隶地区随着人地矛盾不断加剧,亩均供养能力逐渐下降,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百姓生活日趋艰难,不利于处于政治中心的畿辅重地的社会稳定。导致粮价上涨的因素复杂多样,这些因素均会作用于粮食供需或市场因素,进而影响粮价变动。对此国家和社会做出积极反应,通过政府调控与民间赈济,以维持粮价稳定,保证百姓生活。以古鉴今,清代关于粮价调控的诸多方式,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汪宁[7]2016年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灾荒种类繁多,灾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在所有灾荒事件中,由旱灾直接造成的饥荒不仅数量上最多,而且程度最深,影响最为深远。但旱灾与饥荒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作为社会问题的大饥荒除了看似由旱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引发之外,势必深受社会因子的强大作用,而具体到每个时间段、每个府州县都有哪些特殊的社会因子?其作用如何发挥?对于旱荒关系的形成的影响如何?这是文章主要试图探究的问题。文章选取明清两朝关中地区30多个州县的旱荒事件为研究主体,主要运用关中地区保存较为完善的地方志文献,同时辅以关中地区官员文集和诗歌笔记等地方性古文献资料,采取定量与定性、明清关中总体与分时段分区域个案分析相结合,重点突出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细致深入地探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各府州县旱灾发生后,社会性的普遍大饥荒是如何形成并扩展的。文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和时空范围,接着对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学术史做了整理回顾,提出了本文所尝试的灾荒关系研究对当前灾荒史研究的推进作用。最后介绍了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思路和运用的相关文献。第一章从总体上介绍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灾荒与环境。这里撇去了传统研究路径中简单笼统地介绍区域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而是紧扣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与灾荒紧密相关的环境要素,先从文献中整理出灾荒总况,再从与旱荒关系联系紧密的水利、仓储、饥民个体在灾荒中的真实生活等叁方面介绍了这一时期关中总体的灾荒环境,这为后文的个案分析奠定了社会环境基础。第二章对明清关中地区所有饥荒事件搜集整理,将造成饥荒的自然灾害分类,并比较了各类致荒灾害因子的比例。接着分时段分别统计明清时期旱灾的发生频次、饥荒频次、旱荒频次,比较了旱灾同比其他灾害形成饥荒的可能性大小。另外,研究中还讨论了蝗灾与旱荒,霜雪冻与旱荒多灾并发的情况。定量统计表明的旱荒关系必然有其弊病,文章在第叁章又从灾害区分析框架对旱荒关系开展进一步细致探究。在灾害区分析中,对比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常态下农业发展格局和旱荒极端状态下灾害区分布格局,该分析为文章后面几章选取个案区域提供了依据。第四、五、六、七章分别列举各一个旱荒实例进行个案分析。第四章选取明成弘时代西安府日显疲弱的仓储,对比了成化末年大旱荒和弘治一朝相对较轻的旱灾,分析后者的小灾如何酿成大荒。这个案例也通过分析国家备荒仓储之空乏,呈现了隐藏在明朝成弘之治民物殷盛背后这一短暂“盛世”的另一番面相。第五章选取明崇祯年间关中东北部流贼动乱对旱荒关系形成的影响。关中东北部同州、耀州两地因与陕北战乱区相近,流贼动荡冲突较大,农业生产脆弱性高,在崇祯之前就已持续的干旱到了崇祯一朝大规模爆发,饥荒顺势而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天灾,实际更大程度上是人祸。第六章选取清康熙中期西安府大旱荒,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清朝荒政尚处于摸索形成阶段,自中央到地方政府赈济出现的各种弊政最终导致了西安府大面积的饥荒。第七章里,同治、光绪两朝同州府社会动乱不断,以声势浩大的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为主,同州府在清末同治、光绪两朝旱灾不断的自然背景下,惨遭一场兵荒交织的历史灾荒。其中同治一朝旱灾不断,但旱情略轻,光绪初年旱情骤然加重,源于同治年间就广泛存在的地区性社会动荡和西北边境军事动乱,这使得同州府在光绪初年旱灾发生前,就存在极高的社会脆弱性,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在天灾侵袭下,最终酿成了亘古奇荒。最后是结语部分。文章通过细致的定量分析得出旱灾在导致明清时期关中地区饥荒灾害因素中的确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具体分析了四个区域个案之后,进一步得出旱灾只是诱发社会饥荒的灾害因子,而真正导致饥荒大范围爆发并不断扩展的因素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因子之中,并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内有着各自特殊的表现。
张高臣[8]2010年在《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文中提出光绪朝34年间,正处在中国封建统治崩溃的前夜,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通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中国社会迅速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转化。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日暮穷途,中国社会内部相继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早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是如何应对的?效果如何?民间社会对救荒问题又有什么反应?重灾频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灾荒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化对光绪朝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我国当前的防灾救荒事业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正确分析和评价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光绪朝灾况有一个宏观的认知。论文依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借鉴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时期,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危害奇重,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自然灾害打击面极广,自然灾害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①,就是对整个光绪朝灾况的恰当总结。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固然是深重的灾难,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亦是严重的威胁。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出发,光绪朝仿行前代采取了诸多荒政举措。论文在对清代前中期形成的荒政制度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着力对光绪朝的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分析。通过分析可知,光绪年间,朝廷和一些地方大员为防灾救荒付出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防灾救荒实效,对此应予以肯定。然而就荒政的整体后果来看,整个国家范围内出现的水利失修、仓储制度衰败、灾赈过程中弊窦丛生、灾害发生后饥荒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看似完整有效的荒政机制实质已处于失控状态。造成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封建朝廷再也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组织起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的防灾、抗灾和救灾斗争了。其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和防灾、救灾投入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荒政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光绪年间的国家财政异常匮乏,经常项目下的防灾支出额度被不断地压缩,临时性支出则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予拨款,这无疑又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发生后果的严重性。其叁,光绪年间的官场腐败极其严重,救灾钱粮受到多方侵渔,更是严重影响着荒政的实际效果。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决定了光绪年间的政府荒政渐趋颓废。然而,政府荒政的日渐颓废,尤其是灾害发生后“官赈”能力的不足,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近代义赈是指与官方主持的灾赈——“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活动。尽管近代义赈实质上仍是一种民间救灾行为,但它与传统的民间捐赀助赈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传统民间捐赀助赈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近代义赈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其一,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其二,以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赈灾功能的传承；其叁,近代“江南善士网络”和东南地缘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近代义赈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其四,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灾活动对具有爱国热情的慈善人士的影响和刺激；其五,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其六,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在救灾领域的介入。所有这些,促成了近代义赈的兴起。尽管近代义赈兴起后,受到众多的非议和阻挠,但其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不断冲破阻碍向前发展,且由于救灾效果显着而逐渐得到地方大员和朝廷的认同,并在救灾方法和救灾形式上对传统的国家救荒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成了官赈向义赈倾斜的“官义合办”救灾形式的出现。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不能不对光绪朝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论文选取了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叁个方面展开了集中的分析阐述：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论文分析指出,频繁、严重的灾荒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光绪朝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因。同时,每次大灾均造成天文数字的灾民以不同的流动形态和流向逃荒外流。这种灾民流动,既带有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又反映出了光绪朝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以上两点相联系,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灾区,甚至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失衡,并对灾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光绪朝大灾频发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其一,灾害发生后,“减负”和赈济政策的实施,既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使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愈加恶化。其二,重灾频发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无情地摧毁了农民生存、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既造成了广大农民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又导致了劳动力和农用生产工具的大量缺失及大片耕地的荒芜；灾荒年间地价的大跌和粮价的暴涨,又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灾民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各方面因素共同对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严重障碍。其叁,中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大灾荒发生,必然导致出口贸易额急遽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进口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因受自然灾害打击而购买力锐减,也会导致商品进口额的大幅降低,从而使整个贸易状况陷入萧条。然而,粮食进口却是例外。光绪年间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大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自然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商品性农业畸形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国际粮商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的影响；更不能忽视生齿日繁的压力。但是,如果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一味地强调上述因素,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年间大规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且每一次都引起了粮食的大量进口,如果对此忽略不计,是很难说得通的。关于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光绪年间,尽管朝廷和各地方大员对灾荒引发社会冲突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然而,由于救灾不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持续不断。这些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大体概括为：因水利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请愿求赈的和平斗争；灾民抢米索食的原始性斗争；灾民为保卫合法劳动果实而掀起的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因灾引发的反洋教斗争；由灾害引起的“匪患”；会党及革命党人利用灾民起事等七种类型。这些由灾害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互相交织,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内而外,严重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速度。面对不断爆发的大灾奇荒,对光绪朝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流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派别均从民生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所处时代特征的差异和各自立场的不同,他们的灾荒观中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其中,清流派的灾荒思想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式”特点；洋务派的灾荒观则具有明显的“师夷”特色；戊戌维新派的灾荒观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维新”特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则表现出“标本兼治”的革命特色。当然,他们的灾荒观中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天象示警”问题,说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藩篱,反映了其在灾荒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朱琳[9]2014年在《乾嘉道时期淮河流域粮价研究（1736-1850）》文中提出粮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消费品,还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商品。粮价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市场的运行,以及清代的农政、仓政和荒政的运作,并为这些政略的展开提供不可或缺的决策前提。清政府为了解全国各地粮食供需状况,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定期向上级报告辖区内的雨雪量、收成预计及实收分数、各种主要粮食市价、人口、仓储数额,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粮价奏报制度。本文以清代官方奏报的数据为基础,对淮河流域的粮价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分析清代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状况、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和粮食供需情况,发现淮域的鲁南、豫东属余粮区,皖北、苏北属缺粮区。之后主体部分分别从市场流通、粮价变动特点、粮价与社会及市场整合四个方面进一步详细探讨。第一部分,通过研究淮域粮食市场流通情况,不同地区间的粮食调剂,市场中心、商人行为等问题,可以认识到淮域自发形成了由余粮区向缺粮区的粮食流通,市场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并对国家政策、士绅、民众与市场的关系作出评价。第二部分,从长期趋势、季节指数、循环周期叁个方面,考察了粮价序列随时间变动的情况。清代淮域粮价长期呈缓和的上涨趋势,季节性变动主要受到作物生长周期、耕作制度、余缺粮情况和运输流通的影响。通过频谱分析,淮域麦价存在着五年短周期和十七年长周期,它们形成的原因跟粮价短期波动和传统社会家庭周期变化有关。影响粮价的主要因素有气候变化、交通运输、人口田地、货币流通等。政府采取了鼓励垦殖和完善钱法等措施,以期从控制粮价的上涨趋势。第叁部分研究了粮价短期波动的影响及社会各界的应对。清代淮河流域水、旱、蝗、疫灾害频繁,这些灾害引发了粮价短期的大幅波动和多次粮食暴动,并对社会风习产生了不良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建设粮食储备体系,禁止遏籴遏粜、禁止囤积,以及临时性地散给银米、减免税金等,以促进粮食流通,平抑粮价。士绅则输粟散米、积极助赈,并担任着筹集仓谷的任务,清后期社仓、义仓纷纷建立,其管理、维护和运行主要由士绅负责,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有被士绅取代的倾向。第四部分通过相关、回归、协整叁种方法对淮域粮食市场进行价格同步性分析,发现淮河流域的市场整合程度和运行效率均较高。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较高程度的市场整合与小农经济共存的原因。本文尝试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将文献描述与数理分析相结合,将制度史与区域经济史相结合,将微观考察与宏观论述相结合。从粮价视角,探讨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深入了解清代淮河流域市场的运作机制,经济的发展程度,及与之相互关联的社会制度、文化特质。
李娜[10]2012年在《清代江西仓储之建设与经营管理》文中认为仓储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在前朝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清代作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总结了以往历朝仓储的发展、衰败的经验教训之后,更加注重仓储的建设。江西素有产米之乡之称,自古就是粮食输出大省,而清代的江西更是最主要的米谷输出地之一,成了周围邻省的粮食供应基地,也是国家重要的仓储基地。而清代江西水旱灾比明代更加频繁,灾害过后往往造成大规模的饥荒,仓储本身的平抑物价、抗灾救荒等作用也更加突显。但是由于管理不善,仓储在这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现象在清代也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代江西仓储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江西仓储的研究,探明清代江西仓储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及在灾荒中的救灾作用,以仓储建设经营及作用为主线来展现清代江西省仓储的发展概括,加深对清代江西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研究[D]. 马学春. 扬州大学. 2004
[2]. 太平天国粮食仓储供应制度研究[J]. 李延东. 科教文汇(下半月). 2006
[3]. 北京政府时期粮食问题研究[D]. 尚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4]. 清代广西米价波动研究（1840-1910）[D]. 谭玉龙.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5]. 太平天国前期的粮食仓储官员[J]. 马学春.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6]. 清代直隶地区粮价波动及其应对研究[D]. 黄玉玺. 中国农业大学. 2018
[7].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D]. 汪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D]. 张高臣. 山东大学. 2010
[9]. 乾嘉道时期淮河流域粮价研究（1736-1850）[D]. 朱琳. 南开大学. 2014
[10]. 清代江西仓储之建设与经营管理[D]. 李娜. 南昌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