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经理人激励和选择机制的产权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理人论文,国企论文,产权论文,效率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前提与假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产业链拉长了，企业规模扩大了，企业所有者不可能参与所有企业的管理；有些企业主考虑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也会将企业委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所有者将很大一部分控制权让渡给经理人，留在手中的所谓“最终控制权”就只是选择经理人的“投票权”了，职业经理人逐渐掌握了股份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对企业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企业经营的好坏与所有权无关。尤其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国资委角色尚存在争议、企业主要依靠经理人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人的努力水平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至关重大。如果控制经理人能力这一变量，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将对企业的产出效率起决定性作用。此外，企业的绩效还受随机干扰的影响，这种随机干扰往往由经理控制范围之外的不可控制因素所决定。比如战争对市场的突然冲击，企业委托方(拥有者)的随机而又不规范的行为骚扰等。如果把output看作是经理人对企业价值的贡献，这种贡献即为经理人的产出，ef作为经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努力程度，μ代表经理人无法控制的影响生产过程的事件。由于这种随机事件对企业绩效的冲击可能有益也可能无益，则可能为正值或也可能为负值，若随机事件μ的概率分布是正态的，那么E(μ)=0，Var(μ)=δ[2]，如果方差δ[2]值高，说明经营过程中的干扰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output=ef+μ(Q.1)。
根据传统产权论的观点，某人的利润占有率越高，产权归属于该人的程度也越高，该人由此而为企业承担的风险也越高。相应地，该人对企业的关切与投入也会越高，即代表产权拥有度的剩余利润占有率是决定企业经理人努力程度的激励因素。占有率越高，激励也越强。霍尔和利伯曼(1998)通过上百家大公司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企业家报酬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的结论。他们研究的结论显示了经营者持股，尤其是股票期权对企业家激励的重要作用，也证实了长期激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将经理人的报酬看作是产出的线性函数。若用w代表经理人的工资，f为固定工资或薪水，g为奖金率或利润留成率(激励强度)，表明报酬对绩效的敏感程度，可得w=f+g·output(Q.2)。
二、国企经理人激励与选择的产权效率分析
1.产权效率的界定
根据西方经典产权理论，产权效率可通过外部性来间接度量。Demstez(1998)曾明确提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在于将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也就是说，在产权所有者完全承担自身行为的所有成本和收益的条件下，将完全消除外部性，即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这样的产权安排效率是最高的。张维迎认为能够有效解决激励和选择经营者这两大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这两权必须“统一”或相互“对应”，即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要有剩余索取权[2]。也就是说，有权决策的人要同时有权索取剩余(即承担风险)。诺斯(1993)认为只有在特定的制度能给经济当事人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时，才会有人均收入或绩效的提高。李豫湘、甘霖(2003)认为在某种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下，企业的产权效率可以用对企业产出有影响的行为主体个人最优的努力成果与社会最优条件下的努力成果之间的偏差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偏差越小，企业产出越接近理论上的社会最优产出，企业产权效率越高。并将反映企业产权效率的指标分解为所有者的努力程度、经营者的努力水平及其经营能力[3]。因此，笔者认为，产权效率是指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经理人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无效率则是指经理人的最大化行为不能导致产出的增加。
2.国企经理人的最优努力与产权效率的衡量
根据阿罗(Arrow，1970年)与帕拉特(Pratt，1964年)提出来的关于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若假定经理人的效用函数为u(x)=-e[-rx]，此函数的r值(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可被用来衡量当事人对风险的规避程度，即r=0，则说明当事人不规避风险，但也不喜欢风险，是风险中立者；r＞0代表其是讨厌并规避风险的；r＜0代表其是喜欢冒险的。为简化求解过程，本文用经理人的CE代替其期望效用。如果x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且其均值为m，方差为v，则可以证明经理人的确定性定值：
CE=M-
(M.1.1)
(注：式中代表风险价值)
又知，经理人可以根据合约获得报酬w，但是同时必须付出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程度是有代价的，即经理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其努力程度的函数。经理人越努力，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而且努力程度越大，边际成本越高(如图1)[2]。
若将其努力成本记为C(ef)，那么经理人的努力成本C(ef)具有下列性质：C′(ef)＞0且C″(ef)＞0。由此，推出经理人的得益为：
由图2可知，在经理人的行为(ef)看不见时，国企所有者可以提高“g”值来试图让经理人多努力一些(提高ef*)。同时，由(Q.1)可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由于产出是经理人努力程度的线性函数，ef*的提高意味着产权效率的优化。所以，笔者得出，g值的提高将会导致产权效率的优化；反之，g值的下降将会导致产权效率的降低。即在经营者的经营能力视为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得出如下关系：
3.风险中立的所有者的最优行动与值的确定
(1)风险中立的国企所有者最优行动
所有者当然会占有产出的得益output，但是同时必须支付给经理人以报酬w，由此我们推出所有者的得益为：
经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就是满足经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所有者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所有者推出的合约就是以下问题的解：
式(M.2.3)是经理人的参与约束，即要使经理人安于其岗位，必须使CE≥CE[,0]，否则，经理人将辞职不干。式(M.2.4)是激励相容约束，即经理人自主选择努力值，使其期望的效用值达到最大。式(M.2.5)表示所有者在满足两个约束条件下来寻求利润期望值的最大化。
(2)g*的确定
经理人报酬设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经理为实现所有者的经营目标而努力。取与(M.1.2)相连的拉氏乘子(拉格朗日乘子的经济解释，一般的将其看作是在最优解处以目标函数衡量的参数c的影子价格)为1，再令CE[,0]=0，考虑到式(M.2.3)，可将问题转化为：
这里的ef*表示在满足C′(ef)=g的前提下ef的取值，是实现(M.2.4)的一个必要条件。让式(M.2.7)对g求一阶导，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对所有者来说最优的激励强度g*：
式(M.2.8)是激励与风险分担相结合的一种机制的表达，表明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中应该考虑经理人承受风险的大小。若经理人不愿承担风险，则g要下调，通过g下调强迫经理人分担r＞0所代表的风险责任；若经理人愿意承担风险(r=0或者r接近于0)，则g可以接近于1。即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风险规避程度(r)与激励强度(g)之间的得失权衡问题[2]。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产权效率最优的非现实性
从推论可知，设定的g越靠近1，对(ef)的激励会越大，此时企业产权效率趋近最优。因此，企业所有权分配的“理想状态”是“资本家和经理人”合一。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所有者将对其行使控制权所导致的剩余增加或亏损承担全部责任，从而同时面临最有力的“激励”和最严格的“约束”。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深化，经理人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两权完全统一已无可能，特别是出现代理制的现代企业之后，通过“两权分离”，所有者将控制权的很大一部分让渡给了经理人，留在手中的基本上只有所谓“最终控制权”，也就是选择经理人的“投票权”了。
2.不同风险态度经理人对产权效率的影响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后国有企业所有者将控制权的很大一部分让渡给了经理人，经理人的决策对企业产出及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经理人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对经理人ef的激励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关键。本文通过引入效用函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信息充分条件下，对于持有不同风险态度的经理人，由于受到激励相容约束，风险中立的所有者给予的激励强度g也相应不同，这将进一步影响到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导致企业产出效率的差异。
从模型可知，若r＞0，对风险规避型经理人的激励强度g就要因r的上升而调低，然而，所有者设定的g越小，对(ef)的激励会越小，这将导致产出效率的损失。同时，风险规避型经理人对投资(ef)的评价远远低于努力的期望报酬水平，两者之差为
，由此可知，经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也将会抵消g的激励作用，导致“风险规避”这一因素对产出效率损失。如果r→0，则对风险中立型经理人的激励强度g就要因r的下降而上调，从推论可知，所有者设定的g越大，对(ef)的激励会越强，这将导致产出效率的提高。由此我们得出：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g值越大，对(ef)的激励越强，企业的产出越大，即产权效率越高；并且在激励程度一定的条件下，所有者选择风险中立型的经理人较之选择风险规避型的经理人更能够使产权效率优化。
3.政策建议
首先，应提高经理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来提高国有企业产权效率。激励的不足[4]使得经理人往往不是通过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的经营性努力ef来获得最大收益，而是寻求其他非法途径来索取回报，滋生了违法违规行为的产生，使得经理人的最优行动ef*值因此而降低，同时加大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产权效率。因此，提高经理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成为提高国有企业产权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次，实行能力、业绩与报酬挂钩，用市场方式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主要是进行股权和期权激励来提高g值，允许经理人持有较多的企业股权，使得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两权尽可能“统一”，使得经理人行为最大可能地提高国有企业产权效率；可以借鉴国际上已有的成熟做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理期权方案，造就和培养市场经济导向型的企业家，建立起市场导向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再次，将对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运用市场化和制度化，通过引进市场竞争聘用机制对经理人进行筛选，进而改进国有产权的效率，使其得到优化。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应当由政府部门指派或直接从政府部门产生，应该让市场成为影响国有企业经理人报酬定价的激励因素，这样才能使稀缺的经理人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最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职业经理人档案库，建立并完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健全是真正解决经理人选择机制的关键，因为只有经理人市场得到大力发展，经理人的市场选择才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