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农民工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J21,J24,O18
根据我国目前的统计制度①，只要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人口即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为6.2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6.6%，其中包括那些在城镇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广大农民工虽然进了城，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他们候鸟般在城乡间迁徙，使我国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只是“半拉子”、质量不高的城市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但对这种城市化制约内需扩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渠道是什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能释放的需求潜力以及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分析框架，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影响进行模拟和定量分析。
本文具体结构安排为：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以及我国特有的城市化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基于各种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民工的行为特征，以及农民工消费行为与城镇居民的差别。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重点从规范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与否对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基于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特征，用CGE模型模拟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内需和增长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钱纳里(1988)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Henderson(2000)还进一步计算出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GDP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周一星(1997)利用1977年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相关关系。World Bank(1996)用1978-1995年间的数据，估计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Cai & Wang(1999)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估计方法发现，1978-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对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Fujita et al(2000)和Venables(1996)分析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在要素流动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模型中，他们证明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多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从而得出了城市化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Zhang(2002)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降低生育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钱陈、史晋川(2006)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沈凌、田国强(2009)考察了城市化通过增加高收入者对创新商品的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吴福象、刘志彪(2008)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发现城市化主要通过人力资源积累而产生的专利增加和促进城市功能创新的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渠道分别发挥作用。
另外一些相关研究则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Raunch(1993)、陈宗胜(1994,2000)认为随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农业部门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将不断缩小。而托达罗和罗尔斯认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以及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研究城市化都是指农村的居民迁往城市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迁移的农民不仅仅在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了转换，而且在地域和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默认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是同步进行的。而我国的城市化却并不具备此特征，由于户籍制度，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居民福利和农村居民福利差别的限制，大部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被称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仅仅只是实现了在职业上的转换，而其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等仍未发生转变，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我国这种特殊的“城市化”模式，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如何影响需求和经济增长，现有的研究文献较少，但部分研究反映了我国这种特殊城市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章铮等人(2009)测算一对农民工夫妻（有一个孩子）如果要满足进城定居的基本条件，最少需要在城市连续工作21年，阻碍农民工进城定居最大的几个障碍是住房、孩子教育和年老后的生活保障预期（养老问题），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齐红倩、刘力(2000)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下，农民的身份不变，收入得不到保障，这种城市化也不能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
也有部分研究估计了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Henderson(2000)在估计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后，根据中国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出大部分城市都没达到最优规模的结论，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并且计算出那些在最优规模50%以下的城市如果达到了最优规模，其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40%。World Bank(2005)以2001年为基期，模拟取消户籍制度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1%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GDP增长0.7%，10%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GDP增长6.4%。
二、我国农民工数量、结构及消费特征②
1.“农民工”的概念和统计口径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特殊概念，泛指户籍登记在农村，拥有承包经营土地，但从事的生产活动却与自己的土地分离，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我国目前尚无对农民工的专门统计，有关农民工的数据主要靠各种抽样调查推算得到。比较全面的调查统计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二是农业部固定农村观察点系统调查数据。但统计口径上常常将农民工区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前者指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人员，后者指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户籍人员。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指外出农民工，但对此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口径也有差别，前者将年度内在本乡以外的地域就业1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都纳入外出农民工统计，而农业部则只统计3个月以上的外出劳动力。国家统计局的口径要比农业部的口径大，而且覆盖面也更宽，所以一般以国家统计局数据为判断我国外出农民工规模的主要依据。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外出农民工规模大约为1.5亿，农民工总规模大约为2.4亿③，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对城市化率有贡献）的农民工约为1.23亿④。
2.农民工基本特征
从农村劳动力整体分布格局看，全国农村劳动力中约1/4外出打工，约1/4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剩余的一半左右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按家庭收入分组情况，处于中等收入的家庭组（第2分位到第4分位）的劳动力流出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高收入组（第5分位），流出比例最低的是低收入家庭组（第1分位）。按输出地分，2009年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9.6%、37.6%和32.8%。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随着产业转移和中西部的加快发展，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东部吸纳农民工比例较以往有小幅降低趋势。从年龄结构看，外出农民工主要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平均年龄约为29岁。但近年外出农民工年龄有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也在改变。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如果没有相应的市民化措施，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成为农民工返乡的主流。
3.农民工收入与支出特征
得益于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劳动力供需条件的变化，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问题，从2003年以后有所改善。月平均工资从2004年的780元上升到2007年的1060元，年均名义增长10.8%。从收入分组情况看，最高收入组月均收入约为最低收入组的4.9倍（见表1），收入差距较大。但从各收入组的消费支出看，最高收入组的月均消费支出仅为最低收入组的2.8倍。农民工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组消费倾向为51.64%，而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仅为30.13%，平均消费倾向仅为35.91%，显著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农民工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恩格尔系数很高），基本上不作其他消费，即便是最高收入水平组的农民工，其消费模式也没有明显差别。
将农民工消费模式与城镇居民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别。表2显示了2007年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情况，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基本在50%以下，而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在70%以上，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从消费的构成看，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基本在50%以上，而城镇居民的都在50%以下，说明两者消费结构也有显著差别。这说明农民工虽然在统计上属于城市居民，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消费模式显著不同于本地市民，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居民消费的重要环节。
其中p为工业品的价格水平。假定城市中的生产者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水平，这样在均衡时，工业品总产出水平是：
对上两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农民工完全市民化情景下的城市人口数量要大于非市民化情景时的城市化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施加在农民工上的待遇差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化的规模，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包括逐步给予农民工在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待遇，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2.对农民工收入和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综上所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农民工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扩大城市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水平，最终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四、农民工市民化对内需和增长的影响：CGE模拟
以上理论模型给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为了进一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给出直观结果，我们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动态递推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进行数值模拟。CGE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一个抽象理论转化成对现实经济的形象描述，从而可以真正运用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来对现实问题进行数值分析，并进一步评估各种冲击对经济的全面影响（翟凡等，1999；李善同、何建武，2007；高颖，2006等）。
（一）模型
本文模型的数据主要源自基于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的2005年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该社会核算矩阵提供了关于42个生产部门（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1个建筑业部门和16个服务业部门）的生产和需求方面的基础信息，例如各部门生产过程中关于中间投入和劳动力、资本的投入等。模型包括6种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生产工人、技术工人、资本、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另外考虑到市民化过程对不同收入分组居民的影响（最先市民化的应主要属于农民中的中高收入家庭），模型把城镇和农村居民共分为12组居民（7组城镇居民，5组农村居民，按居民收入分组）。
在每一期，劳动力受工资差异引导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还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完全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从低工资部门流向高工资部门，但并不能完全消除部门间的工资差别）。考虑到城市化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不同步的，模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外生设定的，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影响。
在动态增长方面，在不同时期，模型中的资本存量根据折旧率和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调整，人口和劳动力则根据人口学预测模型结果进行外生调整。另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2008年，根据实际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校准，2009-2015年第二产业部门TFP设为2.5%，第三产业设为1.5%，但其中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为3.0%，以反映这些部门较快的技术进步。
为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本文的模型采取投资驱动的储蓄—投资闭合模式，即假定每期的投资是外生给定的，而储蓄会自动调整以与投资实现均衡。这主要是考虑到短期内，我国经济主要面临需求不足约束，因此采用这种闭合方式可以更好地反映由于农民工市民化导致需求增加对经济的影响。
（二）情景设计
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我们采用情景对照的方法，首先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特点给出基准增长情景。基准增长情景是以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特点为基础，分析其趋势，并考虑最有可能的一些变化，包括人口、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的变化等，从而推导出来的经济增长情景。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可能趋势，也提供了与其他情景比较的参照系。然后再考虑如果每期的市民化水平有所提高，即每年市民化人口有所增加（设定为每年1000万人，由城市中的农民工及其负担的人口转变而成），而其他条件均不变时的对照情景，并将两种情景的结果进行比较，以模拟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情景设定主要内容如表3所示。
（三）模拟结果
1.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CGE模型模拟结果，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和有显著影响。在每年增加市民化1000万人口的情景与基准情景相比，每年可提高增长速度0.9-1.1个百分点。
为了详细分析市民化的影响，我们主要对基准年（2010年）的各项结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在基准年份的两种情景中，有关资本存量、劳动力结构和生产技术等因素均相同，两种情景下的差别仅仅在于市民化情景中市民增加了1000万人口，以及相应地由此引起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和政府对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等支出的增加，因此将两种情景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较详细地分析市民化的影响。
在2010年，市民化情景下的GDP总量比基准情景增加了3602亿元，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1.06个百分点。从支出法结构看，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消费和投资增长带动的，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有所减少（减少330亿元）⑦，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人数相对减少，城镇居民消费显著增加（1855亿元），这其中既有人口增加的因素，也有由于经济增长而使居民收入提高的综合反馈因素，政府消费也有显著增长（5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多，达1584亿元，而净出口略有减少（减少83亿元），这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增加，因此进口有所增加。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看，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消费增长。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机制在于直接的消费增长，当农民工以及其负担的农村居民市民化以后，农村居民的消费会减少而城镇居民的消费增加，由于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高收入居民⑧，会使总消费有所增加。根据模拟结果，在不考虑住房投资和政府支出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农民工市民化1000万人（含所负担人口）约使农村居民减少消费680亿元，城镇居民增加消费920亿元，总体约提高居民消费240亿元，随着GDP增加，政府收入有所提高，在政府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消费也将增加约60亿元，这样由于市民化的直接影响，约可增加GDP300亿元，提高GDP增长速度0.10个百分点。
(2)增加就业。城镇集中居住与农村分散居住的一个特点是，随着城镇居民的集中，会产生许多服务性需求，例如会增加对餐饮等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了非农就业人员，在我们的模型中，假设每市民化1000万人，约可增加就业15万人左右⑨，不过对CDP的影响较小，不到10亿元。
(3)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当城镇居民增加时，政府需要为其提供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也需要增加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如果不考虑住房支出，仅考虑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话，则政府对教育和公共卫生两项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其中，教育经费支出5.2亿元⑩，公共卫生预算支出18.5亿元(11)，合计23.7亿元）。由于政府需要相应减少其一般投资支出，因此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很小，但有助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12)
(4)住房支出的增加。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的最直接影响是其对城镇住房（特别是廉租房）需求的显著增加，在模型中我们按较小的住房标准考虑了住房需求增加。按人均10平方米的建筑标准，每平方米住宅的建筑成本价为1700元，同时考虑到这部分增加市民会相应减少在农村的住宅投资（每人减少1平米，成本为800元），则市民化1000万人需增加住宅投资1620亿元，相当于基准年份CDP的0.5%左右，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2.2%左右。(13)
(5)综合反馈影响。在实际经济中，除了直接影响以外，还会由于各种经济活动的反馈作用产生间接影响，例如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进一步增加居民消费，政府收入也会随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而相应增长，因此综合影响往往要大于直接的影响，表5显示了市民化的直接影响和综合影响。
2.市民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市民化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对于经济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其恩格尔系数更低，对服务的消费比重和水平更高，其次，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也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总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3.市民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随着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增加，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这是由于随着农村居民和劳动力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而且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市民化后的人口一定时期内还会获取其农村土地的部分收益，因此农村居民的土地收益有所增加，因此从事农业的人均收入增长更为显著（具体数据略）。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候鸟式迁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中的显著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成为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并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城市化对公共服务支出的需求，减少了政府负担，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有助于迅速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种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没有市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其工作和生活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经常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因此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大量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这种低质量城市化制约内需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证明了调整政府行为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三个重要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
遵循一般均衡框架，本文进一步采用DRC-CGE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假设政府支出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促使每年增加约5%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转变（享受城镇居民身份人口净增1000万），则我国经济增长将比非市民化情景下平均加快1个百分点左右。模拟结果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市民化还可以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农民工市民化还可以促进人口转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当然，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必须调整支出结构，增加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对农民工的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以及保障住房建设。
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权益与户籍脱钩，逐步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14)，真正实现无差异市民身份，将会释放出强大的内需增长潜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更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
注释：
①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等。
②主要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为对31个省、857个县,7100个村和6.8万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1)农业部固定农村观察点系统每年两次对全国30个省的2008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开展的对2749个村庄的调研数据。(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2006-2007年对北京、广州、南京、西安、兰州和亳州等地的调研数据。(5)农业普查数据。
③农民工总数根据2008年的结构推算。2008年12月31日，我国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国家统计局，2009）。
④根据2006年调查数据，农民工每年外出打工平均时间为8.4个月，其中外出打工时间6个月以上的占比为81.8%（盛来运，2008）。
⑤假定0≤α＜1/2保证均衡的存在。
⑥基准情景下采用新古典闭合原则，即每期的投资自动等于储蓄，因此模型是储蓄驱动增长，市民化情景采用投资驱动原则，每期的固定资本形成额设定为不考虑市民化1000万人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好等于基准情景下相应年份的增长速度，因此两种情景下的增长速度差别可以看作是完全由于市民化而引起的变化。
⑦模型中，我们将农民工的消费计入农村居民总消费中。
⑧我们假设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其消费行为（包括储蓄率和消费结构）等同于模型中相应收入水平组的城镇居民。
⑨因为这些市民化人口大部分为已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因此市民化后新增的就业相对较小。
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人口数据计算，1000万人口中约有小学生81.3万人（6-11岁人口），初中生50万人（12-14岁人口），另外财政支出中对城镇和农村小学生人均教育费差别约为350元，对初中生人均教育费差别约为470元，则市民化1000万人需要财政增加对中小学生教育经费约5.2亿元，本文未考虑高中及以后的教育投入。
(11)按财政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差为185元计算。
(12)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这里没有考虑市民化对社会保障等其他政府支出的需求，不过由于这些政府支出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支出结构的改变，因此从需求角度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13)市民化人口的增加还将增加对住房以外的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的需求，本模型没有考虑这部分影响，一是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市民化的人口主要是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可以认为已经为其提供了相当的市政基础设施。另外，对住房建设投资我们不区分政府和居民各自的支出，假定其对总需求的影响一样。
(14)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等基本生活条件，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这一突出问题。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于镇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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