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文化同化问题忧思录——当代文化思潮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忧思论文,思潮论文,战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谓文化同化问题？
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是以苏联东欧易帜起始的。随着苏联国旗在一个寒夜凄惨地降落，冷战时代宣告终结。全球范围内，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上的市场化进程，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于是，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淡出，文化话语逐渐乘虚而入，文化问题的讨论又成热门。
在冷战时期，文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化同化问题，即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非西方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同化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圣地亚哥大学教授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他写于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到，“A ·
英克尔斯（Alezlnkeles）等人以各种方式指出， 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与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不仅在追求物质繁荣所需的工具价值和机构上，而且在各种政治和文化模式上也日趋相似。”（《香港的斯宾格勒：胡国亨与中国对西方文化同化的抵制》，译文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四期、1998年第一期，兰州）就是说，同化的主体是西方文化，客体则是非西方文化，同化即后者对前者的认同。
对文化同化者一趋势，思想文化界有两种相悖的忧虑：一是忧同化之成功，一是忧同化之不成功。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来说，到底是推进同化还是抵制同化更有利呢？有识之士应将此视为事关人类生存的一个根本问题。
二、现代化的西化模式批判：同化成功之忧
前面提到美国学者墨子刻，他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香港的斯宾格勒”来批判胡国亨。胡先生是香港经济学社及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 国际经济方法学会行政总裁， 他的新著《独共南山守中国》于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为什么引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的激烈反对呢？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对西方文化模式批判最为全面、深入的著作，也是对中国文化同化于西方文化的深切反思。
正如胡先生在他的这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以西方文化为内核的现代文明的批判，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古有卢梭、席勒，近有斯宾格勒、阿多尔诺、马尔库塞、贝尔，他的批判自然吸收了各家之说，以同化之弊为视角。
胡先生从20世纪中国的文化选择切入。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试图使自己强大起来。但是，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没有相应的文化素质，只取技器和只改政体都是行不通的，而文化上的“中体西用”也是空谈，于是全盘西化之论抬头，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确成功地将中国推向西化之路。后果是西化或现代化这张旗帜”（《独共南山守中国》节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胡先生之所以忽略本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不计，因为他发现这几十年只是意味着西化之路是一条畸形之路而已，到世纪后期，还是回到了五四所开辟的西化或现代化之路。在胡先生看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股维系我们民族的力量，即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已被有中国特色的西化消磨得七零八落。现代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自我主义、没有原则的竞争、对历史文化的漠视及践踏，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使我们忘记了本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点，使我们盲目地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江河日下，可说是中国文化当前现象的写照，而中国文化的衰弱，显示中华民族已面临衰颓和败亡的危机。”（第603页）
胡先生为什么认为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呢？这当然是基于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洞察。胡先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者，他不是因为西方对非西方民族的殖民掠夺而批判西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包含了致命的危险因素，而非西方民族正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拼命认同于西方文化，文化同化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毁灭的道路。
胡先生承认，西方社会的发达状态与它的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西方文化有两条主线，一是智性，一是个体化，两者之间互相推动。智性的发展，使个人的自主性大大增强；而个人价值的突出，又推动了个人主义思想，刺激了个体对物欲、真理、民主的追求。这种互动作用使西方迅速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也发展了民主和人权的相对完备形式。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西方文化正在由单性循环走向恶性循环，“西方文化是拔根式或断根式的发展，不可能长期延续”（第562页）。理由在于， 西方文化的发展违反了生物演进的原则。“生物演进是以渐变模式进行，生物的适应大致上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的”，“西方文化的错失，在其矫枉过正，在于不能从渐进与开放取得平衡”（第565页）。
具体说来，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地进取冲击的文化，它不断地为个体创造新的生存环境，无限地提高个体的物欲需求。这个新的生产环境，或者是对旧环境的征服和改造，或者是被制造出来的人工环境。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环境作为一个变数超出了人们对它的掌握和控制。比如，航天业带来的宇宙垃圾、“温室效应”、电脑病毒、生物品种的灭绝趋势，农药化肥对人体机能的影响、“克隆人”的可能性、等等，这一切使环境变数以几何级数增大，而人类的生物性基础却大体不变。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环境的改变是否会积累到人类生物性基础的承受能力之外呢？这是不可预测的。因此，胡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缺乏生物的生存张力，其终点只能是自我毁灭。在这个意义上，胡先生竭力反对认同西方文化，他宣称，“如果我只能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那么从人类及地球存亡的角度而言，从个人平衡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宁可舍弃西方的灿烂而保留中国的平淡。”（第551页）
作为一股思潮，反对用西方文化来同化一切文化、对西方化即现代化的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当然不只是胡国亨一个人在说说。事实上，来自于西方的思想家也不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例如，法国学者埃得加·莫林（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rigitteKern）在1993年所写的《地球祖国》一书中，分析了当今世界最为时髦的“发展”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对世界的一个重要影响，“发展的主导思想基础中包含着西方进步的伟大范例”（中译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同上，第80页）。实际上，其中包含着主观武断思想、无根据的神话、莫大的错觉和可怕的盲目。因此，“发展的概念应该是多维度的，并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同上，第110页）。再如，加拿大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谢弗（P·Schafer ）在1996年加拿大《环球》杂志上撰文指出，“关于当前世界体系的可行性，问题越来越多，显然，目前形式的世界体系不可能存在多久。代价、后果和危险太大了。 ”（译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他是基于这一点， 才呼吁“从文化角度来考虑世界体系”首先是指西方文化体系的。
在这些学者眼中，文化同化对人类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冷战时期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对峙，值得一切有超前意识的人们深思。
三、“文明的冲突”：同化难以成功之忧
与胡国亨诸人不同，另一种忧患在于文化同化之难以成功，这可以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Huntington）为代表。
与冷战后大思路相符的是，亨廷顿也是从文化角度来考虑未来世界的前景的。1993年夏，亨氏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在于他发展了冷战思维。亨氏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还会有新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在这里，文明作为文化的具体模式存在），他明确地将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敌人。显然，亨氏实际上是为西方政治家作战略论证，是主张对非西方文明采取一种非文化的解决办法，这难怪要招来一片呵斥之声。
此后，亨氏一直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接下来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在亨氏的新观点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承认西方文明只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这种谦逊很快就让位于价值观的褒扬。亨氏指出，西方文明“促成了对个人自由的承诺，这在现时使西方文明有别于其它文明。如同小M·施来辛格曾经说过的那样，欧洲是‘源头——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及文化自由等意识唯一的源头……这些都是欧洲的意识，而不是亚洲的、非洲的、中东的意识，除非它们接受这些意识’。这些观念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使西方能够使其本身和世界现代化上占领先地位的要素。”（《西方文明：独特，但不普遍》，译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6期， 以下未注明引文同此处）亨氏在这里肯定了两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些好东西是西方文明特有的；这些东西是形成现代化研究必不可少的。这就隐含了一个命题：非西方民族不同化于西方文化，便不能实现现代化。可见，亨氏在实质上是主张向西方文化同化的。
第二，亨氏注意到了“文化同化”的现象，但他不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同化。亨氏还谦逊地认为，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座标的观点是一种“自负的观点”。这种观点立足于两个层次的论据：一是“可口可乐殖民理论”，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是指美国通俗文化（可口可乐、牛仔服、流行音乐、电影……）对整个世界的包围；后者即是指现代化即西化的论调，胡国亨对此的揭示是，“从属其他文明的人民现代文明之时，就是西化之时。”
关于第一个层次的论据，亨氏认为，这是“将文化同物质商品的消费混为一谈”，因为，“文化的内核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及习俗。既然吃寿司不会使美国人象日本人那样去思索，那么喝可口可乐也不会使俄国人变得象美国人那样去思索”，“将西方文化等同于高脂肪食品、褪色的裤子以及起泡的、嘶嘶作响的饮料”是一种“庸俗化”观点。关于第二个层次的论据，亨氏认为同样是错误的。他承认，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但是，不能说现代文化社会将比传统文化社会更为雷同，因为，西方文明发端于8世纪和9世纪，而现代化则是19世纪的事，就是说，远在现代化之前，西方就已经是西方了。而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却并未成为西方社会。在这里，亨氏要人们放心，多少一点西化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同化谈何容易！
第三，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亨氏进一步深化了文明的冲突这一论点。既然文化之间难以同化，那就得面对不同文化对峙的现实。在未来的不同文化相处时，西方文明的定位是什么呢？亨氏主张，“西方抛弃有关的普遍性的幻想，在一个多种文明世界里增强自己的文明的力量、凝聚力和活力的时候已经到来”。这里，亨廷顿以退为进，表面上力主放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非西方社会”，实质上却主张强化西方的优越地位，以对付“亚洲可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构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的挑战”。亨氏说得更露骨的是，“冷战后世界，北约仍是西方文明的安全组织”，“北约的主要目标是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由此可见，亨廷顿对不能同化的忧虑，主要在于：这意味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社会不会放弃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对于西方来说，如果达不到政治、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支配目标，那么可口可乐式的同化并无多大意义。
无独有偶，墨子刻在批评胡国亨时，也不能大度地主张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而是承认问题涉及到另一个并非文化可以概括的问题，即民族文化背后的民族利益问题。墨氏指出，“胡国亨拒绝承认民主是唯一合法的统治形式，这很容易与抵制美国已经习惯的世界中心地位的民族主义观点结合起来”，他还说，“主流的美国人并不视自己为一个帝国，而视之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我们看来，事实是我们帮助一个又一个社会，甚至是以前的敌国，达到富裕和自由，因而我们认为我们履行的政治合理性命题迟早会被全世界接受。”“我们相信自己提供了一种给所有人以富裕自由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体系：因而我们不能理解怎么会有国家拒绝加入其中。实际上，美国全球领导的意识形态与理性选择论是一致的。”（《香港的斯宾格勒》）由于墨子刻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当成了事实上的最优文化，所以他拒绝胡国亨对同化的忧虑，而他自己则为不能同化、抵制同化而忧虑，毫不客气地把反同化立场看成是“非理性方法与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
从亨氏到墨氏，人们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们之所以忧虑文化同化之艰难，其动机已经超出了文化的空论，而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立场，即对西方优越地位的维护。归根到底，文明（文化）的冲突还是源于经济利益，文化又回到了它的原点上。
四、文化同化问题的挑战
文化同化问题的两种对立忧思均发生在境外，但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甚至就是针对我们的文化而言的。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并回答：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文化作为促进生产力的手段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文化不等于物欲，文化的最高形式是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的展示。我们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对发展模式作出文化反思、如何避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危险前景呢？这恐怕不是杞人忧天之举。二、当今世界，非西方民族面临文化选择的悖论：不参与一体化进程便会被发达国家抛得更远，参与一体化进程便会被“同化”，而“同化”的真实内涵并不是西方化（西方不会容许另一个“西方”的崛起），而只是自我的丧失，最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西方政治家们早已在文化（文明）冲突的旗号下作了应变的准备，我们如何寻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生存理由，或者说，我们还有没有令人相信的理由？显然，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的年轻人是不会相信那套话式的理由的，我们的理论家能担当这一重任吗？
当然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文化学专家们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便能作出历史性的回答：中国文化不会被同化，中国文化也能为民族生存、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