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用背景下形声字的职能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声字论文,职能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是一种表意性文字符号系统。原则上，该系统要求每个字符的形体意义与其所记录单词或语素意义统一，从而实现明了准确地传达语义的目的。但由于音义关系变化、语义内容增加、表达方式求异、书写效果求便而汉字数量需要节制等原因，在实际用字过程中，具体字符的应用常常偏离上述原则，出现文献用字所表语义与字形（字面）义不相一致的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传统语言学提出过“本字”、“假借字”、“通假字”等概念，初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但并未反映全部事实，因为假借字、通假字只管与所记录的单词、语素或本字音同、音近，而不管所假字的形体能否显示所记录单词或语素的意义。由此，人们不禁要问：语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汉字字数不能无限膨胀，记录新的语义又不能全都使用假借字、通假字，那么汉字如何有效地记录汉语单词或语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字用现象。王宁先生指出《说文》本字与文献用字差异的种种现象后，把这些现象概称为汉字使用职能的变化[1]47。李国英研究小篆形声字时，对汉字的使用状况加以归纳，指出其使用方式有本用、转用、借用三种情况[2]。李运富从汉字记录职能角度出发，指出汉字具有本用、兼用、借用三种情况；同时从职能变化角度出发，指出进入使用状态的汉字分别具有职能的扩展、职能的简缩、职能的转移等现象[3]179。李运富在谈到汉字结构演变原因时指出：“为了克服汉字表达职能的退化，人们会有意识地改变某些字的结构，以求汉字的形音义达到新的协调，从而恢复或增强汉字的记词职能。”[3]164显然，与以往的零星概念相比，这些研究更加系统，更为科学。其研究成果无疑揭示了汉字记录职能及其变化的基本规律。
顺着上述路向继续观察汉字使用情况，我们看到，形声字的字用表现多样，内容丰富，我们总称之为形声字的职能变化。
一、字符移用
即甲字和乙字同为形声结构，其形符不同，声符相同，两字所表词义无关。在用字的某一时段，甲字的形符不能有效提示当前词义。为使形义关系清晰，汉字系统便移用形符更加贴近当前词义的乙字代替甲字。如：
脣—唇《说文·肉部》：“脣，口耑也。”《释名·释形体》：“脣，缘也。口之缘也。”这是口唇本字。此字形符本为肉字，但后来，许多合体字中的肉字构件变得跟月字极为接近，索性一律写作月字。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眼中，脣字各构件与口唇义关系疏远，于是汉字系统移用声符仍为辰字而形符为口字的另一形声字——唇，代替脣字，表示口唇义，如徐灏《说文段注笺》指出的那样：“唇，俗用为脣舌字。”但唇字本是震惊的意思，《说文·口部》：“唇，惊也。”此形移用后，其原有的震惊义则由震字表示，段玉裁在《说文》唇字下注云：“后人以震字为之。”
欧—呕《说文·欠部》：“欧，吐也。”这是表呕吐义的本字，其形符为欠，声符为区。使用过程中，一般人看来此字的形符与呕吐义联系不起来，因为呕吐是指胃内食物被迫从口中流出，欠字显示不了此义。于是汉字系统移用声符仍为区而形符为口的另一形声字——呕，代替欧字。这样一来，字面顺乎人们见形知义的识读习惯，尤其是“呕吐”二字常常连用，形符都是口字，类属意义更加明晰。但事实上，呕字本指小孩学话声，《广韵·侯韵》：“呕，呕唲，小儿语也。”
概括而言，字符移用是指当汉字进入记录汉语状态时，一些形声字的形体义与该形体所代表的词义关系疏离，于是，汉字系统利用形符示义条件，调用另一形声字，使得新用字符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示词义，从而继续保持字面义与所记单词或语素的意义一致。
二、字符简用
即甲字和乙字同为形声结构，其形符相同或相关，声符所示读音相同或相近；甲字所表词义常用而字形相对复杂，乙字所表词义不常用但字形相对简单易写。在用字的某一时段，汉字系统便用乙字代替甲字。如：
湛—沈（沉）《说文·水部》：“湛，没也。”这是表示沉没意义的本字，如《汉书·五行志》：“湛湎于酒。”但古籍常以沈为湛，《尚书·微子》：“沈酗于酒。”此沈当作湛，《汉书·霍光传》即引作湛。《战国策·秦策四》：“城不沈者三板耳。”此沈当作湛，《史记·魏世家》即引作湛。然而，沈字原指高山低洼处的积水，《说文·水部》：“沈，陵上滈水也。”在近现代汉字应用中，沉没义专由沈字表示。沈字形体又变为沉，《说文》沈字下段玉裁注：“湛、沈古今字，沉又沈之俗也。”湛字则转表其他意思。
齩—咬《说文·齿部》：“齩，啮骨也。”这是表示咬啮义的本字，如《汉书·食货志》：“罢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文选·七命》：“口齩霜刃，足拨飞锋。”而咬字本指鸟鸣声，《玉篇·口部》：“咬，鸟声。”古籍常用，如《乐府诗集·古辞长歌行》：“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文选·鹦鹉赋》：“采采丽容，咬咬好音。”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咬字即代替齩字表示咬啮义，《玉篇·口部》说：“咬……俗为齩字。”唐宋以降，文人笔下普遍使用咬字表示啮噬义，如唐代贯休《禅月集·送僧归剡山》诗：“荒林猴咬栗，战地鬼多年。”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二：“有名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此用法沿袭至今。然细察咬字代替齩字原因，可以看出，两字都从交得声，作为形符的口与齿二字意义相关，从口亦能提示咬啮的意义，且咬字形符笔画较少，于是系统用咬字代替齩字。
汉字史上出现的简体字有一大部分即属于字符简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行的简化字，拓展了这种用字路径。如：
胆（膻）—膽胆和膽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集韵·感韵》：“胆，肉胆也。”意思是脱衣露出上身。此字原作膻，《说文·肉部》：“膻，肉膻也。”①而膽即肝胆本字，《说文·肉部》：“膽，连肝之府。”因为胆字笔画较少，且跟膽字语音相近，加之形符同为月（肉），依然可以提示膽字意义类属，所以汉字系统用胆字代替笔画较繁的膽字。据《简化字溯源》，至迟在元朝，胆字即代替膽字行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已有用例，明朝《正字通》收录这一用法[4]53。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发布的《简体字表》都把胆作为膽的简化字。1956年发表的《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第一表》同样把胆列为膽的简化字。
灯—燈灯和燈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玉篇·火部》：“灯，火也；燈，燈火也。”前者泛指火，后者指灯火。灯字较少使用，笔画简单，且因为跟燈字具有相同的形符，能够提示燈盏、明燈意义，所以汉字系统用来代替燈字。据《简化字溯源》，最迟在宋元时期，灯字即代替燈字行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已见用例，明朝《字汇》和《正字通》均见收录[4]53。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发布的《常用字表》都以灯为燈的简体字。1956年发表的《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第一表》同样把灯列为燈的简化字。
显然，字符简用既达到了所用字符的字面义与所记录单词或语素意义一致的目的，又达到了减省笔画的目的。
三、字符活用
即甲字和乙字同为形声结构，整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但其形符和声符均不相同，在使用的某一阶段，汉字系统活用乙字代替甲字。如：
疆—强《说文·弓部》：“疆，弓有力也。从弓，畺声。”据此，则该字为形声结构，弓为形符，畺为声符，义为有力、坚强。如《尚书·皋陶谟》：“疆而义。”《诗经·大雅·荡》：“曾是疆禦。”又《尔雅·释虫》说：“强，蚚。”邢昺疏：“强，虫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盖蝇类。”《说文·虫部》：“强，蚚也。从虫，弘声。”可见，强字本指蝇类飞虫，其结构也是形声，形符为右下角的虫字。战国、秦汉以来文献中，疆字逐渐被强字代替。据洪成玉统计，《荀子》一书，表示有力、坚强义的彊字出现56次，强字34次；《孟子》一书，表示有力、坚强义的疆字出现1次，强字11次[5]348。这一对比，显示了强字代替疆字的过程。刚才所举《尚书》例子，《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即引作“强而谊”；《诗经》例子，《汉书·叙传下》即引作“曾是强圉”。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只用强字。
腾—胜《说文·力部》：“腾，任也。从力，朕声。”按此说解，此字是形声结构，形符为右下角的力字，其他部分为声符。这是表示胜任、胜利意义的本字。又《说文·肉部》：“胜，犬膏臭也。从肉，生声。”此字本指动物生肉的气味。近代以来，在胜任、胜利的意义上，胜字代替勝字行用。1956年发表的《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第一表》把胜列为腾的简化字。
需要指出的是，字符活用不同于字符简用。字符简用是说两个字都是形声结构，形符相同或所表意义相关，形符和声符搭配的方式相同（如都是左右结构）。而字符活用是说两个字虽然也都是形声字，但形符不同，形符和声符搭配的方式也不同（如有的是左右结构，有的是不规则结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用字者误析字形结构的结果。从《说文》说解看，疆与强、勝与胜都是形声字，但形符和声符及其搭配方式都不相同。小篆以来的字形，疆与强两字均把弓字旁单独左置，在一般人看来，两字似都为左右结构，且两字读音相同，于是以强代疆；同样，勝与胜两字也把“月”字旁②单独左置，在无意于深究两字内部构造的人看来，这两个字都为左右配置，且其音略近，于是以胜代勝。裘锡圭在分析形符与声符位置时提到这种现象：“有个别形声字的声旁，被后人不恰当地割裂了开来。”[6]而这种现象，在字用过程中得到了汉字系统的宽容与接纳。
四、字符分用
即甲、乙……几个字形原本具有同一记录职能，且同为形声结构，只是形符不同；在用字过程中，这些字形负载的意义逐渐增多，或者其中一个字形记录的词义增多，从而导致字面义与所记录词义关系模糊。于是，汉字系统便进行职能分工，即按照形符与所记词义关系的紧密程度，划分各形体使用范围，从此甲、乙……分别记录不同的词或语素，职能分化，字符分别使用。如：
钞—抄《说文·金部》：“钞，叉取也。”段注：“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是之谓钞。从金者容以金铁诸器取之矣。今谓窃取人文字曰钞，俗作抄。”《集韵·爻韵》：“钞，……或作抄。”依段注和《集韵》可知，钞、抄二形原本记录职能相同。段注还表明，这两个字记录的词义在后代有所增加。若按照出现先后罗列其义，首先是抢夺（“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如《后汉书·何皇后纪》：“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王符《潜夫论·劝将》：“东祸赵魏，西钞蜀汉。”《后汉书·郭伋传》：“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其次是誊写别人文字，如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世说新语·巧艺》：“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
宋代时，官府发给商人一种单据作为钱券凭证，叫做钞。金代贞元二年（1154）发行纸币，纸面写明币值，称交钞，与钱并行流通。此时，钞字有了第三个意义——纸币，文献用例如《金史·食货志三》：“递制交钞，与钱并用。”明代臧晋叔《元曲选·陈州粜米》：“我作衙内真个俏，不依公道则爱钞。”自这个意义出现后，一般只用钞字记写，而不用抄字。至今，钱币、钞票义仍专用钞字。
以上分析可见，起初抄、钞记录职能完全相同，可以互换使用。但后来钞字有了钱币义，于是汉字系统对两个形体的记词范围加以分工，钞字专表钱币、钞票义，抄字表示原有的强夺、誊袭等意义，只是书名中有时还沿用钞字，如《北堂书钞》、《烈士诗钞》。显然，如此分工的理据是，钞字从金，与钱币义关系紧密；抄字从手，与攻夺、誊抄义关系紧密。
咳—孩《说文·口部》：“咳，小儿笑也。从口，亥声。孩，古文咳从子。”据此，咳与孩是职能相同的异体字。古籍确见使用，用咳字的例子，如《礼记·内则》：“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王符《潜夫论·德化》：“和德气于未生之前，正表仪于咳笑之后。”用孩字的例子，如《老子》第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经典释文》：“本作咳。”潘岳《寡妇赋》：“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孤女藐焉始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对异体字记录的词已产生了新义，即除了原有的小孩笑貌，还出现了小儿、如小儿一般看待等意思。文献记写这两个意义，一般用孩字，如《国语·吴语》：“今王播弃黎老，而孩童焉比谋？”《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秦汉以来沿用，如王充《论衡·本性》：“肘为孩子之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北齐书·文苑传》：“明罚以纠诸侯，申恩以孩百姓。”在此过程中，汉字系统调整咳字记写另一个词义——咳嗽，如《庄子·渔父》：“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李太白诗·妾薄命》：“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而咳嗽义原本由欬字记写，《说文·欠部》说：“欬，气逆也。”此时，发生了前文所说的移用现象，即移咳代欬。由此，咳与孩分工。
分析可见，起初咳、孩是异体字，记录单词或语素的功能完全相同。但后来，孩字专表孩子的意思，而咳字专表咳嗽的意思，义域范围大别，于是这两个字职能分化，不再是异体关系。显然，系统如此调整的理据是，咳字从口，能够提示咳嗽义；孩字从子，能够提示婴孩义。
五、字符派用
即语言中有一些词或词头、词尾，未曾造字，为加以记录，汉字系统在已有文字中拣选其形符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其意义的形声字，指派于这些词或词头、词尾。如：
怕 此字本指淡泊无为，《说文·心部》：“怕，无为也。”《史记·司马相如传》：“怕乎无为，澹乎自持。”即其用例。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徐铉校订《说文》引唐代孙愐面《唐韵》反切为：匹白切；稍后的《广韵》注音为：普伯切。
汉代以来，惊怕、惧怕等词出现。这些词反映一种心理活动，于是系统便选择以心字为形符、白字为声符的怕字记录。如《论衡·四讳》：“孝者怕入刑辟，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刘盼遂《集解》：“怕字为惧怕，始见此书。”《北史·来护儿传》：“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元代杨梓《豫让吞炭》第二折：“不料赵襄子惧怕，出走晋阳。”为跟淡泊意义区别，怕字改变读音，徐铉校订《说文》引唐代孙愐《唐韵》反切为：葩亚切；《广韵》注音为：普驾切③。
此字被指派于惊怕、惧怕等词后，原淡泊的意义又由洦（泊）字表示，《说文·水部》：“洦，浅水也。”段注：“（洦）隶作‘泊’。”李富孙《辨字正俗》指出：“（洦）今俗作澹泊字，而以怕为怕惧矣。”
们 此字本为懑字的俗体。扬雄《方言》卷二郭璞注：“们浑，肥满也。”清代钱绎笺疏：“们即懑之俗字，们浑犹懑浑，亦盛满之意也。”《集韵·恨韵》：“们，们浑，肥满貌。”
唐代以来，汉语人称代词出现复数形式，汉字系统便指派们字记录，如刘知几《史通·杂说中》：“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为区别两个不同的意义，此字由原来的去声改读为平声。明代张自烈《正字通》说：“今填词家‘我们、俺们’，读平声。”
从文献材料看，据董志翘等研究[7]，唐、宋、元各代曾先后以弥、弭、伟、懑、瞒、每、门等字记录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但最终选择了们字，这是因为此字的形符可以提示所记意义与人有关，且其读音比之同以人字为形符的伟字更加贴近当时的雅言，因而专司其职，沿用至今。
我们看到，记录汉语外来词的许多汉字，就是汉字系统根据表义所需形符而指派既有形声字的结果。如：阀，本指放在门首彰显功劳的标志，《说文·门部》新附：“阀，阀阅，自序也。”作为形声字，其形符为门字，因此汉字系统指派其记录外来词valve，此词指调节和控制流体的流量与压力的装置，作用如同一个通道的门。再如：萄，本指一种草，《说文·艸部》：“萄，草也。”作为形声字，其形符为艸，可以提示草木类果实的意义，因此系统指派其记录外来词Bactria（葡萄）的后一音节④。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形声字的职能转换现象进行了叙述。区分开来是便于讨论问题的需要。事实上，在汉字系统内，某个字的重新调用往往是不同因素参互作用的结果。如上文例举的“疆—强”，首先考虑的因素是有效活用“强”字表示有力、坚强义，视强字与其他从弓的字，如：张、弛、引、弹等，构形相类；同时考虑“强”字形体较“疆”字更为简单，有便于书写的因素；此外还动用指派手段，指认强字记写有力、坚强义。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汉字应用过程中，形声字范围内字符记录职能的变化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优点：
（一）依托着一个系统，即既有汉字系统中的形声字子系统
理由是形声字的形符示义具有弹性空间，形符与形声字的意义关系不止一途，有的显示类属关系，如“马”与“驹”；有的显示同一关系，如“勺”与“匍”；有的显示连带关系，如“车”与“轴”；等等。这便为调整形义关系从而满足记词需要提供了条件。如上文例举的咬字，本指鸟呜叫，此字以口为形符即体现这一连带意义。但后来调用此字指以口嚼物，且该义成为咬字的常用义，一般用字者觉察不到这是调整的结果，因为嚼咬意义仍在口字的弹性范畴之内。
（二）发挥着一种优势，即形声字的形符提示单词或语素意义
形声字记录职能的变化是用一个字形代换另一个字形，或用既有形体记写某词，这一点与传统语言学中的假借字、通假字相似。但是汉字系统调用的形声字除了具有记录功能以外，还能凭借形符起到示义作用，形声字“利用形符的标指，暗示字义的范围，引导人们通过合理的联想”领会语义[8]。这便保证汉语书面语不会走上高本汉曾经担心的因假借“在实践中就会导致极端的混乱，使人难以确定句中的书写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行之危险的道路”[9]。借洪成玉的话说，“形声字虽然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构成，但是从汉字系统和汉字发展规律来看，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更不能把声符看成是汉字的发展方向。体现汉字发展方向的应该是形符。形符反映了汉字的本质特点。”[5]372
（三）潜藏着一种能量，即激活字库中沉睡的字符，使之重新焕发生机
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旧事物消失、事物名称改变、交际需求转移、表达方式调整等原因，一些词语退出交际中心区域乃至消亡，随之，记录这些词语的部分汉字（形声字）也便退出一般人使用的领域，进入字典（字库）休眠。当汉字系统为了满足职能转换需要而调用某字（形声字）时，此字又被唤醒，进入指定位置，承担记写单词或语素的职能。因为这样的字数量不小，所以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字整体蕴涵着承担记录职能的巨大能量。只要调用得当，相应字符都会重新发挥作用。
（四）获得一种效果，即汉字总量没有增加
形声字通过职能转换发挥着新造字的作用，但这是用原有字记录新语义，只是对汉字库存的调用，并未给字库增多字的数量，从而跨越了追随语义变化不断创制新字的巨大障碍。
（五）达到一个目的，即强化了汉字表意职能
当一个字符职能退化，表意模糊，在一般人眼中不能清晰显示所记单词或语素意义时，汉字系统便对其加以调整，置换为一个示义相对准确的形声字。此时，汉字的表意性便得到了进一步凸显。这进一步证实了王宁先生的论断：“汉字是表意文字，几千年来，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性能，力求在字形上保留足够的意义信息。”[1]100
①《说文》有“羴”字，指羊的气味，其重文作“羶”，后来又作“膻”，读音为shān，而肉膻的“膻”读dǎn。两字同形。
②据《说文》，“勝”字的声符为“朕”，而“朕”字在“舟”部，段玉裁注：“其解当曰‘舟缝也。从舟，灷声。'”又据古文字学家考释，甲骨文、金文“朕”字像人双手持篙撑船形。这都说明，“勝”字左边构件原是“舟”字。同样，“胜”字左边构件原是“肉”字。经隶变至楷书，两字左边构件都变得似“月”字。
③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二））中把“怕”（bó）和“怕”（pà）作为同形字的例子。按照裘先生的观点，同形字大致可分三类，即为不同的词分头造的字、形借字、字体演变而来的字。这里所说的“派用”即属于形借一类。
④Bactria是西域出产葡萄的一个地方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