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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报业在“报禁”（注：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言论自由之限制，起自1949年，那年公布“台湾新闻杂志资本限制办法”。其后陆续发布10余种法令，包括对报纸的“限纸”、“限张”、“限证”、“限印”、“限价”。1951年起，从严限制报纸登记，至1960年期间，基于特殊原因，又核准七家报纸创刊。虽然从字面上看，是“限”不是“禁”，但从1960年起至1987年，未曾再发出报纸许可证，所以俗称“报禁”。参见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40年》第54、127、313、166、155、203页，自立晚报1987年版）解除前，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暖昧，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董事长都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之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两报从创办伊始，也都因为与当局关系良好，得以扩展规模，形成报团，并垄断了台湾报业。
1988年，“报禁”解除后，虽然台湾报纸种数在一年之内从31家暴增至100多家，但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垄断地位依旧屹立不摇。
至1992年，自由时报企图打破两大报的垄断（注：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第163、133、160-163、219页，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获得良好成效，该报于1996年宣称发行量突破100万份，成为台湾三大报之一。
至此，台湾的报业形态似乎大势已定，三大报团垄断台湾报业。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报团的形成
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和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皆出身军职，王惕吾曾担任官邸警卫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子弟兵。余纪忠担任过政战工作，是蒋经国的爱将。（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两位报老板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向密切，1979年都列名国民党中常委，进入国民党体制内最高领导机构。因此，除经济因素外，他们比别人更有进入报业市场的优势。（注：陈雪云：《新闻媒体建构社会现实之研究》第125、126页，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博士论文）
台湾当局自1960年以后就停止颁发新的报纸登记证，因此有心办报者只能通过登记证的转让，取得报纸所有权，再更改报纸名称。而报社转售，除了登记证价格奇高，往往涉及政府管制和党政军介入等因素，困难重重。1978年，王惕吾买下华报登记证改名为民生报，余纪忠买下大众日报改为工商时报。此前，香港报界闻人胡仙原有意抢先购入华报，后来当局有关方面透过管道劝退胡仙，王惕吾也透过“立委”王新衡居间接洽，终于顺利接手华报。之前，另有一件当局出面干预联合报经营权之事。1971年，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买下范鹤言的股份，参与联合报系的经营，与王惕吾共组联合文化事业公司。当时，王永庆有一展才干之意，然而，联合报一再鼓吹轻油裂解厂开放民营，致使当局怀疑他可能将报纸公器私用，于是示意他退出联经系统。王永庆退出后，王惕吾终于能一手掌握联合报系，与中国时报一争长短。（注：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言论自由之限制，起自1949年，那年公布“台湾新闻杂志资本限制办法”。其后陆续发布10余种法令，包括对报纸的“限纸”、“限张”、“限证”、“限印”、“限价”。1951年起，从严限制报纸登记，至1960年期间，基于特殊原因，又核准七家报纸创刊。虽然从字面上看，是“限”不是“禁”，但从1960年起至1987年，未曾再发出报纸许可证，所以俗称“报禁”。参见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40年》第54、127、313、166、155、203页，自立晚报1987年版）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于1979年、1980年，发行量分别突破100万份，1987年，两报皆自称发行量为150万份。（注：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言论自由之限制，起自1949年，那年公布“台湾新闻杂志资本限制办法”。其后陆续发布10余种法令，包括对报纸的“限纸”、“限张”、“限证”、“限印”、“限价”。1951年起，从严限制报纸登记，至1960年期间，基于特殊原因，又核准七家报纸创刊。虽然从字面上看，是“限”不是“禁”，但从1960年起至1987年，未曾再发出报纸许可证，所以俗称“报禁”。参见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40年》第54、127、313、166、155、203页，自立晚报1987年版）当时，台湾的报纸总发行量约400万份，如此算来，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即合占75％，垄断的现象非常明显。60年代至80年代，台湾的经济成长快速，导致媒体发行量与广告量快速增加，两报跟随台湾的经济一路成长；而且，由于报禁政策及与当局良好的关系，两报得以建立了基础稳固的报业集团，并垄断了台湾的报业。
三大报团的形成与垄断之背景
1.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报系扩充版图
1988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报禁”，两大报系在占尽市场优势的起跑点上急速扩充。联合报系继联合报、经济日报、民生报后，再办联合晚报，并分别登记北、中、南部版，后来又办星报，以影视娱乐为主，等于拥有13份报纸，中国时报系也在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之外，再创中时晚报，同时各登记三种版，以9份报纸和联合报系分庭抗礼。两大报系以报纸经营为基础，进行资本累积，进而巩固其报业霸权地位，而且两报系的经营范围已跨出大众传播业。（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
2.自由时报成为三大报团之一
一般来说，发行量与广告量成正比，自由时报在报禁解除初期，1990年的广告营收为1.66亿元，但1997年的广告营收已达到34亿元，成长惊人。
1996年初，自由时报以“维持每份报纸10元”的不涨价策略，强力对抗“涨价为15元”的中国时报与联合报。1996年第一季已产生“不涨价效应”，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份，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阅读率却都衰退了3％至5％。就商业广告而言，自由时报1995年的营收仍仅及两大报的10％左右，但1997年跃升为28％。（注：苏衡、牛隆光、黄美燕、赵晓南：《台湾报纸转型的问题与挑战》，《新闻学研究》第64集，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00年7月版）
3.其他报纸欲振乏力
三大报团鼎足而立的态势一旦形成，其他报纸想从这三大报挖走报份就变得非常困难。例如民众日报与台湾日报不断举办赠奖活动，但对报份成长似乎没多大帮助，民众日报的报份甚至下跌。亲民进党报纸的报份有很大部分转向自由时报。
报业的经营管理及促销情形
1.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除了扩大北部建制外，在1985年2月至4月下乡发展“地方报”，并以台北、台中、高雄为基地成立新闻中心，改由北、中、南三地印刷，期望藉传版次数减少，抢占印刷及出版时间，企图向南部的台湾时报、民众日报、中华日报等占地方优势的报纸挑战。至于行销方面，中国时报的报价从10元调到15元后，大幅改版，加强新闻内容，成立客户服务中心及时报之友生活会馆，随时反映客户意见。并以“集印花、送录像带、抽现金”等促销手法增加零售量。（注：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第163、133、160-163、219页，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2.联合报
联合报系一向以完善的员工福利闻名于报界，希望良好的福利政策减少员工的流动。联合报系员工享有的福利遍及食、衣、住、行、育、乐各个生活层面，这也成为联合报竞争的一大利器。手上少一把福利之剑的中国时报，1988年面临自主工会抗争，只好宣布办交通车、医疗诊所、筹建休闲中心等福利措施。（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
联合报不在台北以外设新闻中心，只设印刷厂，用传版方式完成印刷。而中国时报在台北总社以外的地方设新闻中心似乎对发行业务没有多大帮助。后来，中国时报撤销各地新闻中心（包括编辑部）还引起员工一番抗争。
联合报为使销售量不因价格上升而受波及，在涨价前，采取事先评估并调整行销策略，先行减少零售点的发报份数，以减低调价和成本冲击，同时推出订报送赠品，或在某期限内预缴报费者享有旧报费的优惠等促销活动。并在涨价后，与社会公益团体合办活动，提升报业形象。（注：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第163、133、160-163、219页，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3.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背后的财团也决定放手一搏，首先重金“挖角”，聘请高手，参加该报的营运，然后推出预缴半年报费即可参加抽奖活动，1992年，第一次促销活动之预缴报费达4亿元左右，利息可观。
在宣传策略方面，自由时报一方面在报纸、电视广告中不断告知读者“该报不涨价”，另一方面，向各地经销商说明报社的立场，以期报纸的发行量能稳定成长。自由时报的行销策略分两阶段进行。前一阶段采取订报即可参加抽奖的促销方式，奖品内容有黄金、轿车等，总计投资8.6亿元，使报纸的销售量上升30％至50％。第二阶段是与影片公司合办影友会或与公益团体合办活动，一方面拉拢客户，一方面提升报纸形象。（注：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第163、133、160-163、219页，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该报所号称的巨额奖品固然吸引大量民众前往订阅，但据了解，中奖率并不高，而且有送报员送不到两个月，因订户外出多日未取报纸而干脆停送，损害了订户权益。
4.“比报”情况及制度
“比报”，是新闻从业者每天例行的工作，上至社长、总编辑，下至记者，一天工作的开始就是比较自己报纸和其他报纸的新闻处理方式。比报时，可以看到是否遗漏重大新闻或独家报道、各报如何处理焦点新闻、同样新闻各家报道的可读性，以及各报的版面呈现和策划专题等。这项工作相当于验收前一天的战果，验收完毕，再开始新一天的作战。通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是综合性报纸必然列入的比较对象，看两大报的版面安排，可闻出双方较劲的火药味。中国时报推出“宝岛”版，联合报接着出现“乡情”版，联合报出“每日专刊”，中国时报也不甘示弱出“星期特刊”。（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
至于其他报纸，从新闻主管到编采人员，往往在比报过程中以两大报为标竿来评量下属或自己的工作。因此，在新闻制作的过程中，抄袭或模仿两大报做法的情形司空见惯。自由时报的新闻评鉴（比报）工作日志表分为五大项：一、本报独家报道之重大新闻；二、本报处理优于友报之新闻；三、本报遗漏之重要新闻；四、本报宜加强之新闻；五、友报独家重大新闻或新闻报道值得本报参考者。表中并有一栏建议事项，供作奖惩建议之用。这种比报工作日志表通常由各组组长填写，然后交中心主任、总编辑和社长核批。（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
报业经营的理论探讨
1.台湾的政经体制与政商关系
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政经体制，被一些学者称为“党国资本主义”。
“党国资本主义”外面穿的是“自由经济”外套，容许市场运作与私人经济活动，但政府往往随心所欲，或明或暗地进行干预、限制。里面穿的是“资本主义”内衣，与大资本家和外国大财团暧昧勾结，对其他弱势阶级与基层团体，除非有所利用，否则少有理睬。台湾经济体制在这种层层遮掩下，实际是一党专政，早期主宰台湾媒介制度的力量，政治势力远大于经济势力。（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民营报纸除了要顾及市场因素，更需掌握政治资源。所以，台湾的民营报纸老板与执政党菁英整合的程度相当高。（注：陈雪慧：《台湾报社的生产政治》第47、57、61、60、46页，台湾大学社会系硕士论文）
2.报业垄断的危害
在市场垄断结构下，三大报握有比其他报纸更多的竞争优势。在高薪和良好福利的诱惑下，新闻从业人员总以进入三大报为改善生活或提高社会地位的目标。而且，在报社里面，不能有太浓厚的个人色彩，否则一旦因撰稿不慎，难免遭到失业的命运，例如联合报记者徐瑞希即因所撰稿子触犯资方而被解雇。
如果报纸为获利高的集团所拥有，更容易从上至下产生伤害新闻品质的举措。研究证实：新科技发展和报纸所有权集中，加上编辑室的权威增加，均减少记者的报道自由（注：苏衡、牛隆光、黄美燕、赵晓南：《台湾报纸转型的问题与挑战》，《新闻学研究》第64集，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00年7月版）。
3.质疑“市场导向”
市场导向的报业经营引发不少质疑，因报道水门案而声名大噪的美国记者Carl Bernstein曾严词批评：市场导向的新闻事业在创造一种“白痴文化”。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Bagdikian也说：新闻走往“市场导向”，不在发挥告知作用，而是汇集受众卖给广告商，最后是大媒体获胜，公众是最大输家。英国传播学者McNair指出：市场导向改变了新闻规范社会的功能，商业压力或市场力量渗入新闻领域，导致娱乐化资讯的出现。娱乐化资讯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为追求最小公倍数而出卖新闻的严谨和深度，资讯形式转变为一种叫卖的商品，媒体想尽办法以市场手段促销，连BBC也未能幸免。”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Meyer则赞成媒体的“市场导向”经营方式。他说：市场导向能提供读者和观众比过去更好的服务，他认为市场是一种民主化的机制，不但使购买者有更多选择，并在媒介市场产生自然淘汰，适者生存。（注：苏衡、牛隆光、黄美燕、赵晓南：《台湾报纸转型的问题与挑战》，《新闻学研究》第64集，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00年7月版）
回头看台湾报纸市场的情况，从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互争发行量第一，而且竞相举办订报、买报即抽奖的现象来看，台湾的报业大多数也走往“市场导向”的经营模式。
根据Engel、Warshaw、Kinner的理论，促销的最终目的，应在促使消费大众接受产品本身或进而认同企业整体，而非在增加短期的销售数字。（注：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第163、133、160-163、219页，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Smythe曾提出“受众是大众传媒的商品”。根据他的论点，“大众传媒的构成”就是媒体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贩售给广告客户。（注：转引自Vincent Mosco：《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更新》第218页，冯建三、程宗明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就如同自由时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20万订户，发行量增加自然吸引广告客户。而且自由时报为防止订户到了第六个月不续订，将半年的预缴报费分散到12个月里，订户每个月还要缴报费才能继续阅读报纸，这种限制使订户半途不续订的情况大为减少。
如果把自由时报这种促销手法推到极端，可能代表报纸为求销售，可以不择手段，不完全需要从资讯品质提升或多元化的角度规划报纸的发展。如此，环境虽然开放，但报纸变成一种商品，并不需要带动社会建立更开放的言论自由市场，没有新闻专业的制衡，最终可能令整个新闻事业的公信力受损。（注：苏衡、牛隆光、黄美燕、赵晓南：《台湾报纸转型的问题与挑战》，《新闻学研究》第64集，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00年7月版）
4.民众对报纸信赖度降低
报业垄断可能影响新闻品质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问题。1989年，由政大教授王石番主持的“台湾地区民众对报纸内容之评价”研究显示：台湾地区民众相信报纸的新闻报道者不到60％，不相信者高达42.2％，认为报道不客观者亦近25％。而且教育程度愈高、收入愈丰者，愈不相信报纸的新闻。大多数民众亦认为报纸张数太多、广告泛滥、品质又差，而被访问者看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比例为62.1％（注：王石番、卓礼芳、吴梅桂、王国彬：《台湾地区民众对报纸的评价》，转引自《新闻镜周刊》第63期，第7页，1990年1月8日至1月14日），显然大报并未因优越的条件而提供更良好的资讯。
5.检讨报业促销策略
中国时报、联合报是以赠奖促销报纸的始作俑者，自由时报跟进，发行量大增，引起其它报效仿，全台湾的报业市场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因办理赠奖促销活动，同时遭受“违反公平交易法之检举”，但公平交易委员会（简称公平会）皆予以不处分结案。公平会认为自由时报1992年的赠奖活动，其抽奖总额1.6亿余元与该报1991年度营业净额相比甚为庞大，且中奖奖额相对于订户支出而言偏高，虽有构成利诱之虞，惟因其所在之市场集中度甚高，本身又非强势厂商，提供赠奖之目的在提高市场占有率，以从事效能竞争，难有妨碍公平竞争之虞。至于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所提供之奖额低，衡诸市场交易习惯，尚非利诱，亦不违反公平交易法。（注：纪振清：《新闻报业之竞争规范》第2、3页，台湾大学法律系硕士论文）公平会的上述裁判语焉不详，一时引起议论纷纷。
另外，从道德的层面来看，预缴报费的促销方式对读者并不公平。读者一般是预缴一年报费，或“订阅一年，预缴半年”，但每月仍需缴一半报费。订户如中途经济困难，缴不起报费，或生活发生重大异动，必须出国，或中途对报纸不满意，不想续订，以及报社突然歇业，订户都必须被迫牺牲预缴的报费，或忍耐到一年期满。
报纸的新闻品质可能产生变化，与其他预缴费用购物不同。所以，报社不宜以预缴报费作为促销手段。如果订户只因贪图赠品而订报，并非认同该报的新闻品质与理念，长此以往也不利于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