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红[1]2003年在《关于一些（生存）年金的讨论》文中认为本文首先介绍了利率的波动性及随机利率下的寿险精算模型的研究现状。然后，引入了有关(生存)年金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对确定利率下的一些(生存)年金作了进一步地讨论，得到了某些离散和连续年金现值的m(m≥2的整数)次方性质及一些离散生存年金精算现值的递推方程和一些连续生存年金精算现值所满足的微分方程。另一方面讨论了随机利率下的一些离散年金、连续年金和连续生存年金现值随机变量的一阶和二阶原点矩及其方差。
王力平[2]2015年在《基于长寿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同时也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障尚未完善,长寿风险的凸显给养老资金储备造成了很大压力。然而,不论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微观主体财务自由的诉求,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障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将是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从养老金融的角度出发,设计养老金融产品,作为社会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完善微观个体的养老理财规划。养老金融是以银发族为主要服务目标群体,以老年服务为产品开发特征,以老龄化为引领的、潜力巨大的金融服务产业,养老引致金融,金融改变养老。养老金融依托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服务于老年人,从内容上可以大体分为宏观的养老金投资运营和微观的养老金融产品开发两个方面。在宏微观两个层面,金融与养老之间存在不断地自我加强的理论逻辑。从宏观层面讲,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金的个人账户、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保值增值需要靠一些长期的金融工具在稳定的金融市场上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也会给整个市场的交易机制、产品设计、政策法规等带来很大的改观。从微观层面来看,为满足老年人的财富管理需求而设计的理财产品,包括信贷类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投资类的长寿债券以及保险类的年金产品等等,也都是金融创新的体现。本文从微观角度入手,立足于个人长寿风险管理,为存在养老需求的消费者设计一种创新型的个人年金产品,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进行养老储蓄的需求,又在较低的价格上为退休人员提供最大限度的长寿风险覆盖。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讲,青年、中年以及老年叁个阶段对财富量要求及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导致了生命周期资产组合配置的差异性。本文将养老需求加入到生命周期投资模型中,即,将年金产品作为组合资产之一,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完成对养老的最优安排。本文从个人长寿风险度量、创新型个人养老金融产品设计以及最优投资消费组合这叁个方面展开研究,具体内如下：随机寿命下个人长寿风险度量。个人长寿风险即为老年人手中财富不足以满足晚年消费的财富短缺风险。本文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的形式定义了老年人的财富变化过程,并结合生存概率推导出财富短缺概率。本文将必要财富增长率作为个人长寿风险的量化指标,即,使老年人的财富在τ(死亡时刻)内短缺的概率小于5%的最低财富增长率。此外,本文从消费的角度划分了叁类老年群体：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和独居群体,并比较这叁类群体的个人长寿风险特征。遗赠群体面临的个人长寿风险水平低于基准群体,独居群体的个人长寿风险水平最高,而且个人长寿风险高峰出现的时间最早。老年人的财富短缺概率受经济参数的影响不容忽视,消费物价指数和国债收益波动率的增大均加剧了老年人的个人长寿风险；消费物价指数的正向作用不断收敛,而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会对老年人的财富产生扩张性的侵蚀。长寿指数延迟年金的设计与定价。本文从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的角度,缓解了年金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长寿指数延迟年金(LIDA)在转移了年金提供者的部分系统性长寿风险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为年金购买者提供了大部分长寿风险覆盖。文章从两个维度衡量LIDA的价值：首先,长寿风险转移的维度,利用LIDA的定价量化系统性风险的转移程度；其次,长寿风险的覆盖维度,利用离散时间下的动态最优化数值算法计算LIDA系列产品的等价财富,进而得到产品的长寿风险覆盖率。实证结果表明,长寿指数年金可以以较低价格提供80%以上的长寿风险覆盖,而LIDA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更低价格、不同长寿风险覆盖程度的产品。老年人购买LIDA可以在保证长寿风险覆盖的同时,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遗产需求。金融创新产品的组合拓展——生命周期最优资产配置。本文构建了考虑劳动收入和死亡率的随机生命周期投资模型,在这个框架下分析消费者如何在股票、债券和年金等叁类资产上配置以获得一生的最大效用,并细致比较了叁类不同群体(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和独居群体)的不同配置特征。实证分析表明,叁类群体在退休后收入、消费理念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决定了其在年金购买和资产配置行为中的差异。基准群体37岁开始购置年金资产,退休之后,消费者的投资行为偏保守。相比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年金的购置比例偏低,退休之后债券比例不断上升,并一直延续到生命终止。独居群体对年金的配置比例最高,退休后的投资行为也最为保守,在长寿风险高峰之前,就不再持有任何金融资产。此外,LIDA系列不单有提供退休后基础保障的60岁起付的产品,还有针对长寿风险覆盖的高龄阶段起付的产品。两类产品都能给消费者带来显着的福利效应,尤其是当放宽LIDA的购买时限,高龄起付的LIDA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提升更加显着。通过对长寿风险以及养老金融产品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全面识别并动态测度长寿风险,大力开发包括年金产品在内的银行、保险以及基金类的多层次养老金融产品,以方便消费者在全面认识长寿风险的前提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养老规划。
刘效林[3]2008年在《我国两种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的精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谈及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不能不提到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如果从199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补充养老保险算起,纵观我国企业年金这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与国外完善的企业年金制度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何选择企业年金的计划模式以及养老金给付方式,才能有效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已成为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精算学的有关知识,特别是养老金精算方法,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基本理论、两种计划模式的定性比较、精算理论与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从而明确问题的根源,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首先,自从2000年企业年金概念正式使用到现在,我国企业年金虽然已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是人们对企业年金却知之甚少,甚至连许多业内人士都还说不清楚企业年金是什么,为此我们有必要将企业年金的基本理论再做一个详尽的阐述,特别是企业年金的概念界定,分类以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此即为本文第一章内容。对企业年金基本理论的探讨为我们下面的章节对企业年金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企业年金计划在我国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企业年金计划中个人缴费率和目标工资替代率的确定方法及计算公式研究较少。第二章利用一般的精算学原理,给出待遇确定型计划(DB计划)中职工个人账户缴费率和缴费确定型计划(DC计划)中目标工资替代率的确定方法及计算公式,并对DB模式与DC模式的精算原理进行了比较,克服了企业年金缴费支付困难问题,希望能对企业年金计划的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第叁章主要运用寿险精算数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别构建了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缴费模型和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的缴费模型。通过对两个缴费模型的对比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随着投资收益率的波动,不管那种模式的企业年金计划的缴费率都会随之发生波动,而且投资收益率越高,缴费率就越低,反之投资收益率越低缴费率就越高。这一关系对于两种模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由于缴费是确定的,未来养老金支付水平取决于缴费的积累额和投资收益,因此投资收益率越高,在缴费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职工未来养老金领取的水平也就越高,反之投资收益率下降,即使缴费固定,职工未来养老金账户余额也会有缩水的风险;对于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由于待遇是确定的,是由待遇来确定缴费的,因此投资收益率越高,那么缴费率就越低,企业就可以减少缴费额,甚至不用缴费就可以满足支付的需要,反之如果投资收益越低,企业就要增加缴费额,甚至动用自有资金,因此风险是企业完全承担的。另外,本章还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对比了缴费确定型模式和待遇确定型模式优点和缺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计划其实无所谓孰优孰劣,只在于对企业合不合适,因此,我们在选择企业年金计划模式时,就要根据我国企业年金市场主体的不同特点做出相应选择,而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在对两种模式的精算原理和缴费模型进行剖析后,接下来的第四章通过经济学和精算学原理,将DC型企业年金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DC型企业年金和公共DB型养老金对计划参与者带来的经济影响。通过分析它和公共DB型养老金对计划参与者的经济影响,来比较二者对其微观激励的差异,并利用文中建立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对我国替代率政策目标进行评价,从而为更科学的制定替代率目标、降低缴费率,最终减轻参与者的缴费负担,推进我国企业年金的有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通过本章分析,我们认为: DC型企业年金对个人的微观激励要优于公共DB型养老金,我国设置的DB型养老金目标替代率过高。因此,我们建议,适当降低我国基本养老金尤其是DB型养老金替代率政策目标,增加DC型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并入企业年金中。这样,参与者将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替代率水平;或在替代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大降低其缴费负担。从而改善了参与者的生活水平,有效提升人们参与企业年金的热情。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单一的DB或DC模式恐难以激发企业发展年金市场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兼顾两者之长,创造性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模式。在对两种模式的精算原理做了定性和定量的比较之后,本文提出了复合型的企业年金模式,并与普通的DB和DC型计划模式做比较,阐明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及特点。此即为本文第五章的内容。
林哲明[4]2017年在《双随机条件下年金期权定价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演进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保险公司年金业务中的死亡率风险和利率风险越来越严重。为了管理年金中的风险,学术界和保险产业尝试了各种方法,其中年金期权因其各种独特的优点受到了广泛关注。对年金期权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管理年金中的风险并为发展中国年金期权市场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现实背景,以人口学、精算学、利率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了年金期权定价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在分析了死亡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及其对年金的影响后,论证了使用年金期权管理年金中死亡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的必要性。其次,结合精算学和期权定价理论提出了年金期权定价模型,并分析了影响年金期权价格的各种因素。最后,将随机死亡率模型、随机利率模型引入年金期权定价模型,对各种条件下各种特征的年金期权价格进行数值模拟,并量化了年金期权对年金中风险的对冲效率。本文认为,死亡率趋势对年金期权价格有非对称的影响,而死亡率波动和利率波动可能会提高年金期权的价格。此外,年金期权的到期时间、可交易性和延期特征对年金期权价格也存在着影响。文章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和年金期权的对冲效率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死亡率趋势、死亡率波动和利率波动对年金期权价格的影响方向符合理论预测。特别地,死亡率趋势风险和利率风险对年金期权价格有显着影响,而死亡率波动风险的影响很小。(2)期权交易性小幅度增加了年金期权的价值,而年金延期时间对延期年金期权的相对价格有负向影响。(3)期权到期时间对年金期权价格有负向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解释。(4)在各种风险度量下,年金期权对年金资产中的死亡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均表现出很高的对冲效率。
李金玲[5]2010年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寻找合适的计划模式类型,论证在我国实行分段型企业年金计划是必要且可行的。该研究符合党中央改善民生、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对应对我国老年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深化养老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有重要意义,是亟待解决、惠及亿万员工的重大课题。针对课题的特点,采用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精算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社会保障问题给我国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企业年金作为重要的第二支柱,目前仍没有找到合适的计划模式,这成为制约其快速发展的瓶颈。本文在企业年金的理论分析和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状况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模式选择,提出应建立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的观点。其次,深入分析了DB型(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和DC型(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企业年金模型,对其优劣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提出的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计划既可以享受到DB型计划安全稳定的未来年金保障,又可以通过DC型计划来最大化收益,在降低总的风险的同时仍能够继续提供可观的养老金,是符合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本文建立了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计划模型。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计划模型在给付期的年金待遇是确定的,而在积累期的DC计划阶段由职工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因此会造成不同职工企业年金待遇水平的不一致。当进入DB阶段时,企业进行统一账户管理,企业会根据不同职工的不同积累水平设定不同的缴费率,积累额多的职工降低缴费率,积累额少的职工增加缴费率,来调整DC计划阶段所形成的差异。再次,对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财务运营模式、会计处理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段型企业年金的特殊性在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会计原则、会计要素、会计环境等构成中都有体现,可以按照基金的投资运作过程分为筹资、投资运营和给付叁个环节。本文根据账户积累额和替代率测算计划筹资额,规范了基金投资运作模式、管理模式、风险控制及补偿、投资监管等机制,标准化了基金给付的计发办法、权益授予、支付条件、支付方式、账户转移、结算和封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段型企业年金基金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及信息披露的处理模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段型企业年金计划财务会计体系。最后,以内蒙古自治区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观测其在企业年金建立、运营和分配期间的财务状况,结合本文研究结果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DB-DC分段型企业年金方案的可行性和缴费模型的准确性,对大型国有企业执行待遇衔接方案进行了精算分析,确保方案的实施不会出现资金极度短缺问题,可以实现平稳过渡。
李丹[6]2009年在《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偿付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我国进行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从过去的现收现付制转变为统帐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由此，政府在现收现付制下对养老金的支付承诺开始显性化，养老金隐性债务(简称“IPD”)开始浮出水面。于是如何偿付这样一笔巨额债务被提上了工作日程。本文则尝试性的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全文可分为四大部分，即理论基础部分、现状分析部分、偿债路径选择分析部分及结论部分。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养老金隐性债务偿付现状进行分析，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叁支柱一保障”IPD偿债机制，最后总结全文得到四点结论。第一章是全文的指导语，起着提纲挈领的指导性作用。该章首先对本文的一些基本性问题进行了交代，如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等，接着对文章的创新点进行点评，指出了本文的叁大创新点，最后从IPD规模测算和IPD偿付手段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与评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产生来源。本章介绍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经历了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式的转变。而养老金隐性债务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有着直接关联，我国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产生于养老改革前的现收现付制养老模式，而显性化于改革后的部分积累制养老模式。第叁章对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存量规模进行了测算。本章在介绍养老精算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最新的养老保险政策，把参保职工分为“老人”、“老退休中人”、“新退休中人”、“在职中人”及“新人”五类，利用个体成本精算法分别计算各类职工产生的隐性债务规模，最后加总得到债务总规模数额。第四章对中国现行IPD偿付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有效的IPD偿付机制，大多情况下采取财政托底补贴的方式来填补每年债务显性化所带来的资金缺口。本章认为，对偿付机制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如何支付，而要广泛的考虑到筹集、支付、增值及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不良运作都会影响到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偿付。因此，本章分别总结分析了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筹资困境、支出困境及监管投资困境。第五章对国外IPD偿付的实践进行总结与分析。当我国刚刚出现养老金隐性债务之时，国际上已有了很多较成熟的解决方法。放眼四海，应该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提炼吸收，自成一家。本章分别从增收、减支及增值叁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国外的偿债实践，并得到了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偿付的四点借鉴。从第六章开始为文本的机制论证部分。本文在第六章的初始部分提出建立“叁支柱一保障”IPD偿付机制的思想，该机制由四大路径动态组合而成。其中“拓宽筹资渠道”、“减少养老支出”及“余额投资增值”是IPD偿付的叁大支柱路径，“辅助保障措施”则是叁大支柱顺利运作的重要保障，也是必不可少。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本文逐一对这四大路径展开分析论证。在第六章中，本文分别论证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行养老彩票、划拨国有资产、划拨外汇储备、发行养老债券等各种筹资路径的可行性，指出目前在我国，最适宜实施的两种筹资偿债手段是增加养老财政支出及发行养老彩票。第七章是对减支偿债路径的分析。该章首先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利弊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我国可以推迟退休的结论，但同时需要避开劳动力的供给高峰期，因此实施时间不在现在，却在十年之后。接着逐一分析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养老金调整比率等一系列支出变量的变化对IPD造成的影响，指出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通过对这些变量的控制来达到削减IPD规模的目的，但由于各种掣肘因素的存在，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很小。第八章是对增值偿债路径的分析。第一节对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全国统筹后建立新型监管模式的思路，并对新型监管模式进行了初步的设计。第二节则指出当前我国养老基金的投资机制尚不健全，需在两个方面进行改善，即要做到投资范围的多元化及建立最低收益风险补偿制度。第九章是对偿债辅助路径的分析。本章论述了IPD偿付的两大辅助保障路径。健全的社保法律体系为叁大支柱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坚持的法律后盾，增强了其执行力。而补充养老保险的迅速发展有助于减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大大减轻了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这两种保障措施对于养老金隐性债务偿付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本章正逐一对此进行分析与论述。最后是全文的结论部分。本文形成四点结论。第一，对IPD规模的测算是建立偿付机制的前提；第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寻求IPD偿付的思路；第叁，对IPD的偿付需要多条路径的共同作用；第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是偿债机制的核心。
杨刚[7]2009年在《巨灾风险度量与保险衍生品定价方法研究》文中认为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巨灾损失发生频率和强度的不断加大,保险公司仅仅依靠自身的实力再也无法消化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巨灾保险期货、巨灾保险期权,巨灾债券等巨灾保险衍生品应运而生.而且,最近几年,保险衍生品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寿保险衍生品和天气衍生品等非巨灾新型保险衍生品的出现.因此,对保险衍生证券定价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包含叁部分内容:首先研究了巨灾风险度量和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合同定价的方法;其次讨论了巨灾保险衍生品定价的方法,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最后研究了人寿保险衍生品的定价方法.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系统地阐述了保险定价方法与金融定价方法的差异与联系.第二章全面介绍了一些主要保险衍生品的运行机制、特点,以及目前定价的主要方法.第叁章首先基于指数回归模型构造了厚尾分布的一个Hall分布族的极值分位数估计,对巨灾风险进行了度量;其次通过隐含风险中性分布对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合同进行了定价.同时,结合Weibull极值分布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的特征,给出了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合同定价的闭型表达式.第四章首先将超出随机门限值方法应用于巨灾保险衍生品的定价,建立了主要针对大损失小概率索赔的统计定价框架,得到了一系列巨灾保险衍生品定价的显式解;其次,在标的物不可交易的框架下,讨论了一种为保险连接证券估值的简单可行的套利方法,得到了在全部损失情形下巨灾债券估值的闭型表达式.第五章首先引入了一种基于退休年金的欧式看涨期权,通过建立相关的精算模型对一些特定情形进行了定价,并与传统的退休金合约进行了比较;其次,我们引入了一种为长寿债券建模和定价的方法,通过年金市场报价获得隐含生存概率,从而得到长寿债券的价格动态变化机制.本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保险公司的安全有效营运和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提供决策依据.通过保险衍生证券保险公司可以将本身无法应对的风险转移到资金雄厚的资本市场,增强营运的稳定性.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选择更加多样化,从而降低投资者面临的系统风险.因此,对保险衍生证券定价问题的研究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当然也实现了经济理论和精算理论与实务的有机结合.
单戈, 王晓军[8]2018年在《养老资产年金化谜题:风险决策下的年金化价值比较》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份额呈下降趋势,职业养老金计划呈转向缴费确定型(DC)计划的趋势,养老保障中的长寿风险、投资风险、通胀风险等将更多地由个人承担。虽然相关研究表明,养老资产年金化是退休者的最优选择,但在实践中退休者自愿年金化的比率很低,使人们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那么,是哪些因素通过怎样的渠道影响着人们的年金化决策?如何评价年金化的价值?这些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相关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将行为经济学中的"累积前景理论"引入传统的精算模型,从个人风险决策的角度衡量年金的价值,并进一步将遗赠动机纳入终身福利价值模型,从风险决策角度测算遗赠动机对年金化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保险成本和投资机会成本等现实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决策视角下,年金的累积前景价值低于年金精算中性价值,养老年金不再是个人的最优选择。同时遗赠动机越强的个人越倾向于自我养老,保险成本和投资机会成本也会显着影响个人的年金决策。这些结论使年金需求不足的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解释。
蔡晓晴[9]2012年在《联合变额年金保险设计及定价》文中认为变额年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美市场推出后,便以惊人的速度渗透了养老保险市场。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发展,变额年金在险种研发、产品精算定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日趋成熟,而与之相对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当中。变额年金中提供最低利益保证的产品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一种设有保障的投连险产品,其在保证死亡给付或生存年金给付的同时,又能使保单持有人分享市场投资收益,这弥补了传统年金产品无法有效抵御通货膨胀的缺点。鉴于变额年金产品设计灵活、有最低利益保证,消费市场对于变额年金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保险市场虽然比较年轻,但是在快速地发展着,消费者对于保险产品创新性、多样性以及保单价值灵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2011年,我国保监会批准了八家保险公司在我国境内经营含有最低利益保证的变额年金保险产品,这标志着我国保险市场向变额年金这一投连险产品敞开了大门。本论文基于单生命变额年金保险和夫妻联合保险的构造,设计了具有终身取款利益保证、最低身故利益保证以及两者结合的夫妻联合变额年金保险。在单生命变额年金保险定价基础上,论文根据联合变额年金的条款设置,推导出夫妻联合变额年金保险最低利益保证的理论定价公式。在对创新险种进行定价的过程中,与以往处理团体保险、联合保险生命结构时遵循死亡独立假设的方法不同,论文考虑了夫妻生命相依的特点,利用Copula连接函数,以Gompertz生存函数作为夫妻各自的边际生存分布,构造了二元生命结构的联合分布,这提高了联合生命模型精确度的同时,也使得后续的精算定价更为准确。然后,利用随机模拟方法,针对含终身取款利益保证的联合变额年金,论文比较了在夫妻生命独立和非独立假设下生存提款额的差别。最后,考虑到联合型变额年金所面临的特殊风险,文章提出了新产品在保险市场发展的建议。
洪培丽[10]2012年在《企业年金精算估计》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年金是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直接影响到退休雇员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职工在职期间一直向计划缴费，退休时领取相应的给付。如果中途因为一些原因而退出计划，例如离职、死亡等，由于此时已有一定的缴费积累，因此也会得到相应的离职给付与死亡给付。年金计划通常是针对全体职工的一个长期计划，如何确定合适的给付水平和缴费水平，有效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预测长期内总账户的收入与支出，评估计划的偿付能力以及财务收支的平衡状态，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对于计划的正常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主要针对目标受益计划研究其长期精算估计问题。目标受益计划是混合年金计划的一种，集合了固定受益型和固定给付型计划的优点。本文首先利用多重损失模型实现企业职工未来人口预测，构建个人账户收入模型，以及包含退休给付、离职给付、死亡给付的个人账户给付模型，得出个人账户精算平衡等式。接下来基于全体职工构成的总账户，通过对一个企业年金计划的模拟，进行长期精算估计，研究如何在目标替代率等一系列精算假设以及精算平衡原则下，测算出相应的缴费率，预估出未来若干年的年度收支、基金率、年度平衡值以及综合平衡值，由此评估计划的偿付能力以及长期内财务收支的平衡状态，最后提出长期精算平衡估计。本文为企业设计年金计划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 关于一些（生存）年金的讨论[D]. 刘新红. 山东科技大学. 2003
[2]. 基于长寿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研究[D]. 王力平.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3]. 我国两种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的精算研究[D]. 刘效林. 中央财经大学. 2008
[4]. 双随机条件下年金期权定价研究[D]. 林哲明. 浙江大学. 2017
[5].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研究[D]. 李金玲. 燕山大学. 2010
[6]. 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偿付机制研究[D]. 李丹. 复旦大学. 2009
[7]. 巨灾风险度量与保险衍生品定价方法研究[D]. 杨刚. 中南大学. 2009
[8]. 养老资产年金化谜题:风险决策下的年金化价值比较[J]. 单戈, 王晓军.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
[9]. 联合变额年金保险设计及定价[D]. 蔡晓晴.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10]. 企业年金精算估计[D]. 洪培丽. 广东商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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