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183;卢森堡的批评及苏联兴亡的历史验证——兼谈苏联特权阶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卢森堡论文,兴亡论文,特权论文,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以列宁为首的派别主张以集中制的原则组织一个政党，在党章中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活动；而马尔托夫等人则主张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1902年，列宁专门写了《怎么办？》一文，阐述了自己的建党原则，指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并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组成党的领导核心；1904年，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再次阐明并完善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强调以集中制为基础建党。之后，列宁将他的这一原则进一步阐述为民主集中制，并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一原则下逐渐发展。1917年布尔什维克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力量。
作为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和列宁一样，罗莎·卢森堡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针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卢森堡在1904年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对集中制的原则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十月革命时期，卢森堡正在狱中，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她欢欣鼓舞，写了《论俄国革命》一文，称颂“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①；同时卢森堡也对革命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违背了民主自由的原则。
概括起来，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源泉问题。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②，在运动中，群众的行动总是“先行”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策略是已经爆发出来的群众运动本身的自发产物，而不是党组织自觉领导的结果；针对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卢森堡指出“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③她批评列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是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样也就把党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隔离开来，使社会主义成了“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运动，而“社会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④，其严重后果是将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动力源泉的枯竭。
第二，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是“极端集中主义”，“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⑤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应该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富有才干和经验的坚强核心来领导党。卢森堡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相反，她认为“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⑥。但是，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的这种集中制应该是“自我集中制”，“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⑦而列宁的集中制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它导致社会主义这一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演变成“中央委员会”极少数人的运动，后来卢森堡形象地阐述为是“几十个具有无边无际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⑧。而且，这种集中制还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一小撮人的专政”。
卢森堡认为这种“极端集中主义”实际上将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⑨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将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连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也不能幸免。
第三，俄国革命出现了压制自由和民主的现象，缺少了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将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萎缩。卢森堡特别强调党内外活动自由和民主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发挥革命首创精神的保障，而且可以保证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如果在党内树立了这种在政治上拥有活动自由的精神，并且能把这种精神同对运动的坚持原则精神和它的团结精神所持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哪怕是制定得很不好的组织章程的粗糙之处都可以很快通过实践得到切实纠正。”⑩而俄国革命却出现了压制民主和自由的现象，卢森堡特别反对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他认为，立宪会议是民主的机构，既然它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应该尊重它，强行解散民选机构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办法“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他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11)对自由的压制更违反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少数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12)卢森堡认为，在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情况下，群众的创造精神将受到桎梏，社会将失去活力。
第四，在集中制下，民主受到限制，这将会出现保守主义的盛行；缺少了监督和制约，则腐化不可避免。卢森堡从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蜕变得出结论，领导阶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这种保守倾向会抑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是群众运动，是依赖于群众生机勃勃的首创精神，所以党的集中领导所起的作用不仅很有限，而且相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新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13)在集中制盛行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层有能力压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和建议，并且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也越来越多地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对于来自下层群众的意见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倾向性地进行取舍。更重要的是，由于集中制和缺少了监督和制约，就会出现领导层的腐化和堕落，“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14)
现在距卢森堡发表她的批评意见已经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了。一百年的人类历史跌宕起伏，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成功到失败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对一百年前卢森堡的意见进行了一系列的验证。
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开始，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证明了列宁所主张的纪律严明的、由职业革命家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斗力。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一个区区两万余人的小党，并且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大部分在国外。但是，在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就以其对组织问题的高度重视而迥异于其他的政党，他们所散发的传单号召党员深入到工厂和军队中去，团结工人和士兵组成苏维埃，以便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彼得格勒工人，继续并扩大全面罢工和游行吧。同士兵和哥萨克结成友好，准备武装斗争。为了胜利我们要求有组织性，要有运动的领导核心。尽快地在工厂里选举罢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代表将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将负担起组织运动的任务，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15)在这种号召下，布尔什维克党员纷纷走进工厂、矿山和军队，进行组织和动员工作，由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队伍迅速壮大，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队伍已经超过20万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队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壮大和发展，除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深入人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依靠坚强的组织力量，坚决贯彻党的领导人的指示，使工人和士兵很快理解了党的主张，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而许多其他政党虽然在革命开始时力量强于布尔什维克，但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却缩手缩脚，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坚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继续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他们更没有坚定的领导和组织核心，所以他们的力量发展迟缓。到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已经在工厂和军队中到处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这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由此看来，一个坚定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导核心对于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集中制的党在革命中能起什么作用，在这一点上列宁要比卢森堡更加深刻地理解俄国革命运动的进程。
不过，革命胜利之后苏俄社会主义运动却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卢森堡的担心。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通过一系列措施使自己成为苏俄的执政党，并且是这个国家惟一的政党，确立了一种党—国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体制也就基本等同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体制。我们知道，列宁所主张的是民主集中制，并非是卢森堡所说的“极端集中制”，在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奉行的也是民主集中制。但是，这种民主集中制仍然是革命时期的领导方式，是极少数高层领导人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也只是在这极少数人中实行，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们做出。虽然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国家的民主建设，在他逝世前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权建设的建议，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但是，斯大林利用它所掌握的组织权力使列宁的这些设想陷于破灭，他扶植起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并利用组织手段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一个个打倒直至人身消灭，将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扭曲为个人集中制，这正是卢森堡所批评的“极端集中制”。依托这种集中制，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然，这一体制在力量动员上有巨大的优势，这在苏联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中体现出来，但它对于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来说却是弊大于利。在斯大林的个人集权体制下，党的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决策是在斯大林的个人别墅中做出的。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比较重视集体领导，但这种集体领导仍然只是极少数人的领导，是卢森堡所说的“几十个甚至是十几个具有无限精力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都成了民主的摆设，重要决策都是出于几个高层领导人。而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只是在掌权初期比较讲究集体领导，一旦他们地位稳定了，在主要权力部门扶植了一批自己的亲信之后，他们就将民主集中制改为个人集中制，集体领导逐渐遭到破坏。赫鲁晓夫是在1957年战胜马林科夫等人之后，勃列日涅夫则是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逐渐走上了个人集权的道路。
更为可悲的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出现了卢森堡所说的“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布哈林等一批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殃及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即便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使用关精神病院等手段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社会上的告密现象仍很常见。这些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苏联兴亡史还印证了卢森堡关于群众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源泉的论述。卢森堡始终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群众运动，并认为这个运动的策略应该由群众运动决定，群众是运动的生命，群众和党的各级组织“需要有行动的自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16)。而集中制的后果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17)。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斯大林时期的确立，虽然斯大林宣布在苏联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根源却受到抑制，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严重压制了群众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这一点在战后科技革命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战后经历了赫鲁晓夫改革及“新经济体制”改革，但高度集中的体制并没有改变。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指令性计划下，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新能源、电子技术、航空航天等新科技革命领域并取得重大突破。不过，这些发明创造在社会中的普及和运用则需要社会的活力作支撑，也就是需要群众的主动和首创精神，以及他们经营活动的自由。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和自由受到压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与之相连的工业革命未能在苏联社会普及开来，进而使苏联经济失去了科技革命这一重要发展动力，以致出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停滞。更进一步说，也正是因为体制造成的群众动力源泉的丧失，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停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停滞，而且是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在内的社会全方位停滞。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之后，备受压抑的社会情绪又突然爆发，犹如洪水决堤般冲毁了苏联式社会主义。应该说，后来苏联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实际上正是社会长期受到压抑的结果。
苏联特权阶层问题更清晰地验证了卢森堡当初的批评。卢森堡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18)领导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的保守本性除了将抑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外，这个领导层的官僚化和腐化倾向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更是恶劣的。列宁曾指出：“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19)于是卢森堡将列宁主张的集中制称为“官僚集中制”。显然，在这里卢森堡和列宁所指代的“官僚”的含义不尽相同，她是从贬义上指责官僚制的。卢森堡在批评这种官僚制的时候俄国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她当然不能先知先觉，但她对在集中制下领导层的保守化、官僚化倾向的预测却不幸为后来的苏共历史所验证。就官僚化倾向而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就是日益严重，以至于成了列宁晚年为之焦虑的主要问题之一。1918年3、4月间，列宁就提出要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这是列宁在革命政权建立初期发出的警告。很快，官僚主义问题就在新生政权中出现了，这使列宁十分焦虑，1919年1月，他就痛心地指出：“现在我们的敌人，如果就内部来说，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占少数的剥削者容易打败，而且已经打败了)，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20)新兴的革命政权机关为什么如此之快地就被官僚主义侵害，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卢森堡所说的“官僚集中制”，由于权力集中在这些领导干部手中，对这些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掌握权力又不受监督的官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僚主义化的倾向，办事拖拉、推诿、不调查研究等等，甚至以权谋私。直到病逝前，列宁一直在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等一系列建议，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和打击官僚主义。但是，列宁与官僚主义的斗争成效并不显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权力已经集中到俄共(布)中央，而斯大林又利用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党中央的组织权力，扶植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这个属于个人的小圈子不顾及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只对他们的领导人负责，这里就是官僚主义的庇护所。列宁逝世后，随着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斯大林的权力更加稳固，他周围的圈子也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斯大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予这个官僚特权集团成员很大的权力和种种好处，其中许多权力完全是出于斯大林个人而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苏维埃的批准，如国家安全和内务部门不经审判即可判刑的权力；给予这个集团的多种好处也是出于斯大林个人，如他发给这个集团成员“第二工资”。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却以党的名义统治着苏维埃国家。这种来自于“官僚集中制”的官僚特权集团的出现大大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在这一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丧失了，他们被降低为官僚委员会的执行工具(21)。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集团进一步扩大为一个社会政治阶层，正是这个阶层阻挠了对高度集中的体制的改革。由此看来，在苏联特权阶层与苏共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这种组织结构是遭到卢森堡批评的，是列宁在革命时期所竭力追求的，在建设时期列宁看到了它的危害于是想办法解决又未能解决；之后被斯大林利用，又直接导致了官僚特权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所以，当初卢森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严重后果的估计是充分的，她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总而言之，卢森堡对列宁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尤其是她的许多批评意见在苏联演变的悲剧中被不幸言中，体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远见。毫无疑问，卢森堡的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辉，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6)(17)(1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42、44、88、41、41、44、90、41、49、83、87、47、88、48、48、48页。
(1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辑》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页。
(20)《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21)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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