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育学者出任大学校长考论（1920-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校长论文,学者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3-0110-11
在当代中国，中国教育学在学界地位不高，这是连教育学内部的学者都承认的现象。教育学科地位不高，教育学者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势必遭受牵连，进而出现作为学术管理者的大学校长极少由教育学者担任的现象。笔者调查了过去20多年中国27所知名师范大学的校长学科出身情况，发现非但非师范性的大学不曾由教育学者出任校长，就是一贯重视教育学科的师范大学，由教育学者出任校长的情况也很少见(见附录1)。当代的情况已如上述，而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科地位又是何种情况呢？还有，教育学者出任大学校长的事例是否也像当代这般少见呢？前一问题依据当代中国的经验，与后一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需要首先调查清楚。
一、学界舆论中的教育学形象
1932年，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杂志《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崩溃之原因》的文章。该文分析当时中国教育“崩溃”的原因，列出了导致中国教育“崩溃”的原因有五条，其中第四条矛头直指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为代表的留美归国教育学者群体。文章一出，自然引起很大的争论。傅斯年在后续的文章中提到“我在教育评论上谈了几件教育的事……引起好些辩论和骂来。”[1]4与之辩论的文章，仅《独立评论》就先后刊登了北大教育系两位教授邱椿与杨亮功所写的两篇反驳性的读者来信。
傅斯年对教育学的批评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论及教育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就此一关系，文中援引了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胡适的话来佐证其观点：
“我没有留学或行走美国之荣幸，所以我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诚然莫测高深。不过，看看这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行所为，真是糊涂加三级。因此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他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小学教员，顶多做过中学校长，已经希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这样说来，是所学非所用了，诚不能不为这些‘专家’叹息！……我现在有几句话敬告这些与前清速成法政学生比肩的先生们：第一，小学，至多中学，是适用所谓教育学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教育，与普通所谓教育者，风马牛不相及……”[2]
傅斯年认为，教育学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有用的，但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却是不必要的。对于后者，傅斯年在后续的文章中进行解释。解释分两点，第一点是教育学中的教学法，对于大学教师教书好坏与否而言，不是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合格的大学教师已经是对所教学科有一种专门的训练和有一种会通的观点，他们讲起课来自然有一种提纲挈领的布置；再者合格的大学生知识上已经有一定的准备，无需教师耳提面命，所以“大学教员，在教书上之作用，皆在其对于自己学科之了解与造诣，而以常识、学识、讲说风度及人格，为其教育学。不学这一科，或学而无根底者，焉能为他想出教育法来？学一科，学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诚然，学问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锦上添花的事，然而这事在大学中无关宏旨，不有正不足为害，而徒恃所谓教育法，忽略学问之自身，乃全无是处。”第二点，教育管理学对于大学管理来说也是没必要的：“至于大学中教学外的事，尤其与教育学没有甚么关系。大学行政在欧洲真是简单到极度，而学问自然发达，今日中国弄的愈复杂愈不相干了。总而言之，在一个大学里，如上了轨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甚么高谈教育学之场所……”[1]5
由傅斯年上述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教育学者的学问对于大学教学与大学管理没有多大用处，言下之意，也就是教育学者是没有资格执掌大学校政的了。而且，从傅斯年所引胡适的话可知，身为学界领袖的胡适也持同一观点。①邱椿的来信自然关注这一点，对于胡适私下答傅斯年的这番话，邱椿在信中指出其中与美国教育界实际情况不符之处；至于中国教育学者任大学校长称职与否，他举出了已经卸任的郭秉文办理东南大学时期该校农科与教育科公认的成绩，以及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其二人掌校业绩也不逊色于其他大学校长等事实。应该说，邱椿的反驳是有力的。
在民国时期，其他学科学者对于教育学科的严厉批评、甚至嘲讽，上述《独立评论》上的文章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邱椿在上文中曾抱怨，从1927到1932年教育学的学科合法地位曾遭到质疑，“近五年来，教育学者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厄运，因此学教育者也大倒其霉。少数有权威的学者，不但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科学’，而且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学科’。大家都以为教育学无研究的价值。”[3]19其实邱椿模糊提到的这些批评，也不是教育学者在中国被其他学科学者批评的开始。以笔者所见到的最早文章，是1925年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植物学家兼学衡派成员的胡先骕所写的《师范大学制平议》②。傅斯年之后，最为著名莫过于40年代钱钟书在《围城》对教育学的讽刺。《围城》虽是文艺作品，但是很可能是作者钱钟书本人对教育学者看法的一种表现③，或者某种程度上代表当时大学内部其他学科学生、教师中对教育学科师生的普遍看法。
教育学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10年代末期开始。当是时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等留美专门研习教育学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加之1919年杜威访华，杜威的通过学校改造社会的主张增强了国人对教育的信心，教育救国论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为教育界人士所广泛接受，而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教育的学科连带着在社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4]23不料到了1920年代中期，情形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失望，美国式教育学开始遭到各界批评。又加之教育学在欧美国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原本就不高，留学欧美学成归来的其他学科的学者，结合本国教育学界不尽如人意的教育主张与举措，攻击尤为厉害。傅斯年说：“这般教育学家高谈测验、教学、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哨得很……以前我也曾托人物色到些国文历史的测验方式，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没有意识，不特没有国文历史等之常识而已。现有一种文理专科之素养，再谈教育，方是实在的，否则教育学虽有原理，而空谈如也，如何附丽？”[4]23傅斯年这番话，带有其时评文章一贯的大胆敢言、观察敏锐的风格，虽然言词尖刻，但其观点在当时学界并不是没有代表性。
综上所述，教育学科在中国大学出现，刚开始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可是不到五六年，外界的批评之声四起，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在这种教育学地位被质疑，教育学者学术水平遭嘲讽的学界氛围中，教育学者任大学校长的情况会如何呢？按常理来说，大学校长至少要拥有让大学里的学者信服的学术声誉吧。教育学者如果学术地位不高，他们当上大学校长的几率应该比其他学科学者要低才对吧。上面已经提到，胡适、傅斯年等学界权威已经明确表态反对教育学者执掌大学校政。可前面也提到，郭秉文、蒋梦麟、李蒸三位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都担任过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那么是否这三人担任大学校长的现象是一种例外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着手对民国时期教育学者出任大学校长的情况做一番调查。
二、奇特的现象：教育学家担任校长的数量排名第一
所谓“出任大学校长的情况”，分两个方面：第一是查出76所样本院校校长的总名单及各校长学科背景，然后按学科分类，算出各学科出身的校长人数与任职次数，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学者在总人数、任职次数上的排位。(关于调查方法的详细说明，见文后附录2)第二是对教育学者任职校长的业绩总体有所评价，看看他们相对其他学科出身的校长，其表现优劣与作为到底如何。调查所得的结果，教育学科出身的校长总名单，见文后附录2。而各学科出身的校长总数表则见表1。
由表1可知，所选取的76所高等院校，从1920至1949年底30年间，总共有266人、330次担任校长。使笔者很意外的是，在所有学科中，担任校长最多的居然是教育学出身的学者，而且总人数高达56人，总次数多达73次，分别是排在第二位的法学的人数16人与次数18次的3倍多与4倍多。即使从总数中减去独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学者校长人数和任职次数，只统计综合性大学与非师范性独立学院，教育学出身的校长人数依然高达35人与46次。
三、对上述现象的解释
那么，为何会出现教育学出身的校长人数比其他学科出身的校长多出如此之多的现象呢？笔者找出四方面的历史原因，分述如下：
第一，民国时期教育学者之所以能大量担任大学校长，与这时期教育学者的整体素质高有莫大关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校，其中的主体是留美预备部。该部每年毕业学生，考试合格都得以赴美求学。能够考进该校的学生，几乎都是同龄人中的精英。他们学成归国后，在社会上必将享有一般人无法比拟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清华早期毕业生的成就，这可以从他们的《同学录》中看出。翻阅着1937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印发的《清华同学录》[5]，有如翻看着一本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学界的名人录一般。笔者依据这一《清华同学录》，统计该校1909至1929年(按：留美预备部于1929年取消，1929年后的清华毕业生要与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一同竞争庚款留美名额)20年间留美且学成归国后在高校任职的清华毕业生人数。调查结果，符合这一要求的清华毕业生共352人，其中前10名的学科及其人数如下：
1.化学(58)；2.教育学(33)；3.农学(22)；4.生物学(22)；5.土木工程(17)；6.经济学(17)；7.文学(15)；8.政治学(14)；9.机械工程(13)；10.哲学(11)。⑤
由以上调查可知，在任教于高校的清华毕业生中，教育学者数量名列第2位。教育学科能够大量吸纳清华学校的精英青年，由此可见教育学在当时青年学子中的吸引力。
而之所以有这种吸引力，笔者以为与当时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危机感和教育救国论深入人心这两点有密切的联系。清末以来的内忧外患，使得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民族危机感，而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后这种危机感更为加重。面对国家可能覆亡这一危险局面，社会上流传着多种救国的方案，而当时胡适等留学生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其中一种。[6]另外，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访华讲学也为教育救国论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不少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深受影响，纷纷认同这一观念，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就是其中一位。张伯苓于1921年某次校会上对学生的演讲中有如下的话：
我们相信教育能解决一切问题，犹如宗教家相信天上有天堂一样；天堂之有无，虽无人能证明，但在宗教家之感情上总算是有的，总得设法向天堂走。教育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现在虽然不能证明，但教育者应当相信以为“能”，向前努力做出。[7]
教育家要像宗教家相信天堂存在一样地相信，教育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这种宣言代表了当时秉持教育救国信仰之爱国人士的普遍观点。在此种社会氛围中求学的学生，不能不受熏陶与感染。南开大学1923年毕业、后来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的郑通和晚年回忆：“余到美时对于选科问题曾详加考虑，认为教育为国家兴强最重要之因素，更以平时敬佩张伯苓先生办学之精神，乃决定选习教育为主科。”[8]⑥
清华学校毕业、后来在美哥大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邱椿在前述给胡适的信中也提到他选择教育学的原因，“譬如中国教育之美国化的运动，实渊源于杜威的来华，那时先生也曾极力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许多学生——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决心学教育都是直接间接受杜威和先生的影响。”[3]20
五四时期就读于北大的杨亮功晚年也回忆他转学教育学的原因：“我在北大文科读到第三年，我的求学兴趣渐渐由中国文学转移到教育学科方面，这可能受了杜威博士来华讲学的影响，引起了一班人提倡教育改革，重视教育事业。那时北大尚无教育学系，我仅选修两门教育课程。蒋梦麟先生讲授西洋教育史。后来我在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校长，即赴美专习教育。”[9]24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后来的东南大学)教育科，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科，该科教师有陶行知、陈鹤琴、孟宪承、郑晓沧、陆志韦等学者，可谓名师云集。1919年已经在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并曾在中华大学和武昌文华大学任教的青年学者陈启天⑦，慕名前来报考该校教育科。当年被该校文史地科录取，陈启天因为史地科不合自己的志愿而未曾入学。第二年他再报考，终于被教育科录取。[10]45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在高校任教的青年学者，却还要再入大学教育科(本科)就读，从头学教育学，在今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其中不免有进入名牌学府就读的愿望在起作用。⑧此外，据与陈启天同学的吴俊升回忆，这还与陈启天信奉教育救国论有关。陈启天是一个教育信徒，深信教育有救国的功能，而且他还相信惟有先学如何教育，然后才可以实施教育。陈启天常说：“未学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10]52而与陈启天一同入读南高师教育科的吴俊升，晚年也曾提及当年选择教育学科的原因：“我因为立志从事教育，所以不仅仅进入高师，还选择了高师的教育科。”[11]⑨
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五四之后在中国大学里成立的教育学科，在社会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吸引了为数不少志向远大且富有才华的青年前来投考。他们加入教育学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将来谋一份职业，而是出于相信教育能够救国，希望通过学习教育学将来当教育家实现他们的教育救国理想。五四之后的中国教育学队伍中能够吸引一个国家大批精英人才加入，这种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恐怕放在国内外教育学科发展历史来看也都是很难得的。当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了，这种情况也不再有了。教育学科能吸引一国大量的精英人才，是这个学科后来能大量涌现大学校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全国大学教育学教师数量大，且其中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高，也是解释上述现象必须考虑的因素。邱椿就曾承认“师范学院毕业生前后不下五六百人”[3]19。五六百人虽只是邱椿的一种猜测，不是一种调查而来的数据，但这一猜测数字所反映的至哥大师范学院研习教育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之多，却应该是大致可信的。而上述清华学校毕业生留学研习教育学的确切数量，更能说明当时留学习教育的为数确实不少。留学专攻教育学的人多，这就使得国内大学设立教育系时招聘教师比较容易。又加之教育系与其他文科相似，设立无需很多设备仪器，所需的开办费用较少。再者，教育系属于职业学院的一种(在美国大学里，教育与新闻、家政、法律、商业等学院都属于professional schools，区别于偏重学术性的文理学院)，相比其他纯学术性的文科专业比如文学、历史，学生毕业工作要相对好找。由于以上的因素，民国时期的大学都乐于开办教育系。虽说各校教育系教师数量多寡不一，但由于教育系在大学里的普遍设立，这样使得全国教育学教师的数量必定很可观。而且留学学教育的人多，这使得大学教育学教师队伍里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极高。而任大学校长，除了在早期具有旧功名或者政治后台过硬等少数人外，留学经历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甚至是必备的条件。大学教育学教师全国数量较多和其中留学归国人员比例较高，这也是教育学者任大学校长人数相对较多的原因之一。
第三，我们还需考虑教育学科本身具有重视实践的特点。前面讲过，大量青年精英加入教育学科，他们是出于相信教育能够救国。这种所谓教育能够救国，应该有两层含义，一种含义是相信教育研究很重要，只有做好教育学术，调查清楚中国教育的现状，并参考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与理论才能办好教育。另一层含义是上述含义的自然延伸，即搞好教育学术，归根结底都是要服务教育实践，最终救国的不是学术，而是运用学术成果于实践的教育活动。因此，那个时代加入教育学队伍的人，多少都有办一所符合自己理想的学校的宏愿。而当时的各方面历史条件，也恰恰有利于教育学者去主持学校，实验他们的教育主张。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富有教育理想的教育学者都有这种机会，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实践理想的可能，这些教育学者大概不会轻易放弃。邓萃英在入大学任教前曾任福州师范学校校长[12]；中等教育专家廖世承担任大学教授期间就先后主持过东南大学附中与光华大学附中两所学校；杨亮功从北大刚毕业就勇敢地接任学生风潮不断的安徽省立一中校长一职[9]25-33；继杨亮功之后接任安徽省立一中校长职务也是同为教育学者的刘乃敬[13]；刘季洪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担任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数年[14]。教育学者办理大学以下学校的例子，在民国时期可谓不胜枚举，以上只是挑选后来担任大学校长的一部分来列举。正是因为教育学者有较多管理学校的机会，在管理中等学校的过程中他们历练了管理的能力，这为他们将来从事大学行政管理工作做好铺垫。再者，办理学校，如果办理得好，学校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作为校长也能够因此获得良好的声誉，并引起政府高官的注意与青睐，这就为被委以更重要的教育行政职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教育学者较为热衷政治也是他们较多担任大学校长的原因之一。1931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其一篇文章中点评当时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其中提及教育学的部分写道，“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15]⑩陈寅恪的这一段评论，虽然其中“政治”二字所指尚嫌模糊，但其指出教育学者“学而优则仕”却为我们解释上述现象提示了一种考察的角度。以下所给出的材料，试图为陈寅恪此一观察与判断提供注释。
我们从附录2可以看到，1927至1929三年间河南大学先后由三位教育学者凌冰、查良钊、邓萃英主持校政。而有论者就曾指出过，这三位教育学者都是当时掌控着河南军政大权的西北军阀冯玉祥的幕僚。[16]
笔者查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教育部职官年表，找出其中担任次长、简任秘书、参事、督学、司长等重要职位的教育部官员名单，发现其中教育学者占了很大的比例，担任重要职位的教育学者名单如下：田培林、刘季洪、陈石珍、唐惜分、查良钊、陈礼江、陈东原、章益、李蒸、黄如金、朱经农、马宗荣、彭百川、相菊潭、钟道赞、陈剑修、吴俊升、顾树森、常道直、沈亦珍、曹刍、吴兆棠、吴研因、杨廉。[17]以上名单中，从田培林到黄如今9人都担任过公立大学校长(见附录2)，而且大都是在教育部卸任后才赴校长职的。(11)这说明，这些学者系通过先接近教育部政治要人而后得以担任公立大学校长。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是一所培养国民党文职干部的特殊学校。该校长期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校长之下最重要的职位“教育长”，长期由被指为国民党内CC系领袖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可以说该校是一所与陈氏兄弟关系密切的学校。由于陈立夫1938年担任教育部长，这也使得进入该校与陈氏兄弟有联系的学者后来增大了通过进入教育部、并进而担任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重要教育行政职务的可能。1942年出版的《中央政治学校概况》一书中附录了“现任重要职教员名录”和“前任重要职教员名录”两个名单，笔者在这两个名单中发现有如下的教育学者：李蒸、陈礼江、童润之、刘乃敬、陈东原、徐养秋、王凤喈、孟宪承。[18]在上述8人中，就有从李蒸到陈东原的5人后来都任大学校长，这一比例不可谓不高。该校教育学教师出任大学校长的比例如此之高，虽不能说这些学者都一定是加入CC系的阵营，但由于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而接近“二陈”，被陈立夫兄弟所了解和赏识，进而拥有比其他学者更大的担任校长的机会却是难以否认的。
由此可见，教育学者中许多人之所以能够担任公立校长，很大的原因是与加入教育部，或者与国民党某种派系接近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学科的学者担任大学校长没有其身后的政治力量作奥援，这里只是说教育学者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一般其他学科的学者要来得紧密一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陈寅恪在评点各学科的时候，为何单单指出教育学者有此一突出问题了。
综合上述四点分析，民国时期的教育学者之所以能大量出任大学校长这一重要的职位，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致。连年的内忧外患，使得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挽救民族于危亡是他们普遍的志向。而救国的方案中，教育救国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访华的多重影响下，成为大量知识精英的共识。在教育救国论高扬的社会舆论中，教育学受到热捧，大量才华横溢而又志向远大的青年学子加入到教育学队伍中来。留美求学热潮中，为数不少的相信教育救国的青年得以出国深造，专攻教育学。这种留学的身份为他们将来在大学中占据重要职位提供必要的前提。吸引青年精英加入和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是其他学科也具备的条件，而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由于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和教育学科本身具有的接近实践的特点，使得教育学科的学者在任职之初，就有更多办理各类大学以下学校的愿望和机会，通过这种机会他们得以历练其管理的能力，并通过办好学校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进而得到政府高官的赏识。加之，教育学者与政府要员的关系，本来就比其他一般学科学者更为紧密。在这四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虽然教育学在学界地位不高，甚至发生权威学者明确提出教育学者不适宜当大学校长的事件，也无法阻止教育学者屡屡出任大学校长，不仅如此，而且其数量还远远多出其他学科的校长数量。
四、治校业绩比较
至于高校校长任职的业绩，若要求确切的评估，自然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题目。但如果我们只是希望拿教育学出身的校长群体与其他校长作笼统的比较，则并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从总体上来说更动是很频繁的。之所以这么频繁，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外在的原因很可能是遭到学生和教师的联名反对被迫辞职，内在的原因很可能因自感无力解决学校的困难而自动引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可归结为因无法有效化解学校内部的矛盾和为学校解除面临的困境而下台。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之后，大学里学生运动一直都很活跃。为学生所认同的校长，学生们会表现出莫大的崇敬，可是对那些作为不能令他们满意的校长，他们又会采取在今天看来相当激烈的行动。他们或拒绝接受新校长上任、或联名上书教育行政当局要求更换校长，甚至于驱赶与他们矛盾激化的校长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而从校长角度看，民国时期的校长都是很难当。经费不足是大多数学校面临的共同困难，还要设法让活跃的学生群体安心学习，校内教师群体中的派系矛盾也需要校长小心化解。当校长没有固定任期，困难很多，压力很大，真是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有丝毫松懈。要么进，这样的校长会被学生所崇敬和怀念；要么退，这样的校长只能黯然自动引退或者被不光彩地撤职。前者的特点是校长任职时间较长，后者的特点是任职时间较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推论，面临重重困难的校长，如果能在校长位上久任其职，大致能判定其是一位能很好地解决各方面困难，为学生、教师所接受的校长，一般而言也是一个较有作为的校长。因此，在民国那种特殊环境下，我们可以运用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长短来拟测某一学科校长群体任职业绩的相对大小。
笔者统计329次校长任职时间，算得其任职时间长度的平均数为4年。在校长没有固定任期、很多校长任期不满一年就动则因各种事件去职的时代背景下，任职能够达到4年的，只占总任期数的35％(见表1)，因此任职达到4年可算作其中较有作为的指标。再以4年为指标，统计出每学科任职时间达到4年的校长数，所得结果见表1中的“担任四年以上的次数”与“比例”两项。由这两项可知，在教育学者校长中，有20次任职时间达到4年或4年以上，占该学科73次校长任职总次数的27％。由表1所列“比例”一栏的数据计算可知，教育学27％的比例在校长人数前15名的学科中，排名并列第7位，处于中游位置。由此可见，教育学者担任校长而较有作为的比例，在所有学科出身的校长中，属于中间水平。据此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教育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其总体业绩与其他学科出身的校长相比，并不算好，但也并不算差。上文中提到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怀疑教育学者具有担任大学校长之学识与能力，现在我们可以依据教育学者校长在历史上的记录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必要的。
附录1
调查1985-2008年27所知名师范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所得结果如下：
根据校长人数由多到少排名，前10名的学科是：
1.数学(17)；2.物理(16)；3.中文(14)；4.历史(11)；5.思政(8)；6.化学(6)；7.生物(6)；8.地理(5)；9.教育学(5)；10.经济学(5)。
注：上述括号内数字为该学科学者担任校长的人数；27所师范大学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原广州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
调查的方法和步骤说明如下：
1.该调查的学校名单主要出自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以下简称《二次年鉴》)“第五编”的“第二章：公私立大学概况”与“第三章：公私立独立院校概括”两章中所介绍的高等院校。
2.“大学校长”中的所谓“大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泛指各类高等院校，包括当时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即现在的综合性大学)，又包括各种独立学院。所选取院校，大学部分，除去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等纯理工科、不设置文科的少数院校外，其余全部收入；公私立独立院校部分，则选取那些设置了文科的院校；属于高校类别的专科性师范专科学校不在调查之列。本调查是以《二次年鉴》为主，但也补充了该年鉴未收录的少数院校，包括两类，一类是已经停办多年的院校，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一类是当时存在，而《二次年鉴》没有收录的，比如广州的私立广东国民大学等。依据以上方法，本研究所选取的高等院校总数达76所，几乎包括了当时全国设置有文科类专业的所有本科院校。
3.关于所选取的校长，有以下几点要说明。第一，因为是要统计教育学科，并且使之与其他学科校长作比较，故而校长统计的时间是从留学研习教育的学者陆续归国的时期开始，所以选取了1920年作为统计时间的开始。第二，校长是指华人校长，不包括外国人校长。第三，校长一般是指正式任命的校长，短暂过渡的代理校长不予收录。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代理校长也会收录，比如代理校长代理校政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代理校长后来转为该校正式校长等等(这种情况算任职的开始时间是从代理开始时算)。第四，由于《二次年鉴》所收录资料的截止时间是1947年底，1948、1949两年各校的校长还有变动，这一部分内容则主要依据各校校网上的介绍还有其他校史资料进行补充。
4.关于校长的任职时间，笔者发现各校官方网站的介绍与《二次年鉴》有时会有较大不同。笔者在通过多种考证之后发现，《二次年鉴》往往更为可靠，所以本论文的数据主要出自《二次年鉴》。
5.关于各校长所获得的学位及其时间，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通过所谓的“E考据”，即主要通过网络资源来进行，其中“读秀”网的“全文检索”(http://edu.duxiu.com/)是最主要的也较为可靠的学术资源，在这之外再辅以其他网络搜索引擎。笔者再从那些可信度参差不齐的参考文献中，依据经验选取那些可信度最高的介绍。
6.所谓校长的专长学科，主要依据他们的最后学位，某些特殊的情况则依据其后来的学术著述类型，比如国学这一类没有学位的中国传统学问等。
7.不少大学的校名，在历史上多有变更，本文统一以《二次年鉴》上所列校名为准。
注释：
①这些言论虽是傅斯年转引，但由于《独立评论》的编辑正是胡适，所以意味着胡适不仅说过这话，而且同意把这些观点公之于众。
②胡先骕：《师范大学制平议》，《甲寅》1925年14号；该文收入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300—303页。教育学家孟宪承曾就胡先骕的文章撰文反驳，见孟宪承：《教育学科在大学课程上的地位》，《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1925年12月)；该文收入俞立中主编《大学之道——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2页。
③见《围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页。钱钟书在写作《围城》之前，曾在位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大学任教过，想必钱氏在这期间增加了对教育系情况的了解。有学者认为国立师范大学就是《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详见李洪岩著《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第七章“湘西穷山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④说明：1.“任职人数”与“任职次数”的区别：因为有的学者先后在几所大学担任过校长、或是在同所大学不同的时期担任过校长，这样就会出现一人担任过多次校长现象，所以设置了任职人数与任职次数两个考察指标。2.“任职达四年以上”，指的是担任校长达到四年以上时间的次数，其中四年以上包括四年。3.“比例”是指“四年以上人数”与“任职人数”之比。4.“校长人数较少学科”包括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等十几个学科。
⑤括号内的数字代表人数；“化学”一项包括化学与化学工程。以上统计只包括归国后在高校里任职的清华毕业生，而不统计数量更为庞大的高校外就业的人群。教育学由于学科特性，留学归国后几乎都在大学里任职；而其他专业，特别是一些实用的、工程类专业的留学生会选择报酬更高、待遇更好的政府、银行或公司内工作。后者的总数大于高校内的人数。所以这个前10名排行并不反映清华留学生在美求学时候的专业人数分布情况。
⑥郑通和归国后先后担任大夏大学教育系教授、上海中学校长，抗战期间担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⑦陈启天(1893-1984)，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曾任国民党国民政府委员、经济部长。著述颇多，涉及教育、政治、经济、历史诸领域，教育方面的著作有《近代中国教育史》。
⑧武昌中华大学是一所国内不知名的私立高校，与之相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则逐渐具有可与北大相媲美的社会声誉。
⑨吴俊升后来留学法国专攻教育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是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尤以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知名。
⑩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与清华之职责》，原载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周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第361页。
(11)查良钊与刘季洪担任校长不只一次，此处是指他们最后一次担任校长而言。
(12)高阳，字践四。他虽然是经济学硕士，但后来从事民众教育，是著名的民众教育家，关于民众教育的著述很多，故将他列入教育学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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