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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工厂
缺的是真正推动产权运作的企业
在原有体制下，人们把工厂等同于企业，认为那些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资源的性状、生产出物质产品的工厂就是企业。中国缺工厂吗？迄今，中国的钢铁、水泥、家电、摩托车以及大量基础化工原料的产量都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中国不缺工厂。
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不仅应当生产物质产品，而且应当赢利。应当说，这个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但与此同时，相当多的人仍传统地认为，企业应当是依靠买进原料、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利用自己的生产能力生产出产品、卖掉产品从而获取利润的微观组织。换言之，企业的利润应当来自“实业”。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作“实业”才是“善”，不作“实业”就是“恶”。中国缺不缺作“实业”的企业呢？我们已经有了千余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冠以“锅炉”、“摩托”、“药业”、“汽车”等名称的“实业”公司。但充斥我们耳目的是太多的亏损、预亏、特别处理等方面信息。前期人们质疑“中国股票市场的市赢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否太低”。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需要通过产权市场化的方式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再组合的企业。
当前有两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成熟的根本标志。从确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迄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停留在产品市场化的层面，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减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等改革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在世纪之交，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深化，我们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产权的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惟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
二是，谁应当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整合与优化再配置的主体。尽管我们已经走出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当前社会的普遍认识中，人们仍将这个责任主要赋之于政府；仍认为企业的责任不过是在特定领域中“将本求利”。其实，不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早已证明，政府整合资源的效率及其优化程度是很差的。市场经济下，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的主体应当是企业。可以说，政府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上退出而企业进入是中国改革的基本趋势。
目前已有不少成功的企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模式已表明以资本升值为基础的产权运作。依托市场、坚持市场化操作，在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基础上实行资产重新优化组合，通过改善资产质量、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领域，从而提高资产的市场价值。
中国不缺投资者
缺的是能够大规模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的创新者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外资”开始的，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为发展直接投资而开办的，迄今我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最担心的仍然是“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不快”。
当前的中国还缺投资吗？还缺。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投下的资金总量已然不少。问题的关键是，大量投资形成的资产正处于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使用状态。如果不是这样，困扰我们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滞留在“华融”、“信达”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1.4万亿“债转股”资产是从哪里来的呢？更进一步说，中国股市在过去10年中融走那么多的资金，为什么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仍那么低呢？
人们仍在冥思苦想如何将近7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为直接投资，如何发育战略投资者，如何刺激投资增长。其实，中国不缺投资者，缺的是能够大规模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的创新者。
近两年来，“新经济”的提法以极高的频率出现于各种媒体和诸多专家口中。人们一般把“新经济”同高科技联系起来，以为“新经济”的内涵就是“知识经济”。其实这是以偏概全。科学技术再发展，“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这两条定律也还没有被推翻。人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出物质财富。“新经济”的真正内涵是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靠什么？一靠技术手段改进，二靠资源优化重组。如果注意到刚刚过去的几年中世界性的大公司兼并高潮，注意到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和国际贸易构成的变化，就会清楚地知道，新经济的出现实际上源于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扩展到全世界范围。新财富的真正来源是经济系统重组所带来的效率增长。
比如，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了新疆德隆近年来大量资产并购方面的所作所为。但人们可能并未充分注意到的是，德隆非只是对资产进行了简单的买卖。买和卖只是资产运营的开始和结束。在买和卖之间，德隆作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不断把滞留在传统产业的资源组合到高科技产业上来；二是通过改善要素组合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三是通过市场化方式用高效率的要素支配者取代低效率的要素支配者。
很容易想象，如果中国上千家上市公司或者他们的大股东都致力于这三件事，我们还有必要担心“市赢率是否太高”的问题吗？如果中国现有的经营性资产都能够处于高效率的利用状态，我们还用得着忧虑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吗？
中国不缺改革措施
缺的是推动改革的市场化力量
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党的15届4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推进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造。
应当说，改革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工艺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没有一个企业是可以长盛不衰的。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滞留于产业前景已经黯淡、资源趋近于枯竭、产品老化、规模不经济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成长性更好的领域或真正需要国有资本支持的领域中去。由于体制性、历史性因素，我国的国有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套”在了已经难有赢利前景的领域中，“套”在了特定实物资产状态上。在这样的状况下，财富不仅不增殖，反而要在高成本、低效益的亏本买卖中不断折损。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显然的道理是，除去与政府职能相关的政策性领域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一个出资人有义务、有必要专门把自己的资本束缚于注定亏损的领域。不管这个出资人是国家、政府还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国有经济所能支配的资源也是一个有限的量。唯有在不断流动、不断优化再配置的过程中，这个有限的资源量才能真正不断在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过程中起到“呼风唤雨”或“平抑波澜”的主导作用。
问题是，在国有经济内部能不能产生出推动企业改革，推动资源流动、产权重组的足够力量？肯定不能。坦率说，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阻力何在？在于国有经济系统内部在过去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既得利益集团。
可以用最近出台的“减持国有股暂行办法”来说明。解读国务院的这个文件可知，政府清楚地知道，减持国有股最大难点，或说首要的阻力其实并不在于市场的资金可供量，不在于因短期内供求关系改变对股民利益的影响，也不在于减持与储蓄之间在争夺民间货币资本上的对峙；而在于国有股权的实际持有者不愿意让出已经占有的既得利益，在于减持导致的国家与那些实际占有着这些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之所以采取“存量发行”的办法，就是把减持与上市或增发联系起来，用更大获益机会换取国有股权的实际占有者让出所占有的部分资源。
仅靠体制内的力量显然不能满足改革深化的要求。靠“自己革自己命”不行。加入"WTO"的历史进程等不了，结构调整的发展任务等不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会等不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更强大的外部市场力量，包括外资的、民营的市场力量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进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革、促进产权流动与市场化。
中国不缺大股东
缺的是市场的善意参与者
有人说，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太分散。这话其实不确切。近期在们熟悉的“坐庄”行为、“基金黑幕”之后，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问题又成为了热点话题。很多人呼吁要“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为什么保护？从中国的特殊性看，首先还不在于资金规模不对等、信息不对称，而在于这些大机构、大股东普通采取了对市场的恶意参与态度。
大机构、大股东的恶意参与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采取种种手段操纵股价，例如披露虚假信息、对倒交易等。从“琼民源”、“亿安科技”等案例中中小股民已经领教太多。另一种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之外大股东从上市公司“抽血”，通过向上市公司大量借贷、让上市公司担保从银行借款、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利益转移等手段把上市公司“掏空”。通俗说就是把合伙人的钱“卷跑”。从“猴王”到“济南轻骑”，这种案例也已经披露得数不胜数。
股东不论大小，所持股份不论能否流通，人们共同投资一个公司的内在含义是合伙作生意。大股东在拿到合伙人的投资后并不试图去运用这些资金从市场中争取利润，而是把合伙人的资金用种种手段襄括于自己的口袋，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市场暴力，是非法掠夺。哪怕这些股东是打着“公有”旗号的国有股东。这不是在“扩大国有经济的支配力”，而是在瓦解市场经济的支配力。中国不缺大股东、大机构，缺的是市场的善意参与者。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组合。真正能够在市场中获得长久发展机会的企业只能是在激烈竞争中能够与各方面利益主体保持协调关系、最大限度消除市场敌意的企业。可以断言，不论目前中国的股市多么不完善，客观规律总要发挥作用。真正能够在这个市场中长期生存下去的只能是具有与市场亲和形象的企业，只能是市场的善意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