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丰富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5）01-0010-08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前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主要涉及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及目前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则是具体政策和实践层面方面的问题。理论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即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巨大成绩必须肯定。但肯定什么？并不甚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理论认识落后于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的具体实践。这说明，不仅利用外资的实践需要丰富和发展，利用外资的理论更需要探索和创新，尤其需要进一步中国化。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理论认识？首先，要总结中国自己实践创造的经验；其次，要认真吸取改革开放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中的不可缺少的营养。作为抛砖引玉，下面就丰富和发展利用外资理论和实践问题，谈一些初步的观点和看法。
一、利用外资是一种中国式的新的发展观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利用外资主要基于两种认识，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一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我们要迎头赶上。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第一部外商投资企业法，（注：指1979年7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说明了当时利用外资的急迫性。这种急迫性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亟需转变陈旧的发展模式，亟需探索新的发展观。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1979年在讨论经济工作时提出了利用外资是一个大政策的判断。（注：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原文是：“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同时，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反复不断地强调和说明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注：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65、79、91、98、99、106、110、117、130、138、149、165、171、193、286、308、313、365、373页。）重温邓小平的各种讲话，仔细体会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说到底，他迹近准确地提出了中国未来的新的发展观。
以利用外资为明显特征和重要实践依据的新的发展观，其内涵大体是：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改变军事对峙和备战状态下经济建设的思路；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束封闭与自我循环的经济发展进程；以竞争、合作、妥协以至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的不同策略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并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改变只讲斗争，不讲策略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习惯；最终达到快速增长、快速扩大经济规模的发展目标。这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它，今天我国还不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这种新的发展观来透析利用外资的经济行为并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就可以获得不少关于利用外资的新的理论认识。
首先，利用外资是发展中东道国或经济体接受先进生产力辐射和带动的必然要求。经济史的客观规律说明，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并不是资源禀赋的天然差距所形成，而是生产力形成的条件与高低的差距所形成。固然，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自身积累和国际贸易的方式来接受先进生产力的辐射和带动，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所走过的道路，但它的速度太慢，不能满足国民对福利增长的要求，更不能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接受先进生产力辐射和带动更直接，速度快得多，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体成长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沿海一些省、市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例证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观察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而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又快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并据此作为世界经济景气趋势的先行观察指标。（注：199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曾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该年度报告的副标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95年度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1986-1990年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9.8％，而全世界的GDP和商品、非要素劳务出口分别只增长了10.6％和14.3％；1991-1993年间，这三者的增长比例分别是7.2％、3.3％、3.5％。）西方学者对外国投资的这种认识与我们作为发展中受资方所能体会到利用外资是接受先进生产力辐射和带动的认识是一致的，是外国资本流入既利他又利我的共同认识。
其次，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先进生产力带动过程中适应先进文化影响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先进生产力只能在先进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才能迅速发展。因此，接受先进生产力的带动就必然要适应先进文化的影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过程中肯定要有所选择，不可能全盘吸收，但这种影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依然是十分深刻的。例如，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必然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经过20多年，这种影响力也已大大改变了许多内资企业的面貌。许多并没有受到工业化文明洗礼的地区和投资者，凭借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学习和模仿，成功地建立了新的内资企业。又如，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必然要求引进和建设适应市场机制的制度文化。这包括适应新的产权制度、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管理制度的各种法律法规，还包括为这种新制度做宣传的各种媒体和传播，以及认同新制度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而承载所有这些新制度文化的话语，也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制度文化的变迁，是建立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变化最缓慢的社会组成部分。外商投资的大量进入，大大加快了这种变化过程，因为它为传统社会注入了变革制度文化的内生活跃因素。
再次，利用外资必然导致更新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新的民族国家观念以新的视觉来审视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这种视觉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本国利益以敌损我得、他失我赢及只能单方受益的传统看法。因为资本跨国流动造就了国际化生产和产业内贸易，扩大了世界市场，它不仅模糊了产品的国别界限、技术的国别界限，而且造就了大量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生产力组织——跨国公司，进而模糊了资本的国别界限。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价值链生产中可以做利益不平衡的安排，但不可能消灭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所得到的国民利益，而且双方各自的利益都只能在利他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况且，经济全球化已经造就了损人并不利己的世界利益格局。目前，我国仍然要坚持自己的民族国家观念，但也要更新这种观念。坚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一天不放弃阻扰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长道路，我们就一天不放弃这种政治捍卫的意识。而更新民族国家意识，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不确立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就看不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谈不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之，我们肯定利用外资的巨大成绩，不就是要肯定这样一种新的发展观及其引导下的实践吗？从事不同具体问题研究并得出不同具体结论的人们，不难在认识这种新的发展观的问题上达成共同的认识。
二、利用外资的发展观仍需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利用外资问题的研究中，对一些得出负面或消极结论的研究成果，既不能忽视，更不能轻易地以“反对利用外资”为名加以否定。指导如此波澜壮阔的中国利用外资的伟大实践，没有理论认识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就难以达到辉煌的成功顶点。当前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固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引进外资的成本高，但收益低。我国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确实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且各级地方政府还层层加码。我们最大限度开放了市场，并在要素价格和税收方面让渡了不低的实际利益。由于很难直接用货币额来度量引进外资的收益增量和利益损失，一些间接的经济学的计算结果也很难判断它就是准确的结论，但作为参考仍是有价值的。例如某项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GDP贡献率只达到4％～5％，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注：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观点综述》，《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引进外资加剧了国内资本闲置，表现为内资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储蓄未转化为投资，并估算了国内资本的收益损失额。（注：潘英丽以每年新增外汇储备来大致估算资本闲置的规模。参见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观点综述》，《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在就业和技术进步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外资既有增加就业的正效应，也有排除就业的负效应；（注：余永定的观点，参见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观点综述》，《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外资企业可以带来物化的技术产品，但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本土的技术能力得到成长。因此，没有技术外溢效果，市场没有换来技术。（注：路风的观点，参见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观点综述》，《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
第二，外资经济的循环关系强化了我国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外资经济在使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大规模提升了资源与要素的内外互换与循环。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养活13亿人口，另一方面还要向世界输出大量商品，并与跨国公司分享国内市场，外向型经济大量消耗国内的自然和环境资源。我国人均土地、水、矿产品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些资源不能再生，资源矛盾形势严峻。外资经济在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若中国大量进口能源，将对世界能源市场价格产生很大影响。能源价格太高，将导致经济衰退。
第三，外资经济增加了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风险。从经济角度看，如果增长和就业愈来愈依靠出口，将导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提高国民利益就要受限制；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额，目前还不大，一旦发生经济波动，外资企业大量汇出利润，就可能发生国际收支风险，有的学者把它称为长期债务。（注：余永定的观点，参见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观点综述》，《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看，如果重要战略技术愈来愈依赖外部获得，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随着外资经济比重愈来愈大，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就愈来愈深，国家安全也愈来愈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
尽管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上述看法，但觉得每种意见都有其合理成分。那么，如何分析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要从观察变化了的客观世界入手。
首先，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方式来看，“绿地投资”（新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第5次并购浪潮，2000年达到高潮，跨国并购额占全球FDI流入量比重高达90％（见表1）。此后4年，跨国并购仍余波不息。2001年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下降，但跨国并购比重依然很高。2004年全球直接投资量止跌回升，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跨国并购交易额也开始回升，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投资司官员称，2004年上半年的跨国并购交易额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3％。（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止跌回升》，《国际商报》2004年9月23日。）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仍然以新建投资为主，但跨国并购比重也趋向提高，80年代末以跨国并购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只占1/10，到90年代末比重增加到1/3。对比新建投资，并购投资在减少东道国的过剩生产能力和闲置资本，降低资源和环境消耗压力方面，有明显的有利因素。我国近几年也开始研究吸引跨国并购投资，但成效不显，跨国并购的外资流入量只占外资流入总量的5％。（注：薛敬孝、韩燕：《FDI并购与新建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表1 并购投资占全球FDI的比重单位：10亿美元；％
┌────────┬────┬────┬────┬────┬────┬────┬────┬────┬────┐
│ 年份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
│全球FDI流入总量 │ 315
│ 359
│ 464
│ 640
│ 865
│ 1271 │ 760
│ 651
│ 560
│
│ 跨国并购总额 │ 229
│ 275
│ 342
│ 471
│ 720
│ 1142 │ 608
│ 370
│ 297
│
│ 跨国并购的比重 │ 72.7 │ 76.4 │ 73.7 │ 63.8 │ 83.2 │ 90.0 │ 80.0 │ 56.8 │ 53.0 │
└────────┴────┴────┴────┴────┴────┴────┴────┴────┴────┘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1，2002，2003，2004）。
其次，从国内吸引外资的条件看，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是，吸引外资的渠道多了。1996年以后，允许国内企业通过境外借款、境外私募基金发债、境外上市等多形式筹集外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渠道。加入WTO以后，外资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外商间接投资的方式增加了，如允许外资企业境内上市，允许外资参股证券投资和参股基金投资，允许外资通过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进入中国的债券和证券市场，允许外资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外资不仅可以投资企业流通股，还可以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渠道多了，意味着利用外资的自主选择权增大了，有选择就有了成本的比较，引资成本观念的增强是一件好事。
引资成本观念的增强，还受到国内资金供给紧张状态已较大缓解的影响。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率高达50％；2003年新增贷款余额高达2.8万亿元；2004年贷款增量也将居高不下，说明国内资金需求和供给能力都已今非昔比。统计数字表明，FDI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趋向下降。
表2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外资总量和国内投资总量中的比重都呈明显下降趋势。由于对FDI和外资流入方式选择性的增强，必然导致成本观念的增强，出现抱怨外商投资的成本高、收益低的议论，应在情理之中。国内情况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民营经济和其他多元投资主体开始壮大，并成为日益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要比原有的国有企业重视投资效率，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在国内融资的可能性和便利程度方面，要低于国有企业，而且也低于那些需要在国内资金市场融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新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呼声。
1990—2004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及比重
表2 单位：亿美元、亿元
┌───┬──────┬─────┬─────┬─────┬───────┐
│ ││ 外资流 │ │FDI/外资 │ FDI/固定资产 │
│ 年份 │FDI │ │ 国内投资 │ │ │
│ ││ 入总额 │ │总额（％）│ 投资（％） │
├───┼──────┼─────┼─────┼─────┼───────┤
│ 1990 │34.87
│ 203.77 │ 4517.0 │ 17.11
│3.69 │
│ 1991 │43.66
│ 203.33 │ 5594.5 │ 21.48
│4.15 │
│ 1992 │110.07 │ 302.23 │ 8080.1 │ 35.42
│7.5
│
│ 1993 │275.15 │ 508.28 │ 13072.3 │ 54.13
│12.13 │
│ 1994 │337.67 │ 617.93 │ 17042.1 │ 54.65
│17.20 │
│ 1995 │375.21 │ 677.12 │ 20019.3 │ 55.41
│15.65 │
│ 1996 │417.26 │ 709.77 │ 22974.0 │ 58.79
│15.11 │
│ 1997 │452.6
│ 926.4
│ 24941.1 │ 48.9│15.04 │
│ 1998 │454.6
│ 893.3
│ 28406.2 │ 50.9│13.25 │
│ 1999 │403.2
│ 917.5
│ 29854.7 │ 43.9│11.18 │
│ 2000 │407.1
│ 919.9
│ 32917.7 │ 44.3│10.24 │
│ 2001 │468.8
│ 995.3
│ 37213.5 │ 47.1│10.43 │
│ 2002 │527.4
│ 1283.2 │ 43201.6 │ 41.1│10.10 │
│ 2003 │535 │ 2000│ 55118.0 │ 26.8│8.03 │
│ 2004 │650 │ 2900│ 68330.0 │ 22.4│7.9
│
└───┴──────┴─────┴─────┴─────┴───────┘
注：FDI占投资比重按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换算。2004年数字为预计数。其他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外汇管理年报2003》。
上述情况说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原有利用外资的方式，特别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其有利的方面逐渐产生了替代性，其不利的方面开始显示其继续容忍的不合理性。近几年学者们对我国利用外资的讨论和审视，就是这种客观变化在理性思考层面的反应，只不过这种思考还缺乏理论深度和认识论的高度。如果我们把分析问题的视野深入到利用外资的本质和内涵上，也许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论认识。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利用外资这个大政策，本质上是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其内涵是由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与25年前相比，虽然总趋势没有改变，但许多客观具体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未曾预料的新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丰富和完善这种发展观的内涵，从而实现中国式利用外资理论的创新，并进而指导新的实践。
三、创新利用外资理论的主要依据与指导思想
中国式利用外资理论的创新方法，仍然离不开从实际出发，即从中国面对的世界的实际和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在于从复杂多变的各种表象中抓住最本质的变化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在作出科学解释和分析后的判断就成为新的理论。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后所面临的世界，的确风云变幻，但所有的政治、经济大事都与地球重要稀缺资源的占有、生产与消费变化有关，或者说都围绕着稀缺资源的利益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恐怖主义袭击与反恐斗争都与中东、中亚石油资源的支配和占有有关；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美国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以耗费地球稀缺资源和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90年代中期开始掀起的世界第5次跨国并购浪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恰恰反映的是世界生产能力收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实质上也是资源和环境消费约束的深层反应；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表面上是国际收支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问题，即产业低端产品与资源高消耗的矛盾；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但中国产品仍然面临反倾销和各种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的严峻挑战，实质上也反映了世界市场不能容忍一国低端产业产品的无限扩张。
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文明，其技术路线都是建立在资源与环境的消耗上的。因而，在资源与环境消耗上发生的矛盾，将成为地球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长时期的矛盾和制约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但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工业化道路，资源与环境消耗的代价是有区别的，除了超级大国可依靠军事实力直接控制和支配重要稀缺资源以外，世界发达国家都将追逐低成本地消耗资源与环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这将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主流。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地球资源的分配与消费、环境的消耗方面处于不利的境地，其原因在于产业分工的低端地位。因此，竞争低端产业产品的世界市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矛盾，这种竞争既以自损利益为代价，又受制于发达国家，因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市场。面对这种世界竞争格局，对中国提出的长期挑战是，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弱化或跳出发展中国家之间内线竞争的圈子，开辟外线竞争的战场，加入国际经济竞争的主流，这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中国国内面临的最大实际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确立的新的发展观，目标已基本实现，即经济迅速增长并快速扩大经济规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目前面临两大主要矛盾，即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经济结构失衡。
所谓经济结构失衡，也是按经典教义与国际社会相比较而言，但重要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却不容置疑。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2003年初，中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158种，原油、煤等能源矿产和铁等黑色金属矿产保有的查明资源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相比之下，从1990—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中国正以飞快的速度消耗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以人均计，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3/5。石油消费问题也很明显，近几年中国石油进口已超亿吨，如果石油人均消费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消费量将达到28亿吨原油，而国内产量还达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亿吨，其中可供出口只有15亿吨，加上运输制约，其严峻性不言而喻。现在，环境恶化尚未引起国人高度重视，原因是信息披露还很不充分。
经济结构失衡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国际比较作参考。产业结构分析表明，按现价计算，2003年中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4.6％、52.3％、33.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5.3％。而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为4％、32％、64％，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1％左右。其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分别为2％、30％、64％和10％、36％、54％。两相比较，中国的一、二产业比重太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需求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2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很快，而最终消费率趋向下降，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偏差很大，而前两者又导致就业结构的偏差。尽管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已从1978年的70％下降到2003年49.1％，在二、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已分别由17.3％和12.2％上升为21.6％和29.3％，但即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第三产业比重仍嫌过低，连马来西亚也达到49.5％，而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高达68.2％。上述结构又与城市化水平低、城乡结构失衡有关。2003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为40.5％，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47％，发达国家达到73.6％。（注：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
显然，目前中国面临的客观实际和主要矛盾与25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利用外资的战略，那么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就与25年前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为此，我们首先要回答，在新形势下坚持利用外资的政策，能否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新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次就要回答，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内涵是什么，要使利用外资继续成为新形势下坚定不移的经济发展战略，就要补充些什么，完善些什么。这就是创新利用外资理论的主要任务。
坚持利用外资政策肯定有助于缓解我国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竞争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对国际社会这方面经验的观察、总结和介绍还很少，对我国自己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的发现和总结更少，这是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而要丰富、完善和发展利用外资的战略，就要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创新外资理论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推进改革和发展。创新利用外资的理论，就是要用这种科学的发展观赋于利用外资战略以新的内涵，丰富利用外资的方式和实践，促进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建设中主要矛盾的解决，促进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所在。
四、实现利用外资新发展的障碍及解决的思路
当前，我们要实现利用外资的新发展，确实还面临许多障碍。这些障碍有来自认识方面的，也有体制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认识方面的问题，理论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都存在。本文前述的都是认识问题，但并非仅只针对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也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及其指导思想。事实上，目前实际工作部门中已聚集了相当数量高学历人才，其研究习惯和思维方式与理论部门工作的同志无太多区别。因此，创新利用外资理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在认识上，实际上前几年就已提出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口号，也提出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说法，但一直成效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与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过于重视引资数量有关。因为数量容易体现政绩，而质量标准则缺乏界定，也没有找到体现其内涵的认识工具和指标。应该说，在用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利用外资的认识之前，其实践都程度不同地带有盲目性。
认识问题与体制障碍有关，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关。目前我国各地的利用外资工作几乎都直接成为党委和政府的事情，基本体现为政府行为，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是“一把手工程”的口号，党委书记亲自率大批人员出国招商引资。政府直接出面招商，有它的好处，特别是过去也有其必要性，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这种弊端在利用外资盲目性指导思想的鼓励下，不断被扩大，以至于使政府直接出面招商的合理性不断弱化。
与体制障碍相关联的最大政策问题是各地的开发区政策。由于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就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承接和安排投资项目，开发区应运而生。随着政府招商逐年增加，开发区数量也就随之叠加，由此产生的圈地问题也就不奇怪了。开发区在大量增加外商投资项目，加速工业化和扩大地方经济规模方面确实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今后也仍然不能忽视。现在的问题是，开发区政企合一的体制，既不利于开发区按市场要求合理开发和经营，也不利于政府真正承当政府的管理职能。这种体制比较适应外资数量扩张为主的要求，但不适应有选择地、比较自觉地吸收外资项目的要求。
在利用外资政策方面，过去我们只注意开放和扩大准入领域，但对市场规则和产业的标准化管理和监督，以及社会责任管理和监督重视不够。这两年，在制定市场规则方面，虽有了反倾销等法律法规，也有了这方面经验，但还很不够。这表现在，对不同产品的市场结构和外资份额还缺乏认识和管理标准；对每个产业中企业合理生产经营的环境责任、能耗、土地与水资源的消耗都缺乏标准管理和退出机制，尽管这需要内外资同等待遇，但对新建外资企业应考虑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劳资关系更有忽视和迁就的偏向。这些政策方面的不足或障碍，也都不利于实现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新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的思路是：
第一，加强理论创新，提高理论认识。如何用科学的发展观来丰富和创新利用外资的理论，这是个大题目，做好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利用外资理论的新贡献。理论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应密切合作，首先要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的新鲜经验，发现体现新发展观的利用外资的先进典型，探索新生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同时，应密切注视国际社会利用外资的先进经验，组织力量做好专门的信息收集和出国考察工作，向国内引进和介绍这方面的新知识、新认识，促进人们的理论学习和思考。随着利用外资方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要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学中关于开放资本账户和国际收支风险的理论，总结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合于中国实际的金融风险控制及管理的理论和技术。目前，利用外资对实体经济和产业的影响已有一些研究，但对外汇市场、国际收支以及金融的影响还研究得很不够，应当加强。
第二，改善对利用外资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1）在统一认识和解决方向的基础上，对各地要有分类指导的方法。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用外资也不平衡。因此，东、中、西部在利用外资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力度应有所不同，时间要求也应有所不同。（2）要发挥各行业协会在招商引资中的参谋、咨询作用。过去，各行业主管部门集中了一批行业管理专家，他们熟悉行业发展动态和技术前沿，并清楚本行业利用外资的效果和影响结果。这种优势为外经贸部门所没有，但各地的招商引资具体工作，似乎只是外经贸部门一家的事情，别的部门不愿与闻，原因是与工作业绩考核无关。这种状况应当改变。（3）从宏观层面上，利用外资已涉及国民经济许多领域，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外汇等部门，但互相之间缺乏一种联系与沟通机制，可能也缺乏工作协调机制，部门分割的结果，易造成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协调。因此，在中央政府一级应设立利用外资委员会作为领导和议事机构，以保证联系与协调。在政府与学术机构之间，也应有联系与对话机制，以作为政府工作机制的补充。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克服体制障碍。要努力把招商引资的商业性活动从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党政领导直接插手商业合作谈判应从纪律上加以禁止。要使政府部门和领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方面来，即思考本地利用外资的目的和意义，怎样做才有利于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有利于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学习和推广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并加强舆论引导和政策引导。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外资、国资、民资都要遵守同等的竞争规则，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淘汰落后的生产力。要继续改革开发区体制，完善开发区政策。要逐步实现开发区管委会与开发区实体公司的政企分离。开发区管委会行使新区的或准政府的管理职能，开发区实体公司经营和管理区内的土地及其基础设施，行使国有资产的营运与管理职能。为提高效率并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条件成熟时，开发区实体公司应实行股份制改造，以确保避免政府干预，特别是避免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第四，继续研究和完善利用外资政策。过去制定的外资政策，多数集中在开放和准入上，要克服放完了、政策制定也就到头了的思想。今后，开放和准入的政策也还需要继续研究和制定，但主要精力应转移到制定管理和监督政策方面来。要从利用外资所体现的新内涵和新的发展观的高度来考虑建设利用外资的政策体系。（1）要有各个行业的标准化要求和奖优罚劣的管理制度，对已有的内外资企业要限时达到标准，对新建企业一开始就应设立较高准入条件，而且各个行业的标准也应是动态的。有了标准化要求，就应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并设立退出的条件和制度。（2）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合理性的要求不同，公平竞争的条件也不同，因此一部反垄断法可能很难囊括。似乎可以依市场竞争强弱的排序，按行业或按行业类型来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有了规则，才可能有管理，也才有目标可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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