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结 从神学、哲学到人学（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神学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伟大的哲人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已被伟大的神学家用来形容上帝了，但世俗的利益、观念、感性的知识也应该来自上帝。古希腊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自然主义的哲学理论也被当成了最适宜颂扬上帝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维护神权在与世俗王权的竞争中的优势，为了不让异教的思想（当时主要是指重视世俗利益和倚重亚里斯多德哲学理论的伊斯兰教的阿维罗伊主义）削弱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神学，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出面用亚里斯多德的理论重新整合了哲学与神学。他的一句名言是“一切学问都应是神学的婢女”。自然，一切哲学也都包括在内。一反过去对上帝存在的先验的超自然理性的证明，阿奎那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后验的理性的证明，这样的证明使上帝不仅具有天上神圣的地位，而且同时具有人世间的终极的目的性的地位。上帝不仅关系到人类来世的幸福，更同时关系到人类现世的幸福。与奥古斯丁利用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形容上帝的理性的绝对性相较，阿奎那利用亚里斯多德关于人类的目的性灵魂的“隐得来希”为上帝设置了精神的绝对性，并以此完满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性。我们看到，阿奎那实际上向我们预示了人性的三重性，即人类的自然（上帝）创世性、社会（理）性和精神性三位合一的人性。这又是后话。
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是《神学大全》。这部书迄今仍被西方人选为公元1000—公元2000年这一千年之中最重要的著作。我虽然不知道西方人挑选它为一千年中最重要的著作的理由有哪些，但是在对人类思想史的观察中我的确也同样认识到，它对人类近代史（当然首先是西方近代史）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变所起到的关键的作用。我至少认定如下的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继奥古斯丁之后，阿奎那重申人类的精神权利超越任何其他物质的、世俗的、有形的（例如政治的、经济的）权力和权利。西方人从来对宗教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活动的自由权利的重视远甚于其他地区的人类。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盛行的神权与俗权的分裂乃至神权更重于俗权的习俗传统不无关系，其中特别包括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哲学—神学思想的继承和创造的影响具有很深的渊源。
第二.阿奎那运用人类的理性认知（全面地、系统地、有效地……）证明了人类所信仰的上帝的绝对存在。也就是说，他最早成功地结合了人类的理性与信仰。他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事业，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古希伯来的宗教信仰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性）精神的历史性的结合，尽管他曾申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且必须是先有信仰后有理性，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认定，人类的理性已不可阻挠地日益超越了信仰。神学与哲学的结合竟是如此地相似于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作为父系的神学对新时代的人类的影响迅速衰退而亡，而作为母系的哲学则在14到20世纪渐次给人类带来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意识形态的时代、分析（其实更应是分裂）的时代，并从而最后进入了彻底的唯理性主义的时代——今现代。神学与哲学的结合以及他们在17—20世纪生下了“科学”和“民主”这对双胞胎儿之后，他们便相继衰弱并从而死去。17、18世纪是哲学完全独立于神学而兴起并产生了西方人的理性的时代和启蒙的时代，19世纪末是神学彻底衰退而走向死亡的时代，20世纪末则是哲学彻底衰退并最后走向死亡的时代。神学和哲学的死亡虽然并不意味着人类信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死亡，但的确说明了二者在新的时代所遇到的危机。自然这种危机全都体现为人类自身的危机。
第三，阿奎那所宣布的信仰与理性在上帝身上的结合不仅预示了关于上帝的神学的死亡的根源，而且同时预示了关于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新时代盛极而衰和同样必然趋于死亡的根本原因。阿奎那在意志（信仰）与理性（智慧）二者之间显然更偏重于后者而有唯智论的倾向。阿奎那虽然以信仰上帝为人类的幸福之源，然而其中却更偏向于以认识上帝为人类幸福的目标。阿奎那的这种唯智论倾向与奥古斯丁的“我思故上帝在”的思想一起为后来西方文化的唯理性主义的倾向性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也为西方后世专注于认识论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启开了大门。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历史的人们可能要重新审视过去关于西方的中世纪的“黑暗”的提法。比较而言，西方的中世纪是一个孕育了风暴即将发生的巨大力量的中世纪，而中国的中世纪（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0 世纪初）则倒真是个相对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人除非接受西方人的挑战和被他们打破大门，从而把新时代的空气带进中国，否则，根本缺乏自身内在的力量突破自己中世纪的极权专制，和愚民政治的自我封闭的铁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人的中世纪的黑暗远甚于西方，而西方人的中世纪反倒不乏黑暗中的光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的“黑暗”只不过是对照于后来17—19世纪西方科学和民主时代的光明而言。西方后来的思想历史确实遵循了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倾向，逐渐走向了唯理性主义的近现代。人类的20世纪其实就是西方人的理性主义排斥其他一切思想精神而成为人类唯一思想和精神主宰的时代。
第四、阿奎那对本质与存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永恒与非永恒的分辨为人类指出了其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高光点。这不仅是对西方人的启示，也是对全人类的启示。人以其本质区别于万物，其本质即其理性的认知能力，只有上帝的本质才是其存在自身。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上帝可以永恒，人是受造者，所以不可能永恒，但上帝是人幸福的目标，所以不言而喻，人也应该学习成为创造者。换言之，创造才是人类生命追求的最高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可惜现代人却在愈来愈离弃它。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绝对的上帝一元论。由于奥古斯丁、阿奎那，特别是阿奎那将神学与古希腊人的哲学成功的历史性的结合，使得人们的思维方法突然上升了若干个台阶。哲学—神学家们顺应耶稣基督的降生所构造的牵强附会的三位一体学说：圣父—圣子—圣灵（灵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隐得来希）使人们的思维方法有可能走向三元论甚至多元论，可惜外部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很自然地重又回归到古希腊哲学的二元论。
西方近代哲学的彻底的二元论方法体系在奥古斯丁、阿奎那所促成的哲学与神学的“联姻”和“怀孕”之中便已经预定了它的雏型，而到了由于这种“联姻”而“怀孕”且共同生下了“科学”和“民主”这对双胞胎儿之后，这种思想方法体系的历史使命也便终结了。对于人类今后的命运来说，这种二元论的方法体系即使有心，也无力加以思考了。
古希腊哲学的方法本身即是典型的二元论方法。在古希腊哲人的思考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明显地突出了这种二元论的方法：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为本原，何者居其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怎样的。前者属于本体论问题，后者属于认识论问题。例如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认为，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感觉和思想是由实物的始基投射出的影像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和心灵而产生的。这样的说法被后人称之为唯物主义。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则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万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认识则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后人称他的方法为唯心主义。
由上所述可见，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提法本身即明显表露了哲学的二元论方法体系的硬核，事实上可以说，直到今天，整个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都是建立在这种二元论方法体系或基础之上的，而柏拉图哲学方法的二元论则是其最重要的源头。柏拉图是唯心（精神）论者，但他的精神（心）是与物质相对照而显现的。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有一个灵魂，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就是绝对的理念，而世界万物则只是这种绝对理念的摹本或影子。类似于精神和物质、理念和摹本这样的对立思维，柏拉图还大量创造了其他的二元对立范畴，如存在与非存在、同一与差别、统一与杂多、善与恶等等。“如果要标明柏拉图体系的这一部分，应该称之为二元论。因为它的精神为事物的首要因素，物质为占第二位的因素，它是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的，无论如何，它是彻底反对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第68页）
另一位伟大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方法同样是二元论的，与其老师不同的是，他的二元论更倾向于确定性和同一性的合二而一，而不象柏拉图那样，更倾向于一分为二。柏拉图是最早的偏重辩证法的二元论者，而亚里斯多德是最早的偏重形式逻辑的二元论者，较之于其师柏拉图更偏向于理论，亚里斯多德的理性态度更偏向于经验。按其自己所说，是居中于两个极端之间（类似于中国人的中庸说）。自然，这种方法更多地是运用于道德判断和其他涉及人性的问题方面，而在涉及自然问题的方面则往往不适用。也正是因此，后人往往称亚里斯多德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亚里斯多德同样善于运用二元范畴，包括二元对立范畴去分析事物，如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等等。这里特别想要说明的只是，二元论方法确实是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法。方法即工具，工具的局限性事实上也体现了西方哲学思维的局限性。笔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定，西方哲学在面临人类新的时代——21世纪到来时的“终结”或“死亡”。
西方哲学的二元论方法在笛卡儿之后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尤其发挥到了极至，获得了一神论信仰的长期精神鼓舞的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在几个世纪以来，高扬着理性精神，的确鼓舞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方面立下了史无前例的奇功，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否认也是无法否认的。但能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利器却不一定能够用于改造人性。
神学是一元论的人学。它展示了人性的信仰精神的一角，它帮助人类坚定抗恶的意志，它用永恒的真精神引导着人类起来为真理之志、为正义之行、为真诚之情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然而，经常弥漫着的却是种种神话的扑索迷离、无可奈何的恐惧和虚无飘渺的希望。
哲学是二元论的人学。它展示了人性的理智的一角。人类的理智扩展了人类的感官、四肢、甚至大脑，它与神学在中世纪的紧密结合生下了儿子——科学与民主，从而为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利器，然而它也留给了人类彼此之间说谎、欺骗、讹诈的不祥之器。这种不祥之器在人类日益成功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日益严重地损害甚至毁灭人类自身。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在近现代发达到极盛之时为人类创造了纯粹理性主义的现时代。纯粹理性主义的人类只知理性（这种理性紧紧关联于人类的物质功利），不知信仰，更不知仁爱。人类在哲学、科学、民主的工具化的时代大潮中，自身也被深深地工具化、物质化。
面对由其自身造成的纯粹理性主义的时代，西方哲学的理性力量终于也只能自觉智慧的枯竭了，西方的哲学紧随着他们的神学也同样在走向完结。21世纪以后人类的命运呼吁人学在方法论上符合人性的多元论的关切，需要跨国界的人群共同努力创造符合新世纪要求的人学。
标签：哲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二元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中世纪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