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战论文,外交论文,中德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文明史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的发展，主权国家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尤其为了相互保障自身国家的安全，正式或非正式缔结政治、军事或经济等合作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结盟不仅可增强各成员国应对冲突和侵略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制约性”和“认同性”两大作用，即通过对可能引起不稳定的盟国的制约来维持国际均势，通过建立同盟来求得国际认同，达到巩固政权或使政权合法化①。同盟在形成和管理过程中，潜在着“常规性”和“内部性”两大安全困境，其中前者指同盟的形成会刺激反同盟的形成，后者指同盟产生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力量的不均衡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会导致出现部分成员国面临被“抛弃”或“牵连”的战略忧虑②。同盟能否维系，关键在于盟国之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③。一般情况下，同盟仅针对某一特定的行为体或行为而订立，一旦这种特定的行为体或行为消失，同盟即不复存在。同时，同盟国与敌对国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随着国际形势和各国利益的变化，同盟国随时可能转变为敌对国，敌对国也随时可能成为同盟国，因此同盟具有不确定性、短暂性和变化性三大特点④。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列强已先后掠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在中日甲午战后开始新一轮的瓜分中国，逐渐对相互的势力范围给予认同及互相结为同盟。欧洲大战爆发后，战争的硝烟因此随时可能蔓延至华夏大地。中德关系如何处置，不仅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及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于中德贸易以及在德华人的命运也影响深远，由此首次成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上备受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一战前夕中德关系的建构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英国的“坚船利炮”威迫下，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与各西方列强博弈的过程中，德国对于清政府而言可谓是一个后来居上者。虽然中德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德国传教士来华，来自科隆的汤若望(1592-1666)还曾一度出任二朝皇帝的老师和北京古观象台台长。然而，中德关系在1861年才正式建立。当时，受欧洲殖民扩张政策的影响，德方开始将视野转向亚洲，寻求新的发展之地。1860年，普鲁士邦“使节团”来到中国，并于翌年9月仿效《天津条约》，代表德国各邦与清廷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德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德国军舰可驶入中国各口岸等，从而在中国外交不平等的版图上又刻画下了深深的印记。 建交初期，德国因拿破仑战争国家分裂，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取代了原有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内邦国众多，且各自为政，清廷对于这个远在欧洲中部的国家了解甚微。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清廷在签署中德通商条约时甚至因找不到会德语的官员，不得已委托法国驻华领馆人员代任翻译，协议一式三份，除德文外，还增加了法语版，且以法语文本为主。1871年，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引领下，凭借现代炮火和良好的军技，一举击败曾经火烧圆明园的法国，且在其心脏之地凡赛尔的皇宫镜厅为威廉一世加冕，宣告德意志帝国的诞生，从而使洋务派人士开始关注和推崇德国的军事与教育之优势，纷纷在新建的军事学堂和科技学堂中传授德国经验，邀请德国人担任教员。1872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德语班。1876年，李鸿章在“师夷治夷”和“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选派淮军武弁七名前往柏林皇家军事学校学习，为期三年。为了赢得德国在华的影响力，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积极游说德国官方对此提供支持⑤。1880年，德国与清政府签署《续修条约》，获得在华增开通商口岸和扩大租界的权力。其后，德方开始加大对中国事务的参与和渗透：在军事上，支持袁世凯培训“新建陆军”，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自强军”，帮助北洋水师向德国船厂订购主力舰和装甲巡洋舰；在交通和矿产领域，提供贷款修建铁路和开矿；在工业方面，西门子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方建造汉阳铁厂等多家发电厂和钢铁厂；在经贸领域，1885年俾斯麦特派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来华评估投资机遇，决定为开辟从不来梅港至香港和上海的新航线提供资助，并在1889年促成由13家德国大银行联合投资组成的德华银行在上海的创建。随后，德国在华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在189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续英国之后的欧洲第二大对华贸易国⑥。 然而威廉二世上台后，中德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为了实现其海外扩张野心，年轻的德皇一改俾斯麦时期对华的相对“怀柔政策”，开始推行强权政治，仿效英国，在中国沿海地区强行索求殖民地。甲午战争后，德国凭持“干涉还辽”有功，强划汉口和天津租界。1897年11月，德方又假借“巨野教案”事件，用武力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同意签署《胶澳租借条约》⑦。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威廉二世藉口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京遇害事件，推出“黄祸论”，联合英、法、美等八国组建远征军，从德国派来强兵，并以德帅瓦德西出任总司令，最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据此，各国获得清政府总计高达4.5亿两白银的赔偿，其中德国获得9007万两，仅次于俄国，占总额的近20%，由此也充分暴露了德国帝国主义贪婪野蛮的本性⑧。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西方列强就曾再度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或在中国境内各自划出一些优先权或独占权的区域，或强占港湾和租借地及争夺铁路修筑权和矿权。鉴于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清政府“新政”的出台，伴随在华各列强相互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赢得在中国的长期影响力，德国政府于1905年决定改变策略，“弃武从文”，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一方面努力将青岛打造成模范殖民地，出版报刊，与中方联合创办德华大学，鼓励中国人留学德国等；另一方面在稳定在华地盘的同时，开始从权力平衡政策角度出发，谋划与中、美两个新兴大国的结盟。为此，1907年秋，德皇在柏林特地召见新上任的清廷驻德大臣孙宝琦，强调德国作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与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及美国作为“美洲最富的国家”结成三角同盟，将对世界和平意义重大，对中国也有益处⑨。此项计划后因日本的暗中阻挠而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应运而生。对于这一“突变”，德国方面虽然最初持观望态度，但很快转向支持掌握军政大权的清庭大臣袁世凯。无论是袁最初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还是后来转为正式总统，进而成为终身总统，乃至1915年底的称帝，均得到了德方的支持⑩。1912年2月底，德国曾联合英、法、美三国组成银行团，为袁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翌年4月，德国又参与为袁政府提供“善后大借款”的国际合作，承担近1/4、金额为2500万美元的贷款(11)。同年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德国于次日便正式予以承认。袁政府也表示愿意与德国展开全面合作，尤其在军事和交通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12)。然而，由于欧战的爆发以及德国随后在西方列强中政治影响的削弱，民国初期的中德关系未得到充分发展，便日渐陷入困境。 二、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的保守中立之态与德国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俄双方的宣战始于1914年8月。8月3日，德国按照“施里芬计划”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保持中立未果后，快速向这个与俄国结盟的邻国宿敌发起了进攻。英国方面由于中立国比利时落入德国之手，担心因与法俄结盟而遭受德军进攻，随后也宣布加入对德宣战的行列，从而使得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火很快由东向西，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欧陆大战。 欧战爆发伊始，鉴于胶州湾作为德国远东舰队基地，且驻有德方正规军近3500人，极易成为燃起战火之地，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外来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为了避免卷入两大军事阵营的纠纷漩涡，北洋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对于同盟国与协约国的矛盾采取不干涉政策(13)。为此在8月6日，袁世凯特地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严守中立(14)。同时，北洋政府颁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对外声明中国恪守中立，对内晓谕国民遵行中立义务，强调“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15)。8月11日，北洋政府决定设立中立办事处，并电令各省筹办中立事务处。翌日，各国承认中国的中立政策。 然而，“弱国无外交”，北洋政府颁布的中立条规并未赢得在华各列强的重视与尊重。一战爆发后不久，围绕胶州湾的何去何从，就出现了明争暗抢的博弈。虽然北洋政府有愿收复，且德方也曾主动表示愿意归还，但日本却趁各西方列强无暇全力东顾之机，跃跃欲试，以中国若收复青岛则将被视为自行破坏中立为要挟，强行将胶州湾据为己有。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谍，9月18日向德军发起进攻，并于11月7日攻占了青岛(16)。鉴于成立伊始内部矛盾纷纷，国力单薄，北洋政府最终不敌日本与英国的联手强夺，屈辱维和，错失了收复青岛主权的良机。 尽管如此，德国方面却一直试图争取袁世凯政府和中国知名人士站在德国一边。德国驻华代办马尔赞在大战伊始在华创建“中德协会”，1915年初外交老将、德皇的老友辛慈到京出任驻华公使后，与其他在华德国官员一起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游说活动，力劝中方不要附和英法等其他协议国的要求介入战争而与德国反目，而是保持中立，强调中国因英日联盟攻占青岛，已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战后自然可在和会中占据一席，届时德方会在议和中为中方说话。1915年袁世凯计划称帝，德方也多次表示支持其计划。威廉二世还曾亲自通过当时赴德就医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致函袁世凯，肯定其复帝计划，并表示愿意“全力赞助经营，财政、器械无条件地供给”袁世凯(17)。1915年底德国在欧洲的“闪电战”和“速决战”计划破产后，辛慈等人开始努力说服中方加入同盟国阵营，以维护和扩大其势力。因此，尽管胶州湾落入日本人之手，中德关系在一战爆发后较长时间内仍然维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 三、从屈辱维和向结盟维权绝交乃至宣战的转变 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计划的实施，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对德的决策。2月9日，鉴于德军大炮击沉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造成逾500名华人遇难，出于对本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利益保护的需要，北京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劝请，向德方发出了照会，抗议“无限制潜艇战”，指出此做法有违国际公法，强调“查贵国前此所行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新计划，危及我人民生命财产必更剧烈。……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本国甚为惋惜，迫于必不得已，势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18)一个月后，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决定与德国断交。3月14日，外交总长伍廷芳正式照会德国驻华公使辛慈(19)。同日，总统黎元洪公开发表了中德断交声明。 中国对德战略的彻底转变，很大程度也受到了英、法等协约国持续施压的影响。早在1915年秋，英、法、俄等协约国就曾力图游说中国加盟，以彻底铲除德国在华的影响。鉴于胶州湾落入日本之手，出于对协约国必胜的预测，也考虑到对德宣战后可以得到英、法、俄等欧洲列强的支持，加强改善自己的势力地位，遏制东亚邻国日本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践踏，袁世凯从总形势和力量对比角度考虑，从原来的“联德”逐渐转向“排德”。1915年11月，袁世凯曾一度计划接受协约国代表的建议同意结盟，特地拟定了12条参战条件，但因日本的极力反对最终未果。 “阿托斯事件”后，日本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获悉美国改变外交战略准备联合中国后，鉴于袁世凯死后无法再以阻止复辟帝制计划为由来制约中国，逐在从英、法、俄、意(20)获得其在华利益保障的许诺后，一改以往的反对之态，转而接受这四国委托，催促中国对德断交。就此，北洋政府在宣布对德绝交前，曾将具体的参战条件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通告英、法、日、俄、意、比、葡等七大协约国驻京公使，以保证参战后的获益。各国驻华代表均很快给予了肯定答复，为北洋政府最后决定对德绝交提供了定心丸和强生剂。 1917年初“无限制潜艇战”出台后，德方考虑到中国受协约国的影响，软硬兼施，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解释潜艇封锁旨在缩短战争时间，且仅针对英国以指定海港为限，而并非任意施行；另一方面又预言和局告成，为期当不甚远，警告中方权衡利弊。3月10日，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在回复中方因“阿托斯事件”提出的抗议时，解释称“封海之策系本国之敌人先我所为，且极力实行并无通融之处，是以本国现在不能不用此法以抵御之”(21)，强调德国的“苦衷”，以寻求中方的谅解。 在辛亥革命的民主与平等精神影响下，国内各界战争伊始就围绕“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乃至最后是否对德宣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对于欧战的影响，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热议(22)。随着欧战的推延，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士从最初的反战，逐渐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转向支持加入协约国，以便战后中国能获得最大利益。北洋军阀政府内部各派势力意见不一，有的希望继续维和，有的主张宣战；有的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有的则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寄希望于“参战”来获得某一列强的支持。但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辩论的深化，结盟宣战的支持率逐渐提高。1917年5月1日，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最终通过参战案。但由于总统黎元洪的反对，爆发了“府院之争”，嗣后又发生“张勋复辟”闹剧，8月14日冯国璋出任代总统后，北京政府才最后决定参加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同时将宣战范围扩大至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23)。当日，北京外交部专门照会德国驻京代表、奥地利驻华公使以及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通告中国对德、奥宣战。对此，协约国表示积极欢迎，当即予以复函。9月26日，刚成立的孙中山南方政府也发表了《对德宣战布告》。嗣后，北洋政府在北京成立了督办参战办事处，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 四、中国对德宣战对“均势外交”格局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且服众和服务于此。外交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巩固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影响与威望。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能得到良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外交人员的机智和技巧以及凭借外交谈判与交易等手段(24)。自1648年《维斯特法利亚合约》出台以来，国际法成为调节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国际法被全面介绍到中国，出现了《万国公法》等译作，法学成为京师同文馆等现代学堂开设的新课以及中国留学生首选的专业之一。然而，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和“天朝”似的盲目自身优越感，致使清末国家的外交思想依然以“贡赐观”和“排外主义”为重，施行“师夷制夷”的战略。中华民国创建后，由于袁世凯上台与西方列强的扶植密不可分，也由于当时国际格局的动荡，资本主义扩张浪潮的持续以及西方列强在华均势的“根深蒂固”，北洋政府难以完全“重起炉灶”重新开始，在外交上谋求一条崭新的独立自强之路，而是必须依附各列强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以及提升其与其他军阀和南方革命军的抗衡竞争力。为此，民国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以“延续主义”为特点，注重维持西方列强在华的均势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然而，1917年中国通过与美、法、英等协约国的结盟来对德绝交和宣战，却打破了这种“惯例”和均势，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赋予政府按照国际法规则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开展外交事务的机遇。在宣布与德国绝交和宣战后，北洋政府依据国际公法和惯例，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措施。1917年3月中德断交之初，对于德国依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殊政治权利、德国人在华拥有的常规性合法权利，主要采取一分为二的双重方针：一方面在取消德国在华的驻兵权、收复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的同时，停止向德方继续支付庚子赔款部分，没收德华银行及停泊在上海等港口的德国船舶，禁止德国船只在中国内河通行；另一方面，予以德国人保留领事裁判权。8月宣战后，则立即废除了所有与德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和合同以及德奥两国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并迅速颁发了《处置敌国人民条规》、《保护敌国人民出境办法》、《俘虏收容所规则》等一系列有关在华德侨、德国事业、德军的处理条例，同时还颁布了《禁止对敌通商条例》。对于在华德侨，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中方虽禁止其旅行游历，但准许其在华留居；对于部分德侨意欲回国的，则在登记申请发给护照后在中国军警的护送下，按规定路线和日程准予出境。此外，两艘德国军舰则被中方夺获，按照国际法，近400名德国陆、海军官兵和船员水手逐被安置在战俘收容所(25)。 作为参战国，中国从“和平主义”出发，仅承诺为其他协约国提供粮食及派遣约20万劳工前往西线战场协助战地服务，并没有派兵直接赴欧洲大陆作战。1917年11月，俄国爆发革命后退出战争。翌年3月8日，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宣布与德奥单独媾和。对此，协约国集团曾试图采取联合出兵的军事行动来扑灭苏俄革命，共同对付德奥联军。但由于9月末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等同盟国成员先后宣布投降，德国在10月4日也接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并于11月11日在德法边境的贡比浧签订停战协定，宣布正式投降，这些计划最终未付诸实施。 在德国，欧战伊始，德方并未出台任何限制华人的政策。此前德国的外国人政策一直相对宽松，所有外国人在德国境内外的迁移均无需护照和签证。一战爆发伊始，威廉二世在宣布全国进入战备状况的同时，宣布引入护照义务制。1916年8月，德方又宣布引进签证制。1917年3月中德绝交后，中国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使馆人员首先于同年5月撤离柏林。与此同时，德国官方和民众对于华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华人的生存逐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是德方出于担心在华的德国人被不予放行回国而被遣送至异地，曾将在德华人视为“动产抵押品”而限制离境，直至1918年1月28日德国外交部另行发文后才得到修正(26)。二是部分中国人凭卷购买日用品被拒、银行存款遭冻结、在居住区受到德国人讥讽等现象频有发生(27)。甚至在德国高校，中国学子也受到被开除的威胁。后经德国外交部干涉，强调留学人员作为文化使者的重要性后，才免受更大的波折。三是在柏林、汉堡等地德国高校任职的中国汉语教员的续聘受到了威胁，有的得到延聘，有的则被中断合同(28)。此外，随着战争的延续，尤其是中德贸易的中断，德国商船停航日渐增多，在汉堡和不来梅逐渐定居的中国船工的聘用也受到了影响，有近一半人失业，被迫转行等(29)。四是中德断交、尤其是1918年5月德方正式宣布停止与敌战国之间的一切交易后，在德的华人小商贩等自由职业者的生计受到了极大冲击，无法再继续以销售小商品等维生。战争期间，部分留学生因国内奖学金的中断也一度陷入经济困境，但经中国驻德使馆通过抵押馆所获得的资金的资助，最终顺利渡过了难关(30)。 德国正式宣布投降后，许多华人归心似箭，迫切希望尽快返回故里。然而，战争并没有给德国带来新的“阳光下的地盘”，而是意味200万士兵战死疆场、80万百姓因饥寒交迫而离世、国内各地起义罢工和动乱频繁，统治近千年的帝王制被彻底推翻，新型民主政体应运而生。由于战争期间中德关系的中断以及战后德国国内百废待兴，虽然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华人意欲离开德国却并非易事。从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来看，经中方和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外交机构的交涉，近150名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船队的中国海员在才1919年1月25日准许乘坐火车回国，其他部分华人也在此后才陆续离开德国(31)。 中国外交经过一战的洗礼后，已从原来的被动转为主动，并在经陆征祥、顾维均、魏宸组、王崇惠等具有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外交官的积极周旋下，最终通过与奥地利签署单独媾和条约，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际联盟，并在1921-1922年通过参加华盛顿会议，经与美、英、法、意、荷、比、葡和日等八国代表的反复磋商，迫使日本将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负债累累，割地赔款，在中国失去殖民地租界，由此也扫除了中德关系重建的障碍。1921年，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开始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二十年代”。战后重建的魏玛共和国成为包括周恩来、朱德、张君劢、陈寅恪等在内的新一代中国学人与革命军、思想家、艺术家学习考察的重要国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理念和策略，促使了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落后挨打且被西方列强占领包围的中国在外交上的觉醒。在长达愈四年的大战期间，中国与德国的关系随着战争的延续，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保持中立到后期的断交甚至宣战，其中在处理欧战初期出现的“青岛问题”和战争后期的“阿托斯事件”方面，北洋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反映了随着欧战的延续，伴随1917年后协议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阵营冲突的进一步激化，以及随着美国为首的原中立国加入对德宣战的行列，造成原有均势的打破，中国对德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原来单一的“防御性外交”转向多元化的“结盟外交”，从原来的屈辱妥协维和的“均势外交”，转向捍卫主权与尊严的“民族主义外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众参与政治热情的逐渐提升，各家政治派别博弈的日趋尖锐，随着移居海外华人和留学异域莘莘学子的日渐增多，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内政也日益紧密相联，倾听民意，保护海外华人生命和利益的意识开始提高，“民意外交”和“侨务外交”成为政府权衡对外政策不得不兼顾的两大因素。 民国初期中国外交的这一转变，无疑也与中国人在洋务运动后通过对于“西学”、“西技”、“西艺”的研究与实地考察，以及中国驻外大臣有关新型“四洲志”和“海国图志”的描绘，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倡导的留学教育，也使得一批“知己知彼”、自信自强的外交人才应运而生，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处理外务问题上灵活运用国际游戏规则，来推行维护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由此为战后中国踏上国际政治舞台争夺“话语权”和“主动权”提供了实力。 中德贸易和华人在德国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显然是中德关系的一面明镜，受到两国内政与双边关系等一系列“推拉因素”的影响。战争期间，随着中德关系的逐渐恶化，经贸往来最后几近中断，受到了致命的冲击(32)。与此同时，华人在德国的生存因身分与职业的不同，受到的冲击程度却不尽相同。总体来看，战争的爆发与后期中德关系的决裂，使得在德华人人数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总数在战争结束时比战前下降近一半，不足300人。而作为协约国的法英在大战期间，通过从中国招募劳工前赴当地服务，以及嗣后中国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如火如荼，使得华人在这两个欧洲大国的发展规模明显胜过德国。战后中德在巴黎和会上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却使得这两个在战前关系颇为良好的国家很快摒弃前嫌，签署单独媾和协议，从而为战后两国经贸合作的快速恢复与扩展创造了新契机，并为华人在德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①George.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2 p.3. ②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1984,34(3),pp.466～467,p.494. ③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50页；Hans J.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 pp.184～212. ④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19. ⑤翌年，德国皇后维多利亚在柏林接见新到任的首任清廷驻德公使刘锡鸿时，曾特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独立，应派遣更多的军事生赴德学习，参见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1年，第200页。巴兰德在华任职时间从1875年至1893年，长达18年。 ⑥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0页。 ⑦参见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23～124页。 ⑧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84页。 ⑨参见马骏杰：《日设法阻止中德美结盟》，载《世界新闻报》2008年2月29日。 ⑩详见严昌洪、肖建东：《德国与袁世凯政府》，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4～8页。 (11)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98页；柯伟林：《德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12)详见孙瑞芹：《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71页。据统计，1913年中国进口德国的电气产品已占德国出口总额的30%，详见严昌洪、肖建东：《德国与袁世凯政府》，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7页。 (13)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99页。 (14)《大总统袁世凯关于严守中立令》(1914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383页。 (15)《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1914年8月6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16)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100页。 (17)王琦、刘国辉：《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期与德国关系述略》，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期，第296页。 (18)早在《北京条约》中，清政府就曾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一战爆发后，英法曾于1916年初不顾德国的抗议，先后以私家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天津、威海、青岛等地招募数万名劳工，参见Andreas Steen: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11-1927.Vom Kolonialismus zur "Gleichberechtigung".Eine Quellensam mlung.Hrsg.von Mechthild Leutner.Berlin:Akademie Verlag,2006,p.112. (19)详见陈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1911-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7～278页。 (20)一战爆发后，意大利借口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未与其磋商，宣布“中立”，放弃了原有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关系，并因担忧其漫长的海岸线经不起英国强大海军的攻击，一开始就表示不参加任何对抗英国的行动。1915年5月，意大利在协约国答应愿意向其提供比前盟国更大的领土让步以及英国许诺提供一大笔债款等条件下，正式加入协约国，宣布向奥匈帝国宣战。 (21)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104页。 (22)详见欧阳哲生：《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1914年第1期，第96～108页；吴彤：《1917年各派政治势力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149～150页；吴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参战之争”》，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123～129页。 (23)详见陈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汇编》(1911-1919)，第292页。 (24)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76～577页。 (25)参见吴景平：《从胶州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第110页。 (26)据记载，1914年末曾陆续出现华人遭德国警察逮捕或非礼现象，甚至有的被关押到战犯营。中国驻德领馆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经德国外交部出面致歉和介入后才得到“妥善”解决。参见Erich Gütinger.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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