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3)04－0158－06
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执政党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维护既有的良好形象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是每一个具有形象建设意识的执政党都要努力做好的重要功课。将政党形象建设置于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对其可能面临的挑战加以考量、分析，将很大程度上节约政党形象建设的成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可说是一个具有完整政党形象因子及注重自身形象建设的政党，更由于其长期执政，也具备了主动进行自身形象建设的客观条件①。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勃兴和新加坡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也面临着挑战。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建设遭遇的阻力
新加坡奉行“精英政治”。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党形象非常鲜明。作为一个精英党，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的树立以党内的精英人才为首要基础，因此招募精英党员成为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建设过程中所面对的首要重大环节。自创党以来，人民行动党始终将招揽精英人才作为党延续政治生命的重要课题。但时至今日，人民行动党在精英人才的招募上遇到了以下三方面的阻力，对党自身精英形象的建设构成一定的挑战。
(一)“政治冷漠”虽逐渐褪去，年轻精英仍缺乏入党从政的决心
新加坡精英从政，向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新加坡民众对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强势作风抱有敬畏之感，对国内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感到反感，甚至产生了一股难以言名的“怕”。多数民众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只是上层少数精英的事情，他们只是充当“被安排”的角色，因此对政治非但不热衷，甚至到了冷漠的地步。除了极少数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社会贤才鲜有问政之意，甚至极少讨论与政治相关的话题。随着人民行动党的铁腕统治逐渐出现松动的迹象，到上世纪90年代，民众的政治冷漠逐渐褪去。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年轻一代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国家以外的事物，视野开阔的他们越来越敢于诉求自身的利益，也更关心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反对党逐渐真正参与到新加坡的政治当中，愈发“精彩”的新加坡政治舞台较之前也更能吸引选民的目光，新加坡年轻人一改往日对国家政治课题冷漠的态度。“曾几何时，常被喻为低调沉默的新加坡人，会忽然走到候选人面前，认真地问他：‘请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投你一票？’曾几何时，年轻人会觉得讨论政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愿意冒雨站在泥泞草地上，听着候选人演讲两三个小时？”②眼下的新加坡人对政治展现出了积极与热情。但关心政治并不意味要进入政治体系担任公职。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更多地仅停留在借由政治手段为自身争取利益的层面。当前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年轻人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生活的安排、个人隐私、薪金酬劳等现实因素，而少了股从政的冲动，更不用说献身政治的决心。越来越务实甚至功利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参与政治的表现是借由手上的选票向政府施压以进行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并非入党从政。“为什么要从政？根本就没什么荣耀可言。这是份苦差。你得背负起重担，必须为一系列潜在的问题担心发愁。”“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会失去个人隐私，稍有差池甚至会遭人侮辱攻击。我大可以选择一项专业。”③2011年大选中，已被明确介绍将到淡宾尼集选区参选的行动党候选新人陈秉禾，在最后一分钟却打了退堂鼓。陈秉禾称退选是基于私人原因，是同太太就其私人生活进行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抉择。陈秉禾的临阵脱逃，使人民行动党不得不临阵换将，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证实了陈秉禾显然没有下定从政的决心。在早些时候的“新加坡透视论坛”对话会上，李显龙坦言，新加坡政治环境的发展，致使许多本拥有从政才能的人，更倾向留守原来的专业岗位，说服有才能者从政更难了。“社交媒体言论尖锐，何必从政为自己的家庭添麻烦？”④当前新加坡的年轻精英虽然不再政治冷漠，开始关心政治问题，但仍严重缺乏入党从政的决心。如何为入党从政注入更多的诱因以吸引社会精英，使其为政治体制机构所用，成为人民行动党精英招募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公务员薪金的下调，对政治精英的奉献精神提出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加坡人才匮乏的客观事实，仰仗精英治国的人民行动党对担任公职的政治精英向来慷慨。“我们如何争取年轻人愿意接我们的班？有那么多就业机会，除非我们为政治注入更多的诱因，否则人才都会去做企业主管、做管理，只剩下二流的就业人才(从政)”⑤为防止公共部门人才向私企外流，也为确保党和政府的廉洁高效，人民行动党极力推崇公务员高薪政策。1994年通过的《以具竞争性薪金建立贤能廉洁政府——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更使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薪酬基本达到了同档次企业家的水平，其薪金标准甚至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此后公务员的高薪便不断受民诟病，不少人称，担任公职是种荣耀，与钱无关；还有人称，公职人员并未像企业家一样承受市场风险，也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不应该享有同等水平的薪金；更有许多民众抱怨，官员拿着纳税人付给他们的高薪，却未能回报相应的服务，所以有必要对其减薪。部长薪金问题在历届大选中也被频频抛出。面对民怨等多方压力，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后即着手公务员薪金调整的工作，并与同年12月30日通过了《一个能干并具有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的报告。在该报告的建议下，新加坡总理年薪从300万新元降至220万；总统薪金锐减51％，内阁部长的起步年薪下调为110万，降幅达30％；国会议长年薪减少53％；大多数民选议员薪金也普遍调降3％。事实上，得以入人民行动党法眼而有意引其入党从政的“猎物”皆系新加坡社会业界的精英，他们本身在专业领域享有的经济待遇，较于政府部门减薪之前的水平也大多有过之而无不及，选择从政，自身利益已然有所牺牲，颇显了奉献精神。然而为了缓解民怨，现如今行动党政府对公职人员集体减薪，无疑对从政者的奉献精神作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身前景并不明朗的政治事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反而可能得到较少的报酬，这使得精英们选择入党从政，必须建立在更加充裕的政治热情之上。行动党政府下调公务员薪金，对公职人员的奉献精神和政治热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疑大大提高了精英们决定入党从政的心理门槛，对人民行动党的精英招募形成新的阻力。针对公职人员薪金的问题，如何在缓解民怨与吸引精英中间寻求一个平衡，是人民行动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政治生态日渐民主，主流精英的分布出现“去集中化”趋势
人民行动党素来强势的执政姿态，曾经使那些有意支持反对党的人须有无比的勇气。首先他们必须得到家人的支持，还要能够承受执政党的批评，以及能够承受大众的怀疑及批判，甚至还会被人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⑥然而随着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民主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选民敢于公开支持反对党，更出现了主流精英加入反对党的现象。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反对党长期积弱的状态有所改善，逐渐真正地参与到新加坡政治当中。在李光耀主政时代，人民行动党认为反对党总是搬弄是非，故意制造社会不安，处于与执政党完全对立的位置，而对其大肆打压。当时人民行动党垄断了国家的政治资源，几乎网络了新加坡所有的精英人士。李光耀认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已汇集在人民行动党之下，为行动党所用。”⑦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逐渐意识到，反对党的适度存在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就在对反对党的态度中多了些许容忍的成分。⑧除了得益于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生存空间的放宽，反对党也逐渐树立了自身的理智形象。反对党不再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对于人民行动党好的政策会给予支持，甚至还会向居民解释。反对党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身政治形象，巩固了自身政治地位。其二，新加坡国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感正在淡化，逐渐敢于公开支持反对党。网络时代的当今，信息交流、民众舆论的广泛化及自由化，成就了新加坡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人民行动党这个老牌执政党的神秘感和威吓感正逐步褪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国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已大为淡化。社会群体不再被动且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信息，带有批评性思维的他们也不再仰望政治领袖(不论他们有多资深)。⑨此时，擅长利用民怨的反对党，常以“弱势群体代言人”、“替民发声”的角色而赢获民众的支持。反对党参政职能的日益凸显，加之选民对人民行动党的畏惧感的淡化，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不再担心加入一个反对党会危害自己的前途。工人党林瑞莲强调其“加入反对党时就已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时代已经过去。2011年大选中，资历亮眼的工人党候选人陈硕茂就像是人民行动党的漏网之鱼。⑩行动党也确实曾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他坚信只有通过竞争，借由反对党的监督，执政党才能趋于完善，而坚持投身反对事业。曾任吴作栋首席私人秘书的陈如斯，先后以民主党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现在2011年的国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中。在牛津大学高材生、高级公务员等主流精英的光环下，陈如斯毅然从人民行动党出走，辗转两个战场，为了实现对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异党监督。
客观来说，人民行动党对于国内政治资源的垄断地位短期内虽不会被动摇，但在竞争机制被进一步激发的新加坡政治生态中，人民行动党不再被视为从政的唯一选择。一些政治价值趋向得以更新的主流精英，从人民行动党主导下的体制内出走，以反对党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在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激发了新加坡主流精英分布格局的新可能。主流精英不再全部都归入人民行动党，精英分布呈“去集中化”趋势，为人民行动党的精英招募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绩效形象建设面临的困境
人民行动党主政新加坡的半个世纪里，信念和热忱始终如一，其以经济业绩为突出成就的执政绩效全世界有目共睹，树立了良好的绩效形象。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加坡，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新加坡社会也正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台阶，民众的价值取向正经历着历史性的重新建构。时代的变迁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带来了新的挑战，某种程度上使人民行动党的绩效形象建设陷入一定的困境。
(一)经济绩效的打造承受严峻的压力
人民行动党杰出的执政绩效中，尤以经济绩效最为突出，打造出了“新加坡奇迹”。然而，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更是遭遇到新的时代性压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外向型的特征使新加坡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早在“全球化”这一概念在经济学领域普及之前，新加坡就已被迫成为一个全球经济体，既要借助跨国公司，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同时还要与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经济体进行激烈的竞争。近十多年里，新加坡贸易出口额对外来需求的依赖已从21世纪初的70％增至76％，其中超过半数的出口销往欧美地区。(11)在经济局势瞬息万变的当今，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就而言，所幸这场经济衰退是暂时的。倘若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更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无疑将对新加坡此类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造成致命的打击。“新加坡是最开放经济体的国家，也即是最先面对经济萧条的国家。”(12)过分依赖其他经济体，使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二，新加坡经济面临“基点高、增长难”的发展困境。争取“有多快就多快”是行动党政府一贯坚持的经济方针，该理念也的确实现了新加坡经济的连续高增长。但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固有规律。新兴经济体因其经济基点较低，市场需求饥渴，借由扩大规模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可实现经济的高增长。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成熟，传统的方式已无法为高基点的经济继续提供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必然将缓慢下来。知识经济占据主导的当代，通过单纯地扩大规模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已举步维艰，各国纷纷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但新加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大部分是源自规模的扩张，而非生产率的提升。国内人力资源相对欠缺的新加坡，输入大量外来劳工可以使经济年增长6％至8％。但是生产率的增长却停滞于1％，有时还出现负增长。(13)这使新加坡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成为其致命的弱点。
此外，若要维持新加坡经济的高增长，人民行动党还面临着两大博弈。一方面，为了支撑经济的增长，行动党政府引进大量外劳，这使得新加坡国民产生了一种自身的机会与资源被侵占的不公感。“新移民的孩子会跟我的孩子抢入学名额、抢奖学金、抢工作”。客观来讲，这是个遍及全球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选择牺牲部分经济增长以换取社会平衡。就新加坡而言，倘若排斥掉大量外劳，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至少2％至2.5％；(14)倘若为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而大量引进外劳，将导致新加坡社会的不平衡甚至分化。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是人民行动党面对的一大课题。另一方面，经济本就是一门“唯数据”“唯理性”的精密学问，主导一国经济政策的行政官僚必然皆属经济领域的专才。全球化的当代，经济局势波谲云诡，国家经济的发展更需要由经济领域的精英来驾驭。然而，从政热情普遍不足的新加坡社会精英，大都倾向于留在薪金丰厚、前景稳定的专业岗位，鲜有投身公共部门。如何回应国家经济增长对社会精英的诉求，是人民行动党需要处理的另一现实课题。
(二)“经济优先”的绩效模式难以回应民众的政治诉求
人民行动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念始终强调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15)人民行动党把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施政的主要目的，其良好的绩效形象也突出表现在经济层面的成就上。人民行动党强调，对新加坡而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民主和人权。(16)秉承该理念的人民行动党，自掌权之初即将民众的政治参与控制在一个相当安全的范围之内，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参与。加之人民行动党采取精英治国的执政模式，领导精英在新加坡社会的发展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充当权威的代表，民众则扮演“被照顾”的角色，比较被动地追随着人民行动党的脚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行动党借由这种强调优先发展经济的威权模式，取得了不凡的绩效。自80年代初期，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日益崛起，人民行动党继续推行这种重经济、轻民主的执政绩效模式，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按照人们共同接受的观点：行政人员、管理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国会公布的资料表明，这些人员占全体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57年时仅为7％左右，1970年上升为11％左右，1980年为18％左右，1990年则增至为24％。(17)他们普遍享有高水平的教育，且大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随着新加坡现代化进程同步地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物质层面得到满足后，进一步要求参与政治，以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新加坡具有高度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人民行动党重经济轻民主的绩效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经济建设的成就，物质生活的改善未必就是选举必胜的“保单”。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延续一贯作风，多次重申其以经济为突出成就的良好政绩，但是并未得到民众的积极回应。选举过程中，希望对执政党权力加以问责和制衡的意愿淹没了对执政党经济绩效的关注，阿裕尼集选区的“变天”更被视为全国民众政治诉求的缩影，给人民行动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加坡人民从没有质疑过人民行动党的功绩，但是他们要看到更广泛的民主。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人民行动党在绩效形象建设过程中，已不能将经济视作考量的唯一首要因素，而要将民主政治的考量标准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一步开放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如何实现柔性转身，对素来习惯威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挑战。
(三)一党长期执政造成绩效形象建设成本的提升
建国以来新加坡历届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皆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新加坡国民一次次郑重地将国家大权委托给人民行动党，即是对其执政绩效最大的肯定。多年来不凡的执政绩效，为人民行动党打造出良好的绩效形象，但这些既有的政绩如今正成为人民行动党继续前行的沉重包袱：若想继续赢得人民的支持，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只能做出更加优异的政绩。民心求变，很多人投反对票，不是因为觉得政府做得不好，而是认为政府应该可以做得更好！(18)新加坡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熟，民众的需求也逐步朝需求金字塔的顶端爬升。(19)吴作栋曾强调，行动党要想在大选中获胜，就必须继续做到满足国人的期望、跟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然而，国人利益诉求的日益细腻、多元，使执政党保持“跟人民脉搏一起跳动”的成本大为增加。长期执政的政党在绩效形象的建设上大都面临着失分易加分难的困境：执政党的政绩做得再好，都会被视为政府应尽的职责义务，很难为其额外加分；倘若执政党在治国过程中政策稍有失误，或偶尔一次忽略了哪怕只是部分选民的民意，就很容易在这部分的选民心中播下不满的种子。人民行动党非但未能规避此类困境，甚至要承担更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不仅是个长期执政的党，更是一个政绩卓越的党。鉴于领导精英一向的高水准执政，习惯分享良好绩效的民众普遍认为精英失利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对执政党政策失利的容忍度较其他国家而言要低许多，这客观上提升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成本。以人民行动党良好的执政绩效为基础，新加坡的年轻人自出生以来就生活在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的环境中。也正因为没有经历过建国初期的动荡不安，他们很难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绩效产生跟老一辈选民一样的认同感。对年轻的选民来说，人民行动党过去的辉煌并不能成为加分项。李显龙本人也指出，时代不同了，人们过去看政绩，现今的选民却已把这当成政府所应履行的职务，难以作为争取选票的元素。(20)在良好的传统绩效未能得到有效加分的同时，人民行动党也面临着随时可能会失分的窘境。讲求务实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向来有勇气反潮流而坚持做正确的事，许多暂时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策，政府对其后果判断的正确性最终是有政绩可查的。但是，政策逻辑即使无懈可击，民众仍然会对执政者的冰冷理性产生心理距离，进而造成对执政党的不满。一党长期执政的种种压力，使执政党绩效形象建设的成本一步步提升。过往的政绩固然重要，但经过党的长期执政，如何继续有效打造自身的绩效形象，以赢得选民支持，逃脱多数政党政权“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对人民行动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全民形象建设遇到的瓶颈
执政党获得社会支持的广泛程度通常与其所代表利益主体的多寡成正相关。为了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许多执政党选择向其他阶级或阶层敞开大门。执政党由“阶级党”或“集团党”向“全民党”或“人民党”转变，是现时代政党顺应时代发展，争取民众支持，摆脱“政党困境”的重要途径。(2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确立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以来，就致力于自身全民形象的打造。李光耀强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理智和坚定地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治理国家。”(22)执政党若想充当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仅要寻求一个共识，构想出一种可行的公益观，还要保证社会的分歧得以有效协调，社会的各方利益得以找到表达渠道，以期最终加以实现，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和社会调控能力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作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异质性极高的国家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充当全体利益的代表，打造自身全民形象的难度则更大。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是个四个多元(4M)的社会：多元种族(multiracial)、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多元语系(multilingual)及多元宗教(multi－religious)。把这四个多元做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新加坡社会的异质性可想而知。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变化迅速，不同世代(multi－generation)对国家、社会的看法恐怕也不尽相同，在这么一个多面向多元的社会中去寻找共识，难度当然很高(23)。客观潜在的社会裂痕，加上现代化进程中各阶层价值观的相互撞击，导致新加坡社会深层次的利益冲突，为人民行动党“全民利益代表”形象的塑造带来巨大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行动党素来以驾驭社会变迁，吸纳和收编社会力量维持广泛执政社会基础的能力著称，长期以来借由高水平的政策规划能力，小心维系着新加坡社会大体的利益均衡，尚未出现难以修复的执政瑕疵。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新加坡社会的中下层弱势民众对人民行动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执政党采取的精英治国模式已经与新加坡的中下层民众脱节，政府现已无法有效地照顾到该阶层的利益。对社会中下层弱势群体利益的照顾不周，造成的民众对执政党的质疑，正成为人民行动党自身全民形象建设的最大瓶颈。
从近几届大选的选票流失情况和日益高涨的民怨来看，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中下层民众间的支持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究其原因，我们大致可将其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无疑是一个亲民的执政党，体恤民情民苦，但在治国过程中也会讲究政策的主次之分。中产阶级被普遍认为是维系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为了维持新加坡社会的稳定，人民行动党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确实较多地考虑到中产阶级的利益，有意培育中产阶级的成长，这严重淡化了处境相对弱势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认同感，导致该阶层对人民行动党“平等公正”的核心执政理念产生严重质疑。科技经济的日益发展，必然导致教育水平较低的中下层民众与中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滋生，政策明显有所倾斜的人民行动党此时再宣称自身代表全民利益，已很难再站得住脚，必然会遭到中下层弱势民众的声讨。另一方面，精英治国的执政模式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被指缺失民众同情心，不能站在民众的位置看问题。首先，许多民众认为，行动党政府里的精英们，人生观与看法都与中下层国民不同，他们制定政策只注重询问专家、学者，而与民间的实际感受出现断层。政策制定视角的偏差，必然导致政策利益代表的异化。其次，精英治国模式讲求理性高效，该价值标准对民众的感召力已经越来越弱。与建国初期不同，当下民众已不那么关心国家层面的经济成就。一味追求高增长的做法，现已很难换取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普通民众毕竟不是都拥有远见的精英，日常生活问题就是他们天大的事。“新加坡拿了多少个世界第一、亚洲第一？新航连续多年获得最佳航空公司的荣誉，政联财团淡马锡今年又创盈利新高，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利润会分一点给我吗？”(24)再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精英在与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出现硬伤。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使个别议员滋生懈怠的情绪，对于选民的求助未能给予及时的回应。也有议员在政策解释的过程中摆“高姿态”，完全颠覆了人民行动党的“公仆”形象。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个别议员的言行显示出与中下层民众的严重脱节。199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薛爱美博士在巴刹拜票时，跟鱼贩握手后便去洗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2011年大选中的后港选区，人民行动党宣传其候选人朱倍庆的布条只标注了英文。“可能行动党比较不能取得老人家共鸣。你看他们挂起的布条都只用英文，我们除了朱倍庆的照片，其他都看不懂。有时这些小细节也要照顾到嘛。”(25)2013年榜鹅东补选中，学历背景良好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许宝琨，竟然语出惊人，认为人人都拥有汽车。在拥车证高涨的当下说这样的话，尤其反映出他跟普通民众的脱节。上述这些行为皆触碰到了政治雷区，人民行动党的一些政治精英由于缺乏政治敏感度，又或许确实是未能真正体会中下层民众的感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草根性”的缺失，严重拉远了人民行动党与中下层民众的距离，民众不再相信自己利益会得到执政党的有效代表也就无可厚非了。
时代的变迁为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绩效形象及全民形象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良好的政党形象作为一种执政资源，如若维护不当，将随时代的发展逐渐流失。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有效地维护即已树立的良好形象，并对其加以完善，是人民行动党在形象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谨慎处理的重大现实问题。
注释：
①(21)孙景峰、陈倩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论》，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周文龙：《完美的剧本》，《联合早报》，2011年5月8日。
③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Straits Times Press,2011,P.126、139、173.
④何惜薇：《李显龙总理：说服有才能者从政可能更难》，《联合早报》，2013年1月29日。
⑤韩福光、华仁、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论》，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8页。
⑥王昌民：《向勇敢的人致敬》，《联合早报》，2011年5月7日。
⑦郭俊麟：《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与政治领导》，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3页。
⑧(16)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38页。
⑨曾昭鹏：《柔性转型与价值重构的互动》，《联合早报》，2011年5月11日。
⑩孙景峰、陈倩琳：《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工人党的竞选策略探析》，载于《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12)(13)严崇涛：《新加坡成功的奥秘——一位首席公务员的沉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6页。
(15)(22)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年版，第569、116页。
(17)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
(18)冯杰明：《风雨同“车”，共创辉煌》，《联合早报》，2011年5月13日。
(19)《幸福的新加坡人缘何不满》，《联合早报》，2009年9月5日。
(20)周殊钦：《与选民的情感联系》，《联合早报》，2011年5月7日。
(23)符诗专：《选举号角响起》，《联合早报》，2011年5月1日。
(24)韩山元：《大选后的冷静思考》，《联合早报》，2011年5月12日。
(25)郑景祥：《朱倍庆后市看起 饶欣龙占地利人和》，《联合早报》，2011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