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国共论文,党内论文,重国轻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肯定，片面夸大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结果，共产国际确立了一条“重国（重视国民党）轻共（轻视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一手促成了国共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本文拟就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不吝指教。
一
共产国际自1919年3月成立后，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次年，中共声明“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充分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
1922年初，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病重，斯大林等俄共（布）领导人担负起了指导共产国际的责任。从此，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俄共（布）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当时，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各国革命置于了片面强调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位置，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它不是首先考虑中国革命的利益，而是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性质的指导方针。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和封锁，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建党和支持中共之时，就急欲在中国寻找其它政治上的盟友，曾考察过陈炯明和吴佩孚等新旧军阀。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最后才决定让中共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
在当时形势下，实行两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符合列宁的理论，即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才能更好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是问题在于，应当怎样估计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中共以什么地位与国民党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摆放，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和成败的根本问题，也是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分歧点。
在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在促成国共合作时，就犯了“重国轻共”的错误。
1921年6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到达中国。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及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多次晤谈，马林对国民党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多阶级的联盟”，“甚至认为共产党不如国民党”。②基于这种认识，马林摈除了共产国际原来“亲吴疏孙”（即亲吴佩孚疏孙中山）的联吴政策，也排除了联合陈炯明的想法，转而确定联合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在了解到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马林便于1922年4月初向中共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③这种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当时，中共多数人虽同意国共合作，但对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混合在一起，模糊了阶级界限，妨碍了独立政策的执行。所以，他们都倾向于党外合作。为此，中共领袖陈独秀特于4月6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申述其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理由。④
由于中共反对国共党内合作，马林于4月27日由上海到达广州，会晤孙中山，“提议建立国共民主联合阵线”，但“孙中山不同意党外合作。”⑤在中共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孙中山又不愿党外合作的情况下，马林便经新加坡、马赛、柏林等地返俄，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以期取得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从而形成一个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党内合作的战略决策。
1922年7月中旬，马林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在报告中，马林详细谈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并报告了他的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的主张。由于我党反对其主张，他在报告中大肆评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说中共对形势缺乏正确认识，“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一些“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联系”的“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⑥他还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涣散，不成熟，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贬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共的同时，他却不切实际的抬高国民党，称国民党是革命的“各阶级的联盟，”其内部不存在右翼势力和地主军阀的残余，从而无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成立、发展这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片面夸大国民党的革命性，把国民党看成了天然的领导力量，而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视为国民党的追随者和辅助力量。因此，“马林把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亡的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个，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终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⑦
受马林影响，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接受马林的建议——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随后，国际远东局便通知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同志（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⑧
1922年8月，马林又和苏俄赴华特使越飞一道到达中国。为了使持不同意见的中共克服意见分歧，实现国共党内合作，8月17日，马林提议召集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以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提议。据陈独秀说，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五个委员都一致反对此案。会议辩论了两天，最后才被迫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之提案。之所以说“被迫接受”，是因为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各地区同志经过讨论，曾表示“绝对不赞成”马林的国共党内合作之主张。⑨只是由于马林以党的纪律相压，质问他们是否遵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他们才被迫服从了。⑩
就在西湖会议召开之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由广州逃到了上海。这使他对军阀势力的依靠和对西方的幻想破灭了。从而转变为渴望得到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和马林再次会谈。他告诉马林，他现在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向他正式提出了中共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决定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对此，孙中山欣然表示接受。这次会谈之后，遵照国际决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率先加入了国民党。
二
1922年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4次代表大会，把国共合作提到了战略决策的高度。会上，受马林的影响，共产国际也对中共作了歪曲和贬低，认为“中国议事日程上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苏维埃共和国”，并对中共的工作表示很不满意，说“整整一年中我们同他们（即共产国际与中共）发生着争论”。(11)
国际“四大”会后不久，马林从中国返回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立即作出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中共要“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支持国民党”。(12)两个星期后在上海，身为苏联赴华特使的越飞，在他和孙中山发表的《孙越宣言》中，竟然表示“完全同意”孙中山关于“共产组织，特别是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的观点。(13)这实际上等于是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会试图给国民革命里增加社会革命的内容。而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和其它一些场合，都曾明确指示过苏维埃制度对东方农业国完全是适用的。可见，这种政治上的妥协，竟是如此的丧失原则。
共产国际一月决议和《孙越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从根本上轻视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片面夸大了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共产国际正是根据这种认识而确立了一条“重国轻共”和一味依靠国民党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不仅对苏联和孙中山的关系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以及中共领导人也影响很大。日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而制定的。
《孙越宣言》的发表，表明孙中山与苏联开始结成了联盟。之后的半年间，国共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都异常迅猛地向前发展了。这样，仅有西湖会议后中共部分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已显然不够了。这就需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形成决议，以便在全党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战略决策。
在马林的要求下，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会前国际代表马林曾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甚至压服了中共领导人，中共党内也曾进行过多次酝酿，但是，在中共“三大”会上，仍就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由陈云题书名《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回忆：“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尽管会前在党内已酝酿，共产国际也作过指导，但在一周的会议期间，几乎天天都在辩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辩论更是激烈”。(14)
会上，李大钊等人“认为共产党员一面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15)国际代表马林却看不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和作用，反而认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并由此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中共“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16)而这时已被迫加入国民党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为了在全党贯彻执行国际决议，只好对马林的错误认识和主张作进一步的强调和补充说明。他认为，“中共党员不够，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17)所以，中共只能作经济斗争，而不能作政治斗争。”(18)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员暂时不要独立工作，全部合并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19)这种错误认识和主张，遭到许多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张国焘、蔡和森和王振一等人反对这种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精干而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20)蔡和森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应保存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不赞成产业工人也加入国民党”。(21)
大会尽管争论得很激烈，但最后结果还是接受了国际的错误认识和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等，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至此，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乃得到我党的正式确认。
三
中共三大决议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三大决议的缺点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认识上的错误，即对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估计过高，对中国无产阶级及中共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所以，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认识不足，反而强调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22)这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成了资产阶级的助手和追随者，放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原则时就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必须与可能的同盟者建立联盟，但必须在这个联盟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和对同盟者进行批评的权利。列宁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曾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的一个强有力的，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23)向人们强调了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和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后来列宁还特别强调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应当竭力投入到民主革命中去，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特殊使命，要努力发展自己的独立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不停顿地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在上述情况下达成国共党内合作协议的这个联盟，与马列主义的观点背驰到了什么程度。
从当时国共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如李盛平同志所说：“不仅中共需要国共合作，国民党更需要国共合作。在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的形式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完全处于软弱的地位，国民党也不是完全处于有利的地位”，即便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完全可以“争取有利于我党的局面”。(24)周恩来同志也曾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25)的确，当时孙中山从其革命经历中已认识到，只有苏俄可以援助国民党，但这须有国共两党先行合作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出于政治战略上的考虑，决定选择党内合作的形式。同时，他还出于国民党组织上的考虑，只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才可以从内部振兴它，在组织上发展它，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共产党员这样的“新鲜血液”。(26)因此，退一步讲，即使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也不能贬低中共的作用而夸大国民党的革命性，更不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让共产党作为“伙计”加入国民党。
然而，为了协助国民党改组，促进以国共党内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1923年10月中旬，鲍罗廷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派遣，到达中国广东，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被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开始加紧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1月初，维金斯基又被派到中国，接替已于10月离华返苏的马林，但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在上海指导和帮助陈独秀工作。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下，11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27)结果，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督促和帮助下，在《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和《孙越宣言》的基础上，1924年1月，国共合作按照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起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根本不是国共两党之间讨论和决定的，而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代表之间直接会谈的结果。它规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然也必须受国民党纪律的制约，加上马林要我党“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还规定我党“不可过于强调”“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这实际上将意味着以党的政治独立性作抵押，并在党内造成混乱。之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1924年8月，孙中山根据鲍罗廷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而提的建议，设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审查共产国际的一切动议和给中共的命令。对此，蔡和森同志认为：“这个性质就是国民党管理C·P，而我们丧失独立与自由”。并认为“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那是鲍罗廷的错误，中央是对的。”(28)
当时，对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认识和主张，中共尽管有不同意见，实际上最后总是接受了的。如陈独秀一改反对初衷，不但在党的“三大”上赞同了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而且在1924年3月提出“只有国民党能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不能利用国民党”。中共其他领导人，如恽代英也于1924年初说过，“我希望国民党在中国如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所占的地位一样”。(29)就连很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邓中夏，在他的文章中也说领导各阶级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国民革命的政党，“就是孙中山先生首创的中国国民党。”(30)难怪李立三同志说：“在党的第四次大会以前，党内一般对于革命的估计，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31)可见，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对国民党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致使共产党的独立旗帜和党对争取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认识，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就被弄得混乱模糊了，结果限制了中共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政治主动性。从中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看，共产国际“重国轻共”的指导思想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贯穿了它的始终，是导致中国大革命最后惨败的祸根。
注释：
①⑧孙霞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大事记》，《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21期；又见《党风研究资料》第二集第746页。
②孙霞武：《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第55页。
③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转引自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④共六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5页。
⑤孙欲声：《论第一次国共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⑦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⑨周承恩：《关于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⑩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1)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东方问题的意见》。
(12)《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
(13)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九辑，《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总45期。
(14)(17)(19)(21)《中共“三大”上的一场热烈论争》，《文汇报》1986年12月20日。
(15)傅绍昌：《李大钊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大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6)(18)(20)转引自周承恩：《关于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2)转引自《中共党史论文选编》上册第404页至405页。
(23)《列宁全集》第九卷第5页。
(24)李盛平《罗易与中国大革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26)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34页。
(27)郑德荣、朱阳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第44页。
(28)《蔡和森十三篇文章》第137-138页。
(29)转引自刘其发、钱枫：《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江汉评论》1981年第4期。
(30)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
(31)转引自赵军先、李竹雪：《对大革命时期何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一点看法》，《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标签：孙中山论文; 马林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历史论文; 陈独秀论文; 国共合作论文; 国民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