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字路及其理论结晶——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之二论文,结晶论文,路径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体制结构变化的“之”字路。
1949～1998年，中国经济的体制结构亦即经济体制经历了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的“之”字形路径。1949～1956年，从总体上说，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特别是1953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成长，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消灭。分阶段言，1949～1952年是市场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并逐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到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计划工作机构。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市场经济被消灭。1957～1978年是计划体制时期。1979～1998年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取代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在1949年9 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5种经济成分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与此相适应， 规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工作方针。这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作方针。当时的一些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从1950年起，一些实际工作措施，使许多要素退出市场，市场经济逐渐萎缩。如1950年关闭证券市场，1950～1952年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金融市场萎缩。1953年批判“四大自由”，禁止土地买卖、自由雇工等，土地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农村禁止自由雇工，城市国家统一安排就业制度的推行，以及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由于支持战争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政（国）务院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他中央财政经济管理部门，统一了全国财政收支，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从生产上看，在接收国民政府的企业及征用外国在华企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市场机制对它们的调节作用逐步缩小。对私营企业来说，由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制度的实施，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被间接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其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大为降低。从市场看，由于计划调拨与配售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增加，生产资料市场也逐渐萎缩。
1953～1956年是市场经济体制转向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亦即后者代替前者和二者并存的时期。“一五”计划的时限是1953～1957年。“一五”计划的制订至1955年完成。在1953～1955年，市场和计划共同发挥作用，市场仍起着主要作用，但计划的作用日益扩大。此时的体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结构。“一五”计划的推行标志着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目标的确立，即以计划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1953年，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个体农民和私营工商业同市场的联系被割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也于1956年基本完成。至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以及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计划经济的特征基本具备。市场主体消亡。各类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萎缩和变形，劳动力市场完全消失。市场已基本失去资源配置的功能。1956年底，中国实现了经济计划化。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轨制”格局被计划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结构）的“单轨制”取代。
1957～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国民经济中虽然也存在市场，但这个市场已失去资源配置功能和作为经济体制的独立品格。它已沦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附庸。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再加上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因而造成企业活力不足，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当等弊病。经济决策者对此有所了解，并试图改革。然而由于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把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市场当作计划的，也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因素与异已物，以致改革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70年代末期，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长期的徘徊与停滞。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尽头。从1979年起，开始了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中断了近30年后被重新启动。
1979年以来，在理论上，经历了从中共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再到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至此，市场化改革成为全党、全民族的共识。在实践上，在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对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培养市场主体，并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调节生产。与此同时，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出现，并允许它们同国有企业竞争。其次是逐步放开价格，使其成为反映市场供求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最重要信息。再次是逐步发展和培育各种市场，如金融证券市场和技术市场等， 改变了1957～1978年各种市场名存实亡的状况。最后是建立了以税收、利率、 信贷等为手段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改变了以前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调控体系。这些改革使经济体制由1957～1978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1979～1998年市场、计划共同发挥作用，逐渐地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 这是一种进步，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体制的重新肯定。
（三）产业结构变化的“之”字路。
产业结构主要指国民经济中各种产业间的组合关系。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优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能否有效配置，以及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现代工业很少的产业结构。1949年，农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84.5%，工业占15.5%（其中，轻工业占11%，重工业只占4.5%）。面对工业落后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尽快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加快经济增长，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二是建立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国家对资源集中支配的体制，以强制积累，筹集建设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就是在这个产业结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它的实施，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2～195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04.96%。其中，重工业增长162.29%，轻工业增长73.3%。由于重工业增长很快，使产业结构趋向协调。1957年，重工业产值130 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净产值，下同），轻工业产值127亿元， 重轻工业产值之比为102∶100，接近1∶1。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这个比例关系较为合理。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也基本协调。“一五”时期，在重点发展工业的同时，农业发展较快。1952～1956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 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工业的需要。1957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62.3%，轻工业占18.6%，重工业占19.1%。与1949年相比较，农业产值下降了22.2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上升了7.6个百分点， 重工业产值上升了14.6个百分点。这表明产业结构发生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方向的转变。
从1958年起，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发展到极端，在工业领域中实行“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在农业领域里实行“以粮为纲”。这种政策导致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全面萎缩的畸形产业结构。这种畸形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之间发展不协调：第一产业发展停滞。第三产业逐渐萎缩。第二产业过度发展。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53年为15.9%，1978年下降到9.5%，下降6.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由43.11%上升到70.2%，上升了27.0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由41%下降到20.41%，下降了20.59%个百分点。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仍未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极不正常的。在工业内部，由于过份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55%下降到1978年的43.1%。同期，重工业的比重则由45%上升到56.9%（注：1988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重工业内部，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忽视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瓶颈”。在农业内部，强调“以粮为纲”，片面注重种植业发展，忽略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搞粮食种植单打一，忽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发展，导致农业经济结构畸形，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绩效。
从1979年起，产业政策开始由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转变。经过20年的努力，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改变长期以来“挖农业，补工业”，“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三次产业比例逐渐走向协调。1997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8.7%、49.2%、32.1%。和1978年相比，第二产业比例大幅下降， 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这样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次，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协调。1979年以来，轻工业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的局面。1998年末，轻重工业比例为49.3比50.7。与1957年一样，接近1∶1。在重工业内部，能源、原材料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局面得到扭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的状况大大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瓶颈”约束开始减缓。再次，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多元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1978～1996年，牧业和渔业产值以每年9.8%和12.4%的速度增长。在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中，牧业所占比重由15%上升到30.2%，渔业则由1.6%上升为8.6%，种植业的比重由80%下降为57.8%。（注：199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49～1998年产业结构走了一条比较协调—严重不协调—比较协调的“之”字路。为什么产业结构也会呈现“之”字形呢？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动深受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动的影响。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变动深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市场自发的力量使得产业结构的变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比较协调。在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来源的单一和计划决策者的主观偏好，使得产业结构不是按经济规律变动，而是服从于经济决策者所制订的经济战略目标。这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结构的“之”字路，是形成产业结构的“之”字路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产业结构放在所有制和经济体制之后叙述的原因。
经济政策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变化的“之”字路
1949～1998年经济结构各个层面“之”字路的形成，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的。这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体现。5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一条“之”字路：正确—错误—正确。新中国成立之初，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多年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它产生于中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促进了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1957～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基本框架而言，是从苏联搬来的。实践证明，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苏联的实际）。放弃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的经济体制，不仅使毛泽东进入了晚年的错误时期，也使中国出现了22年的经济停滞。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总结了1949～1978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40多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它使经济重新快速发展。
5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经历了适合国情到不适合国情，再到适合国情的“之”字形过程，形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向斯大林模式，再转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之”字路，也就是正确—错误—正确的“之”字路。“之”字路的前后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它们分别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字路前后两个阶段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在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二者是相通的（换言之，“之”字路第二、三两个阶段的不同，也是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差异之所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共同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创造人确立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91。）邓小平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注：邓小平：《政治上实现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政治上实现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他们在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上，有同有异，但是在最终目标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种所有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首先是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解放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在1957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人民出版社，1986。）解决矛盾的途径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人们之间，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矛盾。1978年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重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与此同时，在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新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在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他深刻论述了发展生产力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石地位，强调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中国发展的根本的和现实的意义，并且确立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见，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及解决办法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主导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后者又发展了前者的学说。
对国情的认识：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时继承的生产力。它是“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毛泽东认为，在这种落后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与这样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只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邓小平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理论中指出，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综合国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这表现在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且严重不平衡。中国人口多，文化素质较低，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的1／4；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开采难度大。我们掌握了少数尖端科学技术，但科技总体水平相当落后。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改变这种状况，摆脱落后，摆脱贫困。可见，在对国情的认识和经济建设的起点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基本上是一致的。
经济建设的政策：40年代，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在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有用处的，还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因而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及国家对它们的政策，从而全面、具体地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调节方式上，是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在分配方式上，是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这三者构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也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一种以真实存在为基础的互补经济学。
1978年以后，邓小平对1956年以后长期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不断革命作了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是同他对1957～1978年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的痛切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中国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的。他在中央十二大开幕词中说：1956年“八大以后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认为， 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应能够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应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1957～1978年单一的公有制显然不适合生产力状况，因而要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允许其他所有制的存在与发展，从而提出了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政策。在调节方式上，邓小平不断摸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如何有机结合，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他多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的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计划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就是邓小平这种思想的体现。在分配方式上，邓小平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的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在经济政策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基本经验
中国经济50年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从哲学上讲，就是否定之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合乎规律的，是螺旋形前进。从历史上看，前进中有曲折，有倒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此，列宁等哲人早已概括过，因而不值得大惊小怪或予以责备。关键在于正确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便发现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规律，并据以指导今后的工作。
50年间经济演变的“之”字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例如，（一）确定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国力出发。太慢了吃亏，人们不愿意。人们都想快，但不能太快。太快就过热，国力承受不起，就要“着陆”。太快后的“着陆”，不论是软的还是硬的（“软着陆”当然比“硬着陆”好），都要着到陆地即降到谷底（波谷）然后才可以回升，波幅都会很大。波幅大，经济受的损失就大。所以太慢了会吃亏，太快了也会吃亏。1990年，拙作《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增长速度》（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4）。）一文中，对1949～1989年中国经济40 年间增长的速度、波动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后提出：“今后，国民经济若能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6%～7%之间的速度前进，就有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可以保证我们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因为避免了大上大下，会在宏观经济上产生巨大的效益；可以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环境中。”199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1996～2010年的经济发展远景目标规划中，提出发展速度为6%。 （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 ）这是一项以中国45年经济发展实际为依据，经过计算与论证的科学决策。搞经济工作，既要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即效率与效益。只有效率高、效益好的经济增长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只有带来这样增长的经济工作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1957～1978年的经济增长，就速度而言达到6.36%。它在我们认为的适度速度范围之内。可是，投入大，人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所得却甚少。就整体而言，这是国民经济停滞时期。
（二）指导思想是第一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速度高—低—高，经济增长质量好—差—好，经济增长波动高位——平缓——低位—剧烈—高位—平缓，经济增长绩效或人民生活提供程度快—慢—快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合理——不合理——合理。在经济结构诸因素中，所有制结构是个主要因素。它是体制结构的基础。它和体制结构决定产业等等结构。导致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变化“之”字路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正确——错误——正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能不特别注重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研究。这是它的特点。观察中国的经济工作，不能不首先注重它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的中国官员和企业家，不能不首先研究指导思想。在现阶段，也就是要首先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及中共中央对这个理论的阐释与运用。
（三）发展模式是可以选择的。新中国50年经济史证明，上述包括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等在内的经济结构（或被称为制度、模式）是可以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是自己创造的、在革命根据地行之有效的（试验过的）新民主主义模式。1952～1953年选择并在1957～1978年成为现实生活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1978年以后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模式。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模式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快，质量好。1957～1978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经济的停滞。197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模式，是在总结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模式成功经验和1957～1978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教训的基础创造的。它是对建国初期模式的肯定和对1957～1978年模式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以后的模式是对建国初期模式的肯定与继承，是对1957～1978年模式的否定和批判。1978年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在既定历史事实（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等）的前提下，否定1957～1978年的不合中国国情的模式，重新肯定建国初期的合乎中国国情的模式。可见，人们虽可以选择模式，但所选模式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给人们带来经济实惠，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并长期存在下去，在于它是否合乎国情。在这里，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和亿万人民切身物质利益主观要求的一致性和不可违抗性。
（四）中国人能够创造符合国情的最佳的模式。50年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实践证明，建国初期的和1978年以来的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土地上创造的特有的模式，是符合国情的。导致1957～1978年经济长期停滞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从苏联学来的。对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革命中的其他事实，邓小平作了高度的概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人民出版社，1993。）这也是50年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五）邓小平经济理论是50年经济工作经验的理论结晶。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映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因而，这两种模式的基本内涵相同。只因历史前提与时代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作出的选择。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20多年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实践的理论结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而作出的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90年代，在继承新民主主义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对建国以后四五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亦即“之”字路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70年多年来实践的理论结晶。这种理论的获得，标志我们对在中国搞现代化事业，已经知道得较多了。如果说过去的50年，我们是处在孙中山所说“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的阶段，那么，今后，我们已开始迈入“知道了以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的阶段了。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研究生刘永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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