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史论文,特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史及“四史”特别是马、班之后，史传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就是六朝正史。所谓六朝正史，是指“四史”以后，自晋至隋南北各朝现存的纪传体史乘。凡十一部。其中三部是六朝人的著作：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其余八部为唐初史家所修：李百药撰《北齐书》，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姚思廉撰《梁书》、《陈书》；而《晋书》、《周书》、《隋书》则由史局集体编写，领衔者分别是房玄龄、令狐德棻、魏征。古史和“四史”的文学价值，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继“四史”而出的六朝正史，是否同样具有一定文学价值呢？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些史书产生的史学与文学的背景。
一
从东汉末年起，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长期战乱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乱世中，发生了许多令人惊心动魄或激扬感奋的历史事件，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粉墨登场，从而诱发了人们加以记录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分裂，史官失其守，一般不居史职的文人学士也有了撰述史书的自由环境。唐初史家指出：“史官废绝久矣。魏、晋以来，其道愈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隋书·经籍志》）宋人高似孙也说：“灵、宪以来，天下大乱，史官失守。天下之士老于笔削、隽于辞翰者，往往各因闻见，见诸纂修。代不乏才，争自骋骛。作者之众，盖如此欤！”（《史略》卷五）当时修史的风气很盛，出现了众多的史家和史籍。据高似孙说，几乎是“家家有史，人人载笔”（《史略》卷三）。如在晋代，刘勰就举出十几个史家及其著作予以评述（《文心雕龙·史传》）。浓厚的修史之风，各种历史记载的涌现，不仅为六朝正史的编纂者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的蓝本或半成品，而且在锤炼史笔，提高记事载言、体情传意的技巧等方面，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古时文与史相通，修史与作文的关系很密切，史传文学同一般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发展，自然也保持着相应的联系。六朝时，“文”、“笔”分流，声律说产生，骈文臻于极盛，文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讲究声韵，注重雕章缋句，追求形式技巧之美，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而六朝文学开风气的人物之一，竟是著名历史编纂家范晔。范氏和他的《后汉书》，对于六朝文学和史学的发展都大有关系。范氏关于声韵、文笔的理论（见其《狱中与诸甥姪书》），及其草创四六文的写作实践（《后汉书》多骈俪语句），对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后汉书》有不少异于前史之处，但它与其后的六朝正史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自它设《文苑列传》后，《魏书》、《北齐书》、《晋书》、《北史》皆设《文苑传》，《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则皆设《文学传》。十一部六朝正史里，只有《宋书》和《周书》未立文学传或文苑传。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于各代文学的源流派别皆有长篇论述，实际上是文苑传论或文学传论的变体。又如《后汉书》各纪传未既有“论”，又嗣之以四言韵语的“赞”，这种编纂方法也为《南齐书》、《北齐书》和《晋书》所仿效。从文学角度看，赞语本身就是属于“沉思翰藻”的精美韵文（《文选》有“史赞”一体，范氏《光武纪赞》即入选其中），而这些文采声韵俱佳的赞语，对于促使史书编著者重视文字技巧、提高修辞能力，还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的意义。
《后汉书》对六朝正史的更为明显的影响，则是在文体风格方面。除《梁书》、《陈书》有所不同外，其余各史皆深受骈体及缛丽文风的沾染。范晔不仅是声律、骈体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他用华美的骈文修史，直接影响了六朝正史的编纂；他在文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开启六朝华靡文风，又给史乘以间接的影响。有关《后汉书》影响后世历史编纂学的问题，笔者在《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一文（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里有较详细的论述，兹不赘复。
二
六朝正史除直接受到《后汉书》的影响外，对于以《左传》和《史记》为代表的善于叙事写人的史传文学传统，也有所继承。它们作为纪传体史乘，首先就具有纪传体的一般特点。纪传体是一种以人为纲的历史编纂体裁，它要求为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立传，具体、生动地叙述其言行。史书里的主要人物，于是成为或者接近于艺术形象。司马迁开创的这种史体本身，即固有某种文学因素，它的文学性质可谓与生俱来。凡是比照或依仿《史记》编写的史书，都或多或少带有与之相类似的文学特色。六朝正史大致也像《史记》那样，“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而且“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注：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5年12月清华周刊丛书本。）。在沈、萧、魏及唐初史家的笔下，各种六朝人物，无论是放达不羁、纵酒玄谈的魏晋名士，还是留连诗酒、雕章琢句的江左文人，以及粗犷豪勇、叱咤喑噁的北方少数族首领，其“较详确之面影”，都在不同程度上再现出来。
由于独特而复杂的编纂背景，六朝正史与其他的正史（除《后汉书》外）比较起来，在取材和文体风格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前人批评《晋书》时指出：“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旧唐书·房玄龄传》）采异闻碎事以入史，并不是《晋书》著者的发明。古史及“四史”早已如此。如《史通》所举“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书事》）之类，即为诡诞的神话传说，属于异闻琐故一流。史乘载入某些奇异琐屑的内容，不仅可使读者容易接受，为之“解赜”、“抚掌”，而且可使史事更具体、有生气，使人物形象更丰满。适当地利用异闻琐事，既能提高史传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又不至于乖违直录的史笔。不过，六朝史家却走得太远了。刘知几指出：“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而斯风一煽，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鳌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赜，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史通·书事》史传载录某些异闻，诚然是个有一定价值的古老传统。但六朝正史为取悦世俗，却把这个修史遗法用得太过、太滥。其中《南史》、《北史》和《晋书》，则可谓集此法之大成。
在文体风格方面，六朝正史较之其他正史更是别具一格。“绮艳”的辞藻，骈俪的句式，充斥在“评论”（论赞）及叙述的语言里。甚至在人物的对话中也不罕见。六朝正史这一特色十分明显，前人对此多有评议。清人浦起龙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他说：“或疑诸史叙事，究与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体瞋之？噫！读书亦不审矣。盍姑取晋、宋诸书观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无论，他如立谈口语，决难猝办四六。而时流吐属，鲜非骈俪。乃至徒河羯氐之流，窃时裔种耳，应答言句，文必叠双。其为矜粉饰，逐风气，显自笔头出矣。非徘而何？疑者退而捡之，皆是。”（《史通通释·覈才》按语）史传语言的骈俪化，在六朝正史中达到了极点。而六朝正史编纂的时代，正是骈文全盛的六朝及唐初。这个事实表明，史与文的消长有时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六朝人所修六朝正史略加述评。唐初史家所修各史，则有待专文论及。
三
《宋书》、《南齐书》、《魏书》先后产生于齐、梁、北齐时期，都以私人名义修撰，修撰者也都是当时的著名文士。
沈约以诗赋及声律论闻名，同时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历史编纂家。据《梁书·沈约传》载，除《宋书》外，他还著有《齐纪》、《高祖纪》（按，高祖指梁武帝萧衍）等史书。姚察称“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梁书》约本传），李延寿承袭姚说，亦谓其“名亚董迁”（《南史》卷五十七），都对他的史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知几还把他与班固并列：“其有赋述《两都》，诗载《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史通·覈才》）按，“八咏”指沈约为金华太守时所写《登台望秋月》等八首诗（见《玉台新咏》卷九）。在刘氏看来，骈体既兴，文史分流以降，文笔已难乎为史笔，文才与史才兼有的人就不多了，以词赋才而成正史者，班固之后，唯沈约一人。
《宋书》多利用本朝史家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人的旧本，而沈约有“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宋书·自序》）之功，他的个人才能无疑在其修史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高似孙说：“宋代史书所传者，沈约为最。”（《史略》卷二）这些“宋代史书”里今天只有沈约的著作完整保存下来，恐怕也同它在总体上优于别的史籍有关。
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讲，《宋书》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过于繁冗。仅存在六十年的刘宋王朝，其正史竟达一百卷的篇幅。其所以卷帙如此之多，据赵翼说，是因纪传中“凡诰、诏、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注：《廿二史札记》卷十，以下简称《札记》）。二是虚美隐恶。《宋书》是第一部由史官奉敕修撰的正史，而实际上又是由宋、齐两代史官共同完成的，因此为两朝统治者隐讳、粉饰之处就在所难免。不过《宋书》在“尊贤隐讳”的同时仍能对统治者有所揭露，它的“繁富”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况且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得与失，并不直接影响它在史传文学上的价值。
清人郝懿行认为：“沈约文士，其为《宋书》，虽甚淹赡，亦多浮杂。往往喜谈搜琐，攟摭隐怪，时同小说家言，殊失国史之体。然叙致华妍，韵情朗畅，自一代史才也。”（注：《晋宋书故》，嘉庆间刊本。）郝氏所说“失国史之体”的地方，正表现了《宋书》的文学特色。
书中有不少预言性的文字，用以暗示人物的命运或事件的结局。如卷四十二《刘穆之传》载：“初，穆之尝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
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此即传主成为刘裕佐命元勋的预兆。又如卷五十《胡藩传》记传主从刘裕征鲜卑，预言将攻取鲜卑人所屯聚的临朐城：“将拔之夜，佐史并集，忽有大鸟如鹅，苍黑色，飞入高祖帐里，众皆惊愕，以为不祥。藩起贺曰：‘苍黑者，胡虏之色，胡虏归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在相对枯燥的史实中嵌入这类所谓“隐怪”，对于激活文气，增强史笔的文采，无疑很有裨益。
书中喜谈的“搜琐”，即刘知几批评的“调谑小辩，嗤鄙异闻”。此类文字，像是穿插在堂堂正正的史实记录里的点缀。浦起龙以为“此种点缀，略有无妨”（《史通通释·书事》）。事实上，这类“点缀”不仅“无妨”，而且是人物描写的补充，还可以令严肃的历史氛围松动一下，从而增加史书的可读性。卷四十八《朱龄石传》云：
龄石少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舅淮南蒋氏，人才伫劣。龄石使舅卧于厅事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舅头有大瘤，龄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史家借两桩委琐小事告诉读者，刘裕的心腹大将当初不过是一无赖恶少。传主的轻浮、残忍，其舅的怯懦、软弱，都表现得比较生动。卷四十二《刘邕传》记传主（刘穆之之孙，嗣南康郡公）的一种奇异嗜好：
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勗书曰：“刘邕向顾见噉，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
为满足一己的嗜痂之癖，竟要他人“举体流血”，使二百名“国吏”受鞭挞之苦，当时贵胄们如何暴戾恣睢，由此可窥一斑。卷四十五《刘德愿传》里所记孝武帝刘骏与其弄臣间的故事也饶有趣味：
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 ，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哪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
在这出滑稽戏里，吊墓者与陪哭者的语态神情，及君臣间虚与委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再现。
《宋书》所载人物，不少是个性鲜明的。但并不都借助上述这类“搜琐”、“隐怪”来表现。著者择取有代表性的言行（包括政治及日常生活的），加以具体真切的记述，同样活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面貌。卷八十四《孔觊传》叙传主“不治产业，居常贫罄，有无丰约，未尝关怀”，是宋世为官“清约”的代表人物。他的这种思想性格，主要是通过对待财货的具体态度表现出来的。孔觊任江夏太守时，其弟道存及从弟徽请假东还（觊会稽人），有“辎重十余船”。他发现后，严厉批评说：“汝辈添预士流，何至东还作估客邪？”即命左右将二弟苦心经营的“产业”“取火烧之”，直到烧得干干净净，他才离去。后来他调任京官，道存代为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道存虑其匮乏，遣吏载米饷之。他对送来的小吏说：“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载还彼。”小吏请求将米就地变卖，说“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他坚决不肯，小吏只得“载米而去”。这些看似反常的举动，正是其廉介人格的反映。
卷七十一《徐湛之传》里有一段文字，写传主在宋文帝大怒，“将致大辟”的紧急关头如何转危为安：
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刘湛得罪，事连湛之。太祖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太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高祖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也。
会稽公主是文帝刘义隆的同父异母姊。她“总摄六宫，忽有不得意，辄号哭，上甚惮之”。高祖刘裕微时，公主之母敬皇后亲手为他作了“纳布衣”。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这位公主以“纳衣”掷地，大哭大闹，不仅摆出了她作为刘裕长女的身分地位。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那令文帝也很惧怕的骄悍个性。著者记其言谈粗俗，举止撒泼，笔致相当生动。
卷四十二《傅亮传》叙及传主与刘裕谋划“受禅”大计时写道：
高祖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扣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
当时傅亮从征关、洛，还至寿阳（今安徽寿县，刘裕称帝前驻镇于此）。他对刘裕置幼子安危于不顾，急忙从长安返回的用心应是有所揣知的。但刘裕在酒宴上那番“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的发言，却使他和所有赴宴“朝臣”迷惑不得其解。足见刘裕平日韬晦之深。傅亮悟旨，叩扉请见时，“高祖即开门见之”。一个“即”字，表示刘裕早已守候门旁，切盼见到先觉者。字斟句酌的所谓“从容”之言里，隐伏着何其急切的“受禅意”。“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亮入便曰”，“即便奉辞”，这些描写也表现出一种急迫的气氛，及君臣间心照不宣的关系。
善于写人，成功地描述较多有生气的历史人物，自是《宋书》文学价值的主要表征。但它在骈文、散文艺术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指出：“沈约文数量之多，冠于南朝，但大多是诏诰碑传和关于佛理的论文，文采远不如诗歌。他的骈文、散文的成就，反倒在史学著作《宋书》中体现得比较清楚。”（注：《南北朝文学史》第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见解是很精到的。沈约的声律说和文学论在其史著里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践。除四声八病之说外，沈氏还提出了“三易”的主张，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宋书》里的文学大抵用典明晓，用字浅近，音韵和谐流美，合于其“三易”的要求。郝懿行所谓“韵情朗畅”，约略得之。如《刘穆之传》概述传主的干练一段，句式整齐（皆四字为句），无僻字拗句，文气畅达，圆美流转，当是沈约的手笔。又如卷九《后废帝本纪》总叙刘昱残暴骄恣一节，也写得和畅爽利。后来李百药之写高洋（《北齐书》卷四）、李延寿之写元善见（《北史》卷五），似皆受其影响。
《宋书》里的序、论尤受后世推崇。《文选》的“史论”类选录《谢灵运传论》和《恩幸传论》（按，当为《恩幸传序》），即说明选家把这两篇文字视为“翰藻”之流，承认它们也是文学作品。在这些论或序里，多四字句，多用对偶，还有典型的四六句式。如“鈇钺创痏，构于筵笫之曲，服冕乘轩，出于言笑之下”（《恩幸传序》）；“元皇外守虚器，政由王氏，苏峻事虽暂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运属横流，世祖仗顺入讨，民无异望。”（《邓琬传论》）这类圆熟流丽的字句，即使置诸同时的骈文佳作里，也不会逊色。刘知几认为，在以骈体入论赞的史家中，范晔写得最好，而沈约则仅次于范晔。（《史通·论赞》）沈氏的论赞不如范氏之凝练精深，而和谐流畅过之。其中《谢灵运传论》不仅“义归乎翰藻”，而且梗概地阐述了沈约的文学观和声律论，是我国古代文论里的重要文献。
此外，《宋书》首创的被赵翼誉为“作史良法”的叙述方法，也值得一提。赵氏说：“《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札记》卷九）这种所谓“带叙法”，其实是一种在叙述重要人物或事件的主线中，穿插叙述次要人物生平的方法。后来小说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里，往往在中心情节紧张发展的时候，“百忙中夹叙”（毛宗岗批《三国演义》语）一人物小传。小说家们这种忙里偷闲的“闲笔”，似即从沈约的“带叙法”脱胎而出。
四
和沈约仕于宋、齐二朝相似，萧子显也仕于齐、梁二朝。他本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除《南齐书》外，他还著有《后汉书》、《普通北伐记》等史籍。他的九弟萧子云也曾撰《晋书》、《东宫新记》。兄弟并以史家知名当世。其二兄萧子恪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梁书·萧子恪传》）萧子显尤以文才自负。他在一篇名为《自序》的文章里说：“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同上）南齐初年，檀超、江淹等受命修撰“国史”。随后，沈约的《齐纪》、吴均的《齐春秋》也相继成书。檀超等都是著名文人。萧子显编纂《南齐书》时，也和沈约一样，利用过本朝史官的著作。他本人及原著者的文学才华，与这部正史的文学特色的形成当有某些关系。
后代史学家对《南齐书》提出过不少批评。特别是在文字风格方面。刘几知说它“文伤蹇踬”。（《史通·序例》）曾巩等人也认为：“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之文，确实因雕饰堆砌过甚，以至于有些生硬滞涩。如卷五十六《幸臣传论》云：“若夫环缨敛笏，俯仰晨昏，赡幄座而竦躬，陪兰槛而高眄，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因城社之固，执开壅之机。”这与《宋书》语言的圆熟朗畅颇不相同。在人物对话里，也常看到对偶甚至四六文句，更令读者觉得别扭。如卷四十七《王融传》载：“上以融才辩，〔永明〕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修史诸公皆齐、梁时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齐梁文风的代表者。这些“文胜为史”（《文心雕龙·才略》）的历史家们，以其文笔为史笔，以骈四俪六的句法入史，他们的史著同样体现了六朝华靡文风。
萧子显修《南齐书》，于正史中为其祖作本纪、为其父立专传（这在历史编纂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因之为尊者讳的地方自然也在所难免。但除高帝、豫章王为特例外，对其他人物的事迹仍能比较客观地加以记述。如对齐武帝萧赜褊心多疑的个性特点即有具体描写，尽管不是在其本纪中。卷二十五《桓崇祖传》载：
初，豫章王有盛宠，世祖在东宫，崇祖不自附结。及破虏，诏使还朝，与共密议。世祖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崇祖曰：“世间流言，我已豁诸怀抱，自今已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崇祖去后，上复遣荀伯玉口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世祖以崇祖心诚不实，衔之。太祖崩，虑崇祖为异，便令内转。
传主随即被杀。萧赜杀他，完全是出于“亡鈇者”似的一连串的猜疑，而无任何实据。卷二十七《王玄载传》里记有一个关于萧赜衔怒不形于色、伺机报复的事例：
从弟玄谟子瞻，宋明帝世为黄门郎，素轻世祖。世祖时在大床寝，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亦复随人寝兴。”世祖衔之，未尝形色。建元元年，为冠军将军、永嘉太守，诣阙跪拜不入仪，为守寺所列。有司以启世祖。世祖召瞻入东宫，乃送付廷尉杀之。遣左右口启上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辄以收治。”太祖曰：“语郎，此何足计！”既闻瞻已死，乃默无言。
在南齐王朝刚刚建立的“建元元年”，萧赜便借“跪拜不入仪”这么一个小小失误把王瞻杀掉。可见其特强的报复心。这个例子不仅具体表现了武帝的狭隘阴毒，而且也约略写出了高帝的气度及语态神情。又如对明帝废杀纂夺之迹绝无隐讳，记东昏侯“慢道”之处亦直露而详尽。身为高帝孙的萧子显，于萧鸾滥杀高、武子孙固然深怀隐痛。而特显萧宝卷之恶，则是为了指明梁武帝萧衍起兵的正义性，此即著者的“微意”所在（《南齐书》修于梁武帝时）。
给一般人物作传，则更可说明萧子显并非不能“直笔”。赵翼甚至以“良史”相许。他说：“《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赵氏还列举《王晏传》、《萧谌传》、《萧垣之传》，认为“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人品自见，亦良史也。”（《札记》卷九）这种如实记述人物生平言行，不加议论，而于叙事中即见其善恶的史笔，长期为历史编纂家们所沿用，是公认的修史良法。它不仅是纪传体的基本笔法，而且是古史以来的优良传统。只要遵循这一传统良法，修史者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
除上列萧赜、萧鸾等帝王和褚渊、王晏一类贰臣外，武人如王敬则（卷二十六）、张敬儿（卷二十五）、周盘龙（卷二十九），文士如谢超宗、刘祥（卷三十六）、王融（卷四十七），廉吏如虞愿、裴昭明（卷五十三），等等，都写得较有生气。同样是廉吏，虞愿鲠直，裴昭明廉洁；同样是文士，王融热心仕进，谢超宗和刘祥“不护细行”（而谢近于轻慢，刘则较刚疏）；同样是武人，周盘龙父子骁勇，张敬儿粗鄙，王敬则则粗中有细。个性各自不同。如《良政传》记虞愿直言冒犯宋明帝（刘彧）的事，即颇为鲜明：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帝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乃大怒，使人驱下殿。愿徐去无异容。
宋明帝为湘东王时，虞愿乃其国常侍。虽然有这种“蕃国旧恩”，但当面揭露皇上浪费“百姓卖儿贴妇钱”，直斥其“罪高佛图”，这无论如何是要担极大风险的。龙颜震怒，大臣“为之失色”，可他却“徐去无异容”。其刚棱无畏的气概，给人的印象很深。又如《王敬则传》写传主助萧道成废苍梧王，也很生动：
苍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则以太祖有威名，归诚奉事。每下直，辄往领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为太祖听察苍梧去来。太祖命敬则于殿内伺机，未有定日。既而杨玉夫等危急殒帝，敬则时在家，玉夫将首投敬则，敬则驰旨太祖。太祖虑苍梧所诳，不开门。敬则于门外大呼曰：“是敬则耳。”门犹不开。乃于墙上投其首。太祖索水洗视，视竟，乃戎服出。
敬则从入宫，至承明门。门郎疑非苍梧还。敬则虑人觇见，以刀环塞窐孔，呼“开门”甚急。卫尉丞颜灵宝窥见太祖乘马在外，窃谓亲人曰：“今若不开内领军，天下会是乱耳。”门开，敬则随太祖入殿。明旦，四贵集议，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官应处分，谁敢作异同者！”
在废立大事发生之际，宫里宫外戎备森严。萧道成一再不开门，及“索水洗视”苍梧王首等行动，皆烘托出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同时再现了这位开国之主性格上谨细的一面。王敬则本一赳赳武夫，“不大识书”，但在这场严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相当机警，临事果决而又细密。
《南齐书》比《宋书》要简净一些。它对于诰、诏、章、表，或不全文载录，或
栝其语载之。它在叙述方法上也较有特色。除仿效《宋书》运用带叙法外，还继《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之后成功地运用了类叙法。类叙法其实是《史记》类传的变体。在司马迁看来，《史记》中有传的人物，不过是社会上某一类人的代表。用类叙法与设类传一样，都是连“类”而及，叙述同一类型里多个代表的事迹。赵翼以为，“《齐书》类叙法最善”，其中“《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札记》卷九）《南齐书》“类叙”人物多用具体事例或小故事，其笔法较《汉书》等史确实更有生气些。用类叙法在同一传里叙及多个人物，不仅可以精简文字，而且通过对多个同类历史人物的参照记录，可以使读者对这一社会类型产生某种本质的认识，使该类型人物的总体形象更为凸显。
五
《魏书》在史学史上是一部颇受訾病的正史。书成后不久，即被斥之为“秽史”。在“群口沸腾”，“群臣多言不实”的情况下，魏收奉武成诏修改了两次。著者死后，后主又诏更撰。直到隋朝，文帝、炀帝还先后下令别撰。王鸣盛说：“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特存，则又不可解。”（《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魏书》在史学上的得失姑置之不论，我们且就其著者的文学才华，及书中所表现的散文创作成就（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指出：“魏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表现在《魏书》的写作中。”（《南北朝文学史》第386页）这个论断很稳妥。），略予述评。
魏收是北齐著名文人，与年辈稍长的邢邵及北魏温子昇齐名。《北史》本传说他很有文才，“辞藻富逸”，“以文华显”，“体物之旨，尤为富赡，足以入相如之室。”文人修史，都颇注重文采。魏收也不例外。而且北魏是由文化较落后的少数部族所建立，史家为这类王朝编纂史书，大抵都要讳其“夷音”，饰以“华语”。刘知几指出：“彦鸾（崔鸿）修伪国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史通·言语》）在《魏书》里，那些鲜卑帝王无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如《彭城王传》所记孝文帝元宏与彭城王元勰之间的对话，几乎没有不“援引《诗》《书》”的。元宏命元勰为元（拓跋）族宗师，后者表示谦让，这位拓跋氏帝竟用《尚书·尧典》里尧舜对臣下的语言说：“汝谐，往饮哉！”虽然史称元宏“雅好读书”（《高祖记》），元勰也“敦尚文史”（本传），但在口头交谈里使用这样佶屈聱牙的文句，无论如何是难以让人相信其真实性的。
《魏书》文字的虚饰之处，固毋庸讳言。不过，其中（特别是人物语言中）也有宋代刘攽等人所谓“质俚”（语见《旧本〈魏书〉目录序》）的一面。如卷三十一《于烈传》载，宣武帝元恪即位时，咸阳王元禧为辅政大臣，曾遣家僮通知领军将军于烈，令其派羽林军护送他，不料遭到拒绝。接着写道：
奴惘然而返，传烈言报禧。禧复遣谓烈曰：“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
按，元禧为献文帝拓跋弘之子，于元恪为叔。裴松之说：“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三国志·魏志·陈泰传》注）这段对白就是近于口语，且合于人物个性的。宰相的骄横，领军的刚直，皆从“其口”中道出。卷二十八《古弼传》云：
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世祖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
这正是“雄断”而“果于诛戮”（本纪）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口气。这与江芈之斥商臣（“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见《左传》文公元年），刘邦之骂郦生（“竖儒，几败而公事”，见《史记·留侯世家》），也十分神似。卷九十五《苻登传》所记传主之言，如“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尔决”，“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等，读者同样可以相信是出自“粗险不修细行”的符登之口。
此外，著者在援据经史的同时，还引用了一些俗说风谣。如卷七十九《张寔传》所记张骏时童谣、卷七十五《尔朱彦伯传》所引洛中民谣等皆是。刘知几曾盛赞隋代史家王劭的《齐志》，说这部史著无论“童竖之谣”、“时俗之谚”，还是“侮嫚之词”、“鄙俚之说”，凡属“当世口语”，皆能“从实而书”，是记言从其实的楷模。（《史通·言语》）被刘知几斥为“华而失实”的《魏书》，其所记“当世口语”也并不为少。就语言风格而论，在《魏书》中文饰与质俚并存，互不相掩。而且，即使是“宪章《史》《汉》”，也显得笔意爽劲。这与《南齐书》的雕绘而滞重的文字风格颇不相同。《魏书》作为唯一一部由北朝人撰写的六朝正史，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南朝华靡文风的影响，但它的语言还是多少体现了北方朴野淳厚的民俗文风。
唐代历史编纂家李延寿称许魏收“勒成魏籍，追踪班马。”（注：语见《北史·魏收传论》。《北齐书》收传原缺，后人据《北史》补，而无论赞。然据《史通·浮词》原注（“李百药《齐书》收传论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但志存实录，好抵阴私”），《北史》收传论实系李延寿袭用李百药原文。《曲笔篇》里刘知几又说，李百药所以推崇魏收，是因为他的父亲李德林年少时深受魏收器重（事载《北史》卷七十二德林本传）。）明人张溥也认为魏收史才优于沈约（注：《魏特进集》题辞云：“余谓伯起生平文体得之乐安固多，若问史才，隐侯《宋书》亦其兄事也。”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6页。按，“乐安”指任昉，昉乐安（今山东博兴县）人。）。所谓史才，大抵是指驾驭史料及记事载言的能力。在《魏书》所涉及的那段历史中，凡《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所讳饰之处，魏收则无须为讳。他对于有关史实，皆能纵笔直书，较之以上诸史隐讳曲折的史笔来，自然就切实、朗畅得多。魏收所亲身经历的北魏末期，朝廷内部的斗争情势（如灵太后专制、元叉弄权）尽管错综复杂，但与之相关的事件，都因其为著者所熟悉而被叙述得较为具体生动。如卷七十三《奚康生传》记传主欲杀元叉而反为叉所杀的经过，即可见出著者叙述复杂关系的才力。肃宗年幼践阼，其母灵太后临朝称制，淫乱肆情，被元叉等人幽禁。次年，肃宗朝见灵太后，作为右卫将军的奚康生与元叉（江阳王继长子）及侯刚（左卫将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旋折，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言。日暮，太后欲携肃宗于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迄，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灵太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肃宗引前入阁，左右竟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肃宗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叉所执，锁于门下。
奚康生子难娶侯刚女，而侯刚长子详为元叉妹夫。三家不但是姻亲，而且在政治上“深相委托”，曾共谋废灵太后。只因睚眥之怨，就反目成仇。灵太后看出三人间已露嫌隙，欲借母子相见之机，携肃宗留宿其寝殿，挟子自重，以图再度垂帘。奚康生酒后不谨被执，“粗武”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都描述得头绪井然，有声有色。
一般地说，只要史家善于叙事，作为事件主体的历史人物，就能在其笔下得到到某种程度的再现。魏收的史才，同样在人物描写方面有所发挥。虽然《魏书》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空泛（刘攽等所谓“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但在那些记载较为翔实的篇卷中，还是有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活跃着。如卷二十八写古弼的刚直，卷五十六写崔巨伦的智勇，卷六十六写李崇的精审，卷七十写傅永的坚忍，卷七十三写杨大眼的骁果，卷七十九写成淹的辩给，卷十九中写元顺的“謇谔俶傥”、“亢毅不挠”，都很有生气。
元顺是任城王元澄之子，因直言谏诤而结怨受谗，一生不被重用。其本传载录了好些个有关他鲠言正议、刚直不阿的实例。年少时，刚起家为官，即表现出平交权臣的气概。宣武帝元恪的舅父高肇，作为“帝舅”，权重一时，“天下人士，望尘拜伏”，而元顺以一个初仕的少年，竟然“直往登床，捧手抗礼”；当“王公先达”对他的举止“莫不怪慴”时，他却“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这种比较的描写，对传主的神采作了有力的烘托。为吏部尚书时，他坚决顶住了高阳王、辅政大臣元雍的威压：
时三公曹令史朱晖，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雍以为廷尉评，频请托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于地。雍闻之，大怒，昧爽坐都厅，召尚书及丞郎毕集，欲待顺至，于众挫之。顺日高方至。雍攘袂抚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亲尊莫二，元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于地！”顺须鬓俱张，仰面看屋，愤气奔涌，长嘘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复逾之也。”雍曰：“身为丞相、录尚书，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顺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闻有别旨，令殿下参选事。”顺又厉声曰：“殿下必如是，顺当依事奏闻！”雍遂笑而言曰：“岂可以朱晖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顺入室，与之极饮。
身兼献文帝之子、孝文帝之弟、宣武帝之叔、孝明帝之相，元雍的权势可谓人臣之极。元顺仅仅为了一件普通的授官之事，就敢于冒犯这位宗亲辅弼，甚至投其“命”（委任令）于地。在元雍大怒之下，他又敢于据理与之抗争，毫不退缩。最终还是自矜“四海之内，亲尊莫二”的宰辅加亲王赔上笑脸，作了让步。写元雍气急败坏的情态，将氛围渲染得异常紧张，这对元顺刚强不屈的个性是很好的陪衬。
此外，他对元叉、元徽（城阳王）以及近幸穆绍、徐纥等，或正色直谏，或厉声呵斥，也从不苟合取容。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对重新称制的灵太后的如下规谏：
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顺面诤曰：“《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不出。还入宫，责顺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也！”顺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元叉当权时，元顺曾被外调为齐州刺史。灵太后反政，把他征召回朝，并重用为侍中，待他可谓不薄。而且对于女性，当众指责其“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似乎也未免有些过分。但元顺的公直无私、不顾情面的思想性格，正由此得到十分清楚的显示。更况以太后之尊而“众中见辱”，这要引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敢冒如此大的风险，尤其能表明元顺的鲠直与刚毅。传中还收录了元顺《蝇赋》一篇。赋中以苍蝇喻谗间小人，说他们百无一用，“唯构乱于蒸民”。该赋对于表现作者平生受谗毁的心境，也很有帮助。
《崔浩传》（卷三十五）和《高允传》（卷四十八）更是魏收的“极意之作”（注：李宝泉《〈魏书〉平议》卷二，载《汉堂类稿》（民国十二年刊）。）。两传不仅篇幅特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著者个人的感情。崔浩、高允是撰述北魏“国史”的史家，曾因国史案受到牵连（注：关于此案，《崔浩传》有梗概叙述：“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魏收与崔、高一样，也是奉诏修魏史的史官。他在为两位前辈立传时，自然就不会不特别注意其身世遭遇了。
崔浩为拓跋嗣、拓跋焘父子两代筹策军政，“若合符契”，从无失误，显示了杰出的才略。本传主要记录他的议对、谏说之辞。在谋谟国事的具体活动中，其矜才使气的个性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露才扬己、力排众议，他备受鲜卑诸大臣的忌恨和非毁。终因骄矜而不善韬晦，引起了杀身灭族之祸。
关于崔浩遇害的深层原因（鲜卑统治势力欲借国史案削弱以崔氏为首的汉族士族的力量），魏收不愿明说，致使读者感到“真君十一年六月诛诰”一段文字来得很突兀。同是才华出众的汉族史家（而且自矜的性格也相似），魏收对崔浩的命运颇怀悲愍悼惜之意。他不仅在卢玄、王慧龙等人的传里用“互见法”将国史案的真实背景揭出，而且在崔浩本传里以隐曲而蕴藉的笔触对传主表示了同情。他极力赞扬崔浩“才略之美”，反复用“如浩所言”、“如浩所量”、“果如浩言”一类话语，肯定其“盖世”谋略及帮助太宗、世祖“宁廓区夏”的功劳。又记崔浩非毁佛法，取释典而焚之，“捐灰厕中”，及被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魏收于此感叹道：“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在《世祖纪》里，他还借拓跋焘之口发出“崔司徒可惜”的悲惋。而最集中表露著者对崔浩的评价和伤悼的文字，是《崔浩传赞》：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亏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赞语仍旧写得比较含蓄。崔浩虽然“威未震主”，但其才与智已使鲜卑君臣震惊。“末途邂逅”的话也是不确的，因为他不得“自全”决非偶然。至于“鸟尽亏藏”、“器盈必概”，更不是悲剧的根源。这种吞吐曲折的语言，无疑寄托魏收悼愍前贤的“微意”。在《魏书》中，这是一篇特别带有著者个人情感的论赞。
高允是《国书》的主要撰写者，崔浩不过“总裁而已”。但高氏不仅免受刑戮，而且因史案赢得“贞臣”的美名。高氏所以能有与崔氏截然不同的遭遇，主要固然是因为受到皇太子的保护（允曾“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但与他的性格特点也有一定关系。本传具体生动地记述了他在案发后脱离险境的经过情况：
初，浩之被收也，允值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族灭，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
为帮助高允渡过险关，拓跋晃替他精心设计了一套对应之辞。但他处处如实回答，完全不理会这位皇太子的授意和导演。气氛十分尴尬、紧张。事后恭宗责怪他说：“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面对盛怒的太武帝，他从容应付，依事直陈。比之“惶惑不能对”的崔浩，他那处变不惊的修养功夫确乎不浅。他在“政事筹策”方面的才智及业绩皆远逊崔浩，但在待人接物上却比崔氏精明敏锐得多。如崔浩曾荐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太子晃认为当先用先召之人，“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崔氏竟“固争而遣之”，高允闻知此事便对人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他比起固执己见、坚持不当做法的崔浩来，就显得更为明达。又如他听到闵湛、郄标劝崔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的事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其政治嗅觉明显优于崔氏。
拓跋晃说高允“不知机”，这是错怪了他。以其对人情事故的练达，他岂能不理解事态的严重及恭宗的用意。在向太子晃解释何以冒险直言时，他说是因为自己不愿“违心苟免”。可是后来他却对别人说：“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翟黑子为太武帝宠臣，曾因受贿事败露，请计于高允，问是首过还是隐情。允劝其“答诏宜实”，但“黑子不以实对”，“终获罪戮”。显然，高氏“不奉东宫导旨”的真正原因，并非他向拓跋晃表白的所谓不愿“违心苟免”，而是为了履行他对翟黑子说过的“答诏宜实”的话。高氏对拓跋焘父子是很了解的。从翟黑子获罪的事实中，他更确信在太武帝面前只要“自告忠诚”，什么罪都有可能得到宽恕，况且又加上恭宗的全力保救。以其“体邻知命，鉴照穷达”的明敏，他不会不能揣知自己是可以“苟免”的。他所以敢于抗雷霆之怒，不负翟黑子，恐怕也与他的这个基本估计有一定关系。
高氏在史案中的表现，使读者感到他既有“依仁”、“执义”的一面，也有“知机”甚至奸猾的一面。王夫之说：“高允翟黑子之言，只以奖老奸之小信。”（《读通鉴论·叙论三》）对高允直以“老奸”称之，未免太过。但注意到其人品中的消极因素，却不失为卓识。不过，魏收记高允“恐负翟黑子”之言，并不是一种褒奖，而是含有史家刺讥之旨的《春秋》笔法。
以上我们对沈、萧、魏三人所修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作了粗略的考察。从考察中发现，这三部史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六朝文风的体现者，与文学发展的总进程有密切关系。而且，不论是在记事载言方面，还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史传文学都代表着当时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如果文学史家不重视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不予以专门研究，就很难写出内容完备的文学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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